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往事——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www.56.com/u61/v_MTM4MDgwNjc0.html

二、张钦礼坎坷多难的后半生，是建国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尽管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警告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可是建国不久，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便忘记了毛主席的警告，开始走向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刘少奇大讲资产阶级剥削有功，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口号，呵斥山西省委停止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妄图使我国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要使我国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去。毛主席党中央严厉批评了刘少奇这一错误。在全国及时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果断处决了腐败堕落的刘青山、张子善两个有赫赫战功的高级干部。并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提出了党在过度时期的总路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和平演变的进程，使党在1956年以前“基本上保持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性，顺利完成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国民经济恢复、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但到“八大”召开时，党内路线斗争又明显显露出来。“八大”行将结束，在毛主席审阅过的“八大 ”政治报告的决议上，刘邓又加上一个唯生产力论的主要矛盾，未送毛主席审阅（也有说仓促让毛主席看一下），就拿到大会上匆匆通过。两天后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刘少奇指出这个主要矛盾有错误。在不久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获得大会一致通过。这件事暴露了当时刘邓对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我国社会基本情况的估计和党的斗争任务的看法，同毛主席产生了根本的分歧。两条路线斗争激化了。按照刘邓放弃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革命只搞生产的路线，势必把我国重新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这时毛主席又看到国际上发生了匈、波事件，并及时发觉我党各级领导干部中，有些人逐渐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开始出现一个有相当人数的官僚特权阶级。他们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一些地方相继发生群众闹事，学生罢课。鉴于这些情况，毛主席及时撰写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光辉著作。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光辉著作，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以遏制党的和平演变，密切党和群众开始疏远的关系，让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和民主党派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好风。这一举措受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却乘机向党进攻，妄图煽动推翻共产党和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在经济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基本胜利以后，还将长期存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党立即开展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全国人民的积极参与支持下很快取得了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但党内出现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开始形成的官僚特权新贵却对整风不满抵触，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民主，把许多帮助党整风向党提意见揭露党的阴暗面的干部、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从而发生了反右派扩大化，干扰破坏了整风运动，给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并且在这以后毛主席党中央为遏制和平演变，加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开展的多次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运动中，往往发生忽左忽右这样那样的偏差，这一新情况正是我党执政后开始发生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逐渐激化，党内开始出现一个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各方面抵触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

