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社会主义改革（二）——四大自由

       如果说革命委员会是人民民主的外在形式，那四大自由就是人民民主权力的核心保障。

　　“四大”者，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大鸣大放源于1957年太祖请民主党派人士助党整风时放出的创意，原话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时激起了广大跻身于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高度的参政热情。当时民主党派是很有组织力量和舆论动员力量的，因为前者像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多是旧中国和蒋家王朝独裁统治挑战的斗士，和我党大佬在共和国建政方面有着统一战线之谊，有的本身就是辛亥元老，颇有政治声望和组织凝聚力的;后者像大公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新观察这些知名报刊就都是由各民主党派直接控制的大众传媒。依太祖的总设计，就是希望民主党派扬其所长，作为类似明清时期的都察院御史台一类机构，站在民众代言人的立场监督政府内的官僚倾向及其他问题，作为执政的中共的诤友。

　　遗憾的是50年代的整风被党内官僚体系翻云覆雨演变成一场反对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的“反右”斗争，百家争鸣演变为“引蛇出洞”，一举捉拿了55万“右派”，“反对书记就是反党委，反对党委就是反党”的潜规则由此大行其道，民间舆情一时钳口无言，刘邓控制的党务官僚体系成功阻止了党内外和民间的不同声音，开始了其热衷私有制的复辟之途。不平则鸣，文革一声炮响，被官僚体系压迫已久的声音终于通过四大自由迸发而出，演绎出一曲大众民主的红色协奏。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中国历来高明的政治家都懂得对于不同意见和看法“堵”不如“疏”的基本道理。实践证明，在文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最有力的政治武器就是落实到每一个公民头上的四大自由，她是老百姓民主权、话语权的最好体现，是大众民主监督权最好的实现途径，是工农群体主人翁政治地位的有力保证。作为经验总结，她写进了1975年宪法，这是防止中国红色政权陷于“历史轮回周期律”的一个有力措施，也是中国政治由官僚体系垄断走向民间广泛参与的一个跨越式的大进步。仅此一点，文革就功在千秋。“四大”武器直指垄断政治资源的党内走资派和今天资改派的软肋，因此文革后的五届人大即通过宪法修改案而取缔了人民群众的“四大”自由包括罢工的权利。其借口无非是“无序”“混乱”而已，其实只要假以时日，“四大”存在的一些欠缺之处是不难完善解决的。文革真正的欠缺之处就在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群众组织逐步消亡，从那时起，就缺少了组织起来的群众力量去监督、鞭策、质询党的政策及各级领导。因此当那些走资派政变上台以后，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由于没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也就无法和复辟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所以尽管罢工权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写入宪法，但这些权力都可以被走资派一夜之间轻易地剥夺。

　　今天，信息革命促成了网络舆论的兴起，成为超越政治权力掌控的新的“四大”形式。

　　如今，得益于网络媒介的力量，中国的草根阶层实际上已经开始能够与官僚集团在舆论上对抗，而党内健康力量也巧妙地利用网络争取民意，为唱红打黑造势，形成了新形势下上层和人民的互动。事实上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已经在网络上复活，而且比四五十年前更有效率，传播面也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亿万博客的闪亮登场，正是广大群众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表达自身话语迫切需求的写照；以“乌有之家”“毛泽东旗帜”“民族复兴网”为代表的数百家左翼网站，以张宏良、孔庆东等名博为代表的千千万万心向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左翼博客，以遗少博客加入的红色圈子为代表的网上千千万万左翼圈子，代表了亿万草根的政治取向，汇成了今天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回归毛泽东道路的历史潮流，不正从各个方面佐证了文革和“四大”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吗？

　　文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千古伟人发动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社会革命，其运作样式和运行轨迹注定成为千古绝唱，再也无法复制。但是文革大众民主的原则和革命“造反”的精神是永存的，并且不经意间已经在网络世界百花盛开，再现芳菲。今天重访西柏坡，走太祖指明的人民民主之路，有意褫夺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都是符合民意之举。“得民心者得天下”，相信党内健康力量会得到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及体系内的拥趸。

　　“四大”这一文革遗产是当今主政者“维稳”和因势利导转轨定向的极好工具。所谓“礼失求诸野”，在现有政治环境下通过各方能够接受的改良方式，对网络左翼民意因势利导，加以整合;恢复被特殊利益集团强行取缔的左翼纸媒刊物《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并准予全国公开发行;推广重庆唱红打黑做法，逐步壮大左翼声音，给受剥削受压迫的草根带来希望;对既得利益阶层不当得利予以调整;允许对精蝇话语砖家的资改言论在主流传媒进行批评性辩论，营造一种左中右各种声音民主鸣放辩论的平等氛围，逐步恢复大部分草根人群的话语权限，并以此作为以后政治改革的基础和出发点。

