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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杰:俄乌战争起于瘟疫落于经济

作者:陈俊杰 发布时间:2022-07-26 09:55:26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未诱发俄乌战争,2022年美国何以避谈理由却能“预言”俄乌战争成真?2022年新冠病毒“反弹”是直接原因,俄乌战争打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则意味着在经济上最先绷不住的一方将被迫求和。

  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无论来自天灾还是人祸都注定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高债务、高通胀为代价刺激疫期经济复苏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可持续,美国在安克雷奇安排的对华峰会因为吃相太难看而迫使中国不再火中取栗且粉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聊以自慰,拱火俄乌战争吸干欧盟热钱制裁俄罗斯回血美国经济则是拜登的“次优”选择,普京则靠卢布加天然气起义反守为攻。

  在新冠病毒“全球化”与俄乌战争的持续影响下,因为对经济形势越来越不看好,世界各国消费者对生活成本飙升的忧虑更大。疫情封控对生活成本最大的干扰是物流受限,其次是产业链被打乱。俄罗斯、乌克兰等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单一,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更偏磕巴。一旦产业链被打乱,产业分工也会在上下游被切断,生产秩序即便能勉强维持也不可能对其上下游持续供应了。据世行估计,世界各国在2020-2024五年内比此前的十年经济产出水平至少要下滑 20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在这五年中比此前的十年进口要减少40%。进口减少主要是因为物流受到冲击,其次支付能力大幅下降,高通胀导致“钱越来越不值钱了”,这一轮全球性的民生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战争的叠加导致的经济危机恶性循环。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大规模的经济下滑与恶性的全球性的经济通胀,导致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与确保供应与生产两个环节的稳定性)破产,以至于2021年欧债危机结束后自由经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好像放开市场鼓励自由经济而让市场调节发挥主导作用就能避免一切经济危机了。此次瘟疫与战争的叠加却让“自由市场”这个反经济危机法宝失灵了,“市场比市长还灵”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原理又一次破产了。中国在新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蔓延过来之前要先看明白自己现在还处在发展经济的哪一个阶段,2022年战争与瘟疫的叠加并未从根本上大乱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步调,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要忘了中国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这个道路也就是十年之内的事,不要忘了中国至今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要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也不要因为各种干扰的“围攻”而忘了中国人民首先要把自己的肚子填饱、把自己的身上穿暖。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一旦忘记“初心”,不论再宏伟再美好的蓝图、目标都只能像沙滩的大厦一样经不起风吹浪打。

  2022年世界经济会否陷入1929年那种“大萧条”?关键因素包括俄乌战争走向、中国疫情的扩散、美国与欧央行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2020-2021年的通胀压力来自负向的供给冲击叠加正向的需求冲击,2022年需求政策退潮,美国的通胀率原本应在一季度末或二季度初出现拐点后下行,但俄乌战争延迟了拐点的到来。国内疫情的反弹是全球供应链的新的扰动项,又增加了主要贸易国家(或地区)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根据2022年上半年利率点阵图,美联储全年或加息7次(每次25个基点),这意味着剩下的6次会议都会加息。鲍威尔曾声称合宜情况下美联储加息幅度会超过25个基点(如50个基点),2022年“快进的”加息与缩表难免引发全球性金融恐慌,至少有可能提前终结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再考虑欧洲的通胀压力与中国在上述三重压力之外新增的防疫压力,2022年世界经济岂能盲目乐观?在出口的商品结构上,燃料(主要是原油与天然气)占俄罗斯出口的比重约为50%,食品、农业原材料、矿石与金属等产品占比约30%,机械与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约20%;乌克兰的出口以食品为主,占总出口的比重为45%,机械与运输设备及其他制成品占比略低于40%,剩下的主要是矿石与贵金属。