下面我们剖析一下河南省这一情况的发展过程。

　　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吴芝圃、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省委常委秘书长戴苏理等人，早在五十年代初中期，就逐渐堕落成为一个丧失革命意志，贪图个人享受，作风飞扬跋扈的官僚特权宗派集团。他们及其在各地各单位的亲信，为维护发展小集团的个人私利，每每利用政治运动整人，排除异己。1957年整风反右一开始，他们在商丘地区的亲信地委第一书记任秀铎、组织部长马振藻（被群众称为豫东任马集团）便把向党提议见的干部统统打成右派，总数几近地委机关总人数的一半。其中从原淮阳地委合并来的干部几乎全部打成右派。吴、赵、戴在省监察厅的亲信厅长吴人文，平时小病大养，不干工作，成天跳舞玩乐。全厅对他议论纷纷。整风反右一开始，他停止养病，回机关领导运动，把平时议论过他革命意志衰退的二十多个干部全打成右派，占该厅总人数的40%。副厅长许世杰向省委纪委提出按中央定右派的政策，除一人可划可不划外，其余全划错了，应予以纠正。省委纪委领导成员除一人同意纠正外，其余成员因怕吴、赵、戴报复都不敢表态，没有得到纠正。还有像前面讲到的赵文甫在兰考一句话把二百多人定成右派的类似情况，程度不同在全省比比皆是。河南就是这样打了六万多右派，出现严重扩大化。其主要原因，显然是党内新形成的官僚特权阶级借反右派对帮助党整风提意见的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行打击报复造成的。如同文革从开始到结束多次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和1989那场“风波”一样，这些官老爷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斗胆冒犯其尊严的。尽管1989年的“风波”同整风反右和文革造走资派反的性质截然不同，是被方励之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动知识分子所利用，目的是同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是一致的，但仅仅由于学生提出的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反独裁，直接冒犯了官老爷们的利益，也同样不能为他们所容忍。河南省反右派将近结束时，吴、赵、戴认为他们在省委领导班子中从平原省合并来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书记处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是他们独霸河南的最大障碍。抓住潘复生同志个别一般性错误，在刘少奇的支持下，违背党中央只在小范围内适当批评的指示，把潘、杨、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进行抄家、大字报围攻，在全省范围残酷斗争后，撤职下放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并在全省大抓“小潘杨王”，又造成数万人的冤案。从而实现了吴芝圃取代潘复生任省委第一书记，吴、赵、戴独霸河南的目的。至于全省反右派后的整风，他们走走过场就结束了。毛主席党中央开展的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更助长了党内官僚特权阶级的气焰。造成了人们的恐右病，不敢说真话，这也是造成1958年大跃进中浮夸风盛行的重要原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钦礼在兰考整风反右中出来顶撞了赵文甫，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怎能不受到赵的迫害呢？在接着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党中央尚缺乏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开始时，出于想尽快改变我国穷困面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迫切心情，在制定生产指标和领导公社化运动中发生了脱离实际的倾向，这在过去全党思想统一团结一致，都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关心负责的情况下，下级党组织很快就会把上级直至中央不切实际的工作部署提出意见，从而可以避免出偏差的。但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官僚特权阶级，他们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却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投上级所好的态度，随声附和，甚至瞒上压下层层加码，导致全国相继出现了“五风”，加上连续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苏修撕协议，撤专家，逼还债，造成我国暂时经济困难。“五风”刮起一个多月，毛主席很快就发觉了问题，立即召开多次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领导全党纠正“五风”错误。当纠正“五风”取得明显效果，党于1959年秋在庐山召开的进一步制定纠正“五风”措施的会议行将结束时，向来对纠正“五风”从未提过意见刚从苏联东欧访问归来，被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党的恶言灌满了脑子的彭德怀，忽然以万言书的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发难，妄图借党在发生“五风”问题上的一时失误，否定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在会上制造思想混乱。毛主席党中央为使全党在正确估计形势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团结一致，通过纠正“五风”，更好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得不将会议转向批判受到一些人支持的彭德怀的右顷机会主义的斗争。会议形成的决议向下传达后，使正在进行着的纠正“五风”的工作短时间受到了干扰。毛主席又很快作了纠正，从而将纠左的工作纳入正确轨道。

林铁陪同邓小平杨尚昆在河北考察农业 

　　河南吴、赵、戴开始为争“先进”夺“红旗”，“五风”刮的特别严重。在毛主席党中央着手纠正“五风”后，他们又为保假先进，继续瞒上压下，搞高指标高征购。出现征购透底，又大搞反瞒产，以致信阳地区出现饿死人的情况。该区固始县某村已饿死许多人，三个党员去郑州给省委写血书，请求救救村民，竟被丧尽天良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将血书扣压置之不理。直到信阳地区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他们惧怕暴露出来，受到中央严肃惩处，又对中央严加封锁河南的实情，不准群众外出逃荒，不准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全省仅信阳地区邮局就扣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一万二千多封。从而造成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内开始出现的官僚特权阶级也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视百姓生命如草芥，已堕落到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任何区别，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

　　张钦礼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坚信这决不是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为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顶撞了说假话满上压下的吴芝圃，受到第二次迫害。他并且冒着更大的风险，去北京向周总理反映河南“五风”的真实情况，以拯救陷入火热水深中的百姓。1960年，毛主席党中央查青了河南的严重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改组了河南省委，撤消了吴芝圃第一书记职务，将其调出河南。任命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何伟为第二书记，纪登奎为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在新省委领导下，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纠正“五风”的各项指示和政策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省委立即向中央写报告为潘、杨、王及全省因向党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抵制“五风”而受到打击和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党中央将潘复生、杨珏同志调出河南妥善安排了工作）从而很快纠正了“五风”，使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全省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发展，人民生活逐年提高。群众说：“跟着潘复生，馒头吃不清。跟着吴芝圃，人民白受苦。来了刘建勋，生活又翻身。”可见孰好孰坏，谁正确谁错误，群众心里是有杆秤的。

