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首页 > 文章中心 > 三大复兴 > 社会主义复兴

毛主席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佘富勤 发布时间:2020-05-18 10:58:30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种扼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策略。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古老的东方建立的新中国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就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战略家一代伟人毛主席,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以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和政治远见,始终注重筑牢各级干部“拒腐防变”的根基;始终注重团结和引领知识分子向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始终注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长期培养和长远布局,千方百计防止特别时党内野心家、阴谋家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为防止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奉献了毕生心血,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防止“和平演变”所进行的艰苦探索,对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长袖善舞,不断发动群众运动促使各级干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

  (一)早在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展开的著名“窑洞对”中,毛主席就对治理新中国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提出了新构想。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欢迎。黄先生返回重庆后,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回,毛主席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功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听了他这番话后,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二)在西柏坡指挥完成三大战役即将取得全国解放之时,毛主席以“进京赶考”的心态就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深知到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形态在党内的影响,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弹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思想。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就是毛主席深感那种“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主义思想一定会在革命队伍中表现出来。

  (三)毛主席在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期间开展的“三反”运动极大地赢得了民心,亲自批准枪毙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革命功臣和党的高级干部,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毛主席熟读经史,深知历朝历代的兴衰存亡皆与吏风是否清明息息相关,因而把治国归结为治吏,“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天下一定大乱。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抗美援朝期间,为了支援前方流血牺牲的将士,面对后方国内的局势,毛主席审时度势,很快在全党、全民进行总动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属无此前例。在“三反”运动中,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是毛主席亲自批准了枪毙红军时期即参加革命的功臣和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

  刘青山雇工出身,曾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被捕前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学生出身,曾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被捕前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他们过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还是在解放战争中,都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但在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逐渐腐化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对刘、张二犯的处理,当时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

  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广大干部在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毛主席在考虑对刘、张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毛主席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

  当时,刘、张的罪行已经通过报纸、广播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曾组织八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无一人不主张枪毙的。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主席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刘、张案件的发生和处理,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深入发展,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反腐肃贪大风暴——“三反”运动。毛主席讲到:

  【“杀刘青山、张子善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主席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毛泽东的脑袋。”】

  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四)毛主席始终注重让各级干部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始终注重各级干部作风建设、始终防止各级干部形成“特权阶层”,乃至不惜发动至今让他背负“晚年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深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来。在1957年4月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减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在1960--1962的“三年困难时期”,鉴于有人主张采用“实用主义”方法来克服眼前的困难,而不顾这种政策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联系到苏联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上都有过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旧制度复辟的情况,毛主席担心,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将无法巩固,共产党可能变质,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总结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采取各种措施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毛主席再次发动群众,针对干部搞特殊化、“走后门”、多吃多占问题,在城市开展了“五反”运动,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毛主席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么,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这种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过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导致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有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1968年10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指出,干部队伍里“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而“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经过“四清”运动,还有期间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毛主席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主席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阴暗面的问题,毛主席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毛主席的工作法宝之一。他说:“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毛主席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让他至今背负了“晚年严重错误”的“文化大革命”。

  大张旗鼓,始终注重对旧知识分子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

  (一)对“钱学森式”的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毛主席采取了既特别信任又特别关怀的方针,大胆放手使用。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但各方面建设奇缺,满足不了建设需要。毛主席很重视延揽人才,并且在延揽人才中表现出他博大的胸怀。对国内不同程度地为国民党、日本人做过事的许多建设人才,毛主席及时纠正各地出现的不信任甚至排斥这些建设人才的问题,还注意在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发现建设人才,把发现的人才安排到重要岗位上去,发挥他们的作用。不光要在专业上使用他们,有的人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毛主席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在新中国与西方尚无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他要求统战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吸收海外人才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经过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开拓者、奠基人。

  毛主席在1956年亲自接见了归国不久钱学森。,毛主席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对钱学森的《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给予了高度赞誉。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亲自决定派钱学森同志去,为了与苏方对等,毛主席建议至少也得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二)对旧社会过来的“梁漱溟式”的旧文人毛主席采取了既既团结又教育的方针,让其在实践中自新。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如何处理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的问题。毛主席以其伟大心胸和气魄,大手一挥作出决定:“包起来”。党和政府对国民党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进行了细心安排,安排了一部分留在各级人民政权当中当干部,一部分安排到参议部门中去,有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安排去教学,有的则干脆养起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民主党派和大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接受新民主主义,但幻想走“第三条道路”,成为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为此毛主席指出:

  【“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一段梁漱溟与毛主席关系的故事,也许能说明毛主席对爱国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因为梁漱溟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和特殊经历,也使他更具有了一点传奇色彩。

