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权贵社会主义”之辨

　　吴敬琏曾惊呼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被“权贵资本主义”路线误导，后来越来越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又提出“权贵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姓“资”也好姓“社”也罢，双方在相关概念上空对空交锋而越来越不接地气了。其实双方也有共识，那就是挑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底线的“权贵主义”。

　　2007年北京大学教授尹保云发表《警惕“权贵社会主义”》一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用“权贵资本主义”批评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国企民营化搞成了有权者的私有化，因此其同义词是“权贵私有化”，但这一概念包含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随着“要暂停国企改革”等建议的公开化与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否定情绪的散播，改革开放路线像毛泽东批评邓小平对“三面红旗”极左路线“扭秧歌”的那种舆论氛围迅速升温。尹保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渡阶段，而“权贵社会主义”现象更值得引起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只是“四人帮”式教条主义知识背景影响下的一种情绪性话语，要理解这种思想观点的简单与粗糙则还要深刻认识“权贵社会主义”现象。社会主义无论在书本设想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无数的形态;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里没有国家、阶级、剥削与权力精英而个人完全自由，但这样的社会只是书本中的一个理想;现实中的各种社会主义形态没有一个能避免“权贵”结构的存在，有群体就有组织，有组织就有精英，而有精英就有可能转变为“权贵”结构，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最大难题。曾被“四人帮”视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实是一个最不平等、最不公平的“权贵”结构的模式;相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城市人口是一个高等的“种性”。文革期间农村里的漂亮姑娘为了脱离农村而嫁给城里的残疾人的例子不少，那时的高级宾馆、小汽车都是“权贵”等级的标志，只能按级别享受而普通人不可能问津，甚至绝大多数奢侈消费品(比如茅台酒、凤凰自行车)只要没有权力与特殊关系就会遥不可及。丢掉教条主义的眼镜再看计划经济则“权贵”等级结构一览无遗，这个体制下名义上是“集体的”或“全民的”财富在实际上则要根据权力大小来逐级分配，包括个人生活待遇与对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事物的处理。“权贵社会主义”现象在当今中国随处可见，主要特点是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东西实际上却被权力操纵并让少数有权者得到最大利益。大型垄断国有企业是个典型，被少数权贵视为“社会主义因素”大肆鼓吹，而实际上在国民经济中享受国家高额补贴而垄断地位昭然若揭，尤其是领导人的高工资、高奖金多达上百万、数百万而与“私分”、“侵吞“国有资产”没有什么区别。此类企业的职工的工资也远远高于其他部门或企业，在社会中形成一个“权贵”阶层也就在所难免了。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国家的各级科研项目;国家资助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被习惯地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行为，取得了重大成果也被媒体标榜为“利用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结果。但这个“社会主义”领域也充满了“权贵”结构，国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种项目基本上被评定委员会的“学官”(评审委员会的学者)垄断了，国家级、省部级的各种科研成果奖也被“学官”垄断了。在北京有的顶尖大学里，文科院系的领导也能掌握上百万元的研究经费，而多数一线教师却常是手无分文。再如，经济适用房项目也曾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但北京最早建设的几个大型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的套房面积大的达二百多平方米，普通市民日以继夜地排队也很难得到房号，而管理者却能一个人买十几套，这样的项目从规划、设计到分配都被“权贵社会主义”因素控制了。“权贵社会主义”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只要有社会主义的地方就有可能存在。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也曾被视为社会主义因素)时期的很多政府项目实际上帮助了中产阶级的有权者(主要是管理这些项目的公务员)，真正的穷人则得益很少。拉美国家甚至连专门为穷人孩子办的免费大学的学生中也罕有真正的还没咋地，绝大多数则是有权者的子弟。归根结底，根治“权贵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官僚制改革与民主制建设。“权贵社会主义”现象的普遍存在意味着建立公平合理的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官僚制这个“硬骨头”，其中既有传统性质的官僚制又有现代理性的官僚制，二者在很多方面并非界限清楚。