　　1964年，毛主席党中央针对农村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和搞法，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根本分歧和激烈争论。按照刘少奇对“四清”性质的认识和桃园经验的搞法，必然又要发生严重扩大化，大面积伤害基层干部，保护少数走资派。河南的“四清”运动，在开始受刘少奇思想影响推广桃园经验的一段时间里，正是出现了这一情况。这时，毛主席联系多年来搞运动总是遇到或“左”或右干扰，发生扩大化，不能解决问题，看清了问题的根子主要在上边，在中央出现一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卵翼下的官僚特权阶级。必须自下而上彻底揭露党的阴暗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经过酝酿准备，于1966年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一开始，河南省委改组后仍留在省委领导班子里任书记处书记的赵文甫、戴苏理等人按照刘邓在北京的做法，故伎重演。把大专院校向党提意见的师生，统统打成反革命，妄图将运动镇压下去，造成一些师生跳楼自杀。赵、戴并利用他们经营多年的旧势力，蒙骗大多数干部群众，成立操纵一派群众组织，把早就不顺眼的刘建勋、纪登奎打成走资派批斗。1966年底，中央调刘建勋到北京市工作，赵、戴操纵的群众组织多次到北京揪刘建勋未得逞。1967年初，在省军区副政委何运洪支持下，借军队支左，把纪登奎扣压起来，批斗一百多场。宣布保刘、纪的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镇压，全省逮捕上万人。同一时间，赵、戴在开封地委的亲信秦一飞和开封军分区副政委李某某也宣布保卫焦裕禄、张钦礼的群众组织为非法组织，把张钦礼和兰考两千多名跟随焦、张战风沙除三害的县、社、队干部抓进监狱。直到1967年6月，周总理过问河南问题，才使河南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得到正确处理，把包括张钦礼在内全省关押监狱里的大批干部群众全部释放出来。党中央明确由刘建勋、纪登奎负责筹建河南省革委。 1967年7月以后，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关心支持下，刘建勋、纪登奎按照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五湖四海政策，吸收包括戴苏理在内的各派领导干部、群众组织、军队代表，组成老、中、青三结合的省革委，选举产生了新省委（戴苏理仍任省委副书记）迅速稳定了形势，工农业生产稳步快速发展。

　　1970年，林彪在河南的死党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副政委王新，和吴、赵、戴的旧势力沆瀣一气，借抓“五一六”又一次在全省大整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造反派和领导干部。将很多人关押审查，撤消职务。张钦礼就是在这时，又被软禁在大别山。结果，全省一个“516”也没抓出来。“九一三”事件后，王新被揪出，全省通过批斗王新，再次为张钦礼等一大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在以刘建勋为首的新省委领导下努力抓革命促生产，虽有多次反复干扰，十年文革中河南的工农业生产仍获得很大发展，总产值比文革前的1965年增长1.6倍（据1991年河南出版社出版的《河南大事记》）。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逝世后，中央正式文件定为走资派的赵文甫重新上台，当上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他和戴苏理又公开结合一起，利用“清查”运动，目无党纪国法，把历史上一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他们作过多次斗争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大批逮捕镇压，像还乡团一样进行更加疯狂的打击报复。他们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1月1日生效后限制他们随心所欲判刑，竟在1979年底紧急秘密布置全省各级政法机关，对关押的清查对象不出示人证、物证，不许当事人陈述，有的来不及起诉，不少判决书来不及编写犯罪事实，仓促搞了一次全省突击判刑。按当时省委第二书记胡立教宣部的数字，全省判刑人数为一千七百多人，实际判刑人数远不止此。据可靠数字，仅一个焦作市就逮捕318人，判刑96人，劳改37人，审查中死亡11人。一时全省监狱人满为患。省、地市、县、社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班。张钦礼和跟随焦、张为改变兰考穷困面貌作出贡献的大批县、社、队干部又惨遭逮捕判刑，再次关闭了焦裕禄展览馆，推倒了焦裕禄墓碑，焚烧了宣传焦裕禄事迹的资料。直到九十年代，才又重新开放了焦裕禄展览馆和焦裕禄烈士陵园。可是，对上述在清查运动中全省造成的成千上万冤案，包括张钦礼和跟随张钦礼多次遭难长期蒙冤的一大批兰考干部至今不予平反，这究竟是为什么？人民心里自明。不少法院人员对冤者深表同情，但又说这一案目前不好解决。张钦礼魂归故里时，兰考十万百姓遮道焚香，拦车跪祭，哭声震天地百里不绝，喊着“毛主席周总理有一个健在，张钦礼也不会被判刑，”“政府不给俺的好书记平反，俺老百姓给他平反，”就是最好的说明。

