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消毒剂

　　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和‌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其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及‌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它规定了国家最根本的制度和任务，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我国宪法‌是由开国领袖毛主席亲自参与起草，并于1954年9月20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票通过。因其在1954年颁布，故称“五四宪法”。

　　此后，宪法经历了三次全面修改(1975年、1978年、1982年)，形成了四部宪法。

　　现行宪法为“八二宪法”。

　　"七五宪法"在 1982 年修订时，有 10 项主要内容被删除或调整，分别为：

　　‌党的领导表述‌：1975 年宪法第二条“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字样在 1982 年宪法正文中未保留 。

　　‌政权基础‌：第三条“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表述被修改 。

　　‌经济组织‌：第七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规定被删除 。

　　‌分配原则‌：第九条“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未出现在新宪法中 。

　　‌干部要求‌：第十一条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要求被调整 。

　　‌政治权利‌：第十三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被取消 。

　　‌国家安全‌：第十四条“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表述有所变化 。

　　‌公民义务‌：第二十六条公民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义务表述被修改 。

　　‌宗教自由‌：第二十八条“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字样未保留 。

　　‌外国人权利‌：第二十九条关于受迫害外国人居留权的规定调整为政治避难条款 。‌‌‌

　　别的不说，笔者对“八二宪法”调整“七五宪法”第十一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甚是困惑。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干部出现官僚主义倾向，除了开展经常性的整党整风外，毛主席特别强调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危险倾向”。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下发全党，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 哪怕是很少一点)。”

　　毛主席指出："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同日，经毛主席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强调，要使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1957年5月15日，经毛主席审定，中共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登载于《人民日报》。

　　1958 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

　　1958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

　　一个个文件的发出，使广大干部认识到了参加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下发文件的同时，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作则，多次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对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1960年冬，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基层劳动。对此，刘少奇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实行政府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现在，风气已经变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同了。群众看到干部和他们一起劳动，他们很高兴。"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但群众高兴，也激发了广大干部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因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践行，不但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还培养了干部事事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更形成了干部群众精神振奋的社会风尚，所以1975年在修订宪法的时候，专门加上了“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一条。

　　将"‌各级干部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制度写进宪法，旨在永久性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锤炼干部作风、增强政治凝聚力，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要调整呢?

　　毛主席之所以要求干部经常性的参加生产劳动，就是怕干部长期脱离生产一线后，容易滋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苏联解体不就是从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形成特权阶层开始的吗?

　　毛主席曾经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也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

　　窃以为，各级干部每年抽出一定的时间去生产一线跟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让干部亲身体会群众的疾苦，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干部的作风，必定能够极大增强党的威望和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极大减少脱离实际的决策，极大提升治理的贴近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