俄罗斯燃料出口当中的55%到欧洲、40%到亚洲,乌克兰食品当中的53%出口到亚洲与大洋洲、33%出口到欧洲。俄乌战争对世界经济的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大宗商品渠道对供给侧的负向冲击可能中断正在修复的全球价值链,新冠病毒“全球化”对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称性冲击主要表现为量与价的同步下行,但外生的政策刺激正在改变供求关系。高通胀是对供求缺口的响应,以需求冲击为主。西方国家的金融复杂性与相互依赖度太高,发展中国家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弱,而大块头的“金砖国家”在瘟疫与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复苏中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生物医学技术与政策空间的差异,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在疫情冲击面前显得更脆弱,疫情扩散、刺激政策与宏观经济三个周期之间的错位是理解疫后世界经济的重要线索。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分工,这种周期的错位使得全球价值链恢复所需的时间与难度远超预期,复杂度高的产业链或制成品将持续面临关键中间品或原材料的短缺,进而导致相关产品价格持续攀升。2022年美国的通胀压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英国与欧元区。由于基期的原因,美国核心CPI到2022年2月就已达到6.4%,为该国四十年来新高;英国自2021年8月突破3%以后一路上扬,至2022年7月一直维持在4%以上;欧元区在2021年10月突破2%,到2022年3月突破3%。由于内需偏弱与政策刺激不强,中国的通胀压力主要体现在上游(PPI通胀),CPI压力不大。日本通胀读数到2022年2月为0.6%,压力也不大,中长期内超老龄化社会对应的往往是通缩压力。价值链的持续修复能缓解通胀压力,但俄乌战争与中国疫情的反弹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原油、天然气、玉米、小麦与金属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让高通胀杀了个回马枪,通胀-工资螺旋一旦恶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胀”重演的概率会显著增加。考虑到2022年的需求侧政策退出加上实际收入的负增长,需求还会被压抑很久。“大滞胀”的实质是不同因素之间的接力,尤其是石油冲击等供给侧因素、美联储货币政策与工资上涨等需求侧、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美元大幅贬值,治“沉疴”要求“猛药”而狠心不走寻常路。

  根据新冠病毒“全球化”后美国高通胀的成因、鲍威尔主政的美联储的政策应对、拜登政府的政治诉求与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俄乌战争仍将持续推高石油天然气价格。鲍威尔直到2021年三季度以前还在说“供给侧结构性通胀”是临时的,货币政策持续走在市场曲线的后面,根据新货币政策框架修订的泰勒规则的指示,美联储应在2021年二季度开始Taper、2021年四季度开始加息,但实际进度晚了半年。拜登的政策有明显的进步主义倾向,缓解不平等在其政策目标函数中权重很高。在经济理论方面,现代货币理论(MMT)将凯恩斯主义推向极致,新冠病毒“全球化”后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视为MMT的实践。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利率、就业与物价的部分趋势性因素(全球化、价值链贸易与人口)在后危机时代已悄然出现临界点:失业率(包括自然失业率)、通胀率、利率与期限溢价持续下行,工资增速停滞,收入分化加剧,劳动份额下降;名义利率降无可降,失业缺口转为负值,通胀中枢或显著上升,其中短期压力甚于长期,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或再次转向陡峭……新冠病毒“全球化”后制造业产业链加速调整,西方国家的超大规模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则是燃爆通胀的导火索。现在不再有人鼓吹MMT的神奇功效了,鲍威尔甚至计划用三年时间(到2024年)将美国通胀降至2%。姑且不论大宗商品涨价输入性通胀压力,美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与房价/租金上涨的压力也不容小觑。高通胀的演绎与美联储对策对美国及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1929年那种“大萧条”至关重要,国债无风险利率的期限结构是判断美国经济会否转入衰退周期的最重要的单一变量。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立场是:长短期利差倒挂表明货币政策偏紧,反之则偏松(与仅仅观察联邦基金利率的升降不同)。以一年期与十年期国债利差为参考,过去六十多年里每次利率倒挂之后都有经济衰退。一年期利率字年自2021年11月以来一路上行,2022年初显著加速,利差倒挂前夕失业率先上升了。一般而言,加息过程中短期利率上行速度会更快。如果美联储退出非常规政策的节奏与利率上行的速度过快,美国将难逃疫期第二轮经济衰退。