　　当然在以上叙述的政治运动中，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特殊的运动。它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及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一场公开的决战。跟随毛主席革命造反的红卫兵、造反派由于开始并不清楚谁是走资派，也曾发生过全面审查打倒一切的情况。其中有打对的，大部分打错了，这也是扩大化。但是，从河南来看，凡属打错的，到运动中后期绝大多数都遵照毛主席落实干部政策的指示，按原职原级安排了工作，也就是事实上作了纠正平了反。整个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打击面最大、伤害人最多、最残酷的首先是运动初期资反路线时期。那时郑州及全省很多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当权派操纵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队伍，喊着口号，敲着锣鼓，押着一群群戴着高帽子，挂着“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走资派”牌子的人，赤脚走在烈日照晒的滚烫柏油马路上，脚上烧起燎泡，流着鲜血，跟着锣鼓声，进行游街示众。再一次是1967年二月至七月底全省对保刘、纪少数派的大逮捕、大围斗、大毒打、大型武斗，造成少数派伤亡惨重。当时赵、戴妄图一举将少数派全部消灭，造成河南只有一派既成事实，进行单独夺权，重新实现吴、赵、戴官僚特权集团旧势力独霸河南的梦想。在赵、戴操纵的群众组织搞的《大事记》（革命派胜利后，因怕暴露他们的罪行偷偷将其埋藏在地下，后被新闻界知道挖出来称为“出土文物”）中，对每次武斗他们怎么部署，头头们（这些头头们后来都成为参于领导“清查”运动的骨干，都被提拔为省、厅、县、处级党政领导干部）怎样分工指挥，要达到的目的都详细记录在案，是最好的左证。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河南从1957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整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打击面扩大化，或运动走过场，以及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出现“五风”不能及时纠正，导致发生“信阳事件”，主要都是吴、赵、戴这样一些披着老干部、老领导外衣，实际上已蜕变成不思革命，背离党的宗旨，抵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拒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官僚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权利，屡次把毛主席发动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运动，变成他们向上谎报成绩对下压制民主，镇压革命干部群众、革命知识分子，以排除异已，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工具造成的。河南绝大多数老干部一提起吴、赵、戴，特别是赵文甫就摇头，说他是不读书不看报不干工作，爱跳舞爱游玩爱吃喝，平时小病大养，运动一来专门整人的“地头蛇”。