官僚制往往是“半新半旧”的，人类至少在现代社会还离不开官僚制，官僚队伍作为一个整体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就不可能像旧地主、旧贵族、国企领导人那样“转化”为新阶级。少数官员经商下海是可能的，但整体性“转化”是不可能的，但官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会受到利益驱动。19世纪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期不少宫廷高官不顾脸面在街上讨价还价出卖商品牟利而被讽刺为“厚脸皮”，当今中国的官员则用不着如此“厚脸皮”而完全可借堂而皇之的公务行为而偷偷地从事腐败交易。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企业家有“原罪”而官员有“腐败”，但这个过程总要有结束的那一天。这个过程结束后制造“原罪”的现象也会随之而减少，但“腐败”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因为腐败因素还有其他资源可用，比如推动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基础设施投资、常规管理、扶贫救济、福利投资与教育科研投资，等等。较之于与“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避而不谈的“权贵社会主义”问题更长久且更难解决。“权贵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老百姓在观念上又习惯于将国家行为视为“社会主义因素”。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则使得民营化任务完成后利用政治行政权力掠夺经济的腐败现象仍将存在。解决这一难题的主要途径是官僚制改革与民主制度的建设，经济领域的改革只是现代化诸多任务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步骤，政治与行政管理领域的现代化才是“深水区”。只有减少政府干预、转变行政职能、扩大民主参与等手段才能遏制、减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权贵”因素，但当今中国还没走完第一步。日本经济在一百年前就完成了民营化，而我们至今还在这个问题上争吵不休。没有第一步的良好基础，第二步岂能走好?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距离真正的现代社会的境界还差得远。新中国曾忽视“权贵社会主义”现象的存在及其危害，许多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制造了新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官员的权力与官本位价值观势必日益缩小，但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官僚化在各个领域持续推进而官本位价值观日益强化，其背后的驱动力量就是“权贵社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南街村式“社会主义模式”对政府“万能角色”的幻觉。

　　社会批评家朱中原认为，“权贵社会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官僚而“权贵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者主要是商人。毋庸讳言，当今中国官场仍有严重的腐败现象，但并非所有的官员是贪官。当今中国也有很多奸商与官商勾结等不良现象，但更多的劳苦大众是通过勤劳致富与合法经营而拥有资本的。就像美国总统拥有很大的权力而比尔.盖茨等巨富有很多的财富，但他们都算不上权贵，因为他们获得权力与财富的方式是合法的且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使“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在被心术不正者故意去掉“资本主义”的中心词“权”(即权力)与“贵”(即资本)两个概念的外延交叉也会产生五个“种概念”，而两个概念的交叉部分有三个“种概念”(“因权而贵者”、“因贵而权者”与“既权又贵者”)。两个概念没有交叉的部分又有两个“种概念”;“虽权但不贵”与“虽贵而非权”(没有权力的因素影响)。但将后面两个相互没有交叉关系的种概念与前面的三个种概念混为一谈的消极后果是造成民众盲目的一概“仇官”与“仇富”，进而把“权贵”等同于“权力”，直至将右派的误导造成的改革失误衍生的社会问题归因于执政党，由此而甚至希望借助外部的反共势力与国内的民怨和平演变改旗易帜，通过彻底改变社会制度让贪官奸商掠夺的财富合法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价格双轨制”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方面的“丰功伟绩”由此而来，比如茅于轼曾说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而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进而直言不讳;“改革必须由精英掌舵，不能由老百姓说了算。”茅于轼所谓的5%的富人里起码应该包括五种人;一是虽然富裕但与权力没有任何关系的靠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人，二是因权而贵者，三是因贵而权者，四是“既权又贵者”，五是既不是勤劳致富也不是靠权力致富而是通过其它歪门邪道致富者。但茅于轼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的中坚力量”或“精英”，所以有资格垄断中国的各种规则制定权。将“权力”与“权贵”两个只是有交叉关系的概念等同起来忽悠民众把矛头指向执政党与政府，从实际效果看则有故意把不腐败的官员与勤劳致富的富人与“权贵”藕断丝连之嫌，如此表面上全部一起反对而实际上等于保护权贵，因为“打击一大片”的效果是“保护一小撮”，故意把真正的权贵与权力一起反对恰恰是因为右派要借助民众对改革失误的不满情绪与外部势力的撑腰实现颜色革命，而他们通过掠夺获得的大量财富在未来的所谓“宪政”中赢得选举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不会赢得选举，在由于私有化而被外国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同时受到削弱的政府面前，财大气粗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尾大不掉而只需换汤不换药。