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西资产阶级“没办法”的根源：原始积累与阶级本性

　　资产阶级的“没办法”是资本利益勾兑中划不来或倒贴老本甚至成本投入无底洞的一种可能或不确定的结果。归根结底，资本家做生意是为了赚钱，而不是赔上身家性命。西方资产阶级靠着海盗文化，在世界各地烧杀抢掠或进行殖民统治，积累了巨大的原始资本，面对西方封建地主阶级和教会势力，他们有了实力上的巨大优势，再之又经历了数次血腥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西方资产阶级的血性被彻底激发了。所以说，西方资产阶级可能为了做生意而不去拼命，可一旦你威胁到他根本利益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对你进行先发制人式的灭绝性的打击。

　　而中国近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就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存的，完全没有殖民掠夺的机会，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始资本，只能一方面依附西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依附国内的官僚资产阶级。所以，面对实力相当，且本应是敌人的地主阶级，只能与之相妥协。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生就有其软弱性。加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2000多年以来中国实行的都是伪辞的儒家文化，这也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诚信很难有所改观，而自古以来也都有无商不奸的说法，人们也就很难信任这个软弱的资产阶级了。所谓，人无信则不立，阶级无信则不存，就是这个道理。一个没有信誉的阶级，遇到事情的时候也就自然而然没有办法了。

二、 资产阶级的统治逻辑：异化人性与掩盖剥削

　　资产阶级依靠近现代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大爆发等有利时机，鼓动并放大了人们的物质享受与感官刺激(物欲、肉欲)，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对人精神思想的束缚，但这也让更多的人沦为了物质的奴隶，即人被资本所异化。可以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将私有制及其私有观念的罪恶推上了一个历史高峰。

　　确切来讲，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身的精明或制度规则等机制来维护自身的统治，而是依靠人们心中的私有观念，让人们将这一切归咎于是资本金钱等物质形态的东西，让人们承认人性的自私与罪恶，再通过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规则来约束“人性本恶”的大多数人。于是，资产阶级打着尊重人性的旗号，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将大多数人蜕变成了动物，将人类独有的生命活动解释成一种纯粹的物质现象。实际上，人的生命不仅仅有一些物质现象，但更多的、更主要的、更有意义的则是精神现象。从本质上来讲，人的生命是一种精神现象(本源)，而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表象)，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分。所以说，那种纯粹物质的生命观，也就为他们疯狂剥削人、压迫人找到了天然正当的理由了!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这么坚持人性本恶了。如果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有神权、王权的压迫，而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剥削与压迫，它利用人们精神的枷锁和思想的牢笼来进行无形、无声、无味的剥削与压迫。这就是资产阶级为什么到现在还屹立不倒了，资产阶级的成熟就体现在这。它成功地将矛盾的焦点从自身转移到外物身上，转移到大多数人身上。而无产阶级正是揭露了这一点，所以被资产阶级疯狂污蔑、诋毁乃至妖魔化。资产阶级总是称无产阶级的统治是暴政!是专制独裁!是灭绝人性!即人治是动乱的!而他们资产阶级的统治是仁政!是民主自由!是尊重人性!即法治是和谐的!

三、 虚伪的“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定向格式化”阶段

　　对人性本恶的论断是他们实行阶级统治的最大正当性与合法性!他们在获得统治地位之前是高举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革命进步思想(自由民主)，而在获得统治地位之后为了维护或寻求以资本金钱为中心的物质利益，逐渐抛弃资产阶级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革命进步思想(自由民主)，反而去追求地主阶级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堕落反动思想(封建专制)。