在最新的GDP预测中,美联储将美国2022年的GDP增速从2021年底预测的4.0%下调至2.8%。鉴于欧债危机期间过早加息与过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教训,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时政策更加积极,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也更好。因为早期通胀压力较小,欧央行在缩减资产购买与加息方面也更加保守,疫期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PEPP)与资产购买计划(APP)与零利率政策仍维持不变。欧洲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面临的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较大。欧央行不得不重新评估通胀的持续性问题,有可能提前进入退出流程。从经济的综合领先指标来看,欧洲经济增速的高点出现在2021年下半年,但经济规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潜在增长路径,欧央行提前退出则有可能终结本就迟缓的复苏。美国的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进口价格指数)主要来自加拿大、欧盟与墨西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价格指数始终平稳运行。这主要得益于中国有效的防疫政策,但也与中国价值链的完整性与国内保守的经济刺激政策有关。中国的政策以保市场主体为主(减税降费+信贷支持)而间接地实现保就业与保民生,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生产端强于需求端;西方国家的政策以直接保民生为主(直接给居民发钱)并利用货币政策保持市场主体不发生流动性危机,在经济结构上表现为需求端强于供给端。中外形成互补,于中国是外需补足了内需,于海外则是中国的供给补足其自身供给的不足,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在战争-瘟疫叠加期间进一步彰显。但中国正在被新一轮疫情困扰,生产与需求双双承压,而海外经济正在全面重启,需求动能不减则供给很难衔接。国内三重压力未解又添疫情,经济稳增长压力陡增。萨伊认为供给能创造需求而供给不足则会消灭需求,全球价值链贸易曾源源不断地为发达国家输送廉价的制成品,但新冠疫情扰乱了价值链分工,使得原材料与耐用品价格持续攀升而高通胀卷土重来。俄乌战争及其引发的制裁与反制裁进一步暴露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随时有可能终结疫期两年多来之不易的经济复苏。2022年供给侧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拐点何时到来将至关重要,对下游生产与终端消费的影响将逐步兑现,中国政府有必要未雨绸缪。

  俄乌战争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西方经济学则既不懂什么是货币也不懂货币与纸币、生产与收入的错误。2019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4万亿美元,而俄罗斯只有1.7万亿美元。在西方国家空前的制裁下,俄罗斯经济依然挺立,因为俄罗斯能自主生产粮食与石油等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能在国际贸易中“去美元化”而采用卢布结算。普京用事实证明,以纸币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真正的经济,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与纸币收入是两回事。马克思认为经济的本质是以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为基础的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西方经济学则将经济简化为利润,即赚取纸币收入,所以强调国内生产总值表现经济的增减,但实际上赚钱(纸币收入)只有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马克思眼里的经济是“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经济是政治、文化乃至战争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实现或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的“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资产阶级把“赚钱”视为“经济”而混淆了资本主义经济与经济“一般”、经济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区别。马克思眼里的经济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一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但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了,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西方经济学企图“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版本,但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后反而因为粮食、石油、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输入而加剧了国内高通胀。