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效罗思鼎：社会主义改革（一）——革命委员会

　　“三结合”样式的革命委员会是文革最具成效的改革成果；毫无疑问，她也是中国两千年来最具性价比的政府形态；更重要的是，她给中国今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经过十年检验卓有成效的模版和范例。

　　从瑞金时期起，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开始探索人民政权的组织模式。从仿苏的中华苏维埃瑞金政府到土生土长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再到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民主政权，中共建政前20年的探索实践，充分体验了各种样式的民主政权，为全面夺取政权后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后，城市资产阶级已经不足以成为制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力量，毛泽东开始思考改革私有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用社会主义政权限制资产阶级，逐步消灭资产阶级，从而限制私有制，逐步消灭私有制，实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6070年代，他老人家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等口号，表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全面进入与资产阶级斗争，全面进入与私有制斗争的时代。革命委员会就是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雏形。

　　革命委员会是文革中群众的首创。上海工人夺了原市委市人委(即市政府)的党政财文大权，工人怎样对上海市实行管理，造反派内部几经磋商，由起先的“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毛主席说：“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并在事后给予这样的评价：“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由此，全国山河一片红，远悬南海的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也于1969年3月改称为“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由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代表组成，其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军队代表(后改为工农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群众的权益。到了70年代中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新的“三结合”成为“老中青”三结合，“老”为原来的领导干部，“中”和“青”则按比例由原有干部、造反派出身的新干部、从本单位工农群众中选拔的新干部组成。

　　革命委员会的要旨和特色体现在“三结合”、“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联系群众”四个方面。

　　先说“三结合”。我党建政，就是依靠党的干部、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三种主要力量。建政后，在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下，干部队伍的官僚作风渐渐成势，走私有制道路的代表人物刘邓占据了党政要津，他们代表了党内的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阵，并且一度占据了党内主流地位，致使太祖倡导的大众民主和草根阶层共享社会主义成果的思路屡屡夭折于两条路线的明争暗斗之中。文革之前，党内走资派全力鼓吹特权思想，地方干部行政级别与军队干部军衔相互挂钩，形成了等级严明的福利待遇体系，因而得到了中高层官僚特权派的追随拥护，并且争取到干部队伍中的大部分中间派，毛泽东被迫发动文革，调动人民群众的底层力量，才取得文革的阶段性胜利，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革命人民手中，创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新模式——革命委员会。经过文革风雨洗礼的大批革命干部重新在政权中居于骨干地位(大约相当于西方文官制度中的专任制技术官员的地位)，缓冲了政权非常态变动带来的巨大影响，保证了政权的持续运作。

　　军队的代表是文革初期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在粉碎刘邓黑司令部过程中，地方各级领导对文革多持观望态度，即“不理解”。设身处地，要把好容易革命二三十年换来的小小特权一把火烧掉，在党政机关和工农草根同堂议事，怎能痛痛快快?群众的力量声势虽大但失于太过分散，红卫兵组织起来后，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但是要和党政大佬在政治上抗衡，一缺经验，二乏资历，这都是需要时间才能获得的软资本。因而太祖能够依靠的力量，主要还是林副主持下的军队。相比较于地方，其时军队干部尤其是师团以下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还是保持了战争时期的传统，更突出的一点就是部队的组织性和服从命令的特性决定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运用军队力量如臂使指，林副在这方面功不可没的。何况当时团级干部多为抗战干部，营级多为解放战争时期，连级多经历过抗美援朝，有战功、有资历，伟大统帅一声令下“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队介入文革执行“三支两军[1]”，当时许多省军区、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和驻军军政首长纷纷就任省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顺理成章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核心领导。到1972年8月，全国各地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各级革命委员会地方干部逐渐形成了“老中青”梯次配置，解放军撤出“三支两军”，带着文革维稳的功勋回到营房，执行对苏美两霸的战备任务。军方在革委会的位置由继之而起的“工宣队”、“农宣队”[2]取代。

