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吕玉兰故事:《吕玉兰》连载之十五: 吃苦 吃亏 吃屈

作者:红色联播  更新时间:2019-04-02 09:13:34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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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这辈子真是甘于吃苦、吃屈、吃亏,三样都摊上了。”这是东留善固老干部、曾同玉兰长期共事的贾俊刚,对她几十年干部生涯的总结。

  贾俊刚对我说:“玉兰常给俺们讲,当干部就是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吃苦上苦,难得甜上甜’。玉兰当支书那一阵子,给村里卖的力气真不小,吃苦耐劳的故事说也说不完。三夏大忙,地里热得像蒸笼,玉兰割麦打场,棉花打杈,样样干在头里。三九天,玉兰领着大伙儿开荒植树,挖河引水,平整土地,脚上冻疮化脓流水,鞋子都脱不下来。玉兰这么拼命干,可吃的是啥呀!困难时期,糠菜窝窝,就算强的啦!有时还把玉米芯、花生皮,打碎了当饭吃。”

  1961年初春的一天,冰雪还没融化。正在忙着积肥的玉兰,突然听到从村东传来一阵喊声:“决口了!决口了!”她急忙拿起铁锨,朝村东奔去。呼呼的北风迎面扑来,她穿着厚厚的棉衣,还觉得透心凉。

  一到村东,果然是卫西干渠决口了。只见渠水带着薄冰,直往麦田里灌。几个社员站在渠堤上,不知所措。玉兰想,决口堵不上,这一大片麦田就完啦!她顾不得脱衣解鞋,“扑通”一声,就跳进了冰水里。

  玉兰一带头,在场的20多名社员,也纷纷跳进冰水里。一场向冰水要麦田的战斗,紧张地开始了。

  只见玉兰站在冰水里,一面抢堵决口,一面大声地喊:

  “加油干呀!坚决保住咱们的麦田哪!”

  “党团员同志们!考验咱们的时候到了!”

  玉兰热情地鼓励着社员们,大家更是干劲十足,不一会儿浅水处的决口就堵住了。接着,她又领着大伙儿奔向深水处。水一步比一步深,眼看快没顶了,她两腿发麻,全身发酸,手脚有些不听使唤,只觉得脚底一滑,一头栽倒在冰水里。队干部吕世周急忙扑上前去,紧拉一把说:“玉兰姑,快上去吧!这里有俺们在,你只管放心!”

  玉兰挺住身子,大声回答:“共产党员在战斗时刻,哪能离开阵地!”

  到天黑工夫,大伙儿终于把卫西干渠的决口堵住了。玉兰在冰水里,足足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她上得岸来,光着两只脚,跑回家去。当她盖上棉被,才觉得浑身阵阵酸痛。原来,她当时正带着“例假”。由于受了风寒,她一下子病倒了,在炕上躺了好几个月。吕世周在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动情地对我说:“玉兰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连命都豁出去了!”

  那年冬天,玉兰到临清县城去开会,脚上的棉鞋破得飞了花,又赶上一场大雪,踏得水湿,鞋底和鞋帮都张开了大嘴,实在不能穿了。她找到县妇联副主任白玉凤,说:“白大姐,有没有多余的鞋?先借给俺双穿穿。”

  白玉凤看着她的脚,说:“没有。我给你钱,你自己去买吧!”

  “不!俺长这么大,还没穿过买的鞋哩!”她指着床底下布满尘土的旧鞋,“这儿不是有几双吗?”

  “那都是旧的。”

  “旧的没事。俺穿鞋,都是头里露着脚指头,后边露着脚后跟,才让它休息哩!这不是挺好的吗?”说着,她拿起旧鞋,就往自己脚上穿。

  “咳!这些旧鞋,都是调走的同志扔下的,正准备让通信员清理清理,送废品收购站哩!”白玉凤一边说,一边从几间屋里,一下拣出了20多双旧鞋来。

  玉兰说:“这些鞋还挺好的,让俺‘收购’起来吧!”