  梁漱溟是旧中国著名的学者,他出生于光绪年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内战、新中国建设等各个历史阶段,被称为“中国近代史100年的见证者”。他只有中学学历,却24岁成了北大讲师。他最初只想当和尚,只念佛经不念四书五经,最后却成“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1918年,梁漱溟与毛主席在杨昌济北京的家里相识。因梁漱溟大毛主席两个月,以后毛主席就称呼他“老哥。”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梁漱溟跑到延安去,专门找毛主席讨论中国问题,讨论持续了一个多礼拜,差不多每一天晚上都要讨论。那个时候,国共关系没有公开恶化,两个人讨论得很痛快,没有什么顾虑。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觉得梁漱溟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已经可以参加人民政府了。但是他跟毛主席说,“我留在外面不是也很好吗?” 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毛泽东大发雷霆。当时总路线要强调城市的工业化,梁漱溟则反对,“你们这样做,就是等于城市的工人是天堂的第九层,而农民还是地狱的第九层了”。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控制不了自己,而发了大脾气。很明显梁漱溟和毛主席的关系破裂了。但毛主席依然让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把他“养了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梁漱溟是被批判的对象,直到去世,梁漱溟再也没有见到过毛泽东。

  晚年的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了不起的。他没有什么凭借,就是单身一个人。在他的家乡,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了一个新中国,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谈及他与毛泽东在1953年的冲突,梁漱溟很感慨,“1953年气太盛、气太高,所以就跟毛公抵触了。那个事情后来我自己想不应该,应当我多尊重他一些,不应当跟他闹翻”。 1949年6月15日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毛主席在讲话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预言:“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三)对旧社会过来的“张东荪式”的反动文人毛主席采取了既教育又斗争方式,让其在群众的监督下改造。1949年后的旧知识分子都需面临一个思想改造问题。张东荪可谓代表性的一员。张东荪1921年曾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会议,大革命后加入国家社会党,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8年曾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在建国后说“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但他不理解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在朝鲜战争前夕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将一份政协名单交给了美国特务,直接掩护了与其接头的台湾保密局情报人员,并提供私藏的电台。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宋时轮率领九兵团入朝这一信息、军列的运行时间、可能的投入方向--就是通过其提供的电台传送出去。在有人要以“叛国罪”将其逮捕法办时,毛泽东出来说了话,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养起来。

  1956年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谈到镇反问题:“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主席真心实意地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跳出周期律。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借“波匈事件”污蔑共产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煽动闹事,要共产党下台,让他们来搞资本主义。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得不开展“反右”斗争。即便如此,毛主席还是要求“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分,对前者进行批评教育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帽子。”同时指出右派“全国大约四千人左右。”即便后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上,也只是说“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八千人。”

  三、高瞻远瞩,坚持让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一)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毛主席明确提出了选择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指明领导人很重要,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开始大力兜售“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从而达到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这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早举起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旗帜。从这时起,毛泽东把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根据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 年6 月16 日这一天下午,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

  “ 第四条, 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 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

  (二)针对帝国主义寄希望于“和平演变”我们党的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企图,毛主席提出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毛主席指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原因,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说明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被演变的社会基础。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出发点来说,是希望亿万群众得到锻炼,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人民江山改变颜色。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和采取错误的方法,导致不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悲剧。虽然在探索中曾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毛主席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警觉。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设想,永远是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反对西化、分化的阴谋和反腐败的斗争,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毛主席还说: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主席紧急召见北京高等学校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1968年12月,为了打破杜勒斯兄弟的“和平演变”战略,毛主席深知“温室里长不出万年青”,“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他下决心把成千上万的知青送到条件最艰苦的农村、边疆,一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展开了。

  当年的知青,如今几乎年近古稀。回过头来看,许多知青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许多大城市的知青扎根祖国边疆,“献了青春献子孙”。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让他们学到了书本上、教室里读不到的东西,许多知青最终通过各种途径也成长为各行各业的栋梁之材,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出现了“知青治国”的现象。新时代人民领袖习主席15岁去了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一待就是七年多。他回顾自己的知青岁月不无感慨地讲到:

  【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七八年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这几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四、毛主席关于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探索的当代启示

  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指1988年——引者)东欧进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1983年,我游历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遇见了几位东欧集团的领导人和数百名平民。从他们当中传出了一个明朗的信号:共产主义教条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已经死亡。”“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当今大多数都是野心家和官僚。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而实用主义则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都占有优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跟着资本主义走,就会和平演变,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人民领袖习主席也曾为前苏联的解体发出了“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

  抚今思昔,我们不得不感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艰苦探索和思考,从今天的现实看来,对我们当代依然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振聋发聩的重要启迪。

  (一)新时代必须以人民领袖习主席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化为载体,全面加强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民领袖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面从严治党,以力挽狂澜的气魄和胆识,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作出了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硬仗的战略决断,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取得成效之大有目共睹。

  十八大以来查处级别最高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拉帮结派、封官许愿,大搞人身攀附,除了大搞政治腐败外涉案金额高达十几亿;最近刚刚被审判的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永正,台上报纸上大喊“两个维护”和“四个意识”,台下置人民领袖习主席多次亲自批示于不顾,涉案金额高达7亿多,看看十大大以来这些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倒的腐败变节的“共产党员”,深感毛主席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探索是多么必要。