他们在没有私有化之前已拥有大量的财富，再把国家瓜分了则财力只会进一步膨胀。在苏东剧变的“经验”激励下，他们已在提前做起了中国特色“华尔街大老板”的美梦。他们的观点受到左派或中间派的反对时又会将矛头指向“权贵的走狗”，但被他们打棍子的学者其实也是反对权贵的，只是在不反对不腐败的官员与政府方面与他们有定性之别而已，“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其实是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的被冠以各种称呼的元首)”而被黑化则随时有可能酿成冤假错案。诚如某中间派学者所见，极左的红色高棉式无政府主义比极右的纳粹式法西斯主义的破坏力更大，因为后者至少还讲秩序而前者的精神领袖也终将被引火烧身。

　　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权贵主义的失败，前苏东国家在他们失败之前就已偏离社会主义轨道，他们的社会老早就权贵化了，甚至是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权贵集团统治。以马列真理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是在为权贵化的失败背黑锅，因为马列真理是要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公平正义，而前苏东国家消灭了旧的资产阶级剥削统治后却以新的、更厉害的权贵阶级剥削统治来代替。他们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公平正义，搞得是伪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马列真理从来不这样认为。马克思与列宁主张公有制只是将公有制作为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消灭阶级剥削、实现公平正义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才是根本!能显现公平正义对的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前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越来越误入歧途了，那就是以手段为目的推行全面的公有化。通过公有化的确能很快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但一种新的、比私有制更落后的剥削又会随着这种公有化应运而生。前苏东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权普遍忽视民主与法治而逐步沦为权贵集团，直至异化为新式权贵或新式剥削阶级。前苏东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政权体制不仅肩负着社会管理的重任，而且直接掌控着国有经济，他们的领导干部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但过分相信人性本善而忽视了人心难测，重思想政治教育而轻民主法治监督。领导干部完全靠道德自觉而几乎不受监督，用人靠选拔而不是选举，看领导好恶而不是看群众满意不满意。干部只要会在领导面前表现就很容易被重用，而心术不正者往往最善于溜须拍马，所以很容易混进政权占据领导层。社会主义政权被心术不正者占据领导层，领导干部由人民公仆异化为官僚权贵也就在所难免了，原本是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在官僚权贵们手里也就变成了他们自己所有。公有制是最适宜权贵生长的土壤，所以权贵集团是坚决反对私有化的。他们只有将经济“国家化”才能放开手脚以权谋私，所谓“国家利益”在经济国有化的前苏东国家由此而被异化权贵阶级的利益，公有制经济被权贵阶级利用来谋取他们的私利后也就与私有制经济没什么两样了。人民创造的财富名义上都归公有，实际上是权贵所有，这种手段比私有制剥削更加隐蔽与巧妙。私有化是富人的天下而公有化是穷人的天下，那么社会权贵化意味着什么?当官的天下!所以过去的富人、穷人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日子都不会好过。权贵化比私有制更倒退，所以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前苏东国家以权贵化的社会对抗资本主义社会，还没与资本主义正式交手就先自行瓦解了。归根结底，官本位社会的权贵主义更容易开历史倒车而在积重难返的各种矛盾的“墙倒众人推”面前不堪一击，这才是苏东剧变的终极真相。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权贵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之名则行封建主义、权贵主义与黑社会之实。这种伪社会主义具有以下四个典型特征：第一，权贵吃肉民众喝汤。权贵吃肉是必须的，民众能不能喝上汤还不一定。比如三公消费，每年九千亿元，拿来资助教育、帮助穷人则“四座大山”早就铲平了。三公消费是显性贪污，是制度安排使然。更严重的是隐性贪污，即官员的私有财产。如果真正查处官员贪污，这个数字的“天文”将超出老百姓的想象力。清朝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朝的知府的财产应该早就翻番了。社会发展了，官员也要与时俱进，所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千呼万唤出不来。 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必须交代所有的财产向社会公布，而我朝社会主义社会怎么没有官员主动申报?只能说明官员手脚都不太干净，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则一定会后悔设计出这么个制度，让显性贪污与隐性贪污祸害人民。