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

　　湘南地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就已蓬勃发展。土地革命时期，朱德、陈毅曾在这里领导了湘南起义，由广西百色起义部队组成的红7军北上后曾在这里与红3军会师，因而群众基础较好。中央红军进入湘南，重新燃起了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宜章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农民赤卫队重新建立。红军释放了被关押的革命者与群众，向群众分发了没收的土豪劣绅财物。群众主动为红军送粮、带路和照顾伤病员。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红军官兵再次体验到了老区人民的热情。

　　

湘江

　　部队已经远离中央苏区，再以“战略转移”或“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之类的空洞口号已经无法解释官兵们心中的疑问。红军的前途究竟如何，部队到底向哪里去，不回答这些问题，就难以巩固提高部队的士气，调动与发挥部队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等统帅部门在跨过粤汉铁路后，逐级通过命令与指示，明确战略转移的最终目的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

　　然而，敌情依旧非常严重。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经完全判明红军西进的真实意图是前往湘鄂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使得他既忧且喜。如果两支红军会合，且站稳脚跟，创建出一片新的苏区，那将需要一切从头另来，几年的“剿共”心血将付之东流，此为忧者。喜者则为，他的嫡系部队可充分利用红军进入了湖南，必定要与湖南、广东等地方军阀缠打厮杀的机会，既消耗地方军阀的实力，又为他的嫡系中央军部队追上红军减轻了压力和赢得了时间。更让他兴奋不已的是，红军如要继续西进，必定要连过潇水、湘江、漓水三道大河，他相信，这三道天堑，将最终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那里将是他最后“剿灭”中央红军的最佳战场。

　　11月12日，蒋介石做出了将红军“歼灭于湘水、漓水以东地区”的部署：令湘军何键部与嫡系薛岳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以四个师北进粤湘桂边区进行截击;令广西(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的第4集团军以五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全县)、黄沙河一线沿湘江进行堵击与侧击;令贵州(黔军)王家烈部在湘黔边堵截，合计动用了二十五个师近三十万人的部队，构成了一个以湘军和桂军两翼夹击与迎头堵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截击、黔军策应封堵的口袋式包围圈，准备在湘江东西两岸一鼓“荡灭”红军。

　　他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确定了一个五路追堵部署：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三个师一个旅又七个团在黄沙河附近集结，协同桂军堵击红军西进;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又一个支队在零陵附近集结，沿湘桂公路机动，堵截红军北进与西进;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统辖中央军四个师，首先攻占道县，尔后对红军进行截击;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两个师，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以李韫珩为第5路军司令，统辖湘军一个师，经临武、水口(今江华)、永明(今江永)尾追红军。

　　对于这个“追剿”计划，蒋介石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何键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因此湘军入广西的全州，桂系军阀不会有什么顾虑，两军将会合，着力封锁湘江，堵住红军去路。李韫珩、李云杰所部多系嘉禾、宁远子弟兵，对红军跟踪追击，熟悉地形，可收地利人和之便。而以精锐的周浑元部攻占道县，等于断了红军的退路，逼迫红军不得不向湘江推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机动，可随时在决定性的方向与时刻投入战斗。这样五路大军协同，再加上粤军、桂军、黔军配合，红军不管何去何从，都是必败无疑。他从古代兵书《尉缭子》觅得数句：“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并将之写入作战命令，训令各路部队务必抓住天赐良机，奋力作战。

　　为鼓励湘军卖命，他还手书一札，空投何键：“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并录古诗一首相勉：“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何键接札，受宠若惊，当即复电：誓将拼死决战，绝不负委员长重托。随后立即赶往衡阳，亲自主持军事会议，确定了湘江决战的部署。于是，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各路国民党军依令行事，开始向湘桂边界地区疾速开进。

　　湘江地区，战云密布。西进的红军面临出征后最严酷的考验。

　　抢渡潇水

　　国民党军新的合围圈正在逐步形成，红军是继续西进，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在湘江地区展开决战，还是迅速避开蒋介石张开的口袋，在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区寻找战机，打破国民党军的包围?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稍有不慎，就将会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虽来势汹汹，却非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特别是国民党军派系林立，地方军阀中粤军、桂军陈兵固守边界，只求自保，只有湘军行动比较积极。同时蒋介石嫡系部队与地方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何键名为总司令，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指挥战斗力较强的薛岳“追剿”部队，粤、桂两省部队更是难以调动。加上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尚在调动之中，没有部署到位，而湘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又为无堡垒区域，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如果红军能够果断放弃西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在湘南地区寻机作战，完全可以利用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依托当地党组织与群众的支持，寻机打几个胜仗，摆脱困境。