  白玉凤想到玉兰家里不富裕,生活又很俭朴,就说:“这咋不行!以后有了旧鞋子,我替你留着。”

  当玉兰背着旧鞋,回家路过西王庄时,遇见一位名叫王玉梅的远房亲戚。

  “玉兰,背的啥啊?这么沉的东西。”王玉梅问。

  “玉梅哥,俺背的是几双旧鞋子。”玉兰回答。

  “背到代销店,说不准能换几毛钱。”

  “俺背回去穿哩!”

  “哪个姑娘穿旧鞋!咋不叫你娘做几双新鞋?”

  “俺穿鞋子太费,娘做不及。旧鞋子拿回去补补,也能穿一阵子哩!”

  “当官了,还不要好啊!俺真没见过。”王玉梅自言自语地说。

  玉兰把这些旧鞋子,背到家里,让母亲补了补,穿了好几年。

  最近,当白玉凤、王玉梅向我讲述这个故事时,都显得感慨万分。王玉梅说:“俺们农民有句老话,叫‘能吃苦受罪,才能享福’。当时东留善固多穷啊,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富村子,要不是玉兰舍得吃苦,哪有今天的好日子过!”

  玉兰的亲戚,还给我讲了另一个关于鞋子的故事。有一次,她到姑姑家去。表嫂给表弟做了双鞋,又肥又大,方方的口,活像只大簸箕。表弟一看就腻歪了,和表嫂吵了起来。

  站在一旁的玉兰说:“别吵啦,俺这个老虎爪子脚,不嫌好歹,你不穿俺穿,让表嫂再给你做一双。”

  玉兰把鞋拿回家去,紧了紧鞋帮子,就穿上了。为了节省鞋子,她夏天还常常光着脚下地。

  “玉兰不但能吃苦,还能吃屈。当一把手难,难就难在有啥事你都得顶着,委屈、埋怨、误会,都能受得了。”贾俊刚还给我讲了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一场“误会”。

  那次,玉兰到县上开会,“老黑”一伙以为有机可乘,就在村里到处散布流言蜚语。

  “喂!听说了吗?那粮食的事?”说话的人,是“老黑”一伙的。只见他一手掐着腰,另一只手伸着,手指头还比划了个“八”字,面部表情颇为神秘:“上边给咱们大队拨了8万斤救济粮,吕玉兰硬是不要,一句话把粮食让给了别的村。”

  一些私心重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气红了眼:“眼下正是困难时候,上级给咱,咱就要呗!”“老黑”一伙人,见到有人开始发牢骚,不禁喜出望外,接过话茬,继续煽动:“唉,这只是管自己当模范,不管咱一村人的死活呀!”

  “吕玉兰的胳膊肘,尽往外拐。有她,就没有咱过的啦!”一些人又随声附和道。

  那天,玉兰开完会回到村里。往日,她开会回来,干部和社员们总是问这问那,非常亲热。可这天走进村来,气氛却有些不一样。  她走到村东头,看到几个小孩子坐在牛槽里,学着大人的样子,一边捏着鼻子哭,一边诉说:“傻玉兰,傻玉兰,你为啥不让俺吃白馍馍呀?”

  玉兰停下来,弯着腰,和气地问道:“谁说俺不让你们吃白馍馍呀?”

  那个孩子扬着头说:“俺娘!”

  有个妇女正切菜,见玉兰走过来,一边使劲剁菜,一边恨恨地说:“剁死你!剁死你!”

  这是怎么回事呢?玉兰很纳闷。

  当天夜里,玉兰在路上碰到社员吕天明。他半信半疑地对玉兰说:“傻闺女,听说区里拨下几万斤白棒子,你为啥不要啊?人家说你想当模范,图露脸,坚决不要救济粮,当真有这回事儿吗?”

