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明时代的“礼”应该是什么样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讲究规矩?为什么我们会在饭桌上讲究座位?在过年时讲究礼节?在与人交往时讲究分寸感?这些看似琐碎的规矩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就在礼。

　　礼，包罗万象，它承载着人类社会无数的思想文化现象。可以说，没有礼，也就没有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同时也要看到，礼有时候也会束缚人类文明的发展。

　　礼，诞生于上古时期，发展于夏商以及西周时期，成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时至今日，它仍在塑造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精神世界。礼学思想汇集了关于制度、教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方面面，如同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静静躺在历史的深处，等待着每一个愿意走近它的人去挖掘。礼的背后是人们对智慧的敬畏以及对秩序的渴望。

　　礼的本质是规矩和方圆，即礼是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秩序的。坏的礼是服务于坏秩序的，好的礼是服务于好秩序的。礼不能简单用礼仪、礼法等规范来定义，也不能简单用礼品、礼物等外物来定义，它更多的是一个核心的中华文明概念，它起源于祭祀，后演变为社会道德和行为准则。

　　而最开始的规矩和方圆还要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神宗，即神权体系中的最高领袖，伏羲和女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伏羲左手举着“矩”，即拐尺;女娲右手握着“规”，即圆规。伏羲和女娲就是大祭司，即男巫与女巫。他们负责与天地沟通，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天文地理知识。这些巫师就是最早观象授时的人，他们根据天文现象来指导现实世界的农耕畜牧。所以对当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巫师们，其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于是，他们也就创造了唯一的神权体系。后来随着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人类私有制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于是到了夏朝的奴隶社会时期，则开始出现了两种统治体系，即神权体系和王权体系并存的现象。自武王伐纣，商朝的灭亡，神权体系也就被瓦解了，这就是礼的历史来源。

　　人们为什么对礼持有这么大的误解和怨气?为什么对礼崩乐坏无动于衷?答案就在于礼的繁杂、虚伪和无底线!

　　礼一定要简化，因为礼一旦复杂起来，那么最终个体将无法真正落实。实际上人们最讨厌的就是繁文缛节，如果礼不能简单，那么这样的礼必然会走向假大空，最后只能被人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礼一定要保持真诚，因为礼一旦虚伪起来，那么再强大的集体也会逐渐丧失凝聚力，再优秀的个体也会逐步被逆向淘汰。人与人之间越是虚伪，解决矛盾的方式最后只能越来越血腥、越来越残忍，春秋到战国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人虚伪的面具下就是那无情的冷血和野蛮的兽性，而人真诚的面容下就是那有情的热血和文明的人性。礼的虚伪，对个体和集体来讲就像是在慢性中毒，要想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地腐化、异化乃至黑化，直至无可救药地失去人的底线。

　　礼单单简化和真诚还不够，礼还一定要有底线。一旦失去最后的底线，那么就没有人去落实了，最后必然导致礼崩乐坏的结局。比如夫妻之间没有底线，就会反目离婚。人与人之间没有底线，就会相互吃人。阶级之间没有底线，就会发生阶级大屠杀等灭绝性的反人类行为。所以，男女之间必须以礼相待，人与人之间必须相互尊重，阶级之间必须奉公守法。

　　礼，不能简单地用新旧来判别其好坏。旧的礼也有可能是好的，新的礼也有可能是坏的。这一切的标准，不是知识的深浅、权力的大小、金钱的多寡就可以轻易衡量的，只有人民大众经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次沉淀才能加以衡量。也就是说，任何精英都无权定义和判别礼的标准，只有人民大众，才能定义和判别礼的标准。而好的礼，不仅应该合理存在，更应该传承发展下去。

　　实际上，真正的礼是能够帮助我们个体乃至集体健康发展的。这和我们当今对礼的繁杂、虚伪和无底线而厌恶的直观感受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在当今的私有制社会中，人们一切向钱看，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必然结果。

　　大众文明时代的“礼”应该既有规矩又成方圆，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应该深耕于东方文明的思想文化领域，应该促使人民大众继续保持对智慧的敬畏以及对秩序的渴望。礼一定要简化、真诚以及有底线。礼的定义及其衡量标准只能由人民大众来决定，只能由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来检验和校准。

　　任何脱离群众实践、违背人民意志的礼，无论形式多么华丽、历史多么悠久，终将被时代淘汰。唯有扎根于人民日常生活的礼，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唯有回应人民真实需求的礼，才能凝聚社会共识、滋养精神品格、推动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