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加速增长，但普通公司员工的工资还是很难突破三千元，所以买不起房、租不起房而只好三五成群地蜗居。普通工人辛苦一个月没准还拿不到工资，城市里的“农民工”帮助城市建设得如此的现代化，但连一个安生的窝都没有。凡事都怕货比货，比如德国从1950年经济加速增长，十五年内就让国民平均生产总值到达1万马克而不再有城乡差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选择什么制度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得利才是硬道理。如果一味坚持某种意识形态而牺牲人民，这种制度不要也罢。第二，权力的世袭传承。新中国没有北韩的金一世、金二世与金三世，但我朝哪个高级官员的背后没有世袭权力的网络与影子?哪个高官没有得到爷爷、父母或岳父、表亲的庇荫?即使真的没有也要得到更高官员的赏识，平头百姓别说得到赏识，就是见到“伯乐”一面的机会都很难抓到。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强调机会均等与程序均等，所以更接近社会主义的本质。我朝官员选任制度恐怕连隋唐都不如，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后平民有了机会一展抱负，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相对公平，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不愁没有出将入仕的机会。我朝有了高考制度，但那只是提供了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现在虽然有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但那只是普通小吏的选拔。高级官员的选拔任用则只能用黑幕来形容：党委凭什么会选拔你?因为党委里有人想用你;为什么他能被中组部与各地组织部看中?因为有人推荐。为什么他会被推荐?只有党委或组织部里的人才知道内幕。我朝学到了魏晋南北朝甚至汉代选拔官吏的精髓：举荐、世袭。如果你非要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官员选拔方式，中国汉代早就实行了社会主义，但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封建主义时期。第三，不怕社会黑却怕黑社会。黑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组织严密、头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要他提出任何想法你都不能反对，否则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你可以加入组织，但如果要退出组织，你就会被当成叛徒遭到严惩。黑社会还有一个特征：取之于民，用之于马仔。他们挨个去强收人头费，然后把收来的钱为组织服务、把得来的钱私分、把好处赏给下面的马仔。如果钱实在太多用不完，那就投资做实业，让投资的钱越滚越大。相比之下，“权贵社会主义”的社会黑化比黑社会化的观感还要可怕。现代的税收制度的本意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我朝的现实却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税收上来，财政收入增加了，于是官员的日子更丰裕了，三公消费变成了四公消费(公款吃喝、公款用车、公款旅游与公款泡妞)。然后是各个部委、各局处给自己与单位的马仔谋福利：公款团购买房、换上崭新的豪华车、盖上更为豪华的休假别墅与泡妞胜地，于是财政收入的最大好处都落到了官员的头上。现代文明国家的财政支出基本上是按照如下安排：50%用于社会福利(保险、救济、补贴)、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公务员开支。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安排比例略有不同，但都没有让公务员吃掉财政开支的30%。我朝警察的黑暗有目共睹：躲猫猫死、喝水死、自杀死……独特的城管制度也与警察的黑暗与残忍有一拼，全世界看来只有社会主义公仆最聪明，竟然靠这样的职业抢夺摊贩的物品、殴打势单力薄的小贩。只要你看城管开着载货的小车，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个车是用了明抢与私分的!城管也是制度安排下的一种职业，但罪恶的不是城管而是让城管成为职业的体制。我朝国有存量资产已达96万亿的规模(陈志武教授对中国国有资产的估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且还在日进斗金，虽然号称全民所有，但与老百姓有关系吗?油价(裸价)涨得比欧美还高时老百姓有什么办法?电信的资费比欧美还高，老百姓不还是要乖乖交费?第五，人人被分为三六九等。古代中国封建社会分出三六九等，现代文明社会抛弃了这样的陋习，职业不同但人格一律平等，而你只要看一眼当朝处级以上官员的眼神、面部表情、举手投足与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什么是权力的高人一等。社会主义国家标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国的官员从来没有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但他们对待普通老百姓来却比公仆还公仆!德国的官员有责任每周至少一天公开接待来访，如果有需要还能预约公开接待日之外的谈话，官员接待你的第一句话不会是“你今天有什么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您要喝点什么?”如果你的问题非常有趣、事情足够重要则可预约很高级的官员，甚至包括部长、总理。现代文明抛弃贵贱之分，我朝却保留了“城市居民户口”与“农民户口”这样的区分。城市居民基本可以享受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有工资收入而享受特殊的教育资源，农民则只能听天由命迭代贫困。城市的固定工人有相对固定的收入而养老无忧，而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只有微薄而朝不保夕的工资收入。资本主义福利制度能对外籍劳工手下留情，社会主义的国家怎么不对自己的国民心慈手软一点?

