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疑问：莫言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特权吗？

　　从评莫言中发现几点疑问，提出来与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组织和专家学者商榷，希望能得到指点和答案。

　　一，散文这种文体的内容能虚构吗?

　　莫言的散文《吃相凶恶》全是虚构的——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

　　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

　　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

　　——1960年春天，是这样吗?!

　　二，演讲的内容能虚构吗?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史坦福大学的演讲，标题是：《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

　　从现在退回去大约四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古怪而狂热的时期。

　　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中的大街小巷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中国是这样吗?!

　　三，莫言说他写小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

　　(一)，“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莫言写《酒国》、《蛙》两部小说攻击、诽谤计划生育国策

　　莫言无视党纪国法!

　　1980 年 9 月 25 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并设定了到二十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这个硬目标。

　　1982年，宪法有两处规定了计划生育，分别是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计划生育法》。

　　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把它定为基本国策;写入宪法;制订专法;共产党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出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的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可见计划生育工作是何等重要?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政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响应，收到了控制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性效益，30年时间，少生了3.3亿人口，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创造了历史奇迹，也是世界的奇迹。

　　计划生育战线被称为“天下第一难战线”。参加制定计划生育政策的专家，走村入户的调查研究;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们，创造了几个一千万：走遍千山万水、访遍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使尽千方百计，才能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中国人口得到有效控制，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专家和作计划生育工作的同志们功不可没!

　　莫言在北京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专访时说：《蛙》是一部“自我批评”的作品。而超越个人悲剧的对历史的反省意识是中国人所缺乏的：“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动荡和巨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也曾作过恶、伤害过他人。我还为了自己的前途让妻子流产，我是有罪责的。”

　　莫言居然如此贼胆包天、狗胆包天!

　　(二)，“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莫言用小说编造政治谣言、散布政治谣言，抹黑共产党

　　《丰乳肥臀》中的土改，在上面派来指导土改的“大人物”的逼使下，下令将司马库仅几岁的双胞胎女儿枪毙了。

　　解放了，大栏镇在县里指示下，把所有的寡妇集中起来，“像分配母鸡一样”把寡妇随意地配给了镇上的光棍汉。

　　上官想弟，解放前自卖当了妓女，60年代回到了故乡，还没到家就被公社一干部抢去了琵琶。而后又把她拉出来斗争，公社书记竟把她打成脑震荡。

　　莫言居然如此贼胆包天、狗胆包天!

　　(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莫言用小说编造故事，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抹黑新中国

　　《天堂蒜薹之歌》中，写的故事——

　　方四叔在赶着牛车卖蒜薹的途中，被乡党委书记的汽车撞得车毁人亡。方四叔死后不仅没有得到合理的赔偿，反而遭到官府的打压。

　　方四婶被压抑的满腔怒火爆发，放火烧了县长的办公室，并喃喃自语：“老头子，俺给你报仇了。”在牢房有病未得到适当医治，保外就医回家后，因两个儿子卖金菊的尸体给曹家结阴亲，方四婶愤而上吊自尽

　　高羊因为父亲是受管制地主，他从小就受尽欺辱。13岁时(1960年)，屈于生产队长儿子王泰的压力，他竟喝了自己的尿。王泰把尿滋到女同学头上，也诬赖是高羊所为，致使后者被学校开除。“文革”时，高羊因为不肯说出母亲的埋葬地点而遭毒打。虽然他一开始就给黄书记下跪求饶，可还是被上了酷刑，并被强迫喝自己的尿。

　　高羊在监狱中，同室的杀人犯和盗窃犯残酷折磨他，逼他又一次喝了自己的尿。

　　三次喝尿，象征高羊在各个时期都受到非人待遇。他从来没能挺直腰杆做人，更别提受人尊重了。

　　高马是高度自觉的暴民，是那场暴动的煽动者之一。在蒜民围着县政府抗议时，他跳到车上大喊“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主义”等口号，然后带头把自己卖不出去的大蒜都抛到县政府院里。冲进县政府大楼后，他砸碎了两部电话机，放火焚烧了一批档案，还打伤了一名打字员。他很清楚自己的行为是犯法，事后一直等着警察来抓他。在法庭上，他对审判员们大喊：“我恨不得活剥了你们这群贪官污吏的皮。"审判长说：“党和政府的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嘛。”高马立刻反驳说：“天下乌鸦一般黑。”

　　高马痛恨所有当官者由来已久，并不光是因蒜薹滞销事件而起。他在当兵的时候就总结出来：“当干部就要卖良心，不卖良心当不了干部。”因为得罪了团长小姨子，他没提成干部，反而背了个犯错误的罪名被“复员”了。回乡后，他和金菊热恋，又受到她父母反对，还挨了打。他到乡政府找民政助理告状，杨助理却正好是和方家换亲那人家的远亲。金菊和高马私奔后，杨助理开车带着方家兄弟，把他们抓了回来，还把高马打得半死，并把后者身上(卖掉一切家产所得)的钱都抢走了。高马感到自己被逼到绝境，所以才有登高一呼的表现。他被追捕后，金菊没等肚子里的孩子出生，就上吊自杀了。高马听说金菊尸体被卖给别人结阴婚后，试图越狱报仇，结果惨遭击毙。

　　小说结尾，莫言用天堂县瞎子张扣的唱词鸣不平：“十路警察齐出动，逮捕了百姓九十三。死的死，判的判，老百姓何日见青天。”唱完，他就横尸街头了。

　　莫言在《讲故事的人》中说——

　　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

　　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莫言居然如此贼胆包天、狗胆包天!

　　四，我们是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作家的写作，是否也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写作?作家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特权吗?

　　五，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革命历史，都是写入宪法的。莫言贼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任意用小说、散文、演讲抹黑共产党，抹黑社会主义制度，抹黑革命历史，抹黑新中国，违不违法???如果违法，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

　　以上五点疑问：关系我们国家的文学向何处去?关系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前途命运。希望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给予指点。

　　原题:　几点疑问——对莫言的思考之七

　　2020年12月6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