生活消费的要害是粮食,机械离不开石油等能源发动,战争消耗的军火会殃及生活消费。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组团经济制裁,但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认为,俄罗斯赢得了俄乌战争期间的“经济战争”。俄罗斯能生产大量的粮食、石油等生活必需品,更能生产长期战争必需的大批量军火,所以不惧怕西方国家的制裁。战争与生活消费的都是物质产品而不是纸币,后者表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并不能反映经济的本质。外资与内资都以赚钱为目的而不是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更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生产。俄乌战争证明了靠帝国主义的企业来“稳”经济是行不通的,稳经济只能靠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

  面对高债务与高通胀等经济压力,耶伦基于凯恩斯主义理论玩加息阴谋,但此类套路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凯恩斯主义的祖师爷管仲玩坏了。管仲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懂得“以钱生钱”等金融概念的经济学家,将货币视为流通手段而要求君主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住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管仲深谙对外贸易中最微妙的技巧:为了避免本国缺少而重要的商品外流而以“天下低我高,天下轻我重”的手段保持国内重要物资的高价并使天下的重要物资流入本国,对本国的剩余商品则采取“天下高而我下,天下重我轻”的低价政策促其对外倾销。“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而保持大体相同的轻重关系不就是人民币贬值与升值的套路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表示无意让美元加息,不被拜登待见也就在所难免了。耶伦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2022年美国经济表现喜忧参半: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居民消费温和增长,住房市场逐步复苏;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美元升值影响,美国制造业与出口仍步履维艰。美联储加息节奏放慢,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因素,耶伦多次提及海外不稳定对联储政策的掣肘,如果中国经济企稳而为美联储提供政策窗口,联储加息就会加快,但这会加大对中国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人民币短期稳定偏强的局面一旦被打破,要否保汇率的问题就会再度被炒热了。就业市场报告疲弱则足以确认美联储将放缓加息的立场,已陷沉沦的美元有可能被又一次落井下石。如果相关数据强劲则对美联储紧缩决策的促进作用恐亦相对有限,除非就业人数增量与时薪增速幅可观。据美联储估计,随着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美国经济仍将温和增长。“债王”格罗斯认为:美国就业报告表现不错,薪资优于预期;耶伦不应将此次的就业数据视为美国的经济增速;美国财政政策长期缺失;耶伦困于低利率的泥潭;2022年6月加息的前提就业率攀升。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增长引擎与稳定力量,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疲弱乏力的背景下仍能维持中高速增长。何以然?中国特色“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钉住美元)”功不可没。

  春秋时期齐国也曾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国库空虚,邻国之间战乱不断却对齐国虎视眈眈。国家倒悬之际管仲的变法从五个方面解了齐桓公的燃眉之急:一是四民分业(士农工商)在政策上践行了亚当•斯密认为的“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二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与中国改革开放后“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政策调整一脉相承,三是盐铁专营寓税于价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前三条与瘟疫、战争的关系不大,所以不再详解。四是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直至经济复苏,管仲甚至为奢侈辩解且被后世提倡节俭的孔子赞不绝口。