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声最高法：还要怎样做才叫做“对私企公平”？

　　看了《最高法：废除一切对民营企业不平等规定》一文，产生一个疑问:中国大陆私营企业得到的优惠，在全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绝无仅有：而在国内市场上，相对于国企，也有许多国企没有的优惠条件。可是还有人仍认为这样的优越地位远远不足。

　　连台湾的商人，不管蓝绿，都不敢对大陆的经济政策发出这样得寸进尺的挑战。

　　资本家与他们的代言人得寸进尺的挑战，让人很容易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就很熟悉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那个永远不知足的恶妇。神奇的金鱼已经答应了农妇的所有要求：从一个普通农妇，到贵妇人，再到女王，都不知足。竟然发出“要当海上女霸五”的无耻要求。

　　当然这样踏破底线的行为，招来了神奇金鱼的最严厉报复、但中国资本利益代言人的无理要求，却能在中国大陆不断得到满足。

　　对于产生这些怪象的幕后各方有什么交易，处于我们这些草民地位者，当然没有资格“妄议”，但出来说句公道话，还是有资格的。

　　本来已经写好一篇关于两种不同制度的企业的文章，想等适当时机发表。没有想到他们来得这样急!虽然文章未修改好，有些夹生饭的味道，但这个危险关头再不出手，就对不起广大国企职工和广大私企员工了。

　　附文：

国企如何败在开放条件下 ——国企和私企问题探讨

　　前言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承认问题。

　　对于国企的强大凝聚力与组织能力，以及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和稳定社会作用，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受到否认，发达国家大型资本主义垄断企业也是不断借鉴中国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国企中的成功经验进行自身改进。要置国企于死地的国内敌人，包括新生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叛徒，尽管希望最终以资本家私有制全面取代国企支柱地位，但估计短期内也还不敢公开否认抹杀国企强大凝聚力的事实和稳定社会这个基本职能。

　　不过，国企地盘一天天被缩减的现实已经明摆在那里。这对习近平主席“要做大做强国企”的指示进行落实，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

　　一，国有企业自身历史和现实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国企被蚕食和吞并，固然是牵头人怀疑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导致的私有化改制的恶果，但不可否认自身也存在一些与发展了的世界格局和变化的中国具体国情不相适应的地方。

　　对于国企在改制前的优越性和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实际问题，前者在各爱国网站上文章已经不少。本文从有助于解决问题这个侧重点出发，着重讲讲后者。

　　其中最大问题，并不是公知们几十年来喋喋不休地误导人们的什么“自主权”不自主，“产权不明确”;既然全民所有，那产权自然就是大家共同拥有的。除非是有人打着改制或混改旗号化公为私，否则不可能成为任何私人或私人性质小集团所有，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产权不明确”;更不是什么“管理僵化”与“大锅饭调动不起积极性”等问题。我们能用短短二十几年就完成西方世界数百年才完成的全面配套工业化基础，就已经是对根本不存在的“管理僵化”与“大锅饭调动不起积极性”等抹黑言论直接打脸。

　　首先，企业自主权，从企业外部来说，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大局，做好全国一盘棋的棋子，正是国企优越性的体现。国企主要是负责对民生，对经济军事战略等国家必须控制的领域起支柱作用。在国家统一意志之下，在完成指标前提下，也允许扩大经营范围，提高自己收入。当年企业奖金来源很大一部分就是灵活政策运用的结果，这些经营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是不会干预的。例如工厂企业的附属服务设施在不影响自身正常需要情况下适度对社会开放已经成常态，只是对内对外收费不同。如企业医疗所，在遇到社会民众需要急救时也不会不管。如企业理发室，在优先本企业职工时，只要有一点空余也为附近居民服务，收费也不高。至于企业食堂对外开放，从毛泽东时代延续至今都未有改变。

