关于“民主”的思考

　　“民主”在人们的心里是个很神圣的字眼。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就是高举“民主”的大旗，唤起了亿万人民群众，由此谱写了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可歌可泣的现代史。还在新世纪开始之际，一个知名学者的一句名言——“民主是个好东西”，传遍了全国。可是，最近十多年来，关于民主是不是个好东西，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有政治学学者批评“民主的迷信”，并以许多国家在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后出现的动荡，分裂，腐败盛行，人民生活在兵荒马乱、艰难困苦之中的事实作依据。

　　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不妨理一下争论双方的主要观点。

　　主张“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论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民主制度可以充分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最大限度地保障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防止少数人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公众利益，有效防止腐败。

　　第二，民主是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政权，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护而稳定、有效地运行。

　　第三，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形成认同国家为共同体的公民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操。在国家遇到危机之际就会以国家主人的意识齐心协力保卫国家。

　　质疑“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论据，主要可以归纳出以下几条：

　　第一，在民主制度下，很难避免利益集团，特别是大资本财团操纵选举的情况。在多党竞争中，各政党只是为了追求本党的私利而并不以寻求社会共同利益为宗旨。不仅因互相掣肘而造成执政效率低下，而且可能因对立政党各自裹挟一部分群众而造成社会撕裂。

　　第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实行民主，往往会激活和强化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导致民族矛盾激化，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

　　第三，民主制度下一人一票、单纯“数人头”的选举，往往不能推举出高素质的，具有治理国家能力，能够着眼国家长远利益的领导人。民主可能导致民粹主义，甚至可能被像希特勒那样的人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蛊惑宣传来获取支持而上台。

　　环顾今天的世界，对照上面所列出的各条，有哪个国家，包括那些自我定性的“民主国家”，能够称得上是真正体现出民主的正面作用而完全避免其负面影响的呢?

　　日裔美国人福山在上世纪末提出“历史终结论”，声称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就以福山所在的美国来说，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的恶斗正在造成美国社会的撕裂;相当多的民众已经看透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是为了追逐本党及其背后资本财团的私利因而对政治和选举十分冷漠。在投票率始终低迷的情况下，仅仅过半数的微弱相对多数而获选的总统，能说是拥有大多数人的认可吗?2021年大选后发生的暴力袭击国会大厦事件，意味着连支撑选举制度的程序公正也受到严重冲击。现实情况使得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坛的分裂和极端化，哀叹没有想到西方政治会出现这样的倒退。

　　如果严格按前面列出的几条关于民主的评判标准来看，要说真正名副其实称得上充分体现民主优越性的，当数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

　　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是不是得到了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当然是。没有这种拥护，小米加步枪的弱势解放军打败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是不可想象的(连斯大林也想不到)。在这场伟大的解放战争中，人民用满腔热血和无私援助表达了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烈期盼和坚决支持，这就是新中国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明，其意义远非用墨水所写的选票可比。也正是由于广大人民认可新中国代表了自己的利益，才会在建国伊始就面临美国飞机大炮原子弹威胁的危急关头表现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高度团结和极其高昂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之高在有史以来全世界的政党中实属罕见。正因为有了这个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核心，才能使几十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各民族高度团结，和谐互助的大家庭，使得一盘散沙的亿万民众史无前例地凝聚在共同的信仰之下。也正因为人民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一党私利，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的执政宗旨深信不疑，所以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艰苦奋斗，为实现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勒紧腰带，节衣缩食，一辈子吃几辈子的苦。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以主人翁态度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各级政府官员，创造了令全世界赞叹的清廉政风。

　　所有这一切，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人民民主的光辉体现。

　　回过头来，面对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否成立的争论，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的伟大教员毛泽东是这样回答的：“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这一席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使长期纠缠不休的争论豁然有了一个明确的解答。

　　毛泽东的这段话让一些知识分子很不爽，他们不能容忍把被他们奉为普世价值而无比神圣的“民主”降格为“只是一种手段”，所以在伟人逝世后，就有人对此口诛笔伐。

　　然而，从历史到今天，事实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呢?