管仲认为老百姓都不消费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而刺激消费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煮蛋之前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先加雕刻,目的都是增加劳动过程以扩大就业。管仲“鼓励消费,扩大内需”的思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不谋而合。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的很多省市政府给居民发放了消费券,李克强鼓励发展“地摊经济”也是为了扩大内需。当然,管仲鼓励奢靡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是站在整个国家的高度提出的经济变革思路。他认为,国家经济不好则人民就会失业,国家则应大量兴修宫室以促进就业,尤其是要雇佣失去家产的贫困户。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两千年后凯恩斯才学到手。以1929年“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都采用了这样的政策,尤其是凯恩斯提倡增加政府支出以促进经济发展。管仲提倡经济不好时政府兴修宫室不就是中国现在强调的“基础设施建设”吗?!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拉动中国GDP的“三驾马车”中的对外净出口一度负增长,中国基于“GDP保8”的目标而不得不想尽办法刺激内需,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政府4万亿的投资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建设。五是以商止战和平称霸“尊王攘夷”,欧洲国家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与此不谋而合。管仲的“止战”强调防止一切战争(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乃治国第一要义,国家内政视角下的“以商止战”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造反。老百姓造反的原因主要还是没饭吃,老百姓根本没办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时大量聚集就是暴乱的先兆,管仲的这个方法则能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裕起来而满足于安居乐业。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农民起义无一不是被官府在发展经济方面不作为但在税收方面有缺乏弹性逼出来的。管仲的这种理念则有利于收拢民心,老百姓毕竟是决定国家兴亡之根本,而管仲的这种思想恰恰是最适合国家熬过内忧外患的难关的。在与各诸侯国的关系方面,管仲“以商止战”是在扩大对外贸易的基础上以军事威慑力维持诸侯之间的势力均衡。春秋时期齐国因为经济改革成功而坐拥最强之国力,有三万装备精良的军士而无一国敢与争锋,但管仲鲜用重兵征伐四野,齐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不协时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削弱潜在对手的势力。例如,当时的鲁国与梁国都是与齐国相邻的大国,两国的民众都擅长织绨,这种厚实而光滑的丝织品能做成当时最高档的衣服。管仲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近而带动绨衣在全国风行一时。绨的需求量猛增而供不应求,但管仲不允许本国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国与梁国高价进口。这就导致两国大量生产绨织品出口到齐国,直至两国老百姓都动员起来生产绨织品。但就在两国已适应靠这种模式维持国家收入时,管仲突然下令禁止从两国进口绨布了。鲁国与梁国的经济顿时崩溃,老百姓纷纷破产而大量逃难到齐国。管仲还用同样的手段制服过其他国家,中国古代史上罕有这样的商战案例,管仲利用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的手段似有穿越时空之嫌。细数春秋时期齐国的经济政策,管仲其实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者,吴晓波甚至视其为“中国古代版的凯恩斯”。但齐桓公死后齐国迅速盛极而衰,管仲的经济政策被悉数废止,坐而论道的“稷下学宫”则在齐国大行其道。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长期后果,所以德国与日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掩饰了“罗斯福新政”的不可持续性,尤其是欧洲与亚洲的被侵略国家对美国的战争负债大大缓解了美国的通胀压力。

