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儒家社会主义”

　　儒家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本质上不能相存的。

　　任何“主义”的现实存在基础都是一个利益集团，在阶级社会中，最大的利益集团不得不是各个阶级本身，因此，每一个阶级都会有代表自己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主义”，甚至一个阶级内部具体的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还有具体的不同的主义。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就能知道，儒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社会主义存在的现实基础根本就是天差地别!

　　儒家在最开始的时候即孔丘的时候，是作为奴隶主的学说去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后来为封建地主阶级取代了奴隶主阶级，但只是用一种剥削方式换了另一种剥削方式(不过封建制度较奴隶制度的确更加先进)，私有制本身是不变的，因此，其实上层建筑是一脉相传的，封建地主阶级用孔丘学说中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贬低劳动人民的东西好让他们来禁锢人民思想，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过无论如何，儒家从最开始本质上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社会主义却不同，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消除私有制、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为人民大众反抗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二者本身就是绝对不相干的。

　　那么试问所谓“儒家社会主义”为什么强行执着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联系上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儒家思想?只能说这种滑稽的“扮相”行为说明这种思想在现实性上是依存统治阶级存在的，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为了混淆真正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从而欺骗无产阶级、阻止无产阶级革命而编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中华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的产物儒家社会主义是彻底的反动学说，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什么是反动，是不是反对国家就是反动?当然不是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反动绝不是单纯的“反对某个人活着国家”的行为，而是反对变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基础或者干脆直接倒退生产关系的行为，儒家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反动学说。

　　儒家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无产阶级放下自己的武器，乖乖服从统治阶级，正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学说正是要求人民向“君”跪下来重新做牛做马的反动学说!它们之中还有更为反动的认为现今坏的事物大多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认为人民大众走回封建社会就能回到“田园诗歌”的美好生活的愚蠢理论，无论是对于反动的还是更为反动的儒家社会主义，我们都要坚决的反对。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义，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主义，而不是其他任何阶级拿着一杆红旗要求无产阶级为它服务，向它下跪的主义。

　　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把儒家和社会主义与反动无比的儒家社会主义的关系理清了，但是或许有的“儒家社会主义大儒”们又会来解释到：“我们只是赞同儒家的一部分思想”“儒家的某些思想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儒家社会主义中被鼓吹的“儒家先进思想”的地方吧。

　　一、大同

　　有很多“儒家社会主义大儒”在念经：“大同就是共产主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确，人类历史上对于这种“美好世界”的蓝图构想并不少见，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同就等于共产主义。

　　首先根据《礼记集解》：“天下为公者，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也”，可见，孔丘的本意绝对不是“天下都是公共的”，其实后一种意思是孙中山先生后来为了革命宣传而传播的;

　　其次，儒家对于如何达到大同社会并没有一个实际的方法，如果有，也是“克己复礼”来“天下归仁”，关于这个说法，我们在之前的《对于孔丘思想的见解》里已经有过详细论述，这里直接引用了：孔丘的“克己复礼”其实是要恢复西周奴隶制度的等级制度，这种方法所到达的大同社会不如说是少数统治阶级的“大同社会”，少数统治阶级之间的确是“大同”了，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却是不变的;

　　其三，孔丘的理想社会是建立在人们自发的“儒家道德体系”上的，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之上的。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都看不见二者本质上的相同。

　　二、中庸

　　“中庸”这个思想在不少大儒们眼中是儒家最宝贵的思想，在我这里也是，中庸宝贵就宝贵在儒家中或许没有任何其他思想能像“中庸”一样直接暴露儒家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了。

　　中庸是什么?中庸本质上是维护现存制度的。

　　所谓“中庸”，中的是什么?统治阶级。庸的是什么?现存的制度(“庸，常也”，就是我们“平常”的制度)。中庸是为剥削者辩护的最好方式：中庸通过肯定现存制度或者对于现存制度的微小改良而否定被剥削阶级起义革命反抗来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从这里出发，我们很清晰地就能理解孔丘对于旧事物的拼命维护与对于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负隅顽抗，他拼命否定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奴隶主阶级被新兴地主阶级取代的垂死挣扎。

