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到底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上？（一）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仁义不应该包含在德里面。

　　我们查看商周时期的文字就可以知道，仁字是仁加一个上字组成，先秦的二子是两横一样长，上字是上面的横短，下面的横长，先秦有人为了区别，有时候会把上面的横竖起来，说明仁字的本意就是上古之人的做法。所以墨子一书中，儒家的公孟子说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意思就是君子必须言谈举止遵循古代规范，穿戴古人服饰，这样才能称得上是仁。他还提倡述而不作，即只阐述和传授前人的学说，自己不创作新说。总之，一切只能按照古人说的办，不要有任何的改变，这才是仁字背后真正的观点。所以说，仁字最初的意思就是尚古的意思。对剥削统治阶级来讲，这样的尚古他们是喜闻乐见的，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从精神思想上去奴役底层群众。儒家常以自己篡改后的伪书作为证据来作为某些理论进行背书，例如尧舜禹的禅让理论。实际上更多的史书记载得是舜逼尧，禹逼舜。所以那些支撑儒家仁义的理论，实际上是基于错误的证据所推导的错误结果，是经不起推敲的。

　　墨家认为儒家完全法古的做法很荒谬，墨子说古代的圣王可多了，尧、舜、夏、商、周都有，他们的穿着和做法都不一样，你到底法谁的古才算是真正的古呢?可见儒家仁义的虚伪。尚古，本质上就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为什么会尚古?因为古人的做法中，的确有智慧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地传承它。我们反对尚古并不意味着反对古人的所有做法。就像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不代表就否定了其事物发展背后的原理和规律。而墨子提出古之善者述之，今之善者作之。古人和今人谁的方法好就用谁的，而且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去发现和创新。

　　实际上，儒家尚古的最本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阶级统治。他们不去真正学习古人的做法中最智慧的修德，反而去学习什么落后的阶级统治制度(包括落后的坏礼、坏法)。所以说，儒家即使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在行为上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却是客观上在维护剥削精英阶级的阶级统治。

　　《道德经》中老聃所著的道经篇里有一句讲得最通彻，故大道废，案有仁义。就是说，之所以大道会被废弃，就是因为有人开始用标榜仁义来进行道德绑架了，并提出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现实中，什么我为你好，我为大家好之类的话，大多都是在标榜。因为真正为你好，为大家好，做就行了，不需要什么解释说明，更不需要什么标榜。一般而言，和个体主要相关的(例如德)，没有必要去标榜，也标榜不了，而和集体主要相关的(例如仁和义)，出于自身的利益，就更有动机和压力去那样标榜，而且越是标榜就越能绑架更多的人。同理，老聃根本就不觉得仁义是什么好东西，他持否定态度，更不会对他们进行分级，绝不会评出上仁、上义、上礼之类的标准。

　　而李耳所著的德经，则对他们进行分级，评出上仁、上义、上礼之类的标准。李耳当时处于战国中期，那个时候私学儒家的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成为主流学说或热门学说的一种。所以说，李耳或多或少受些影响，尤其是子思提出的“仁、义、礼、智、圣”。实际上，李耳的“上仁、上义、上礼”，是为了追求和老聃类似的文章结构而有意打造，具体实际意义不太明显。不难看出，这种分级排序是结合了儒家的五常顺序，感觉单纯就是为了排列而排列，很难看出“义和礼”之间到底有啥袭成顺序和逻辑关系，而且管子一书中的礼义廉耻是礼在前义在后，管子要比孔子还要早。有时候古人排序单纯就是为了读起来顺嘴，方便记忆而已。对此我们不难发现，对仁义的理解，李耳远没有老聃那样的思想觉悟!

　　那么到底也不应该给“仁、义、礼”分级排序呢?结合楚简、清华简等先秦文物，“仁和义”没有什么真正有用的实际意义，而礼确实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而李耳论述道德堕落过程的三个阶段“上仁”、“上义”、“上礼”，即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这反映了仁、义、礼是道德丧失后，人为制定的行为规范，随着层级下降，人为干预的刻意性越来越强，表现出渐趋偏离自然真淳的趋势。这也从侧面看出礼的重要性，即礼是除了法之外最后的一种社会性约束。这样看来，与其标榜所谓的“仁和义”，还不如正大光明地将“仁和义”给强制化。事实上，所谓的“仁和义”已经就具有了一定的强制性。所以，既没有必要在不需要社会强制性的范围里去讨论所谓的“仁和义”，也没有必要在需要社会强制性的范围里去讨论所谓的“仁和义”。所谓的“仁和义”，就是“道和德”与“礼和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而且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解释，尤其是阶级立场!

　　我们知道，“道和德”与“礼和法”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基础，缺一不可!“道和德”没有社会强制性，而“礼和法”却有社会强制性(前者是文化的强制性，后者是政治的强制性)。

　　难道“仁和义”都是没有必要的吗?当然也不是，必要的“仁和义”也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因此，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所谓的“仁和义”(私学儒家的)和必要的“仁和义”(官学墨家的)。所以，没有必要在“道和德”里去讨论“仁和义”(不论是哪一种)，而应该在“礼和法”里去讨论必要的“仁和义”(官学墨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