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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闻花香,我们要晒太阳——“过劳”何时了?

作者:粉刷匠 发布时间:2022-08-06 07:47:02 来源:纪卓阳 字体:   |    |  

  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位远赴新疆支持“多多买菜”业务的女孩因连续加班过度劳累,在下班途中猝死,时年22岁,内部账号上写着“为多多守边疆”。2022年7月26日,杭州又一位22岁女孩连续四五天熬夜加班,突发疾病不幸离世。

  七月初,她曾给妈妈发微信,“妈妈,我人不舒服。”在妈妈随后问“宝贝你有没有好一点”时,她说,“没有,心口疼,一晚上醒了好几次。”女孩原本有一个哥哥,但在2015年因为车祸去世,她独自承担起家中的债务,为此拼命工作。事发前几天她已经出现了感冒、胸闷不适等症状,但她依然坚持工作,直到发生猝死。

  这些描述,让人不忍卒读,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在互联网与工作相关的网站上,随处可以看到工作过度的人们发出的悲鸣,解决过劳问题已刻不容缓。

  过劳问题真的是无解的吗?

  “过劳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早在17、18世纪资本主义诞生伊始,就普遍存在着一种强迫劳动者超时、超强度的劳动的行为。在《资本论》中就有的实例:“1863年6月下旬,伦敦各日报,皆以‘过劳而死’的标题,记载一段新闻,叙述一个女服裁缝工人玛利·安·沃克勒的死。她20岁,在一个很像样的成衣店做工……这个女工,平均每日劳动16.5小时,在忙季,往往做工30小时,没有间断。劳动力感到疲倦时,她常以酒和咖啡作刺激。……与其他60个女工,30个人一组,在一个必要空气还供给不到1:3的房间里,做了26.5小时不间断的劳动……沃克勒是星期五病倒的,星期日就死了。”这与我们眼前的那两位过度加班猝死的女孩的命运何其相似啊!资本家天然就要最大限度追求剩余价值,要想方设法地增加工作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几百年前的工人阶级,就是这样深深的陷入超时、超强度的劳动的地狱里,世世代代都看不见一点希望,以至于从当时官员的统计来看,整个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都缩短了。

  当时的工人阶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在距今150多年前的1866年9月,“国际工人联合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基于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提出:“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改善工人状况和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并宣布将八小时工作制作为世界劳动运动的共同目标。

  据统计,在1880-1886年期间,美国共发生了4000多次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到150万。仅在1886年这一年,罢工所波及的企业就有11500个以上。这一时期的罢工斗争,大多都是以缩短工作日为目的的。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美国2万多个企业的35万工人集体罢工,上街游行,瘫痪了美国各个主要工业部门:火车停了,商店关门,仓库贴封条……罢工工人们传唱着一首“八小时之歌”:“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巨大力量使政府当局和资本家极为恐慌,他们不甘心答应工人的条件,便露出他们狰狞的一面。5月3日,芝加哥政府当局故意制造混乱,当场开枪打死两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全市工人的极大愤慨,于5月4日在干草市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又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先后共有4名工人和7名警察死亡,史称“干草市场惨案”。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工人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国际劳动节的前身。1889年7月14日,由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通过了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的决议。这便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在世界上首次以一国一般法的形式公布。直到今天,他们留下的工人福利、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依然庇护着后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人民的逻辑。”

  我国的过劳问题从何时开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拥抱了市场经济,围绕着市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前,劳动者是作为国家和企业法定的主人,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者的身份出现的。彼时的企业和劳动者是一种利益一体型的关系,劳动者不是企业的雇员,企业没有权利随便开除劳动者。而市场化改革推行以后,国有企业逐步实现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企业员工从过去的“主人翁”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企业和工人利益一体型的局面被打破,国企同样也要追求利润。从优化组合到下岗失业,大批劳动者被推向了市场,其中很多人就业能力不高,逐渐变为弱势群体,在就业过程中缺乏和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工时等劳动标准方面只能被动接受。