  蒋介石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大举公债,但由于战争破坏严重,抗日战争结束后无力偿还,于是将货币大举贬值,之后仍按1:1兑付而变相将公债打了折。单纯看这个行为似乎精似猴,实则蠢如猪。“国民政府”的公信力由此而一泻千里,老百姓对后来蒋介石发型的“公债”或“国债”弃置如蔽履。蒋介石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不仅没起到政治作用,反而直接放了一个反向大招,使得后来“国民政府”的金融工具悉数失效,而政府失信又为后来的经济崩溃埋下了伏笔。大量印出来的钞票不是简单的还了钱就完事的,这可都是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是有乘数的,按现在的乘数每放1元基础货币大概会衍生出7元总货币。当时的数据已不可考证,但货币乘数一般不会低于5,大肆贬值印钞票再乘以一个货币乘数……这相当于将货币贬值的级数翻了倍。当时有个疯传的段子:整个“中华民国”唯一能开足马力生产的机器是印钞机!随着通胀被推高与货币乘数的放大,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胀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垮台。“钱不值钱了”,老百姓都争着囤积物资而不再让钞票流通,心理学作用为负,货币作用崩溃直接导致市场崩溃,“中华民国”末年的“金圆券”沦为笑柄,蒋经国“上海打老虎”的闹剧注定要虎头蛇尾。在蒋经国版“打老虎”的故事里,如果你是商家,看到物价每天上涨10%以上还会当天出售自己的货物吗?肯定是等等再看,“囤积居奇”在所难免,回报率还有啥能怎么高啊!蒋介石派蒋家王朝“储君”蒋经国来抓人,还要扣一个“哄抬物价”的帽子,事后看来其实际效果只能是祸水东引。这个对美国东施效颦的“资本主义政府”既不懂资本也毫无“主义”,直到被压缩到“宝岛基地”去了。在西方古典经济学里,货币是中性的,货币的多少不会影响总产出。但凯恩斯的横空出世让货币由中性变成了西方经济学里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有好几次让衰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似乎能通过货币政策像打鸡血一样走向复苏了。后来的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质疑这种货币政策引领经济复苏的真实性,认为只是政府捏造的“注水数字”而相应的“虚假繁荣”不可持续,基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数字游戏”或“统计游戏”(毕竟统计GDP也要通过价格来自证)与“心理学游戏”。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不可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有必要用心理学与政治学解决,尤其是针对极端的经济情况。货币是其中一个比较好的工具,因为目前人类认同的两个货币属性(记帐单位与储藏价值)都直接挂钩了心理学效用与政治学效用。第一,货币是一种记账单位,所以搞市场经济的国家能轻松的让GDP指标从衰退走向复苏,从而给市场传递经济真的复苏了那种信号,这是货币的心理学作用之一;第二,货币是一种储藏手段,可通过调节货币总量保持经济机器的活力,印度莫迪政府的废钞行为与中国李克强政府的限制换汇行为皆可归结于政治学的作用。由于这个工具太好用了,凯恩斯也被神话了。但货币本身并无实际效用,有的只是经过粉饰之后带来的“政治影响”与“心理影响”。“大萧条”期间的德国纳粹政府就是滥用与迷信货币政策的典型反例,像蒋家王朝一样导致经济崩溃、政府倒台与某个群体沦为替罪羊。但有几个经常能忽悠经济学初学者的提法:第一,经济下行,是否只搞基建就行得通?搞基建相当于人为的创造贷款与消费需求,属于典型的政府干预。但搞基建的背后是大量占用货币资源与自然资源,而且回报率实际太低,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动用这种非常规手段。第二,美联储加息是要收割全世界的剩余价值吗?经济学乃治国之学,如此放出来岂不是泄露天机?先从收割的视角上看,加息即使是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本(虽然偶尔确有其辅助功效)也有可能被相关国家通过别的方式破解。多数国家的应对方式是跟着加息,同时让汇率紧跟着。只要本国的经济不出问题,资本外流的风险就大不了。如果个别国家因为某种原因而就是不跟着加呢?假设某国资本外流达到一定数量导致其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生产缩减、出口减少而经济衰退,但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元回流形成的购买力无的放矢不仅不会造成回笼货币与挤压国内资产泡沫的效果,反而会刺激商品价格上涨(商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上升),美元资本回流对美元的国际地位与作为结算货币的价值的影响更恶劣。美联储加息对别的国家造成得伤害主要反应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投资意味着贷款,有多少贷款就有多少投资,只有贷不出的款而没有投不出的资;贷款来源于储蓄,有多少储蓄就有多少贷款,银行为什么不直接印钱,蒋家王朝殷鉴不远!储蓄来源于利息,有多高的利息就有多少储蓄。加息→提高储蓄率→增加贷款→增加投资→满足增加的本国生产。美联储加息的前提是美国经济数据优异,这不是为了对冲加息的恶劣影响,而是国内要靠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增加生产以满足增长的消费。加息不是主动的,是经济体怕生产停下来而不得不投资;加息更不是为了刺穿或挤压经济泡沫,不要搞得加息像壮士断腕那样壮怀激烈,那只能证明某个群体的愚蠢……所以,伴随加息周期的经济数据只会越来越好看(美国的加息周期经济数据总是越来越好看)而只认识到壮士断腕的假经济学者是解释不了的。当然,加息也有坏处,增加储蓄的对立面是抑制消费,老百姓存的多了自然花的少了。投资与消费也是加息降息的跷跷板要平衡的地方,更是美联储加息的根本原因。加息会否造成货币供给减少?加息会增加基础货币供给(资本回流)与降低货币乘数,一增一减对整体货币供给的影响未知,会否造成通胀或通缩取决于金融系统运转的实际情况。对别的国家伤害同理,不加息会导致资本外流(比如中国当下完全靠行政手段控制禁止换汇)而跟着加息又会破坏国内原有的经济周期与生态结构而打破投资与消费的均衡。选前者还是后者要让国情来决定,毕竟老百姓都是跟着混的,被动一点在所难免,玩金融资产要有大心脏更要有小心眼。