  这时,玉兰才恍然大悟,知道这又是“老黑”一伙传出的谣言。她为了避免群众对上级党组织产生误解,就没有向吕天明作更多解释,只是坚定地说:“天明大爷,咱们要相信党。”

  在这以后,玉兰一面妥善安排困难户的生活,一面反复向社员宣传应该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那天,她到五嫂子家里去串门。五嫂子劈头就说:“人家说啦,再选举,长短不叫你当干部了!你当谁的干部?有你这么傻的人吗?上级救济咱8万斤粮食,你都不要!”

  “嫂子,你别急!俺先问问你,你怎么知道上级救济咱村8万斤粮食?”

  “俺怎么知道?他们在全村都嚷遍了!”

  玉兰知道她上了别人的当,又不便讲明,只是安慰她说:“嫂子,俺知道,你为粮食的事儿生气。你知道,全国连着两年灾荒,国家还要建设,城市需要粮食,工人需要粮食,解放军也需要粮食。咱们是种地的农民,咱村一人合四五亩地,还向国家要粮,国家哪来那么多粮食?咱们不能给国家担担子,也该给国家减少点困难。就是有救济粮下来,也得先给比咱们更困难的生产队。嫂子,咱们要相信党。”

  玉兰又说:“如果咱们真的过不去了,就是不要,国家也会给咱们的!”

  五嫂子拍着玉兰的肩膀,笑着说:“俺以为玉兰傻得不透气了呢,这不是不傻吗!”

  但是,村里仍有一些人在责怪玉兰,以为是她捣的鬼,使大伙儿分不到救济粮。玉兰一点也不责怪社员。她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总有一天,这事会弄清楚的。

  两个月过去了。在一次大队群众会上,临清县委来的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大家:“前些日子,上级拨下6000斤粮食,因为南边几个村子灾情重,都拨给他们了。至于说什么8万斤救济粮,那是没影儿的事。”这一说,大家才明白了。

  有的社员找到玉兰,道歉说:“玉兰哪,你受冤了。”

  玉兰还是那句话:“咱们要相信党。”

  1963年9月,大水刚过,由国家调拨的大批救灾物资,不断运下乡来,什么单衣棉衣、布鞋雨鞋、袜子手套,可说应有尽有。一天,队干部们拆开大包,这个拿件单的,那个拣件棉的。他们一边拣,一边还往自己身上试着穿。这个说:“这件俺穿着正合体。”那个说:“这件像给俺做的。”整个院子,活像开了个估衣店,站满了试衣服的干部。东一件,西一件,摊得满地都是。

  玉兰从外边走进院里,望着这情景,还以为他们是往下分配呢,就说:“还没研究哩,怎么就分开啦?”

  话音没落,一个队干部冲着她说:“玉兰,给你留了两双皮鞋,可好哩!就在那个纸盒子里,你试试。”

  他这么一说,玉兰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为自己挑的。她对那个纸盒,看都没看一眼,立即大声说:“多好的皮鞋,俺也不要。救灾物资,应该先分给贫下中农。当干部的,谁也不许先挑先拣。挑了衣裳的,赶快放回去,重新分配!”

  玉兰这一说,尽管有些人不大满意,可他们还是把已经挑到手的衣服,又放回去了。

  玉兰不仅严格自律,而且要求家属和亲友,也做到这样。

  村里的老人告诉我,有一回,玉兰父亲见树林里叶子很多,就搂了一大筐,用自行车驮回家来,准备用来烧火做饭。玉兰回家看到树叶,向父亲问明了情况,非让他把树叶给队里送回去。

  父亲说:“树林里叶子那么多,搂筐叶子算个啥?”

  玉兰坚决地说:“不管是一筐还是一片,凡是集体的东西,咱一点也不能沾!”