　　当今的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定向格式化阶段，即所谓人口的定向清除以及文化、制度、规则格式化的重启，这和列宁所讲的帝国主义阶段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帝国主义阶段是由于垄断资本集团之间利益的分配不均而相互争斗，且人民大众并未怎么觉醒，他们对资本主义还抱有幻想，而定向格式化阶段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即使相互战争也解决不了，因为系统已经不堪重负了，已经濒临死机了，很多进步的人民大众已经走上街头，并向世界明确了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行!因此，只有将这套系统格式化，系统才有重新运转的可能。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的这种定向格式化阶段的出现，是由于世界1%剥削精英阶级与99%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对1%剥削精英阶级来讲，要么对99%人民大众实行定向清除(清除所谓的垃圾人口，中华族群、伊斯兰族群等都在其中)，要么接受资本主义的死亡，接受精英规则体系的瓦解，接受剥削利益的消失，接受骄奢淫逸的物质感官生活的逝去，接受精英阶级特权地位的丧失，更要接受人民大众的阶级统治(人民当家作主的大众政治)。所以，对资产阶级来讲，先和其他精英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最主要的阶级敌人——人民大众，然后再想法子定向清除其他剥削精英阶级，最后让剥削精英阶级里面只保留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定向格式化，不仅包括人民大众，还包括官僚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等其他剥削阶级精英。只不过，人民大众是首当其冲的，也是资产阶级最主要、最危险的目标对象和阶级敌对力量。因此，在资产阶级的选项中只有定向格式化这一条道路可以选择，而传统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能居于次要地位了，但它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四、 极右翼政治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敌人

　　如今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忘却了当初资产阶级革命时所高举的自由民主思想，所以美国的特朗普、德国的魏德尔、阿根廷的米莱、日本的高市早苗等极右翼政客才会在国内一呼百应，就此登上了当今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因为他们都坚守着最初资产阶级革命时的理想主义精神，他们希望资产阶级真正能够掌握社会的主导权，尤其是当前特朗普所领导的美国最为典型!这些极右翼政客看到了旧世界的秩序正在崩溃，为了各自国家及其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掀起了国家兼并的浪潮，一旦春秋无义战的世界格局正式形成，任何阻挡这种世界大潮的都将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的。

　　国家兼并就意味着其他剥削阶级必然要大范围缩减，甚至直接被物理消灭。对此，发起国家兼并的资产阶级一点也不恐惧，因为他们就是积极参与的那个。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正在不断加剧，而人民大众反对官僚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大众民主运动又风起云涌。但无论资产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多大，那也是剥削精英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敌人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一个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再一个就是大众社会主义等其他一切坚持大众民主的政治力量。所以说，大众民主的政治力量才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政治敌人。对此，资产阶级的阶级敏感度一点也不低!

五、 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脉络与阶级局限

　　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真正反对商业的发展，而只是限制商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私有财产的不断增加，私有财产就需要相互交换从而体现更大的价值，所以商业也就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的商业脱胎于奴隶社会。因为奴隶社会是当时社会私有财产达到了第一个历史高峰，尤其是奴隶社会晚期(春秋战国)，从地层考古来看，劳动人民居住用的砖瓦数量最多，反而在汉代以后近2000年的封建时代内，劳动人民的住房几乎都是茅草，所谓封建时代的繁华和鼎盛，也只是封建权贵阶层的繁华和鼎盛。

　　而中国的奴隶社会时期又存在着两种统治体系，即神权体系和王权体系。神权体系讲究诚信，重视与天地沟通，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王权体系缺乏足够的诚信，重视与民众沟通，突出人的等级关系。自武王伐纣，商朝的灭亡，神权体系也就被瓦解了。众所周知，诚信是商业活动的根基。随着封建王权体系迎来了大发展，以诚信为立身之本的商业自然失去了发展的大好机会。神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最初的商业是基于诚信而发展的。但是随着封建王权体系的发展，诚信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不受重视，这也导致后来商人的品行越来越被老百姓所诟病!

