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能美恶皆言好

　　冯梦龙在《古今谭概》记载：后汉司马徽不谈人短，与人语，美恶皆言好。有人问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陈子死，答曰：“大好。”妻责之曰：“人以君有德，故此相告，何闻人子死，反亦言好?”徽曰：“如卿之言亦大好。”好好先生由此而来。

　　司马徽遇事皆说好，甚至听到别人的孩子死了也说好。如此行为，没有是非标准，没有客观意见，没有个人情感，冠以好好先生再贴切不过。

　　事事随人，毫无主见，只能做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明朝赵南星在《笑赞》写一盲人与众人坐，众人所见而笑，盲人亦笑。问其何所见而笑，盲人答曰：“你们所笑，定然不差。”好好先生，纵使有眼却也如同这盲人一般，看不出是非善恶，辨不明美丑忠奸，人云亦云，瞎凑热闹。

　　纵览历史，好好先生为数不少，不少“名流”“官员”也自甘为之。他们不是不知道美恶，而是长一副奴才相，“不为评跋惹是非”。李伯元在《南亭笔记》里记载：一日，荣禄在朝廷与人争论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相国王文韶意见如何，王只是莞尔一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笑，气得西太后直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笑如前。《清史稿》上也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这位王老大人亲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地方当过巡抚、总督，在中央做过尚书、军机大臣，可谓官运亨通，他这个不倒翁的唯一诀窍，就是处处称是，甘做趋炎之徒。

　　“世有一般人，不恶又不善，不识主人翁，随客处处转;因循过时光，浑身痴肉脔。”就是为好好先生画的标准像。这些人，无一不是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美恶皆言好，遇事和稀泥，做人擅长浑和圆通，处事讲求得过且过。他们往往自鸣得意，却不承想早已成为历史批判之人。

　　“乡原，德之贼也。”在孔子的眼里，好好先生就是人品不行，道德出现了问题。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札记》中绘过一幅《乡原图》，粗粗看去，只是两个圆圈。细细考究一番，却大有文章：外为光滑的圆圈，喻指从外表上看，好好先生和受人尊崇的君子毫无区别;内为不规则的浓墨圆圈，旁有“昏墨屈曲，以媚俗为肝朌者也”，则喻其以悦世媚俗为宗旨，而不以坚持原则立身、行事为根本。用两个简单的圆圈，把好好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道光年间，有人曾为此填过一首词：“莫谈时势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任朦胧，议也无庸，驳也无庸”。此画此词，都可说是穷形毕态，入木三分。

　　与好好先生相对的，则是有真正主见之人。他们正气凛然，决不媚俗，让人肃然起敬。东晋大将王含作庐江郡时，劣迹很多，名声很糟。其弟权臣王敦为其欲掩天下耳目，便在大庭广众上曰：“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当时亦在座的何充，为王敦属下，却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晋明帝曾和群臣饮酒时，未醉，问：“今名臣共集，何如尧舜?”不料身为仆射的周伯仁厉声曰：“今虽同人主，复那得等于圣治!”真相不容否认，事实胜于雄辩。“民各有心，岂得人人识见与我相同?民心至愚，岂得人人意思与我相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绝不在一和二之间寻找中间地带。这种有主见的人，断然不会成为众人讨厌的好好先生，反而会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经过自己思考获得的真理像自己天生的四肢——也只有这些东西才真正属于我们。”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同志却乐于甘当好好先生，不敢当“战士”站一线，而甘当“绅士”求安稳。有的眼睛总是盯着“一把手”，乐于矮子看戏，随人说妍;有的讲求万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惯于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有的不敢批评与自我批评，组织生活会上“你说我做得不错，我讲你干得很好”，这种做法既没意义也没意思，换个机器人岂不更好?生活在政治清明、提倡民主的新时代，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敢为人先才是正道。

　　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党员干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必须在是非问题上坚持原则，在正风肃纪上敢于亮剑，在组织生活会上敢于批评。唯有如此，才能当好新时代的“劲草”“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