　　三、德治

　　儒家的德治也是同中庸一样的为统治阶级辩护的方法，德治本质上是什么?是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教化，甚至可以说是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的奴化，儒家的德治无论表面上再怎么任人鼓吹也逃离不了核心的“奴化民众”的思想，儒家所谓的教化不过是使人屈服于等级体制之下，孟轲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是儒家教化的目的的最好注释。

　　除了这些，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们依然提出很多“儒家先进的思想”，我在这里也只能挑出一些最典型的例子来批判。不过各位读者读完了上面的批判之后应该能懂得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核心思想，也就不会再被类似的别有用心之人所蒙骗。

　　四、仁爱

　　所谓的仁爱是儒家道德里最可笑的一环，“仁”是什么，孔丘自己解释：“克己复礼为仁”，上面我们也已经谈到，这种方式本质上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是要求人民“克制自己符合礼法”，简单来说依然是要要求劳动人民服从少数统治阶级统治。

　　而“仁爱”这个词似乎纸面上感觉不错，但是孔丘对于“仁爱”的解释是“爱人”，孔丘的“人”是人民吗?绝对不是。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人”绝对不是人民，不是劳动大众，依然是少数统治阶级或者说依附于统治阶级存在的“士”，所谓“爱人”正是孔丘为了统治阶级服务提出的要“爱士”，孔丘对于真正的人民只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只能“要让人民服从，不能让人民知道统治阶级为什么这么做”，何其可笑!

　　而孔丘本人实践仁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是掌权之后处死少正卯吗?还是惹得各地劳动人民见到他就要追杀他呢?所谓的“仁爱”就让那些大儒们自己自娱自乐去吧!

　　现代提倡“仁爱”的大部分人在实际上是要求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仁爱，依然是尝试调和缓解阶级矛盾，要我说，当资产阶级无情剥削、镇压无产阶级的时候，怎么不讲仁爱了?

　　可见，“仁爱”只是纯粹的谎言，是为了欺骗我们——劳动人民服从统治的愚蠢谎言，我们自然要把这层可笑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阶级斗争绝对不是你用“仁爱”就能化解得了的，无论是历史还是如今，客观的事实都在提醒我们这一点。

　　五、孝道思想

　　儒家的孝道思想在当代是最具迷惑性的。在今天，许多人都相信，“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当大力提倡。还有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左派——我们不妨称他们为“父权左”，也深受儒家孝道思想荼毒，竟将“狼爸虎妈”对子女的压迫、体罚视作是理所应当。

　　那么儒家孝道思想究竟是什么呢?它真的像孔孟在当代的孝子贤孙们所鼓吹的那样，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吗?

　　儒家提倡孝道思想的逻辑起点，就是曾子所说的“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这里，儒家要求子女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既然自己的身体都是父母给的，并且是属于父母的，那么孝敬父母，不就是天经地义的吗?从这个逻辑起点出发，儒家对孝道的要求就是“由之”，也就是顺从父母。

　　具体做法是“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即使“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当然，儒家也讲一些父母有过错子女要劝谏的漂亮话，可是又反复强调“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如果父母拒绝接受子女的劝谏，那么子女仍然要去做，并且就是劝谏，也必须“跪着造反”，即“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争辨者，作乱之所由兴也。”只要子女的言辞稍微有些激烈，这在儒家看来，便是一种“大逆不道”，就是犯上作乱。

　　在当代很多人看来，如果我能够在经济上赡养父母，我就是“孝敬父母”了。但在儒家看来却不是这样。曾子认为，“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在曾子看来，只有“尊亲”，也就是按照上面所说的，顺从父母，才是最大的“孝”。至于“能养”，也就是经济上赡养父母，那不过是最低档次的“孝”而已。