　　随队行动的毛泽东看到了这一战机。虽然失去了军事指挥权，但对中国革命前途与红军命运的担忧，让他难以袖手旁观。他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特别是薛岳、周浑元两路敌军尚未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　　

县浮桥遗址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看到了这一战机，建议抓住湘军主力全部开往湘西北地区、后方力量空虚的时机，以红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消灭敌人，迫使湘军部队回救，改变部署。同时，以红军主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建立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他特别强调，如果红军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于我们的。

　　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尽管国民党军重兵逼近，尽管西进路上危机四伏，但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进湘鄂西既定计划不变。正如后来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根本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红军因此而丧失了在湘南地区歼敌的良机，只能继续西行，在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中杀开一条血路，渡过潇水、湘江。

　　11月14日，中革军委判断：国民党军向湘南地区开进的主要企图，“是从两翼截击我军之后续部队，以后则向我主力两侧并行的追击”，因此确定，红军应“迅速、秘密脱离尾追之敌，前出临武、嘉禾、蓝山地域”。具体部署是：以红3、红8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以红1、红9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向临武、蓝山前进;军委第1、第2纵队及红5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整个行进队列，仍采取甬道式部署。红军各军团抬起沉重的“轿子”，于15日向西开进。红1军团攻占临武，红9军团占领蓝山，红3军团则由于桂军先期到达嘉禾，转而监视该城，保障红1军团作战。

　　红军继续西行，潇水横贯在前。此刻国民党军湘军和桂军正向道县、蒋家岭推进，企图协同薛岳部在潇水岸边的天堂圩、道县间堵截红军。潇水西岸的道县渡口，是红军西进路上的必经之路。要过潇水，必夺道县。中革军委将夺取道县，打开西进通道，并阻击尾追之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军团。

　　从临武、蓝山至道县距离一百多里，红1军团令红2师第4团远程奔袭，限定11月22日必须攻占并先敌占领道县，同时以第5团与第4团并肩奔袭，在潇水上游渡河，协同第4团作战。

　　红4团肩负重任，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日行百里，抢在国民党军主力到达前，于22日黄昏抵达潇水岸边的道县。道县城内此刻只有少量民团防守，只是渡船已被全部拉到了西岸。红4团派出四名勇士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泅渡登岸，夺取了渡船，随即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迅速架起了浮桥，部队一拥而上，冲入城内。在上游渡江成功的红5团也及时赶到。红2师部队很快夺取了道县，红9军团部队则占领了潇水的另一个渡口江华。红军因此控制了过江通道，并击落了到渡口上空盘旋侦察的国民党军飞机一架。

　　22日至25日，红军部队从道县至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尾随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追剿部队随即赶到，但此时潇水已经不再是红军面前的天堑，而是国民党军难以逾越的障碍。奉命阻击追敌的红1军团第2师主力与红3军团第6师，依托江岸有利地势，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渡河进攻，坚守渡口两天两夜，直到红军主力全部离去后，方撤出战斗，急速追赶主力。

　　现在，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另一道天堑——湘江。

　　大战前夕

　　潇水距湘江最近距离也有100多里。湘江从广西东北向流入湖南，中央红军要赴湘鄂西，必过湘江。而湘江沿岸地区，则是蒋介石划定的歼灭中央红军的战场。红军要渡过湘江，夺路西进;国民党军要凭借湘江天险，围追堵截，“剿灭”红军。决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认定，中央红军“流徙千里，四面受敌”，此刻已经是“下山猛虎，不难就擒”，而且他已经从红军的行进路线上准确地断定，中央红军将沿红6军团的老路，由广西境内的全州至兴安间过湘江，因而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军、桂军紧密配合，从四面对红军展开进攻。何键接令后，即令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向广西全州开进，沿湘江布防，并与桂军配合，对红军进行堵截;令第二路军薛岳部沿湘桂公路平行追击，对红军进行侧击，并防止红军北上与红2、红6军团会合;令第三路军周浑元部攻占道县，并与第4路军、第5路军及粤军、桂军协同，对红军实施尾击、截击。