  战争与瘟疫叠加期间世界各国政府向经济领域注入资金一度让主张政府刺激与需求侧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弹冠相庆,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破解经济危机的有效方案。新冠病毒“全球化”引发了是资本主义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世界经济走到崩溃边缘与世界各国失业率的飙升,1929年“大萧条”会否被刷新纪录?俄乌战争将是其中最大的变量。绝望的时代召唤出绝望的措施,统治阶级不得不倾其所有应付这种危机,但他们的“金融军火库”在对抗上一次经济衰退时已被掏空了。随着利率逼近0%,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已达到极限。多年来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收益递减雪上加霜,尤其是在上一次全球危机期间为了救助银行而推高的公共债务导致西方国家不可能再有“金融弹药”应对这种危机了。但世界各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向经济领域追加资金。俄乌战争爆发前仅美国就已承诺了数万亿美元,现在西方国家领袖都变成社会主义者了?崇尚自由放任市场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一夜之间转向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特朗普则被说服实施“直升机投钱”,即每个公民都能收到一张超过一千美元的邮寄支票!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类似的危机时尼克松直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美国政府转向扩张主义经济政策不是第一次了。今天同样会有人说“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因为世界各国政府为了拯救这个系统而把自由市场的正统观念统统抛弃了。英国保守党杂志《观察家》认为:新冠病毒危机“把保守党转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反对撙节紧缩政策而支持“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左派人士认为自己的时代到来了,连科尔宾也宣称英国保守党政府的紧急措施是对其经济计划的平反。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自己的想法被证实了,其当代信徒认同并提倡“现代货币理论”(MMT)。右翼批评者质疑激进的经济政策将如何被支付,免费的医疗与教育?没问题,我们只管印钱!要对绿色能源大规模投资?别担心,打开政府的水龙头,每人发一个UBI!很简单,加到账单上就行了!问题是最终必须支付这笔账单,谁来支付?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货币理论在现实中既不特别现代也达不到理论高度,凯恩斯主张的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管理与调节资本主义体制被现在的劳工运动与左派拥护。但凯恩斯其实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到来时我会站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一边”。比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的恶性循环:失业率上升导致需求下降→需求下降导致商业投资崩溃→投资崩溃导致失业率上升,凯恩斯断言由国家出面弥补需求的不足就能避免社会主义革命。他关心的不是工人能否温饱,而是他们有否能力消费。全世界无产者都能在为应对新冠病毒引起的危机而实施的政策中看到凯恩斯思想的回归,世界各国当局并不担心无产者在短期内死亡,而是担心无产者没有工作则没有钱购买资本家在未来快速生产的商品,1929年那种“大萧条”就有可能无限循环。“大萧条”期间西方国家当局也不在乎如何救普通人的生命,但最关心可供他们获利的那个系统的寿命。但“罗斯福新政”没提到罗斯福上台后美国经济下滑持续了很长时间,二战爆发后工人被招入军队与军火部门,美国的失业率才有所下降。连凯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来说,在政治上似乎不可能组织必要规模的开支来证明我的观点的大实验——除非在战争条件下。”新冠病毒爆发后,为了逃避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建设规模空前,后果是公共债务大量增加与鬼城与巨大的住房危机形成了可笑的矛盾,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试图以官僚方式管理资本主义、利润驱动的经济的逻辑结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步骤是通过政府支出刺激需求与投资,但现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新冠病毒“全球化”而瘫痪了,所以西方国家的主要目标转向维持这个系统的生命力,确保老板们在暂停按钮被解除后仍有劳动力可利用,更重要的是为工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手段以防止疫期爆发社会性的动乱,但若战争与瘟疫持续叠加且被西方国家饮鸩止渴呢?