　　儒家为什么如此孜孜不倦地要提倡“孝”呢?让我们看看曾子的独白，他说“忠者，其孝之本与?”(《大戴礼记·曾子本孝》)，又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孔丘的另一位门徒有若说得更直白，“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原来，儒家提倡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使人民从在家中顺从父母开始做起，继而“忠”于君主，顺从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而这所有的“忠”，都是从“孝”开始的。不仅如此，儒家还把孝道，当作是他们恢复西周礼制和贩卖仁学思想的开始。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们知道，所谓的“孝”绝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上古时代，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剩余产品很少时，是没有所谓的“孝”的道德观念的。那时候，抛弃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才符合当时的道德。一直到进入农业时代，剩余产品开始增多，足以赡养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与此同时，老年人的生产经验，也有助于农业生产的维持。直到这时，社会才逐步产生“孝敬”老年人的朴素道德。

　　而孔丘及其门徒，却将这些朴素孝道思想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在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下，封建宗法家庭得以迅速膨胀，最终成为中国地主阶级维持其封建统治的最小细胞。父权家长作为封建国家机器的重要一环，用种种手段控制着家族内的每一个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封建宗法家庭的存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民。

　　正是因为如此，在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者，包括毛教员，他们最初的革命，都是从反抗父权压迫，同封建宗法家庭决裂开始的。在21世纪的今天，竟然还有人为儒家的孝道思想招魂，将“孝”视作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狼爸虎妈”压迫、体罚子女叫好，视子女对父母的反抗为“大逆不道”，大开历史的倒车。这种行为，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唾弃!

　　六、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在历史观上，儒家一贯主张“圣人治国”。他们歌颂上古的圣君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也热烈期盼后世的帝王能像这些上古圣君一样统治国家。在儒家看来，只要圣人治国，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了。儒家虽然也讲一些“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等民本思想，然而这些思想既非儒家思想的主流，也只是把人民群众作为统治者的附属物，而从来不承认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圣人治国”的英雄史观，至今仍然在荼毒着一部分人，甚至是一些左派——我们不妨称他们为“尊皇左”。在这些“尊皇左”眼里，似乎只需要像某东北亚已历三世的国家那样，出现一位血统纯正的，世袭的英明神武的领导人，通过自上而下的整顿吏治、推行改革，再率领一群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官僚统治国家，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不变色了。他们沉溺于所谓的最高领导人能够“保持稳定下拨乱反正”的神话里，完全看不到甚至不承认，无产阶级群众才是保持社会主义不变色的决定性力量。这些“尊皇左”本质上，同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儒家唯心史观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儒家主张，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己达到某种高尚的境界。然后再把这种修养体现到社会领域，就能实现“儒家社会主义”了。然而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是不可能通过所有无产者加强个人修养，“内圣外王”来实现的。而只能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因此，儒家的这种“内圣外王”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也证明了这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究竟通过“内圣外王”思想培养了多少道德高尚的“圣人”呢，这是一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

　　相反，那些一肚子男盗女娼、满脑子指望着通过读儒家经典走仕途经济，从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读书人，却是代代不乏其人。

　　七、空想的小农政治经济学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我们极少能看到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因为儒家从孔丘开始，就排斥关注生产领域。孔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在孔丘看来，只要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愚民政策，人民就会自动追随统治者，哪里用得着统治者亲自去关心生产领域。孔丘的思想对他的徒子徒孙产生了深刻影响，发展到宋元，儒家甚至已经连管理和改革国家财政都不屑为之了，他们空喊着道德口号，以为只要统治者加强道德修养，厉行节俭，就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了。那些试图解决国家财政问题的法家代表人物，例如王安石、贾似道，都被儒家斥之为“敛财”的奸臣，钉在耻辱柱上。

　　在这方面，孟轲算是儒家当中的“另类”。只有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孟轲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制民之产”，即国家应该通过对经济的干预，保证人民都拥有一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财产。孟轲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在孟轲看来，如果不能保证人民有“恒产”，人民必定会起来闹革命，最终是不利于统治阶级的。