　　以上揭示的河南情况，人们都认为是窥见1957年以后全国情况发展的一斑。这就说明河南的问题，绝不完全是吴赵戴等人的问题，而是毛主席指出的根子在中央出了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力群同志回忆说，反右派一开始，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反对党的某一个领导人不等于反党，光有右派言论没有实际行动的不要划为右派。毛主席为集中思考经济建设问题，在中央层反右告一段落后，就将整风反右任务交中央书记处主管了。中央并根据毛主席指示，制定下达了关于定右派具体政策的文件。可是反右派在全国展开后，下边不能很好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策，以致发生扩大化时，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根本不管，也不向毛主席汇报。他在文革中写的检讨承认从他当总书记后十年没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黄克诚同志在讲到反右派时，曾检讨自己当时对右派没有认真按照中央政策把好关。发生扩大化他有责任。作为主管这一工作的总书记邓小平，为什么对这件事关几十万人政治生命的大事却如此不负责人呢？为什么对党的初衷整风走走过场就草率收兵了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再如刮“五风”问题，本来1958年毛主席党中央为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和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发动大跃进，是完全正确的。当然开始时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头脑都有点热，而刘少奇却热得特别厉害。他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率先在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首先刮起共产风和浮夸风。他在全国到处大讲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毛主席很快发觉问题着手纠正“五风”，多次严厉批评报刊不要为刮“五风”煽风时，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刘邓却置若罔闻，仍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省党报大力为全国放“卫星”、刮“五风”推波助澜。再联系1962年刘邓对经过毛主席大力纠“左”，全国已明显好转的形势仍估计得漆黑一团，又180度大转弯煽动农村搞单干，说什么不搞单干形势好转需延长七、八年，(事实是到1963年全国经济形势就根本好转了)后来又支持彭德怀搞翻案，从原来极左转向极右。“四清”中搞形“左”实右。文革中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处处干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都充分说明刘邓是包括河南吴、赵、戴在内的全国官僚特权阶级为维护扩大他们既得利益长期兴风作浪的后台。他们只字不提是毛主席及时发现采取一系列措施才领导纠正了“五风”错误，并倡导组织全党学习《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斯大林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联系我国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概括阐明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大提高了全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水平，在具体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才使我国人民公社和国民经济发展走上健康道路，直到改革开放前的十多年保持稳定持续高速增长，却反而把刮“五风”的责任以及从1957年以后历次运动由于他和刘少奇干扰抵制毛主席路线造成的扩大化都统统转嫁到毛主席身上，攻击毛主席长期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不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毛主席进行恶毒地诬陷吗？尽管是毛主席最先发觉立即领导全党排除种种阻力和干扰，才努力纠正了“五风”，他老人家仍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向全党作自我批评，并自降工资三级，严格按标准吃粮，他和周总理都长时间不吃蛋肉，腿部出现浮肿，而刘邓从未作过检讨，也没听说过不吃蛋肉，河南的吴赵戴等官僚们仍照常吃小灶，精粉细米鸡鱼肉蛋放开吃，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

　　正是在这样一场全国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毛主席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生死激烈斗争中，造就了张钦礼这位在我党执政后坚持继续革命，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做人民公仆，坚持向党说实话，坚持同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阶级及一切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共产党人的楷模。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中经常关心着张钦礼的命运。为尽快搞清楚他被囚禁大别山的情况，派康克清同志亲往河南暗访密查，三次亲自过问其事，为张钦礼平反接见慰抚，全国还听说过有第二人得到过如此的殊荣吗？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对这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英雄的高度评价和极为看重与关爱。张钦礼刑满出狱后，全国新闻界敢冒风险，蜂拥采访报导他的冤案，三次邀他参加全国记协会议并讲话，全国记协秘书长亲为他赠送龙泉宝剑以表敬意。张钦礼在狱中和住院期间，来自兰考、河南省各地和外省的探视者成百上千络绎不绝。张钦礼遗体告别现场和魂归故里路上，十万多人痛哭欲绝地为他喊冤送行，场面惊天地泣鬼神，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张钦礼这位无产阶级英雄，劳动人民的儿子，是多么深得党心民心。十分看重关爱张钦礼的毛主席、周总理去世后，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篡改了，长期多次残酷迫害他的赵戴等官僚特权分子又上台掌握了大权，他最后一次的冤狱受迫害，无人能够给他再次平反了。他一生躬身为之服务的工农劳苦大众，又重新沦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奴隶。英雄的命运是和无产阶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广大工农劳苦大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最终悲剧，是和失去了革命领袖和导师后，国内外帝修反相互勾结，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得逞，导致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急剧逆转走向低潮的大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和世界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再次到来时，张钦礼和同他一起受迫害的广大坚持继续革命的同志才能得到平反昭雪。作为这一时代悲剧下英勇献身的张钦礼同志，必将以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壮烈英雄事迹，影响感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学习效法，举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旗帜起来战斗，促进革命新高潮的早日到来。在革命重新取得胜利之日，人民必将追认张钦礼为不朽的革命烈士，将其英雄事迹载入史册，流芳千古。人民还一定会在兰考大地为他建立起张钦礼革命烈士陵园，供后代人永远敬谒缅怀。