  货币能“凭空”创造出来,但价值与需求不能;国家能创造货币,但不能创造价值。没有生产性经济的支持,货币将毫无意义。货币只是价值的代表,真正的价值只能在生产中创造,应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国家创造的货币只有伴随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并体现其在经济中流通的价值才有意义,否则就会导致通胀与动荡。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没有属于自己的钱,国家支出最终必须从税收或借贷中支付,二者都不能创造需求而只是在经济中转移需求。首先是税收,此类税款要么落在资产阶级身上从而影响投资要么落在工人阶级身上而要求工人阶级有能力消费。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其实际效果都是限制需求而不是创造需求。政府借贷也是如此,今天从资本家那里借来的钱必须在明天偿还,而且是连本带利,今天通过政府借款“刺激”需求但只能通过削减未来的需求。国家通过印钞避免税收与借贷却不能印刷教师与学校、医生与医院或工程师与工厂,政府支出将需求推到可供应的水平之上则市场效力将全面推高价格。通胀危与经济的生产能力是任何政府创造与花钱能力的最终限制:一个国家在工业、基础设施、教育、人口等方面可用的经济资源。国家能创造货币,但不能确保这种货币被投入使用。创造货币需求的不是国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这种生产最终要靠利润驱动。企业投资、生产与销售是为了赚取利润,资本家不能赚取利润则不会生产。政府可通过公共部门直接提供这种需求,但这样做的逻辑结论不是创造更多的钱或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而是通过将经济的关键杠杆国有化将生产从市场中剥离出来作为合理、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你无法计划你无法控制的东西,也无法控制你不拥有的东西,凯恩斯主义则回避了经济所有权这个关键问题。凯恩斯浑然不觉人类至今还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由剥削者的利益与被剥削者对立的经济利益组成。只要经济仍由大企业与私人垄断企业主导,任何注入经济系统的资金都将用于支付由资本家生产的商品、食物与住所。这种商品是由资本家生产的,所有这种钱最终都会落入牟求暴利的寄生虫手中,就像UBI这样的改革主义要求的真正问题对挑战资产阶级的权力毫无帮助那样。无论凯恩斯主义者还是MMT/UBI政策拥护者都没有提议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经济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市场无政府状态的破坏力,其战略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小修小补。资本主义体制的根源问题有两个:私有制与逐利性生产。只有通过引入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权与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求,发热的世界经济运作能力即使是在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阶段也远远低于其生产能力。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其鼎盛时期也只能利用其生产能力的80%左右,但凯恩斯主义者从未问过西方国家最初是如何陷入这种局面的。《卫报》经济编辑埃利奥特认为:“使用MMT与一般的凯恩斯主义就像给一个瘪了的轮胎充气一样。一旦它被完全充气,就没有必要再继续打气了。”凯恩斯只是说“产能过剩”是缺乏有效需求的结果,但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为此资本家必须能大量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利润被资本家从工人阶级的无偿劳动中占有了,工人生产的价值比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回报要多,资本家以利润、租金与利息的形式在他们之间分配,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系统中固有的生产过剩,工人永远买不起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商品,因为生产的能力超过了市场的吸收能力。当然,这个系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克服这种限制,办法是将剩余物再投资于新的生产资料或通过使用信贷人为扩大市场,但这只能为将来“更广泛与更具破坏性的危机”铺路。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这一过程的高潮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与信贷繁荣的基础上被推迟了几十年,但一场更深的危机正在2022年袭来,无论凯恩斯主义者、MMT主义者都无法提供可信的出路。资本家们今天能靠凯恩斯主义政策给工人的工资补贴与政府开支,明天就会靠新自由主义政策紧缩政策拿走,二者的区别只是“市长”的权力大一点还是“市场”的权利大一点。在劳工运动中呼吁采取凯恩斯主义式的措施只是一厢情愿,“黄泉之路以善愿铺就”。对凯恩斯主义政策、MMT、UBI与其他方面的要求既错误又有害,因为它们播下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将是日后灾难与失望的催化剂。就像安徒生笔下的小孩大喊“皇帝没有穿衣服”,马克思主义从对国际无产阶级有利与废除资本主义与解放全人类的必要性出发,认为只有集体所有权、工人控制与民主经济规划能为世界经济提供持续发展的良方。

  俄乌战争打成消耗战后各利益攸关方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将被充分检验,谁能在本国的常规武器被这场战争掏空之前熬过“两高”(高债务与高通胀)危机,谁就能靠战胜国的光环安排有利于本国的战后国际秩序。截止目前中国还不是俄乌战争的利益攸关方而只是利益相关方,但俄乌战争若持续到2023年则台湾等周边热点问题就有可能被西方国家“祸水东引”而缓解这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中国不宜幻想对俄乌战争置身事外或坐收渔利,在劝和促谈的基础上展开“一带一路”蓝图以确保“经济双循环”畸重畸轻才是长远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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