  从此,玉兰父亲再也没有到集体树林里捡过一枝一叶。

  “赔本干部”,这是父母给玉兰起的“雅号”。几十年间,玉兰当干部,从来不陪吃陪喝,不但没有从中沾一点便宜,反而往里贴东西:出差贴路费;上级来人在家吃饭贴饭菜……1966年3月,《邢台日报》曾以《赔得合算 赔得值实》为题,登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那是一个初春的日子,临清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后天就要集合了。去参加会议,来回坐车要花钱,会上吃饭要花钱,也无可非议,可玉兰不愿这么做。从1955年当干部后,从来没有因为外出,拿过队里一分钱,不是用自己的一点日常积蓄,就是让家里变卖点鸡蛋什么的。

  可是,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鸡还没下蛋,手里又没有钱,怎么办呢?玉兰坐在堂屋里,两眼望着门外出神。忽然,她看到两只叫着往外跑的羊羔,便对母亲说:“娘,给俺只小羊,卖几个钱,作路费吧!”

  母亲不高兴地说:“你当干部,老是出门开会,也不能光自个儿掏路费!几十斤鸡蛋给你搭进去了,3窝小猪又给你赔进去了。一个旧套子,你也送到收购站换了钱。今儿,你又要算计这两只小羊,办不到!”

  “叫你当干部,哪能‘赔了夫人又折兵’!”父亲更不满意,“从你当干部,家里的事不问一句,自留地不看一眼。说声出门,自行车的气儿给你打好了。说声吃饭,碗给你端上了。全家人,都跟着你忙活。这样干下去,啥都得赔进去。”

  玉兰笑了笑:“俺不早说过,俺能做点工作,爹娘给了很大的支持吗?你们叫俺‘赔本干部’,为革命,把人都搭上了,几只小猪小羊,还有啥舍不得的?”

  父母听着她说得是这么回事,不吭声了。第二天,父母就把羊羔拉到街上卖了,把钱给了女儿。

  玉兰的亲戚告诉我,玉兰在家很受“宠”,她要干啥,父亲就答应她干啥。就拿养母猪来说,她父亲开始不愿养,她就在家“闹事”,天天嚷嚷,弄得父母也拿她没办法,只得依她。母猪买回来了,她又顾不上喂,还得由母亲去饲养。为了支持她当干部,家里人可没少费劲。

  后来,每当有人喊玉兰“赔本干部”时,她总是微微一笑。她觉得,自己搭上几个钱,对工作有利,对集体有利,赔得合算,赔得值得。

  玉兰每次因公外出回来,都向父母交账,借这个机会,向他们进行大公无私的思想教育。慢慢地,父母对她“贴钱”当干部,由不理解变成了支持。过去叫她“赔本干部”,是怀着一种不满的心情;后来叫“赔本干部”,却换成了一种赞赏的口吻。

  如今,在东留善固人的心目中,“赔本干部”已成为一种光荣的称号,反映着公而忘私的美德。

  “玉兰的‘赔本干部’思想,影响了俺们村的几代干部。”许多老干部告诉我,当年在玉兰“当干部要甘于吃亏”的思想影响下,东留善固的干部们纷纷以争当“赔本干部”为荣,干了许多“赔本”的事:村干部们外出开会,从不上队里领取出差补助;上级来了人,该谁接待谁接待,都是领到自己家里吃饭,从不到公家领补助费……

  贾俊刚告诉我:“那时,大队干部到县上和公社开会,别的村再穷,干部都下馆子,就俺们东留善固干部,从来没下过馆子,都是自带干粮,向人家要碗水喝。有一回,俺跟玉兰到县上开会,开玩笑说,‘玉兰,弄一顿儿吧!’玉兰说,‘不沾!不沾!’多少年来,玉兰也没和俺们下过一回馆子。玉兰常给俺们说,当干部,除了带头干,除了吃亏,还有啥说的?她还说,东留善固穷,不当干部,也照常挨饿,把咱村搞好了,全国都好起来了,咱们再享福,也不晚。再说,当年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为咱们打天下,许多人连命都搭上了。毛主席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家里牺牲了6口亲人。咱们下点力、吃点亏,这还算什么?玉兰那会儿说的话,如今实现了,全村人均收入几千元,老干部每月都拿补助,吃亏变成了享福。”

  “东留善固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可以说是玉兰用甘于吃苦、吃亏、吃屈的‘三吃’精神换来的。”贾俊刚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