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丨吕玉兰故事:第十章 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

作者:红色联播  更新时间:2019-03-29 08:08:03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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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的威信是干出来的!”我在采访玉兰的事迹时,许多同志这样说。是的,玉兰在领导乡亲们建设家园过程中,付出了大量汗水和心血,可歌可颂的事迹,何止造林固沙一件呢?她在谈到这样做的体会时说:“做领导工作,实干省很多劲,实干是最省力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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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夏,麦子长得好。开镰的头天晚上,玉兰给社员们开了会,讲明快收快打的意义,号召大家起五更开镰。社员们举手赞成。  雄鸡刚叫二遍,玉兰就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出了门,叫了东家喊西家,叫起南邻喊北舍,然后下了地。她一直和小伙子们开展竞赛,自己很快窜到了前边,打了头镰。天亮了,一位眼尖的小伙子看了看玉兰,立即喊起来:“喂——,都来看呀,佘太君挂帅了!”

  大伙儿一看,都“哄”地笑了起来。玉兰开始不知道笑啥,也盲目地跟着笑。这一来,人们笑得更欢了,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笑出了泪。

  这一下子,可把玉兰闹傻了眼。这时,一位姑娘跑过去,扯着她的上衣大襟,说:“玉兰姐,你怎么穿这件衣裳啊?”

  玉兰低头一看,不觉也哈哈大笑起来。原来,她起得过早,摸黑错穿了奶奶的大褂子,活像戏台上古代将帅们穿的战袍锦服一样,晃来晃去,逗得人们乐了好大一阵子。

  1957年冬,合作社组织抗旱打井,玉兰要领着一伙妇女下井。一些有封建思想的老年人看不惯,不同意妇女下井。他们说,那不是送死呀,不沾弦!还有的说,过去打井,妇女就不能到井上去,妇女要是到井上去,井就得打“偏偏”(打坏了的意思)。

  这些都没挡住玉兰。别人还没下井,她先下去了。打井的活儿真不轻闲。井下,人站在泥水里,猫着腰,又是挖泥,又是装土,不一会儿,就累出了一身汗。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她穿着雨衣,上来冻得直打哆嗦。有人就说:“玉兰太傻了!别说女的,就是男的,也是尽挑那些傻不愣的小伙子下井。”还有的说:“玉兰下井,真像个疯子,不像个妮子样!”

  玉兰没听这些,仍然坚持打井。井打成后,她问那几位老人:“井咋样?”
  老人齐声称赞:“好!”
  “没打偏偏吧?”
  “没!”
  “不是说妇女不能下井吗?”
  “哪个妇女敢下井,就数你玉兰呗!”

  在玉兰的带动下,其他妇女也纷纷下了井,并组成了“妇女打井队”,一连挖成好几眼,在抗旱中起了不小作用。她通过带头下井,得到了这样一条认识:“当领导,自己不带头干,不接触实际,就没有真知,得不到经验,只能人家说啥是啥。这不是领导人,而是被人领导,很难得到真经。”

  1958年秋天,冀南一带同全国一样,“大跃进”正在升温,又刚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社里为夺取第二年的农业大丰收,大搞土地深翻。担任公社副社长的玉兰,将孙秀兰、杨盛兰、文秀兰、孙大芹、杜玉芹、孙秀芹、修玉芹、刘桂芹等本村妇女召集到一起,开了个“齐心会”,成立了“四兰五芹深翻队”,发动大伙儿开展劳动竞赛。她们下了“战表”,宣布“立擂”,倡议各村的“铁姑娘”、“硬汉子”都来“打擂”。经过五次“擂台”较量,都没能把她们打下来。

  那天,一帮小伙子决定采取“车轮战”,玉兰她们一点也不示弱。她上身只穿一件汗背心,下身的裤子挽过了膝盖,就这样,汗水也是不停地流着。

  秀芹的手上起了两个大泡,玉芹的手被磨破了,谁也不吱一声。

  玉兰把肩膀上的白毛巾扔了过去,说:“垫在手上。”
  玉芹说:“你呢?”
  玉兰说:“俺的手没事。”
  眼尖的秀兰说:“还没事呢,都快变成红锨把了。”
  玉芹说:“反正俺不垫,给你!”
  她随手又扔给了秀芹,秀芹又扔给了盛兰……最后传到桂芹手里。桂芹顺手往玉兰肩上一搭,说:“还是留给你自己擦汗用吧!”  经过一番拼搏,她们终于夺得了“打擂”的胜利。“四兰五芹深翻队”的事迹,很快闻名全公社以至全县。

  当时,玉兰在笔记本上,曾写下许多豪言壮语,抒发自己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胸怀:“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带头干。”“跃进上去,向沙土进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武松打虎的勇气,忘我的劳动,拿出少活十年的劲头,来搞大丰产运动!”……
  我手头有一份中共邢台地委党校1966年2月在东留善固办学习班时,党校工作人员采访当年的大队长王守增的谈话记录。他着重谈到了玉兰当时的表现:“1958年‘大跃进’,那阵儿搞大协作,吕玉兰带领俺村青年,成立了一个‘火箭连’,俺也参加了,俺俩都是负责人。那时候,俺们常到外村去支援种麦。缺牲口,就靠人力挥锨掘地播种,拼着命地干。”接着,他讲了一个玉兰在中秋节支援外村种麦的故事。