　　就以五四运动来说，当年高举民主大旗的一批知识分子就是抱着救亡图存的热情，为了把中国从外受列强欺侮，内受军阀混战之苦，政府腐败无能，百姓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里解救出来而冲在最前面的。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救国与民主，救国是目的，而民主则是实现民族解放的途径和手段。

　　这批知识分子很快就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受到苏俄十月革命影响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为救国之路，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另外一部分深受英美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笃信英美民主制度可以救国。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国人痛感亡国之祸迫在眉睫，这批追崇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内部也很快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人痛感政府腐败无能，转而主张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原本旨在宣扬西方民主而颇具影响力的刊物《独立评论》，最终却沦为宣扬专制，为蒋介石独裁统治摇旗呐喊的论坛。即便是坚持西方民主的《独立评论》主编胡适，也只是把民主制度看作是对被他称为“幼稚阿斗”的平民大众作启蒙教育的“幼稚园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近代史证明，人们对政治制度的选择，包括对民主的态度，完全是由他们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决定的。

　　就以自我标榜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当初资产阶级也是将民主作为反对贵族统治，争得自身政治权利的武器。可是当他们夺得政权后，就容不得其他阶层的人用民主来动摇他们的统治。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曾经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可是十年后却转而信奉贵族政治，断言“民主很快就会退化成无政府状态”。二战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卓越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议会中取得很大优势，但很快就被资产阶级排挤出政府(如法共，意共)，甚至直接被取缔(如美共)，曾经进入政府担任总理和内阁部长的印尼共产党，遭到了血腥镇压，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惨遭杀害。

　　现代资本主义比较成熟的两党制或多党制，适应了市场经济不同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达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调节、制衡与妥协，从而避免极端的竞争与对立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对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夺主要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身上，而在发达国家里则形成庞大的中产阶层，并通过参股等方式，使中产阶层不同程度地依附于资本。政党轮替可以缓解民众对社会的不满，但实际上丝毫不会动摇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现行的民主制度就成为资本主义得以稳定运行与长期存在的有效工具。

　　然而，一旦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高度尖锐化的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就会不惜用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取代民主制度，以求更高的效率来维护和扩大本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的希特勒就是在这种“危机”局面下上台的。实际上，当时法西斯运动绝非只出在德国一国，而是普遍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意大利、日本以及奥地利、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弥漫着法西斯的气息。直至今天，每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恶化时，纳粹思想就有回潮之势。　　历史证明，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包括民主制度的选择，是统治阶级追求其政治统治效率最优化的结果。

　　毛泽东讲的一点也不错。他撕掉了蒙在“民主”外面种种朦朦胧胧的面纱，直言其实质——“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这就是说，“民主”只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政治手段，所以，要评判“民主”，就要从分析它所为之服务的目的着手。

　　毛泽东是赞成民主的，而且他赞成大民主。何谓“大民主”，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当家作主的权利。毛泽东毫不隐讳他所赞成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获取解放、争得自身权利的手段。他说：“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

　　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共产党掌了权，毛泽东还赞成大民主吗?他明确地回答：“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这个时候，大民主是“干什么事情”，“用在谁人身上”的呢?他同样明确地回答：“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在农业集体化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消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个时候，毛泽东依然强调需要大民主。这个大民主，如毛泽东所说，“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了适应和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个时候，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威胁最大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新的矛盾又发生了”，这个矛盾集中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与掌握了权力而又蜕化为官僚主义者的少数掌权者之间的冲突。如毛泽东1956年所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认为，一旦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生产资料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会因少数特权阶层的把控而逐渐被腐蚀和瓦解，以至名存实亡。为了保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变质，就必须发扬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在发出上述警告之后，毛泽东对此几乎每会必讲，以至年年讲，天天讲，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的大民主，毛泽东热烈鼓励人民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为武器，向官僚主义、特权阶层开火，不仅允许群众示威游行，而且力主允许工人罢工。

　　到他七十高龄的晚年，毛泽东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蜕化变质的现实得到警示，深切担忧中国重蹈苏联的覆辙，于是下定决心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和政府的黑暗面。他要用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来捍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这就是他所认定的必须要做的人生第二件大事。

　　纵观历史，环顾世界，有哪个政治家，能像毛泽东这样毫无保留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大民主?毛泽东早就对着党内相当多只想坐天下而生怕天下大乱的人说：“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道理很简单，就是一条——坚定地，全心全意地“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毛泽东的一生是完全、彻底，从内心到言行，从思想到实践，都始终坚持这个原则，由此，他成为了超乎于有史以来所有政治家的最伟大的人民领袖，成为人民群众永远敬为精神领袖的伟大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