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烟台经验，走乡村振兴之路

(在中国政策研究会等四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新时期农业有四个显著的特征：一是农田分割的支离破碎，一家人分了30亩承包田，还被分散为五六块，这种种地法古今中外没有见过，与农业现代化方向背道而驰。二是土地撂荒面积之大，时间之长，古今罕见，且没有解决的希望。三是土地流转费太高。如今，大块地整体流转，通常以这块地上平年亩产量来确定流转费，亩产一千斤小麦，流转费就以一千斤小麦的价格来定，地租之高，是黄世仁、南霸天都不敢想象的，旧社会最歹毒的地主也只能按对半分成，古今中外没有见过这样高的地租，直接导致种地人成本太高，农产品没有竞争力。四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农业是有组织的进行生产销售的，美国欧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场主都加入了农协组织，日本韩国台湾农协也做的很好，而我国农户、农业经营者却是单打独斗。本来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致胜法宝，结果我们放弃了，让别人学走了。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我国人均进口粮食200斤，农村出现了严重的贫困现象，党和政府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扶贫工作，效果是事倍功半，且难以稳定扶贫成果。现今猪肉疯长只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这样下去，我国农业迟早会出大问题的。这说明了我国农业体制、运行机制出了很大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才行。

　　农业部有的高官给出的方案是，走美国私人农场的道路。2017年，农业部张红宇等4名官员联名发表了论文《我国普通农户的未来方向——美国家庭农场考察情况与启示》就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主张，这篇两万多字的文章中就连合作社三字都没提。土地通过市场化流转运作，由私人资本来搞规模化集约化农业，这种道路行得通吗?答案是可以行得通。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制度，只不过是土地兼并过程中，贫富矛盾日趋尖锐，每隔二三百年就爆发一次农民起义，来一次改朝换代，重新调整土地。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实行的是这种土地制度，有的搞的还不错，比如美国，其农产品大量出口。但是，我觉得我国学不来，因为，美国是白人把印第安原住民赶尽杀绝占领了他们的土地，建立起私人农场的。美国每户农民一般拥有千亩以上的土地，而我国农民只有十几亩。由每户十几亩集中成千亩以上的大地块，必然是一个充满矛盾斗争的漫长过程，这不是土地租金给多给少的问题，因为，有的农民宁愿撂荒也不流转自家的土地，他们不在乎那点流转费，有的在承包地上已经建了坟墓，这不是流转费多少能解决的事。村委会没有实质性的土地管理权，土地撂荒问题没法解决，农民进城后土地的退出问题没法解决。缙云县笕川行政村史颂勤书记去年在会上说，他们村想上花海项目，行政村流转了村民500亩，其中就有一户拒绝流转，执意把这个项目搅黄，党支部没了办法，后来发动全村人做这家人工作，软硬兼施，才拔起这个钉子，花海建成后，光门票一年收入300多万。过去行政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采取调换承包地的办法来解决。新修订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对这种违背全村人利益的钉子户，任何行政、法律手段都不能使用，规定的就是这样的僵硬，不给行政村留一点机动的余地，村里整修土地道路修水利工程，搞公益性事业，总会牵涉到农户承包地的小调整问题，把小调整承包地搞的比拆迁户都难，有必要吗?旧社会土地私有，但一个村里为了公益事业，还留有公田，比如学田、祠堂田、庙产、正月十五闹红火的田，我们倒好，不让村里留一点公产，村里的事务活动咋开展。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农业是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践证明，凡是在统的方面无所作为的，所在乡村必然是一盘散沙;凡是在统的方面做了文章，就会出现新的局面。全国百强村都是采取了集体经营模式。2014年，贵州塘约村遭遇了洪水冲垮了房屋道路的特大自然灾害，村党支部背水一战，采取了村社一体集体经营的模式，短短几年就实现了富民强村，被誉为塘约道路。烟台是苹果主产地，是高产高效优质农业，然而，高新农业也面临着市场竞争的压力，一家一户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烟台市2017年开始学习塘约道路，市组织部发起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三年时间里，全市已有1470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占行政村总数的22.8%，新增集体收入3.8亿，群众增收4.9亿元。(塘约道路是个星火，烟台经验是胶东大地上的一片燎原。)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等老典型，塘约道路、烟台经验新典型已经为发展农村集体经营、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学习推广塘约道路、烟台经验，必将会开创我国农业一个新局面。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2007年实施的，这应该是包产到户以来，我国农业的一项重要法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部法律规定，“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这就带来三个问题，一是，剥夺了村集体的土地财产入股合作社的问题。二是剥夺了党支部和村委会对合作社的领导问题，在农村经济工作中完全把政治、把党的领导排除在外。三是合作社是村民之间的强强联合，无形中把贫困户排除在外，显然这不是村民共同致富之路。因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以我所在的卓资县为例，在工商局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460多家。运行结果是，只有一家是真正经营过，但破产垮了，其他都是挂了一个虚名，他们成立合作社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政府支农资金，为了领取税务发票。

