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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式主义要“打板子”

作者:王龙昌 发布时间:2020-04-27 09:33:01 来源:解放军报 字体:   |    |  

  形式主义自古就有,是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容易变异的顽症。如果任其泛滥而置之不理,那么“癣疥之疾”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何惩治形式主义?近日读史,古人开出的几剂药方,给人启示。

  明朝初期,刑部侍郎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了个奏折。朱元璋让人念时,听了一大半还没听到实质内容,于是大发脾气,不仅让人把茹太素拉出去打了20大板,还严令群臣,以后的奏折要“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罪之。”

  “若过式者罪之”,这6个字不多,但作用不小。为防止被“罪之”,大臣们从此在写奏折时都是开门见山,一口咬到骨头上,奏折很快短了下来。《明太祖实录》记载,奏疏制度改革后,朱元璋平均每天能看或听200多件奏疏,处理400多件事,工作效率大增。

  形式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这么多年,但形式主义为何仍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形式主义“说得凶,打得松”,没有像朱元璋那样对搞形式主义的人打板子。试想,如果让形式主义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谁敢去碰谁就自食其果,恐怕大家都会躲得远远的了。

  相比朱元璋,乾隆对搞形式主义的官员出手更狠。史书记载,当年,贵州巡抚周人骥上书朝廷,要求疏通南明河,以便用船把贵州产的铅运出去。可几年后河是修完了,却压根行不了船。乾隆派人实地调查后发现,“一线河流,汹涌直泻,现在巨石满河,船不能行”,朝廷急用的铅仍是“押令苗民,终年负运”。更令乾隆气愤的是,当初周人骥想修南明河的目的只是为了捞取政绩,为升迁铺路。乾隆大怒,不仅摘了周人骥的乌纱帽,还责令“开河靡费银两,皆由周出”,让周人骥丢官又丢财。

  危害滞后,是形式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看到了这一特点,一些官员为了捞取政绩,不惜“负债经营”,大搞“形象工程”。结果他“屁股一拍走人”,后面的几届官员都要给他擦“屁股”。

  对这种形式主义,古人也有治疗的高招。清代有个粮价奏报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地方官员每隔10天要向朝廷奏报一次当地粮价。可一名姓侯的官员大搞形式主义,请当地有名书法家写奏折,而上报的粮价从没有变化过,这是典型的以“金玉其外”掩“败絮其中”。1646年8月,这名官员卸任后第4天,当地遭受洪灾,朝廷按他之前上报的粮价下拨赈灾粮款时发现,他之前上报的粮价都是假的。朝廷并没有因为他已经告老还乡而对他在任时的形式主义一笔勾销,对其进行了“消三年俸禄,告天下之罪”的处罚。

  形式主义是一种投入小回报高的行为,不发现一起惩罚一起,很容易死灰复燃。朱元璋之后,明世宗发现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后下令:“诸司章奏,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可明世宗只提要求不抓落实,结果形式主义愈演愈烈,明朝国力江河日下。一位明史专家在谈到明朝的灭亡时写道:“官僚机构虚、假的作风不能得到惩罚,结果偌大一个帝国被掏成了空壳。”

  相比古代统治者的打板子,如今我们党对形式主义的问责更规范,更健全,也更凌厉。比如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湖北某市“一问三不知”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就被“火速”免职。

  军队是要打仗的。无论什么岗位,都是出征打仗的战位,责任大于天,使命重于山。只有对形式主义早打、狠打、持续打,真正给“讲而不止、禁而不绝”的形式主义套上问责追责的“紧箍”,才能让形式主义远离军营,让官兵免流“无谓”的汗,让战斗力建设都实实在在,没有“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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