　　其次，从企业内部来说，管理的所谓“僵化”，“不自主”，站在不同利益角度就有不同理解。如果从国家大局立场出发，个人服从国家民族利益，企业内收益分配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既体现按劳分配体现劳动者应得利益，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会造成两极分化。但如只以精英管理者个人利益考虑，那确实是分配制度太“僵化”了，同私企对比，毛主席时代公有企业上层管理人员收入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私有制企业没有国家对级别工资的规定，很自主，可随意按老板意愿，做到有权势者得到最多，无权势的就看老板眼色了。精英所鼓吹的“能者多劳”事实上是被曲解的。电视剧反映例子的就不多说了，谁能为老板打败同行占领市场，即使用了什么卑劣手段，造成多少社会危害也是功臣，都是“能人”，只要求得老板欢心可以出卖色相甚至贞操，即使什么技术也不会，一样是红人。这些丑陋不但存在于私企(在此顺便要感谢香港的电视剧)，也在改制后被污染了的国企里成了常见现象。企业生产管理真正的能者，要么没有背景，要么没有高学位，要么不支持资改被边缘化，根本没条件上位。

　　国企改制后出现的这些丑恶本来是资本主义自己的“专利”，却在“改制”后成了精英资本集团借力打力，反咬国企的炮弹。可见，国企被染的病，本来就是资本势力改造中国的连环计中的一环，并不是国企与生俱来的“罪恶”。只不过，由于主流媒体几十年来一直在为私有化张目，都不愿意用实事求是态度反映两类不同性质的企业现状，误导了不少非精英阶级也与他们一起加入矮化国企的合唱中。

　　国企的困难，不是公有体制之弊。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企业包袱问题。

　　众所周知，原国企是职工生老病死全包。按解放初期制定政策时的国情，城市人均寿命鲜有七十者。但随着人民生活状况改善，居民寿命提高了十多岁。企业要包养退休职工经济负担就越来越重，不但难于提高处于工作阶段的职工经济分配，也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改革如果真的是为企业和社会健康成长着想，就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才是，而不应该陷入“产权不明确”和“自主权”的争论自乱阵脚。自己创业的人，产权很明确了，自主权也是百分之百了，也消灭大锅饭了，可是能经得风浪者又有几何?

　　吃饭还得靠集体。资本主义本身的进步，也是个体生产向社会集体生产的一种进化。

　　本来，由于中国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社会化这个发展趋势，解决整体大社会化和企业内小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就是要让更加社会主义化的办法来克服残余的非社会化问题，而不是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过时方式来解决社会进化中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些社会矛盾对资本地位的威胁，他们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用全民福利的提高，用增加国家企业比重和对整体经济影响力等措施，尽量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企业内部是必须进行改革，但不能走原始资本主义走过的死路。何况我们也早就有了自己适应的探索成果。

　　二，外部生存条件的恶化

　　改革开放为了让利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对他们采取了双重优惠政策。对国企的打击更不应该被忽视。

　　首先是表现在税率方面。这个大家都清楚，本文就不花费笔墨了。但这个优惠政策对于国企并不是致命的，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模式，只是我们国家为了吸引更多外资，把国际上的惯常优惠比例用到最尽。

　　如果单纯是税率上的差别，强龙不压地头蛇，国企和有些实力的集体所有企业还是有承受能力应付挑战的。

　　最主要打击，还是来自上面提到的“企业内小社会”。这个选项对私营和外企是全免的。也就是说，资字号企业不必要入乡随俗，他们可以不管工人生老病死，也不需要为社会承担与国企同等的义务，从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至少十几个百分点，一方面可以为投资者即资本家带来更多利润，另一方面可以有条件让员工得到比当时的国企高得多的薪酬，从而可以挖走原国企的一部分精英为他们服务，让原国企的技术力量和管理力量都受到不少负面影响。成本的下降，也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有了比国企更有利的价格优势。这样的环境，就造成了当时的国企在与资字头新生企业竞争中，无论在生产管理，生产成本和产品市场多个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国企的困难同时也为西化私改派唱衰国企推行资改提供了口实。

　　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到别的国家投资，必须服从所在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国情习惯，而反过来，别人到我们国家投资，就可以不用遵守我们历来行之有效的规定和习惯，甚至可以把损害中国正常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时做法也搬过来。这也是一个自称“强起来”国家的表现吗?难道要中国人永远在洋人面前低声下气，什么都得看别人眼色行事才叫“负责任大国”?