　　个体农民不可能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依靠共产党去动员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带领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烟台经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抓住了牛鼻子，这是一条宝贵的经验。我们参观了烟台南庄村，该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村民400亩耕地收了回来，村民入股经营，2018年，村集体收入200万，社员分红120万，每户年均增收4500元。该村将村民470座坟墓迁到村建公墓里，将一座荒山建成了果园、花园，开展旅游产业，种植下的苹果树、樱桃树三年后挂果，明年仅果园预计就可收入一千万元，取得了显著变化。过去农民要交粮纳税，农村的事要靠农民自己来办，包括医疗卫生、民兵训练都是农民自己出钱，如今农民免了税费不说，还有很多补助，结果还得全社会开展扶贫工作。这种变化值得我们深思。烟台实行梯田改坡种苹果的新技术，去掉了地埂，集体增加了15%的耕地面积，增加面积入股到合作社，村集体有了资产，就能开展各项村务工作，有条件帮助贫困户脱贫致富，还用政府派工作组帮助他们脱贫吗?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多样，党支部成员和党员带头入股，土地、资金、劳力等各种资源都可以入股，各种资源换算成现金，入股经营。比如，东院头村，一亩耕地折算现金8万元。衣家村入社社员参加修路上水利工程劳动，男劳力劳动一天挣120元价值的工票，工票够了2000元，村民就可得到1股合作社的原始股。其管理经营方式也很灵活，由入社村民自主决定，有的合作社是村集体独立自主经营，有的是村集体与企业合作经营，有的对外发包经营，有的与苹果经销商建立订单农业，由承包商统购包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社会上办的合作社不同的是，合作社体现了党的领导，党支部行政村领导代表集体和村民拥有合作社里的集体股，由党支部书记出任合作社理事长。这个理事长是合作社的法人，掌控着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但在经营层面上有多种方式。这种结构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该法规定，第三条：一以农民为主体;(二)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第十五条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宪法规定村集体土地不能买卖。这就决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于其他股份制合作企业，即使合作社破产了，土地也不能顶账，不能只凭股东所占股份的份额来拥有决定权，所以党支部书记或者说村委会主任担任理事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应该是唯一的形式，农民自行联合办合作社，是法律所鼓励的。

　　烟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采用股份合作，将社会资本、农户、村集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既给下乡资本留出了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最大程度上规避了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也为科研院所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研和推广工作开辟了通道，为科技人员提供了大展身手的广阔平台。烟台经验，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建立文明富裕和谐新农村的模式。这一模式，体现了党的领导，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十九大召开前，有人极力主张农村土地实行私有化，比如任志强就叫喊，必须修改宪法，允许农村土地自由买卖。党中央在十九大上，提出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三十年不变的决策，我当时就在《经济导刊》上发表了《农村土地承包制再延续三十年的积极意义》一文，并在察网等网站转发了，还发表了《农村承包地再延续三十年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文，我在文章中认为土地承包再延续三十年，顺乎民意，切合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制度安排。党中央和国务院新出台的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是落实十九大关于土地安排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此，我很赞成。意见中提出的四条基本原则，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政策上提供了支持。比如，“尊重农民的意愿，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立足建设现代农业，实现乡村振兴，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新的提法，塘约道路，烟台经验完全符合这个意见的精神，他们尊重了农民主体地位，尊重了农民意愿，尊重了农民首创精神，党支部起到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成功探索出一条集体土地有序流转，“丰富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一种新形式。”有人主张学习华西村、南街村再合起来搞，我认为南街村是搞的不错，但普遍推广已经丧失了历史条件。而烟台经验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个经验包容性很大，发展空间很大，值得总结，值得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