　　“四大”权力与造反有理（罢工、集会、示威游行等等）相结合的形式，她弘扬并完善文革遗产的精华部分，将是今后推动社会民主进步的主要形式。这种“还话语于草根”的大众民主是对继承封建传统并披上资产阶级“民主”外衣的精英政治的反动，在这种大众民主的完美组合面前，一切反人民、反人类的资本独裁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红卫兵

　　近代以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帝国门户。从此，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激愤了世代有知青年，故名“愤青”，呵呵，于史有徵的啊。大清时期，每年钦点进士（大约相当于现时大本毕业文凭？）不过百十余名，民间有个秀才头衔就可以见官不拜，免缴田粮，也算进入特权阶层底端了的，知识分子稀缺啊！尽管如此，甲午国耻还是激起了入京赶考的千名举子“公车上书”，要皇帝奋而革新，“明定国是”。放着即刻到手的特权（殿试完毕，所有考中的进士即以七品任用，或内点翰林，或外放知县，均相当于今天正县处级哟），要去做这种罢考犯禁的事情，只有愤青才做的出来呢。每天想着开个小店、办个公司、做个白领，管他资本洪水滔天，我自靠羊皮卷小舟创业捞金的人肯定是没有这个觉悟的。

　　正是愤青的举动促成了老大帝国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失败，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就是愤青精神，其实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民族脊梁里面的脊髓，国家和民族的精华呵，正解“精英”即应如此。六君子中有我山西闻喜人士杨深秀一名，自豪一个!口舔资本滴下的一点残汤剩水，口吐白沫为资本剥削工农评功叫好的那只能称作“精蝇”，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而已，不足为道的。

　　变法失败，愤青失色。农民也是要反对侵略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但那就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行为了。没有知识和理论的引导，农民运动或称“群体事件”那就是事出有因但于事无补啦，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破坏就愈大。史上黄巢李闯太平军都是典型的例子。所以后世国共两党就以平均地权、人民公社来治理三农，成功的政治操盘手都懂得，在中国这个农耕文化和小富即安的农民思想至今占据主导的社会，对三农问题必须要以组织+疏导的办法来治理，而不是靠专政工具去“严防死守”。“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最高指示至今没有失效呢。

　　进入民国，教育普及，民智渐开，愤青又开始对国家大事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成为现代大众民主的催生者——1919年的五四，否定了北洋政府的卖国协定，其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一二九，否定了“华北自治”的分裂国家及降日行为，其后形成了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下的二度合作;1947年开始的国统区学生“争民主自由”运动，否定了国民党独裁政治，其后直接配合我党我军的第二条战线，催生了今天的人民共和国。遗少发现，所有这些，背后都有北京大学的校旗在前头飘扬，北大红楼，作为现代中国民主思想诞生的象征，值得今人朝拜，那是走出我党开宗立万三元勋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的真正圣地呵。后世各方神圣有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者，有提“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者，还有提“房地产是带动经济的火车头”等等不同高论者。但是纵观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只有愤青对历史的推动才是有迹可循的常态，而愤青的背后，则是五四倡导的“德谟克拉西”精神，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众民主”。

　　眼下似乎进入建设年代和经济社会了，青年人上大学都捡着金融贸易、通信电子、医药化工、行管政法等实务类专业报考，文史哲一时成为冷背学科，中国大学的领航者也由“北大清华”悄悄演变为“清华北大”。哲学，本是一切领域的方法论学科，这一重要学科居然成为青年报考志愿的弃儿，不能不说是今天中国社会太过于急功近利的悲哀。相信国家和民族再度回归人民民主正确路径之日，即是北大的民主大旗再度高扬之时。

　　1957年毛主席第二次访苏时，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发表了这段被广泛引用、家喻户晓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他的话，不但使在场的留学生们激动万分，更成为后来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向往祖国献身革命的动力，也成为一段寄希望于青年、寄重任于红色知识青年的经典语录。

　　正是在毛主席的人民民主思想引导下，新中国一代愤青继承前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愤青传统，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愤青精神，掀起了1966年八一八红卫兵大潮，否定了走资派派去的工作组，成为引发文革高潮的响亮前奏，也使红卫兵成为文革最具代表性和独占性的特色遗产。当然，他们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愤青的最正统的承前启后的传人。　　