三、驳张钦礼受“极左”路线迫害论

　　张钦礼逝世后，媒体和网上作了大量报道。绝大多数都是高度赞颂英雄事迹，为英雄喊冤鸣不平的。当然也有极少数良知泯灭者仍站在迫害者立场上，重复着早已被揭穿批烂的秽言，对英雄继续诋毁，这是不足为奇，人人皆能辩清无需再费笔墨驳斥的。但有一篇颇有分量和影响的《替张钦礼的申诉》（载香港出版的《中国焦点》2004年第一期），读后不得不说几句话。这篇《申诉》以生动的笔触和催人泪下的情节，深情赞颂了张钦礼，点名揭露控诉鞭挞了吴赵戴秦周等迫害者，其勇其情，感人至深，令人起敬。但是，作者把英雄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为建国后毛主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这就大错特错了，以至使整篇行文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又令人十分遗憾。《申诉》中说：“从1949年以来，她目睹了长期的‘极左’路线对河南干部群众的迫害和催残，张钦礼是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干部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在这里，作者把《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就错误地认为从1957年反右派后毛主席犯了“极左”的错误，又提前到从1949年以后，是否是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统统都搞扩大化了甚至都搞错了呢？不得而知。《申诉》另一段又说：“长期受‘极左’迫害的张钦礼，粉碎“四人帮”后，本应扬眉吐气，大显身手，他却锒铛入狱，判刑十三年。”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连作者本人也对事情如此发展感到莫名其妙，十分矛盾，大惑不解。这说明由于作者的认识不符合实际，思想是非常混乱的。还有，为什么在长期“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会发生周总里代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三次为张钦礼平反，两次将他提拔重用，从而使他能得到连续起来有十三年的时间扬眉吐气，大显身手，完成他和焦裕禄改变兰考面貌的宏图，创造出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呢？为什么被作者称之为“左爷”的赵文甫，在毛主席发动的“极左”的文化大革命中，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毛主席圈阅的中央文件正式定为走资派呢？为什么毛主席逝世后，在大批“极左”为历史上所有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冤假错案统统平反昭雪提升晋级的大潮中，这位作恶多端的“左爷”不仅没有被揪出来批斗惩办，反而也把他作为受“极左“路线迫害者为他平反，官复原职，并让他主管全省批“极左”的清查运动呢？所有这些怪现象难道不令人感到十分荒唐吗？问题在哪里？就在于《申诉》的作者不会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辩证方法，对1957年以后，多次群众运动扩大化的具体情况做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科学判断，而是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直观的方法从表面上看问题，好像凡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发生了扩大化，就统统是毛主席党中央犯了“极左”错误。不理解这种情况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领导缺乏经验，一时不好区别而发生的失误。更多的情况是由于1957年以后出现了毛主席指出的在共产党执政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些人已逐渐和平演变成同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的官僚特权阶级，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抗干扰毛主席党中央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打着红旗反红旗横行霸道造成的。这是进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的革命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阶级斗争现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针对这一新的阶级斗争情况概括出来并以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付诸实践的。怎能把1957年以后屡次运动发生的扩大化，都简单看成是毛主席党中央长期推行一条“极左”路线呢？导致《申诉》的作者不能正确认识问题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其思想偏见。凡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立场上看问题的人，都无不对新中国建立到毛主席逝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军事上取得抗美援朝援越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珍宝岛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政治上取得消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百多年来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了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人民当家作主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上尽管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过短时间挫折，整个平均速度仍居全世界首位。建立起我国门类齐全独力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走了相当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路程；在高科际发展上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在旧中国一堆废墟上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在文化教育上普及了初中，基本上消灭了文盲，出现了以样板戏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文艺的初步繁容；在党政建设上使我国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党和政府；在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上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消灭了一切社会丑恶现象，真正实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广大发扬；在财政上实现了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在人民生活上由于原来底子太薄，经济发展时间太短，而且正处于多积累少消费的艰苦创业阶段，水平虽然不高，但因教育、医疗、住房、水电等等社会福利解决的较好，人民无忧无虑，安居乐业，心情舒畅，一心干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特高。所有这些旷世奇迹，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这些奇迹正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吴赵戴秦周等官僚特权阶级作不调和斗争才取得的。这就是为什么亿万人民如痴如狂地衷心爱戴崇拜毛泽东，在人为地搞非毛化的时代，人民中多次自发地出现毛泽东热的深刻社会原因。如果“申诉”的作者所说的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受毛主席“极左”路线摧残属实的话，能有以上辉煌奇迹出现吗？能出现亿万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吗？《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主席极不公正的评价，是邓小平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推行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需要而妄加给毛主席的。毛主席逝世后三十年的历史，用铁的事实验证了他老人家建国后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和预言是多么的英明伟大正确，同时也无情地验证了邓小平的所谓拨乱反正的改革路线，恰恰是拨乱反正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这条路线在他逝世后的深入发展，把一个大好的社会主义中国推到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边缘，而且还是郎咸平教授所说的二百年前欧洲的极端残暴的人吃人的最野蛮最黑暗的资本主义。原来光荣伟大正确的、受人民衷心爱戴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变成了被人民唾斥鄙弃腐败不堪的共产党。原来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中国政府，如今变成了世界公认的最腐败的政府之一。

