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宏图丨读《塘约道路》后,信手写下的一段话:农民为什么要组织起来?

作者:邓宏图  更新时间:2017-07-01 22:57:20  来源:民族复兴网  责任编辑: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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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断续续,花了几个小时,读了《塘约道路》。惭愧,这本已在“江湖“上"传说”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书,到昨天才读,几个小时读完。我叮嘱我的两个学生也读读,并安排一个时间让他们讲一讲。用政治经济学讲,用合同理论讲,既要讲政治选择,也要讲经济逻辑、激励逻辑,即经济选择。光讲一面,是不好的。

  这本书其实是个报告文学,是讲故事的一本书。情节不复杂,也没什么复杂的理论。塘约村是贵州省安顺市下的一个行政村,二千来人。2014年6月,塘约村遭遇到历史上少见的暴雨的“洗劫”,整个村庄差不多要垮了。本来就是个穷村,暴雨把塘约村村民的家当“冲刷"得一干二净。但穷则思变,塘约村的变化恰恰从这里开始

  我想,塘约村走到今天,有如下这些原因:第一个,刚才讲了,因为穷。暴雨使这个村不能再穷。穷就有压力,压力变动力。凡事有了动力就好说了。

  第二,这个村的班子好,村支书左文学是个能人。不仅能力高,悟性高,而且公心强。在他的影响下,村里的两委班子作风正,村民信任他们。可见,公心对任何层级的领导,都是至关重要的,是关键变量,但这个变量要变参量,即不能在“公心”上“失分”了。

  第三,他们(塘约村人)有志气。这个村的人说,再穷也不去讨饭,一定干出名堂来。

  第四,他们的“干"不是单打独斗,不是小岗村那样干,而是在左文学等人带领下,拧成一股绳,走“村社合一“的道路,重建家园,勤劳致富,共同发展。

  第五,他们的产权改革是逆主流的产权改革,别人通过确权“分",他们通过确权“合”,前"分”后“合”,效果就大大不同。前面是小岗路线,后面是塘约村自己的路线,是不同的。

  第六,产权改革后接着要做的事就是产业推进。土地合在一起,确权确出了四千八百余亩,而实行承包制那会,全村耕地面积只有一千五百七十二亩。有了这么多的耕地,就可以大做文章,搞多种经营了。塘约村建成合作社后,土地规模化了,劳动力也规模化了,规模化后就必然有个内部的分工与专业化。塘约村现在有施工队、运输队、农业生产队、妇女生产经营对,等等。没有规模是无法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子式的承包制,每家每户单个作业,怎么可能产生分工与专业化优势呢?塘约村通过内部分工与专业化,节省了劳动力,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劳动力,这就有了配置效率了。小岗模式不行,第一,它无法分工与专业化,第二,小岗村几乎没什么“范围经济”。

  第七,塘约村的公共治理做得不错。他们搞了“红九条”,就是村规村约,把村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要有什么样的公序良俗,一条一条写得很清楚,而且一条一条要落实到位,奖惩很分明。村委会、村行政威信高,老百姓在如何建设塘约村上有很大的共识,上下齐心协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红九条就像当年红军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深入人心。

  第八,塘约前的领导很聪明,他们总结出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治村路线”,就是"村委管全村,村民管党员”。看得出来,左文学和他的班子很有思想、很有头脑,很有创造性,实干精神也强,善于分析和总结,理论水平也跟着上来了。“村委管全村,村民管党员”,这不是什么套套逻辑,也不是什么唱高调,这个办法很管用,很有针对性。第一条,村委管全村,是说农民要组织起来,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如何组织起来,就是组织起来了也不牢固,很容易解体;第二,村民管党员,就是说,群众监督很关键,没有这一条,村行政也好,村支部也好,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如毛泽东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信息不对称啦,什么经济学上所讲的逆向选择啦,什么公权私用啦,一概没有市场。塘约村的“标治路线”好就好在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出来了,这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

  第九,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市委书记,叫周建琨。这个书记去过塘约村十一次,有两次是微服私访。他不断地引导左文学怎样往下干,左文学也非常聪明,能领会周书记的点拔。这一上(指周)一下(指左),干出了什么呢?干出来个“塘约道路”,这个道路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组织起来,就是“村社合一",就是规模农业,就是比较优势,就是共同发展。

  显然,以上九点,保证了这个村庄有自生能力,或者用周建琨先生的话说,有了内生动力。周建琨这个市委书记是很有头脑的市场书记,他是领导,但他的行为诠释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即领导就是服务,就是加工厂,能够把群众的愿望、期许、要求和各种各样的办法都聚合起来,加工成一条一条的合乎实际情况的政策,再把这些政策贯彻下去,让群众参与进来,激发他们去改变自己的生活。领导的智慧就是激发他领导下的群众的智慧。

  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个缺点,即没有把政府的财政支持(补贴,或转移支付)这件事写出来。这易引起许多人质疑塘约村的发展模式。我想也有道理。不过,我是这样看的,政府对农业进行补贴当然是必须的,国外的农业也是这样。何况塘约村是个灾区呢?再说,政府扶持的村庄千千万万,但塘约村由于实施村社合一,组建了全体村民均参与的合作社,在政府扶持下取得了这样的成绩,终究还是非常难得的。我从前也调查过十几个合作社,但像塘约村这样的合作社,的确是第一次闻说,这个合作社不同于我们从前看到的合作社。为什么它们会有质的差异性?为什么塘约村有这样的结果而其他村却没有?这的确值得思考、分析。

  此外,这本报告文学里几次提到,在农村建立合作社,最大的难处不是别的,反而是人们的认识(不到位),尤其是那些已经富起来的或有殷实家底的农户(在农村,这些农户被称为大户)的认识不到位。越穷的地方越易建立起这种政社一体的合作社,越容易脱贫致富。为什么如此,这本书未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或者作者已有答案,只是引而不发?

  我发现,这本书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论述约有十一、二处,引用习近平的话也有好多处。这颇耐人寻味。它是否合乎主流认定的“政治正确”?我想,未必!但塘约道路的确值得深度研究,尤其是比较历史制度研究。

  以上,只是我粗看这本报告文学后的一点浅陋想法。我2007年写过一篇关于承包制与公社制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性的论文,所得结论被塘约村的实践所证明,这一点的确让我感慨良多。2007年后,我一直追踪研究农业合约,但塘约村这样的“政社合一”的体制,是我以前的政策分析所不敢预测的,尽管我在理论分析上早就“发现"过它的合理性。顺便说一句,我此前的理论分析主要集中产权和合约选择方面。

  中国主流学界和主流决策界,受杜润生和林毅夫两位先生的理论影响太深了,至今仍未对人民公社制的历史实践做出辩证的、客观的评价,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路的最大的政治心理学和制度心理学障碍。由于历史问题是一笔湖涂账,以致于学者也好,决策者也好,面对塘约道路,无法做出逻辑自洽,或者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评价。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许多话要说,今天就写到这里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