　　红卫兵的产生，既是历史愤青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体制压制的副产品。1960年代中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渡过重重险滩，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生涯渐入佳境——旧社会过来、跻身于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被反右斗争搞得失去领军人物，已经无力向执政党提出挑战意见;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党培养起来的一代，一些敢于逆“龙鳞”者已被反右斗争打了下去;工农大众则随着经济好转、生活改善，成了坚决拥趸执政党的社会主流。国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得到空前稳固。农民出身为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难免暗生骄纵之心，堕入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周期律”怪圈，“朕既是党”的思想在每一级领导干部中滋生成长壮大起来，在基层有人对领导提意见，往往就被领导本人和一些群众认为是“反对党的领导”，七届二中全会倡导的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渐行渐远。物极必反，官僚体系的压制带来了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弹，导师点火，知识愤青组成的红卫兵冲锋陷阵，工农大众随风景从，终于在华夏大地演绎了一场20世纪的东方巴黎公社运动，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革遗产。

　　今天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和“剥削有功”的价值观念，产生了贪腐官员、话语精蝇、新兴资本构成的“铁三角”反动逆流，草根阶层在政治权利、经济生活、社会地位三方面所遭的不公和所受的压迫早已远远超过当年。既有逆流出现，就会有勇立潮头的反潮流勇士，正是“铁三角”吞噬改开财富的疯狂，从反面激活了理想主义的一代新人，激怒了青年白领中一批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愤青，今天在网络各大论坛、在各家博客呼吁社会公平，呼唤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回归者犹如百川归海，浩浩荡荡，这就是今天的愤青群体的代表人物。网络上的当代愤青也可以细分为“老中青”三代人。

　　老者出于当年红卫兵中的晚辈，即中共建政初期到五十年代末出生的这批人，迭经三十年的红色教育和三十年改开时代的大浪淘沙，一些头脑中充斥“三十亩地一头牛”小生产意识者已被历史淘汰，余者以天安门朝圣为起始，经历了千山万水，勘破了层云迷雾，面对资本主义血淋淋的复辟，他们的思想意识又回到了伟大神圣的天安门形态，我们姑且把这批亲历文革的传承人称作“红二代”。“红二代”的红色教育，注定了他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关心国家大事，注定了他们同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杜勒斯之流“三代之后和平演变”的狂妄誓不两立，注定了他们为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摇旗呐喊冲锋陷阵……“红二代”中不少人已经身居庙堂之高，如习、薄等皆为代表人物；还有更多如遗少者流，记住了毛爷爷的教导，位卑不敢忘忧国，虽在草莽，心系江山。他们承前启后，是中国社会主义得以复兴的保证，是党内资改派无法逾越的一道屏障，在新红卫兵中起着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也是六十年代大规模培养教育成就了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硕果，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贡献。

　　主力中流则是6070后生人，这批人现在正是事业有成，年富力强，后劲勃发的韶华年代。他们在幼时也接受到一些红色传统教育，亲历了1989的民主风潮，更重要的是改开这个优秀的反面教员告诉他们：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选项!这批人掌握了与时俱进的革命理论，有相应的文化学养和经济社会地位，多为白领中的拔尖人物，像现在如滚雪球般扩展的新左派中青年学者群体就是其中佼佼者。他们上有革命老一代的提携支持，身后聚集了大批的“粉丝”级8090后青年，自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后来人，成为新文革时代的擎旗者。革命先烈泉下有知当含笑马列毛红色大纛之下。

　　更大的群体就是8090后正在和已经接受毕高等教育的新一代青年。他们从认识社会、走向社会开始，就深深感觉到了新“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就业、职场中严重的社会不公。他们在茫然的徘徊中接受到了以网络为主体的红色媒介的影响，开始学习、了解、探讨、思考伟人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革运动，并且找到了基本正确的答案。现实告诉他们，只有毛主席的真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8090作为新生代潜在的红卫兵队伍，正在迅速成长起来。

　　有伟人创造的红色事业，必定就会有献身于这一崇高事业的红卫兵队伍。这是平凡中的崇高，是超越世俗社会的理想和情感，是时代愤青红色思潮+大众民主理念的完美境界，正如一位山西大学学子在南街村参观留言簿所写的“共产不是乌托邦”那样——从信仰角度看，他们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的践行者；用宗教角度看，他们就是一群先知先觉的圣徒。1984年建国35周年国庆游行时“小平，您好”那幅醒目标语代表了6070后当时的情感，仅仅五年后，这种情感就随着对愤青的镇压而一去不复返了；而全国人民对2009年国庆游行第一方阵的向往，则毫无疑义地表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人民永久的选项，才是能够跨越时空间隔，产生一代又一代红卫兵的不竭源泉。这，就是社会马鞍形发展和时代进步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