　　[1] 196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史称“三支两军”。

　　[2] “工宣队”、“农宣队”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和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群众组织代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造反派头头”是革命委员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她直接代表了基层群众的民意及其在各级政权中的民主权益，起着制约行政官员廉洁和效率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故而也是革命委员会遗产中最有价值现在却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销声匿迹的一个群体。群众组织代表多为造反派头头，经三十年妖魔化和“浩劫论”的涂抹，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这些人似乎都是一些不学无术无法无天只会挥舞皮带打打杀杀的蛋白质一类。其实，文革初期，黑云压顶，“右派”帽子乱飞，在走资派千方百计打压挖空心思收买之下，能够并敢于举旗造反的领袖人物，无论是胆识还是个人“情商”乃至政治方面的素养，群众组织代表都可以说是当时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即使是这批人的典型代表王洪文也并非改开舆论描绘的那般不堪，否则根本无法解释毛泽东、周恩来识人选人的智商），在70年代末期，他们经过十年锻炼，大部分已经担负了县处以上级别的领导职务，积累了一定的从政经验，是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得以传承的中流砥柱了。遗憾的是华的软弱，上台复辟的笑贫及其一伙在文革受冲击但实际毛主席还让在位工作的一代大佬不以无产阶级万代江山为念，一概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大开杀戒，毫不容情——上至四人帮，下到公社里的知青干部，甚至包括一些跟毛主席路线较紧的中老年干部如吴德、纪登奎、乔冠华、马天水等绝代才人都一盆水泼掉，把毛爷爷手中培养的接班人群体以“三种人”[1]的莫须有罪名处决一批、撤职查办一批、开除公职一批，搞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紧接着就取消了革命委员会的光荣称号，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关键是取消了权力中心的制约机制，人民的政府终于一步步演绎到今天成为官僚的禁地和贪腐的渊薮。孰是孰非，相信有一定分辨能力的人都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

　　其次谈谈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高指示说“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革命委员会把过去的党委和政府合为一体，党的组织形态为“某某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一般兼任同级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前期以军队干部任组长，九大以后就逐步以经过文革教育解放出来的原领导干部任组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同样有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代表，其中工农代表多为劳模和基层先进单位的负责人，同样体现主政、监督、代表草根群众利益的三位一体精神。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委员会实行精兵简政，委员中的干部多兼任部门负责人，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代表则一般不脱产，充分体现了巴黎公社“创造最廉价的政府”的革命精神。革委会组织机构为“四大组”即政工组（党组直接领导管理，执行现在党委组织、宣传、统战、干部管理等全部职能）、办事组（执行党政办公厅和政府行政及行业管理职能）、生产组（革委会常务副主任直接领导，执行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保卫组（执行公检法职能）。每组下设若干办公室，机构和主任职数都非常精干。

　　当时对原有的机关干部实行下探到基层安置，基层一些职工代表到机关任职，编余干部或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或到工矿和社队参加劳动指导工作，形成一种机关干部下去，基层工农上来的互动机制，让各类干部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劳动机会，增进了干部群众尤其是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同时有效储备了适量的预备干部，对在位的干部形成一种竞争压力，促使干部队伍心往群众中想，劲往工作上使。其干部参加劳动、工农参加管理列入制度规定的创举奠定了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坚实基础。

　　最后是“联系群众”。 革命委员会既是人民的政权机构，就必须有充分的渠道去沟通政权和群众的联系。其渠道一是进入革委会的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农群众代表，这批干部多不脱产，但参加同级革委会的主要会议，担任领导职务的还有驻会办公地点，构成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像当年的陈永贵、吴桂贤副总理都是在中央办公、全国分管线上调研、原单位劳动调研各三分之一时间，他们没有体系中人报喜不报忧的官场练达，有的是实事求是的草根本性，成为周总理了解工农业动态的可靠助手。二是主要领导干部的下乡制度，当时省地县社各级革委会正副主任都有硬性的到基层蹲点下乡劳动带调研的规定，遗少当时常见的县级领导基本都是只带一个本公社干部引路，骑个自行车就下去了，公社领导一年规定至少100个工作日在大队（行政村）劳动。焦裕禄的工作方式和作风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蔚然成风，这一制度也成为党政主要领导同志了解民瘼，联系群众的重要保证。三是授予群众反映心声的“四大”自由，尤其是大字报，个人对革委会施政有意见看法可以在革委会随意张贴，当时一些招工、招兵、农转非、紧缺生产资料供应等都用大字报公之于众，让群众去评判是非；这是大众手中重要的话语武器，在文革时期确实起到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监督干部队伍、保证政府廉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既是一种出于不同阶层的干部联合管理社会经济的相互制约的组织，又是以老带新、培养青年干部和工农草根从政的良好平台，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指引下，从各个方面完善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人民性、民主性和运行效率，是文革最为重要的制度性遗产，也是中国今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最有价值的参照坐标。她最有价值的创意就是把国家权力从官僚体系的禁脔彻底改变为民众参与，群众监督的为人民服务体系，比现在这个廉政制度、那个阳光行政等局限于官员体系内运行的办法都要切实的多，可行的多，有效的多。当时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决策必须充分考虑到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大局，原本由官员垄断的政权机构开始有了大众共和的景象，再像文革前那样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困难了不知多少倍。这也是后文革时期走资派迫不及待地取消革委会、废黜“三种人”，把已然进入庙堂的工农代表扫地出门的根本原因。

　　[1]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