　　国民党军张网以待，博古、李德则要指挥红军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毛泽东心急如焚，在前锋部队占领道县之后，又提出建议：红军应立即沿潇水西岸北上，攻占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然后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柞公路，进军宅庆，诱敌决战，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夺取战略主动权。这一建议再次遭到了拒绝。

　　也是这一时刻，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红军为调动敌军，以一部西进永明，此举使得本来就对在湘江正面堵截红军心存二意的桂系军阀大为恐慌，生怕红军主力继续前进，西取桂林，因而不战自退，在11月22日红4团攻占潇水道县渡口的同一天，将担负湘江兴安至全州段六十公里江防任务的第15军撤至龙虎关、恭城地区，为西进的红军让出了渡江通道，以促使红军尽快过境，并确保广西腹地的安全。可惜，红军没有及时掌握这一极为重要的情况，因而难以迅速作出反应，急速向湘江前进，抢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之前，从桂军让开的江防缺口渡江。　　

永安关红军战斗遗址

　　三天之后，红军终于得知了桂军撤防、湘江全州至兴安段防务空虚的情况。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迅速从兴安至全州间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向全州、兴安西北湘桂边境之黄山地域进军，强渡湘江的作战命令，确定：以红1军团主力和红3、红8军团为前锋部队，迅速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全州至兴安间渡过湘江，坚决消灭国民党军的堵击、侧击部队;令红1军团第2师主力和红5、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在潇水和营山各隘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作为这个作战行动的第一步，红军将分作四个纵队，从不同方向穿越广西，前出至湘江地域。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将即将展开的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强渡湘江之战，视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于25日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名义联合发出《政治命令》：“为着胜利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体人员最英勇、坚决不顾一切地行动。进攻部队应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和敌人设置的障碍。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地阻止及部分地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

　　这时，桂军撤防后留下的湘江江防空隙依旧存在，国民党军的补防部队尚未到位。如果红军下决心收缩队伍，精简辎重，全部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直趋湘江，依旧能够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决战。但队伍的分散与辎重的拖累，使得红军的行进速度难以提高，再次失去了有利的战机。

　　11月26日，红军各部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展开行动，进入广西境内。由红1军团主力组成的第1纵队，闯过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地区;由红1军团一个师与军委第1纵队、红5军团主力组成的第2纵队，经永安关、雷口关进入灌阳、文市以南的王家、玉溪地域;由红3军团、军委第1纵队和红5军团一个师组成的第3纵队，因山道不通，在邓家渡受阻，改由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进至文市以南的水车;由红8、红9军团组成的第4纵队，先头红8军团攻占永明，而红9军团则仍留在江华的石桥与江渡。　　

大坪渡口

　　27日，红军部队继续前进。右翼红1军团先头第2师于11月27日在大坪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全州以南界首至屏山渡间的渡江点，架设起浮桥。28日，红3军团先头部队红10团渡过湘江，红1军团将界首移交红3军团，主力于29日向北推进，准备占领湘江岸边的另一个要点全州。但晚到一步，当红军便衣侦察队到达全州城下时，发现湘军刘建绪的部队已经在城中布防。红2师遂在湘桂公路上的脚山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军南下，红1军团主力则到达石塘圩;左翼红3军团前锋第4师也到达了湘江，先头第10团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占领阵地，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第5师则在湘江东岸的新圩占领阵地，准备阻击由灌阳北上的桂军，保护红军通往湘江的通道安全。

　　鉴于已经控制了湘江渡口，且由永安关、雷口关通往湘江的道路沿线暂无敌军，中革军委令原定经三峰山向灌阳、兴安推进的第8、第9军团全部改由雷口关进入广西，同时令红5军团坚决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保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样，红军就形成了红1军团在右、红3军团在左控制湘江渡口与通道，红5军团殿后，主力由永安关、雷口关大举进入广西、涉渡湘江的态势。但红8、红9军团主力此时尚远在二百多里外的永明、江华，军委两个纵队也正在向渡口行进，如果红8、红9军团不能及时入关跟上主力，军委纵队行进缓慢，还会形成被动的局面。不幸的是，这种局面终于出现了。　　