  张爱萍将军在考察完新时代共产主义新村河南省南街村后,与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斌感慨地说:“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2019年6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以人民领袖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更是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和政治任务。

  (二)新时代必须以人民领袖习主席提出的“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旗帜,夺回社会主席意识形态阵地。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人民领袖习主席是继毛主席之后,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其次数之多、内容之深、语言之经典,前所未有,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做出了榜样。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断深入,有一个不容否认、令人担忧现象,那就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失守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各种“摘帽”和“平反”政策的不断落实,一些曾被共产党打到的剥削阶级自以为风向已变,他们开始乔装打扮、改头换面,披着各种外衣、以各种方式与境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开始不断诋毁和否定党的领袖毛主席,进而变相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不少西化的“公知”占据了高校、社科、宣传部门重要岗位,不遗余力地兜售西方的“普世价值”、“民主宪政”;对一些当着共产党报刊社长、主编,领着共产党的工资,端着共产党的饭碗,砸着共产党的锅的人,一些部门表现装聋作哑,态度暧昧,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严重模糊和颠覆着群众对政治理论是非的判断。

  人民领袖习主席严厉批评一些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

  在我国庚子之春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境内外敌对势力,蒙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利用“李文亮事件”大做文章,向党和政府施压,攻击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向主流意识形态进攻;近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向我国“甩锅”和“追责”,掀起了气势汹汹的“反华大合唱”,国内不少无良“公知”,更是不遗余力地乘风扬土、煽风点火。

  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的论述,牢记“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认真对待思想舆论领域“红、黑、灰”“三个地带”,做到守住“红色地带”阵地,压缩“黑色地带”地盘,转化“灰色地带”为红色,“确保宣传思想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政治灵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做到精神不“缺钙”,理想不动摇,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同一切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唱衰”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三)新时代必须以人民领袖习主席提出的“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筑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毛主席早就说过: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非要走,只能是附庸资本主义。这是被中国近、现代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洋务运动、国民党的几大家族和改开后的资本主义泛滥,都跳不出这个规律。

  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和靠拢的过程;国家经济的组织方式也由计划经济的国家经营、集体经营代之以西方行之有效的公司制和劳动雇佣制;国家财富的分配方式也由尽量控制缩小差别的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变成了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国家经济总量也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

  但随着改革不断进入深水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和挑战。众多行业产能大幅过剩、商品出口屡受抑制、国外资源供应约束增强,依靠国外市场支撑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传统模式道路越走越窄了;就业压力沉重、城市房价涨势不止、生活消费增加缓慢;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环境污染严重,西部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社会矛盾迅速增加,由此引发了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减退。

  人民领袖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综合地说明了,我国确实存在着生产迅速增长而劳动人民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之所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源就在于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即,社会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有制的二元化导致了社会生产关系的二元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生产关系不是彼此隔离而是共处在同一个社会,既有互相促进的一面,又有互相竞争和对立的一面,双方都受内在要求的驱使力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者和控制者。两种不同的经济规律也会互相影响。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依然足够强大,发展生产满足需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其他规律就会发挥主导作用,剩余价值规律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会受到限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就不会明显地暴露出来。但由于多年来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部门的公有制成分过度萎缩,公有制经济成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继续下降,社会主义经济自我保护机制明显减弱。虽然人民领袖习主席多次发出指示,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但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具体经济工作部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中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国的公立医疗系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占我国医院总数36%的公立医院,收治了超过95%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与一些疫情刚刚爆发就纷纷关门歇业或者“升级改造”的私营医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疫的其他战线上,国有企业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的组织下,我国仅用十天就建成了火神山医院,不仅大大缓解了重症患者的收治压力,也充分凝聚了士气民心。国有企业第一时间抢通医疗物资的生产和运输链,用战时方式强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本次抗疫工作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不仅承担起了保障抗疫工作和人民生活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生产力、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显示了非公有制经济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目前经济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向我们敲响了警钟。由于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比例持续下降,在有些部门中公有制成分过度萎缩,导致公立医院床位和人员严重不足、医疗物资紧缺、物流不畅,在疫情初期曾经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在抗疫过程中,少数非公有制企业不仅不积极配合抗疫,反而哄抬价格、违规开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部分伪劣医疗物资还出口到国外。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直接威胁到群众生活,助长了疫情扩散,危害了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还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妨碍了党中央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与身边工作人员讲过:【“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那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殷鉴不远,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上不坚持,或者表面上讲坚持,实际上把公有制搞垮,最终必然犯颠覆性的错误。

  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防止“和平演变”的艰苦探索告诉我们,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只有相信群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只有筑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在新时代人民领袖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真正建立起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佘富勤 大同市政协委员广灵县政协常委司法局干部

微信扫一扫,为民族复兴网助力!

网友评论

共有条评论(查看

最新文章

热点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