　　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唯一自诩的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是什么样的成果呢？是完全破坏了文革原来已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沦为受制于外国外商，失去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的殖民地经济的所谓成就，并为此付出了全国数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农村出现“三农”问题，全国人民又压上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新的三座大山的惨重代价，导致天怒人怨。全国群体事件此伏彼起，2005年竟达到8万多起。国内极右势力和海外民运分子、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欲伺机搞颜色革命，彻底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可以说，政治经济危机四伏。这就是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申诉》的作者看不到以上反应事物全貌的活生生的事实，强加给毛主席建国后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吗？在她写的《申诉》中揭露的事实与得出的结论怎能不出现逻辑混乱、矛盾百出呢？此外《申诉》还有多处流露出对毛主席的不满和诋毁。把焦裕禄、张钦礼的英雄事迹说成是人道主义的发扬。责备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把焦裕禄提炼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距没有对准。”这完全是对焦、张二位英雄本质的歪曲。焦裕禄、张钦礼都是从十几岁参加革命，一直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从没有读过人道主义著作，硬把他们的英雄事迹说成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究竞有什么根据呢？作为一位受党教育几十年的老记者，想借报导焦、张两位无产阶级英雄的事迹，达到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的，这种做法是欠妥的吧。对这个问题，张钦礼同志生前是十分清醒的，所以他再三向采访他的新闻界严肃申明，他是因忠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多次受迫害的，任何替他鸣不平的报道如有损毛主席伟大形象，都是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歪曲，他如发现就要公开批判。这在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申诉》是2002年写成的，压了两年没有让张钦礼看过，不敢发表，一直等到2004年5月张钦礼逝世后才发表。这就说明作者对张钦礼的上述态度是知到的。作为一个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不应该这样强加于逝世的张钦礼同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