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光：知识分子与“受迫害”

 杨一光：知识分子与“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反右斗争的延续，即其根本目的还是要解决干部队伍的问题。因为文革针对的是干部，而当时的干部基本上又都是知识分子，因此才有了后来所谓的知识分子“受迫害”的问题。

　　知识分子若是普通人也没什么，可若是官身，这就涉及到干部队伍的建设，甚至是涉及到共产党走什么路，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的大问题。所以，关于“迫害知识分子”的问题，若去除其煽情成分，而回归到理性，即是从整治或建设干部队伍的角度来认识，那我们也就更容易读懂文革了。　　今天搞贪污腐败的，即是官身，也都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而通过这些贪腐之官的所作所为，我们也不难想见当年所谓“受迫害”知识分子的真摸本样。

　　一提到知识分子，人们满脑子都是好的印象。其实，他们也干坏事，而且继承的还是传统。要之，中国古代的那些奸臣恶相，也都是读书人，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前篇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了，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也是知识分子干坏事干出来的。即当时被打击，被扩大了的是知识分子，而打击他们，扩大他们的，其实还是一群知识分子。即借“反右”之公势，假“打击”之公名，而则逞一己之私愿，这既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干坏事的典型表现。

　　有人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在听说吴晗文革中被批的很惨时，一位近情人则轻描淡写地了说了这么一句：吳掌权时整别人也是毫不客气的。

　　文革时在军队内部举行的一次批判会上，有人将彭德打倒在地，并踏上一只脚，且恶狠地说到“你也有今天！”，而这个打人者既不是红卫兵，也不是造反派，而是彭的部下，且是开国上将，其名叫李忠奇。而这李之所以如是，则是因为军队整风时，李也有曾有过同样的遭遇，即是被彭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而降职的。

　　通过以上这两个事例可以说明，在围绕着权力斗争的问题上，各类知识分子都是豪不含糊的，而这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所谓“受迫害”的真容本貌。

　　关于“受迫害”，在后来伤痕文学中有一个常用的煽情词，叫“住牛棚”。这“牛棚”我住过，是下乡时与“五七战士”一起住的。其实那就是农村的土坯房，而且当时北方农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房子都是用土坯砌成。真正的牛棚应是三面土坯墙加上简单的棚盖，即一面是敞开的，以便于添草加料喂食的房子。这样的牛棚，根本就不能住人。

　　如果说住土坯房就是住“牛棚” ，那就等于说，当时生活在北方农村的几亿中国农民住的都是“牛棚”。即是如此，作为党的干部，体验体验农民的“牛棚”生活，接触接触中国社会的底层百姓，就当做是“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对于“为人民服务”且是担“大任与斯”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说，至少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而何至于编词蒙人且讨悯乞怜以至于斯矣？

　　当然，文革是属于群众性运动，没有严格政策标准，因此“受迫害”的问题也的确是是存在，而这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以北京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西纠”、“联动”的所作所为。其实他们的活动当时就被定性为了“反动组织”。可文革结束后，为了否定文革，委罪于毛，则给他们平了反。而如今这些当年的所谓“红卫兵”，由于罪怀难释，老来则纷纷出来“道歉”。这道歉本身则已经表明，当时给他们平反是错误的，即他们的迫害知识分子、搅乱文革的罪名是成立的。同时这也是知识分子干坏事的又一佐证。

　　总之，文革是毛主席改造知识分子的继续与深化，是他试图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干部队伍问题的又一尝试。而文革后期干部“走“五七”道路”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贯穿的也都是这样的宗旨。我本人就是当时的“知青”，我在农村总共生活了7年半，此前还曾下厂劳动过半年。工厂、农村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不接触他们，不了解这个基层，那样的执政就不可能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执政。我认同以上，从这一点上似乎可以说明，我应该是属于“改造好”的。但不知这“改造好”的“知青”、“五七战士”还有多少，若能超过百分之五十，这文化大革命就是成功的，九泉之下的毛泽东也应该是平静且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