广西灌阳红军标语

　　在红军进入广西，向湘江推进的两天中，战场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湘军刘建绪部4个师于27日由黄沙河抵达全州，并继续向南攻击，力图封闭湘江渡口;担负尾击任务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道县，并继续向红军后卫部队猛烈进攻;薛岳部也靠近了战场。而桂军见红军没有西进桂林，且湘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已追上红军，遂将撤往恭城的第15军调回灌阳，在新圩以南展开，开始截击红军部队，已经集结兴安的桂军第7军部队则准备北进，与湘军协同夹击湘江沿岸的红军，力图封闭渡口。就连此前始终消极避战的粤军见有机可乘，也以数个师赶往战场。国民党军终于在湘江东西地区对红军形成了前后堵追、南北夹击的态势。

　　这时，军委纵队已经到达了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如果下决心扔掉“坛坛罐罐”，轻装前进，一日即可渡过湘江，仍可将损失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把持中央领导权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依旧顾虑重重，舍不得丢弃辛苦积攒起的辎重家当，导致队伍龟行蛙步，蹒跚前行，一百六十多里路程竞走了整整四天，每天只行进四五十里!军委纵队的行进缓慢，又直接导致了转道行进的红8、红9军团和担负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等部迟迟无法入关过江。

　　红军的行动缓慢，为国民党军部队赢得了开进、集结的时间，并最终追上了西进的红军，在湘江东西两岸地区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进攻。一场恶战终于爆发，红军不得不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的决战，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决战湘江

　　蒋介石得知桂军为红军让道的报告后，大为震怒，于28日连续发出急电，痛斥桂军放弃职守，严令桂军、湘军对红军已过河部队实施夹击，对未过河部队实施截击，同时令追击部队加紧进攻，力图将红军歼灭在湘江东西地区。　　

新圩阻击战纪念碑

　　从28日开始，国民党军各路部队倾巢出动，从四面八方扑向红军。湘江两岸霎时间枪炮震天、硝烟弥漫，国共双方几十万部队展开持续四天四夜的惨烈搏杀。

　　战斗首先在红3军团第5师主力守卫的新圩一线阵地打响。从28日起，桂军第15军以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对红军阵地展开轮番进攻。中革军委命令红5师“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二天至四天”，掩护野战军左翼安全。红5师在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指挥下，以第14、第15团固守阵地。桂军部队训练有素，性格倔强，打仗拼命，素有“打仗像恶狼”之称。战斗从一开始就呈现白热化。桂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正面攻击，侧后迂回，整营、整连地扑向红军阵地。红5师官兵寸土不让，誓与阵地共存亡，与桂军在每一个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激战三天三夜，红5师参谋长胡震和红14团团长黄冕昌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红14团政委和红15团团长、政委负重伤，两个团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虽全师伤亡达两千多人，但没有让桂军前进一步。

　　29日，战斗在湘江两岸全线展开。

　　在湘江西岸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林铺，红3军团第4师第10团刚刚构筑完阵地，桂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就展开试探性进攻，随后即发动连番猛攻，仅30日一天，冲击即达十余次。光华铺、枫林铺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红10团官兵只挖掘了简易的工事，部队经长途转战，弹药也所剩无几，许多战士只有几发子弹。面对凶猛的桂军，战士们用大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红10团团长沈述清，接任团长职务的参谋长杜中美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在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红10团继续战斗，虽伤亡四百多人，却胜利完成了阻击桂军的任务，直到30日下午才向接防的部队交接阵地。　　

光华铺阻击战烈士墓

　　在湘江东岸界首以北的脚山铺一线，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主力与南进的湘军4个师及后续部队展开激战。脚山铺位于全州以南八公里处。桂黄公路与湘江平行延伸，在脚山铺处与两侧连绵八里长的小山丘相交。林彪、聂荣臻决定：以脚山铺为中心点，依托公路两旁的山丘构成阵地，坚决阻击湘军南下，保护渡口安全。湘军素有“老虎”之称，特别是此刻在家门口作战，更是凶狠异常，常常是营长、团长赤膊上阵，带敢死队冲锋。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湘军部队曾一度打到了红1军团指挥所的面前，双方几度展开白刃战。红1军团部队扼守公路两侧要点，顶住了湘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的猛烈进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葱绿的山冈变成了松软的焦土，5团政委易荡平牺牲，4团政委负伤，但红军战士始终牢牢地卡住了湘桂公路，保证了湘江渡口的安全。