　　中国的商业文化最早萌芽于上古时期的部落社会;初步形成于夏商时期的奴隶社会;成熟发展于周代的奴隶社会以及秦朝的封建社会;衰落异化于汉朝至元朝的封建社会;回光返照于明朝的封建社会(郑和七下西洋)。到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人终于形成了一个阶级，于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由此诞生，同时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手工作坊的工人)也由此诞生。然而明朝灭亡后，封建封建王权被推向极致，中国的资产阶级迎来了至暗时刻，封建朝廷不仅在贸易上实行海禁，更在思想上闭关锁国。这直接导致中国的资产阶级几乎全军覆灭，即使侥幸残存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力量，而同时期西方的资产阶级却在蓬勃发展，于是晚清以及民国时代的中国自然而然也就沦落到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中国现代的资产阶级，回暖复苏于民国时期(官僚资本为主，民族资本为辅);受限改造于新中国毛主席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尤其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可以说，原先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而在三大改造之后，党的官僚中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之后潜藏发展于新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66年之前);揪批暴露于WH大革命时期;蓬勃发展于改开之后。

　　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个历史发展脉络就是从封建王权——到半殖民特权——到官僚资本为主，民族资本为辅——到民权——再到以官僚特权为主，资本为辅。这也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最后能否达到以民权为基础再回归到神权的精神内涵上(对自然宇宙充满敬畏之心)，既要发展人，又要尊重自然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以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这是资产阶级很难跨过的阶级关!只可惜，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一次能够真正站在历史舞台的中间，这也就注定它完不成了肩负人类未来发展的历史使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除了有封建王权(皇权专制)、半殖民特权(国际垄断资本)、官僚资本(军阀式的假宪政民主)、大众民权(大众民主)、官僚特权(官僚民主)的制约外，其本身也间接创造了不少财富，不论是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而劳动人民才是所有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或主要创造者。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本国劳动人民身上也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但这主要取决于私有制社会中商业活动的特殊地位。中国资产阶级可以不依附或不受制于地主阶级、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无产阶级、负产阶级等其他阶级，联合的无产阶级和负产阶级除外。也可以依附或受制于任一其他阶级，无产阶级、负产阶级等非剥削阶级除外。归根结底这取决于资产阶级自身的阶级文化以及阶级革命的奋斗成果。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规则优劣的重要参照对象(可低、可高)，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也是资产阶级还有一定价值的原因。

六、 资本狂飙下的“有办法”：贪婪、风险与马克思的论断

　　资产阶级一旦在资本中狂飙，那么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的所有人都得叫他一声大哥，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简直无所不能，尤其在社会激烈的私有化进程中，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能极大地刺激人们的欲望，从反面极大地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效率。需求可以被满足，而欲望是永远也不会被满足的。提高经济动力和效率的代价可能是地球无法承受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灾难。所以说，不是资产阶级没办法，而是资产阶级一旦在资本利益勾兑中觉得划得来或不用贴老本或成本投入是有限的，那么资产阶级的办法可就多了去了。在资产阶级眼中，谁能够给他们无穷无尽的资本利益，谁就是上帝，即使做牛做马做奴隶，他们也乐意。资产阶级不仅在社会的常规时期有办法，甚至在权力的高压、高危态势下仍会挺而走险。所谓风险越高，收益越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说过：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时，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绞首的危险都毫不畏惧。而在现实世界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尤其当社会环境还逼迫着他们这么做，那么资产阶级的罪恶就会更加无底线!

七、 结语：资产阶级的贪婪本质与历史归宿

　　所以说，单纯的道德说教和制度约束都不能真正有效制止资产阶级的贪婪。何况现在的贪婪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贪婪，而是社会体系全方位的贪婪，尤其是对政治权力的贪婪最为严重。如今资产阶级精英已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正常的人，而想做一个“不在三界之内,不在五行之中”的神人!

　　正因如此，资产阶级只要将封建王权、殖民特权、官僚特权以及大众民权给腾笼换鸟了，就不愁纸醉金迷、骄奢淫逸、穷奢极欲、肆无忌惮、无法无天、腐朽堕落的生活了。所谓邪不压正，当那些资本金钱等外物凌驾于真善美的人性之上，那么正就变成了邪，邪也就变成了正，最后还是邪不压正!资产阶级的罪恶就是这样的毒草——人类文明的毒草!要想真正解决这个毒草，只有通过实现彻底的民权，让人民大众真正当家做主，让人民大众去监督、规范和改造他们才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终将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