　　那么具体怎么“制民之产”呢?孟子提出了具体方案，也就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怎么看待孟子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孟子“制民之产”的思想主张，到底还是比现在某些叫嚣着“你穷你挨饿完全是因为你不努力，怪国家干什么”的法西斯分子，要开明一些。但是，孟子的政治经济学反映的，完全是一种小农思想。他看不到，小农经济并不是始终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分化当中的。最终必然是大多数小农在各种苛捐杂税、徭役以及天灾中走向破产，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大地主手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不是反复在上演着这样的阶级压迫的大戏吗?孟子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多大程度上曾被统治者实行过呢?

　　孟子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在封建社会被证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在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今天，更是一种极端落后保守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孟子保留小私有制的主张，更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水火不相容。

　　八、以“六教”思想为核心的奴化教育思想

　　孔丘的教育思想，也是目前被许多人称赞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就得到现代许多教育家的肯定。但是，这些教育思想不过是孔丘教育思想的细枝末节。孔丘教育思想最核心的观点，是“六教”。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乐，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

　　在孔子看来，运用诗、书、乐、礼、易、春秋，这六种教育手段，就可以让人民达到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乐、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这六种统治阶级道德价值评价体系下的美德，从而彻底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顺民。孔丘的“六教”思想，充分暴露了儒家教育思想为统治阶级服务，力图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的本质。儒家试图通过六经的“教化”，彻底泯灭人民的反抗意识的实质。至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思想，不过是为其奴化教育服务的。

　　它们只不过是教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工具，如何根据人民革命意识的不同，分别施以程度不同的奴化教育而已，丝毫不能改变儒家施行奴化教育的本质。

　　九、所谓“公羊学”和新儒家

　　在儒家各派中，公羊学派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学派。这个学派尊奉的核心经典，是儒家十三经中的《春秋公羊传》。它的治学风格，是在解读、注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喜好关注现实政治，使解读儒家经典与服务现实政治相联系。历史上，这个学派曾经一度发挥过比较进步的作用。

　　例如在汉武帝时期，公羊学派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利用《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营造理论依据。又对先秦儒学进行了一番全面改造，使之适应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从而取得西汉统治阶级的青睐，得到“独尊”的地位。近代以来，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一度利用公羊学的关照现实政治的传统，试图从儒家经典中为资产阶级改良寻找理论依据。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公羊学开始转向反动，他们建立孔教会，鼓吹复古，反对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完全站到新文化运动的反面。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得到广泛传播。在这样的形势下，儒家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所谓“新儒家”。公认的新儒家代表人物，如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杜维明等。这些新儒家的思想虽然各有特色，然而他们一个共同点是，将儒家思想彻底锁入书本中，用一种高度形而上的，完全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哲学思辨，去幻想儒家的所谓道德理想、“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些新儒家那里，孔丘、孟轲的那种最起码的关注社会现实的精神几乎丧失殆尽，完全成了哲学家手中的玩物。当代中国无产阶级的苦难，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些现实问题似乎都入不了这些新儒家的法眼，他们似乎无意也提不出改造中国现实社会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它首先假设，人类社会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两大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也是永恒不变的。在这个基础上，儒家主张，统治者要通过加强自己的个人修养，使自己成为“圣人”，用自己的道德感召力来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拥戴和支持。借以统治人民。

　　同时，儒家又反对人民的反抗，主张人民要自觉接受统治，维护统治秩序。儒家幻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实现“儒家社会主义”。然而，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早已证明，儒家的这种幻想，不过就是一种空想而已。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绝不以孔丘及其门徒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否认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但从来不承认，人类会永远在阶级社会中停滞不前。

　　马克思主义用无可辩驳的科学理论，论证了人类最终将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冲出阶级社会的卡夫丁峡谷，走向共产主义。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根本差别，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和批判儒家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