　　在此期间，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边打边撤，顶住了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攻击，保障了全军的行动。

　　在掩护部队的浴血保护下，军委两个纵队向着渡口一步一步地挪动。面对危局，最高“三人团”中，高傲自信的李德束手无策，完全失去了理智，只会不断骂人。不懂军事的博古一筹莫展，几乎陷入了绝望，甚至萌生出自杀的念头，只是不断地叫着：“不管怎样，能突出多少人就突出多少人。”整个红军的计划与行动，全靠周恩来苦撑调度指挥。他将指挥位置设在了湘江东岸的渡口，在敌机的轰炸、扫射下，亲自指挥过江行动。　　

突破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

　　11月30日，笨重的军委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红1、红3军团部队已经抗击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两三天了，伤亡非常严重，正以最后的毅力与勇气与敌军进行拼搏。但红5、红8、红9军团依旧停留在湘江以东地区，且受到国民党军追击与侧击部队的追堵。红军部队的处境极其险恶，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12月1日1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红1军团在原地阻击全州方向的湘军进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必须控制西进的道路;红3军团集中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向南驱逐光华铺的桂军，留在河东岸的部队占领石玉村，掩护红8、红9军团及红6师被切断部队渡过湘江，“在万不得已时，三军团必须固守界首及其西南和东南地域”;红5军团主力应向麻子渡前进并遏阻桂军及周浑元追击部队。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两个小时后，12月1日3时30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再次给红1、红3军团下达指令：“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望高举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历史将永远记住1934年12月1日。

　　这是湘江战役的第五天，也是红军作战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天。晨雾尚未完全消散，枪炮声、喊杀声响彻湘江两岸。在江岸阵地上，各路国民党军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倾全力展开集团冲锋。红军将士高喊着“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挥舞着大刀，扑向蜂拥而至的敌群。打下去，冲上来，冲下来，打下去，毫无休止的拉锯，绞成一团的肉搏，硝烟、烈火混合着扬起的黄尘，汇成遮天蔽日的战云，每一寸土地都浸泡在鲜血中。

　　在湘江渡口，天上敌机怪叫着俯冲轰炸、扫射，地面红军不顾一切地涌上渡口，踏着浮桥跑步过江，丢弃的机器、文件、书籍等等散落岸边，奔腾的江水中漂浮着红军官兵的遗体。湘江变成了一条血水、血江……

　　战至12月1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大部渡过了湘江。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担负掩护任务的红1军团交替掩护，撤出战斗;在光华铺阻击的红3军团第4师也随后奉命撤出战斗。

　　然而，在湘江东岸新圩一线担负阻击任务的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和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5军团第34师，却因后撤不及，湘江渡口被湘军、桂军封闭，而被阻隔在了湘江东岸地区，陷入重围。红18团在陈家背地域与数倍于己的桂军战到了最后一刻，弹尽粮绝，大部分牺牲。红34师在文市、水车一线顽强阻击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进攻，保障红军主力过江，陷入了湘军、桂军、中央军的四面包围。分散突围后，政委程翠林等大部英勇牺牲，师长陈树湘率余部在返回湘南进行游击战时负伤，在道县被俘，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红8军团在向湘江开进过程中，遭到了桂军的截击，部分部队也被打散。

　　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与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血战五昼夜，终于打破了湘军、桂军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围追堵截，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在逆境中所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惊天地，泣鬼神，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突破湘江战役旧址　　

陈树湘烈士之墓

　　然而，湘江之战毕竟是一次失利的战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损失达两万余人。开始战略转移时，中央红军总兵力八万六千余人，湘江之战后锐减到了四万余人。这是“左”倾错误路线领导者在实行战略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所造成的恶果。

　　面对尸体漂浮的湘江，每个红军将士都在思索着，思索着红军曾经有过的辉煌，思索着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战略转移之后的步步艰辛，思索着红军付出重大代价的原因。正如刘伯承后来所总结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作战的失利，唤醒了红军将士。改换军事领导的呼声，最终换来了红军战略方向的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