  那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天刚擦黑,各家饺子还没吃完,公社来了通知,要求马上去支援外村。可是,有些妇女不愿去,有的藏起来了,有的被锁在屋里。怎么办?玉兰就领着人挨家挨户去找,做动员工作。有的人就说:“玉兰这傻妮子,给别村干活,多一个少一个,有啥关系!她是非把咱累死不中!”可玉兰说:“你想想,搞社会主义,人人都有一份!咱村有劳力,人家有困难,不互相帮助咋行啊!咱们应该支援他们,帮助种上麦子。”那天晚上,她动员了村上一大半的劳力。那工夫,有的老年人看不惯“大跃进”,就偷偷把自己的闺女,寻婆家包办着结婚了,这样可以躲在家里不出来。有的还不够结婚年龄,也在那几天由老人包办着结了婚。玉兰回来听说了,挺生气,就跟这些老人说理。有的妇女结婚后不如意,要闹离婚,直闹腾了一年多。  事实上,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是玉兰投入“大跃进”运动的一部分内容,更操劳的是她承担的多种领导工作。那时,玉兰担任了公社副社长之职,主抓全社的妇女、青年、卫生等项工作。

  1958年5月入党后,她又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不久,她还兼任了公社妇联副主任、县妇联执行委员。加上以前担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真可以说是身兼数职,任务繁重。

  如今,我从玉兰当年在笔记本上所记录的内容看到,当时上级党委和政府下达给公社的各项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就拿妇女工作来说,就有大力组织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包括养猪养羊、深翻土地、消灭“四害”、田间管理;还有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组织“巧姑娘队”、“巧大嫂队”,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不一而足。至于每项工作,又都贯穿着传达、贯彻、布置、检查、汇报等程序,可见其工作内容之多、工作量之大。另外,伴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种会议、检查、评比、总结等活动,更是接踵而来,层出不穷。就拿开会来说吧!玉兰由于身兼数职,参加的各种会议,就显得尤其频繁。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偏僻乡村以至县上开会,也是件艰苦的事:住,没有像样的招待所,没有饭店旅馆,只是在简陋的办公室、学校,甚至马车店里搭个通铺,还要自己带粮票、钱款和被褥;吃,只是高梁面、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外加大锅菜甚至咸菜;行,没有车接车送,只是自己买车票乘汽车、火车,没有机动车的地方,就只能搭马车、骑自行车甚至步行前往。会上,代表们听报告、记笔记、做汇报、表态度,一点轻松不得。

  为此,当年有些干部常把开会当作负担,不愿参加。可玉兰却总是坚决服从领导上的安排,叫到哪儿开会,就到哪儿开会。而且,不管路有多远,交通条件是否方便,她总是风雨无阻,及时赶到。到了会上,她遵守纪律、做好笔记、积极发言,从而常常成为会上的活跃分子,曾多次担任参加省、地、县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或代表与会者上主席台表态发言。

  如今在临西县,还流传着玉兰“赤脚开会”的故事。
  那年夏天,她正和社员们一块压绿肥,忽然接到了区委的紧急通知,让她马上到县上开会。她来到家里,没顾上换衣服,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路上,她那双旧布鞋子,鞋帮鞋底分了家,实在不能穿了,就索性光着脚走。
  在县委礼堂门口,警卫人员挡住了她:“你找谁?”
  玉兰回答:“俺是来参加会议的。”
  警卫人员看了看她,只见她头发乱蓬蓬的,身上沾着许多泥点子,卷着裤腿,脚上还带着泥巴,有些不信,又问:“你带介绍信了吗?”
  “俺接到区委的通知就来了,什么也没带。”
  “没有信,不让进。”

  玉兰正要再作解释,刚巧有位在会场工作的同志从礼堂里走出来。他看见玉兰,就说:“你怎么才来?就缺你这一名代表了!”
  这时,警卫人员才知道,原来这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姑娘,就是远近闻名的最年轻的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吕玉兰。

  “‘大跃进’年代,玉兰还当过‘红专大学’的校长呢!”当年的先锋人民公社(下堡寺公社一度改为此名)党委书记孙鸿恩,还向我谈到了玉兰在“大跃进”年代创办公社“红专大学”的事。那时,全国各地放出的粮棉高产“卫星”频频上天,而先锋公社的产量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同时也受到全国各地大办红专大学的启示。于是公社常委决定,抽调一批由年轻人组成的精兵强将,集中力量探索高产的路子,让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使之成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1958年10月,由公社书记孙鸿恩兼任校长、玉兰任副校长和团支书的“红专大学”,在西高尔庄村——新设立的“高产庄”,正式成立了。

  在玉兰的笔记本上,这样记录着她当年对“红专大学”的计划:“600亩耕地,100人。一、种麦子300亩;二、冬季深翻土地300亩;三、建养猪场一个;四、大胆技术革新,冬季搞温室,马上行动;当前突击拾花、刨地瓜……”

  至今,我手头还保存着玉兰留下来的一份当年“红专大学”的“花名册”,上面登记着每个人每天的出勤情况。据孙鸿恩等一些老同志介绍,当时玉兰领着这批知识青年,在旷野沙荒上白手起家,实行边学边建,边干边创,自己修建起了宿舍、教室、厨房、温室、猪场,人员按连、排、班组织,过着一种军事化和集体化的生活。学生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如深翻土地、积肥运肥、修建房屋等,劳动强度很大。第二年春天,由于全国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所大学就停办了。  

  孙鸿恩十分肯定,她是一个讲实际、说实话、重实干、办实事的人。

  面对当年这种“全面跃进”的形势,玉兰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由于工作积极、成绩显著,玉兰又多次被评为社、县、地、省的农业劳动模范和青年、妇女先进积极分子。1958年5月,玉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标志着她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9年春天,她还荣获了全国“三八”妇女红旗手的称号。

  如今,当我捧着玉兰的“入党志愿书”,联想到她之所以扑下身子“为社会主义打乾坤”,原来正如她亲手在这份志愿书中所写的,早就定下了“带领广大群众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的宏伟志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