　　按市场规则，全世界都没有白送的免费午餐，一切都得公平交易，这是每个准入市场者必须遵守的约定。现在政府给了你种种仁惠，你就应当担起相应责任。没有理由只让公有制企业全部担责而参加进这个市场的其他人就不用担责!连美国前总统甘迺迪都讲过这样一句名言：“现在很多人抱怨政府给你的太少，你最好先问一下自己，你给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对于精英们集体崇拜的美国各时期领导人的最高指示，一向都是选择性地失忆的。外资也好，私营老板也好，以及为他们当枪手而先富的各种各样既得利益者，都应该心里明白，没有中国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和提供的软件硬件，以及花费巨资为你们打造的投资环境，没有百分之九十几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牺牲，包括环境的牺牲，哪有你们的发财机会?

　　所以，要求私企和外企象国企一样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并上升到法律法规高度，完全理直气壮。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商人我都直接或间接接触过，他们能来中国大陆经商的大都不是蛮不讲理的混混，也说了，如果中国方面要求他们入乡随俗，他们也不会反对的，因为到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这样。

　　现在国企和私企包括外企双方责任并不对等，例如私企包括外企，交纳员工保险金，远不是国家规定的百分比。公有制是企业出大头，员工出小头，私企基本上都是员工全担，而且不是五险全都交。当然，现在残存的公有制企业，也不可能与改制前的公有制企业同日而语，如房屋福利，医疗教育生活文化安全保卫附设大都没有了。这也是被以西化导向的改制所误的。即使这样，当社会有需要时，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照样挺身而出。私企就很少做得到，甚至连“门前雪”也大都不是自己打扫，对于环境和资源破坏和掠夺司空见惯，更没有、也不可能重新建设。别的不说，单是从占领大量耕地中崛起的无数工业园区，玩够就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的只能是一堆堆混凝土，荒废的厂房和杂乱的荒草，你无须走遍中国大地，只到东莞跑一圈就能见到许多这样的伤心地。把它们重新变回可耕种土地的庞大修复工作还不是要中国人民擦屁股?任志强还懂得把空置鬼楼炸了，而他们?连炸药都省了!

　　我们从不否认许多外资和私营企业在管理上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好经验，至少在赚钱方面他们是内行。毛主席时代国营企业就有不少旧企业的留用人员，都在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但四十年来对自己没有自信，一味盲目崇拜西方的思维影响下，人家好的经验我们基本学不到，反而学到资本贪婪的本性，学到更多的是比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更野蛮的掠夺：既剥夺了员工的健康以至生命，剥夺了员工的福利，剥夺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梦想”，也剥夺了员工的将来。

　　国企的奋斗目标，当然是习主席说的“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这里面也少不了自己的员工。但为了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求得生存，不得不通过削减员工福利，增加劳动强度以降低成本，同时不得不从社会上招收更多非熟练工取代日益减少且薪酬相对较高的熟练工。这对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习主席期望的“做大做强国企”，都是一种负面影响。短期内还可应急，长期这样就不行了。

　　尽管生存遇到这样大的问题，但是国企仍然是支撑共和国的坚强脊梁。在抗击疫情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灾害中就表现突出，他们不计损失，承担了私企做不到甚至根本不愿意做的工作。我们一方面为国企自豪，同时也呼吁国家直面国企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通过有利于国家长远目标的真正改革，实现公平正义，带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