  那些侥幸留在国企中的员工也不好受,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了,“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取代了“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职工名义上仍是企业主人,但失去了实际的权力,招聘、晋升、工资、福利等都由公司说了算。在所有 制方面,民间资本、外资被大力引入,越发迫切的要求国企压缩成本支出、增加利润,占领市场,几乎与私营企业的做法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转移到城镇,劳动力供给远远超过了需求,市场竞争加剧,劳动者在资本面前几乎没有议价能力,我国有没有特别强力的劳动法和真正维护劳动利益的工会,使雇主要求劳动者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为了保留工作岗位,劳动者一般也只能被迫接受。

  在这里特别说明一点,就业压力大的原因还有部分就是由过度劳动本身带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说过:“劳动者阶级中,就业者部分的过度劳动,势将促使产业预备军队伍增大;而在反对方面,产业预备军由竞争所加于就业者部分的加大的压力,又强制后者不得不过度劳动,不得不服从资本的支配。由劳动者阶级中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游惰,又由其中一部分人的游惰,强使其他劳动者陷于过度劳动,那已成为个别资本家的致富手段。”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资本加速在中国的投资设厂,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也不断攀升,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工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深刻,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压制和剥夺,“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更加凸显,劳动者过度劳动的问题愈发严重。

  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形成生产的国际分工,企业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同时,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也更加显著。在这样的环境下,资本追求利润的要求更加迫切,为了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去,就会想尽办法压缩用工成本、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从而获取在全球中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随着资本跨国流动能力越来越强,为留住资本,政府在处理劳动关系时往往更倾向于资方,使得资本的谈判能力更强,劳动者的地位更加弱化。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引资和单纯经济增长的动机,期望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吸引资本,便竞相压低工人工资,放松对劳动关系的规制,在工时等标准方面放松监管,放任企业违法用工的行为,最终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来换取地方经济发展。2012年8月底至9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2011-2012年度,69.4%的受访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问题,其中42.4%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50个小时,18.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1~70个小时,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71~80个小时,1.3%的受访者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1]

  劳动者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呢?

  放眼如今的世界,过劳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有,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呈减少趋势,之后这个趋势却突然停止,再次转变为逐渐增加。就连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也在不断延长。[1]

  以美国为例,1967—1981年出现了减少趋势;之后形势发生逆转,从1983—1996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加趋势。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了两倍以上。换言之,在20世纪80年代末,劳动者只需一半时间就能生产出40年代末人们拥有的全部财富和服务,纯从数学运算的角度来说,每天工作4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怎么工作时间不减反增了呢?美国学者朱丽叶·B.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给出了她的观点:“资本主义经济主要的激励机制偏好延长工作时间。由于这些激励机制的存在,长工时就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作时间缩短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恩赐,而是因为“工会及社会变革家们为缩短工作时间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大萧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斗争偃旗息鼓了,长工时自然而然有所拾头,美国工人的休闲时间开始减少,到现在甚至出现了危机。”“19世纪中期的工作时间的缩短就并非像主流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市场体系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真正原因是工人与决定工作时间长短的各个环节作了不懈的斗争。”

  这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有一种说法鼓吹“唯生产力论”,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生产力不足。须知技术不过是工具,机器可以被用来解放劳动力,也可以用来操纵劳动力。科技进步了,这一份成果却并不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反而加强了敌人的统治力。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因为网络将工作时空和生活时空连接在了一起,工作时间就有可能无限延长,家里家外都变成了职场;发达的社交媒体本应让人们更加包容开放,却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据点,散播焦虑和撕裂,把人们推向消费主义,过度消费、过度劳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聘用方式渐趋多样化,业务外包也变得相对容易,于是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非熟练工人,很多正式员工也可以用非正式员工替代。结果许多劳动者失去了向来稳定的工作,雇佣关系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技术并不能够自动的引发革命,为人类带来幸福,关键还要劳动者自己去争取。

  今天的我们,无论物质条件还是文化素养都远胜于当年,先辈们能争取到的权利,没有理由我们争取不到。不论是“血汗工厂”里的工人,还是“格子间”里的白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雇佣劳动者。为了健康,为了尊严,为了让这些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不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要限制和缩短劳动时间,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要夺回人类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森冈孝二著;米彦军译,岩波新书精选 过劳时代,新星出版社,2019.01,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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