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图丨读《塘约道路》后，信手写下的一段话：农民为什么要组织起来？

　　断断续续，花了几个小时，读了《塘约道路》。惭愧，这本已在“江湖“上"传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到昨天才读，几个小时读完。我叮嘱我的两个学生也读读，并安排一个时间让他们讲一讲。用政治经济学讲，用合同理论讲，既要讲政治选择，也要讲经济逻辑、激励逻辑，即经济选择。光讲一面，是不好的。

　　这本书其实是个报告文学，是讲故事的一本书。情节不复杂，也没什么复杂的理论。塘约村是贵州省安顺市下的一个行政村，二千来人。2014年6月，塘约村遭遇到历史上少见的暴雨的“洗劫”，整个村庄差不多要垮了。本来就是个穷村，暴雨把塘约村村民的家当“冲刷"得一干二净。但穷则思变，塘约村的变化恰恰从这里开始。

　　我想，塘约村走到今天，有如下这些原因：第一个，刚才讲了，因为穷。暴雨使这个村不能再穷。穷就有压力，压力变动力。凡事有了动力就好说了。

　　第二，这个村的班子好，村支书左文学是个能人。不仅能力高，悟性高，而且公心强。在他的影响下，村里的两委班子作风正，村民信任他们。可见，公心对任何层级的领导，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关键变量，但这个变量要变参量，即不能在“公心”上“失分”了。

　　第三，他们（塘约村人）有志气。这个村的人说，再穷也不去讨饭，一定干出名堂来。

　　第四，他们的“干"不是单打独斗，不是小岗村那样干，而是在左文学等人带领下，拧成一股绳，走“村社合一“的道路，重建家园，勤劳致富，共同发展。

　　第五，他们的产权改革是逆主流的产权改革，别人通过确权“分"，他们通过确权“合”，前"分”后“合”，效果就大大不同。前面是小岗路线，后面是塘约村自己的路线，是不同的。

　　第六，产权改革后接着要做的事就是产业推进。土地合在一起，确权确出了四千八百余亩，而实行承包制那会，全村耕地面积只有一千五百七十二亩。有了这么多的耕地，就可以大做文章，搞多种经营了。塘约村建成合作社后，土地规模化了，劳动力也规模化了，规模化后就必然有个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塘约村现在有施工队、运输队、农业生产队、妇女生产经营对，等等。没有规模是无法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子式的承包制，每家每户单个作业，怎么可能产生分工与专业化优势呢？塘约村通过内部分工与专业化，节省了劳动力，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这就有了配置效率了。小岗模式不行，第一，它无法分工与专业化，第二，小岗村几乎没什么“范围经济”。

　　第七，塘约村的公共治理做得不错。他们搞了“红九条”，就是村规村约，把村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要有什么样的公序良俗，一条一条写得很清楚，而且一条一条要落实到位，奖惩很分明。村委会、村行政威信高，老百姓在如何建设塘约村上有很大的共识，上下齐心协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红九条就像当年红军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深入人心。

　　第八，塘约前的领导很聪明，他们总结出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治村路线”，就是"村委管全村，村民管党员”。看得出来，左文学和他的班子很有思想、很有头脑，很有创造性，实干精神也强，善于分析和总结，理论水平也跟着上来了。“村委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不是什么套套逻辑，也不是什么唱高调，这个办法很管用，很有针对性。第一条，村委管全村，是说农民要组织起来，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如何组织起来，就是组织起来了也不牢固，很容易解体；第二，村民管党员，就是说，群众监督很关键，没有这一条，村行政也好，村支部也好，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如毛泽东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信息不对称啦，什么经济学上所讲的逆向选择啦，什么公权私用啦，一概没有市场。塘约村的“标治路线”好就好在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出来了，这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第九，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市委书记，叫周建琨。这个书记去过塘约村十一次，有两次是微服私访。他不断地引导左文学怎样往下干，左文学也非常聪明，能领会周书记的点拔。这一上(指周)一下(指左)，干出了什么呢？干出来个“塘约道路”，这个道路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组织起来，就是“村社合一"，就是规模农业，就是比较优势，就是共同发展。

　　显然，以上九点，保证了这个村庄有自生能力，或者用周建琨先生的话说，有了内生动力。周建琨这个市委书记是很有头脑的市场书记，他是领导，但他的行为诠释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即领导就是服务，就是加工厂，能够把群众的愿望、期许、要求和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聚合起来，加工成一条一条的合乎实际情况的政策，再把这些政策贯彻下去，让群众参与进来，激发他们去改变自己的生活。领导的智慧就是激发他领导下的群众的智慧。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个缺点，即没有把政府的财政支持(补贴，或转移支付)这件事写出来。这易引起许多人质疑塘约村的发展模式。我想也有道理。不过，我是这样看的，政府对农业进行补贴当然是必须的，国外的农业也是这样。何况塘约村是个灾区呢？再说，政府扶持的村庄千千万万，但塘约村由于实施村社合一，组建了全体村民均参与的合作社，在政府扶持下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终究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从前也调查过十几个合作社，但像塘约村这样的合作社，的确是第一次闻说，这个合作社不同于我们从前看到的合作社。为什么它们会有质的差异性？为什么塘约村有这样的结果而其他村却没有？这的确值得思考、分析。

　　此外，这本报告文学里几次提到，在农村建立合作社，最大的难处不是别的，反而是人们的认识（不到位），尤其是那些已经富起来的或有殷实家底的农户（在农村，这些农户被称为大户）的认识不到位。越穷的地方越易建立起这种政社一体的合作社，越容易脱贫致富。为什么如此，这本书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作者已有答案，只是引而不发？

　　我发现，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论述约有十一、二处，引用习近平的话也有好多处。这颇耐人寻味。它是否合乎主流认定的“政治正确”？我想，未必！但塘约道路的确值得深度研究，尤其是比较历史制度研究。

　　以上，只是我粗看这本报告文学后的一点浅陋想法。我2007年写过一篇关于承包制与公社制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性的论文，所得结论被塘约村的实践所证明，这一点的确让我感慨良多。2007年后，我一直追踪研究农业合约，但塘约村这样的“政社合一”的体制，是我以前的政策分析所不敢预测的，尽管我在理论分析上早就“发现"过它的合理性。顺便说一句，我此前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产权和合约选择方面。

　　中国主流学界和主流决策界，受杜润生和林毅夫两位先生的理论影响太深了，至今仍未对人民公社制的历史实践做出辩证的、客观的评价，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路的最大的政治心理学和制度心理学障碍。由于历史问题是一笔湖涂账，以致于学者也好，决策者也好，面对塘约道路，无法做出逻辑自洽，或者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评价。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今天就写到这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