　　截止目前，全人类都远未看到社会主义的雏形，经济上比较落后的专制社会追赶资本主义的试验往往是弊多利少，专制社会转型到民主资本义模式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形态更是过犹不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而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私有制，但怕就怕公有制沦为权贵的“后花园”而私有制至少能给后进者一点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的机会，何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实质是私有制的资本最高形态?体现人民利益至上的共同富裕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私有制体现权贵利益至上而只能让少数人富裕。真正的公有制经济发展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私有制经济则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供需经济是完善的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是完善的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伪命题，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私有制经济，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与私有制也能促进社会发展，但社会发展成果不能让全体人民分享，富人少穷人多是不争的事实。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与公有制务虚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私有制务实则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与公有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消除一切阶级存在(包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存在无产阶级利益优先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利益优先，而是实行全民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维护人民利益，不能口惠实不至。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带领人民、服务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如果执政党相信权贵、依靠权贵、带领权贵、服务权贵则迟早会变质变色，前苏东国家的执政党就是最好的证明。怀疑人民、背离人民、放弃人民、索取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就“和平演变”了，所以一定要警惕既得利益者借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社会主义国家潜移默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否则针对贪官奸商的权贵主义的阶级矛盾、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社会暴力不可能彻底消失。

　　以让老百姓最头疼的我朝房地产政策为例，这一领域的“权贵社会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且摊子越铺越大而执政党越来越骑虎难下了，我朝房地产市场占主导力量的相关政府部门的行政者、所谓的专家与开发商都是非社会主义化的特殊利益攫取者。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刘国光曾说：“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权贵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老百姓的居住成本该最低，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资源和财富不该被私人资本寡头独吞，土地的国家所有、全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制度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优越的最集中体现之一，比发达资本主义的“居住福利”理念又前进了一大步。土地的“国家所有、全民共享”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买房应该无须向私人土地拥有者买地就能在国民自己的全民土地上建房居住，每个市民只要按“平均标准”买房用地就都有“免费分享”国有土地的权利(最多也只能是分担城市的建设改造相应的费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费用是购房人所需付出的最大的成本与开发商在房地产利益链上最大的利润来源，社会主义土地的“全民共享”则意味着它的公民在住房上摆脱了土地的“枷锁”。但我朝大中城市的市民在住房上背负了全球最高的买房负担，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高居世界各国前列，以至于土地公有制的中国国民竟然要羡慕土地私有制下资本主义公民承担的“合理房价”了。我朝公民作为“主人”的土地所有权被另立的土地使用权空置了，有土地使用权的开发商更像土地的主人，革命先烈会否想到打掉“老土豪”后还要被开发商这样更暴利的“新土豪”剥削?这种与民为敌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不仅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甚至在民生民主制度健全的发达的私有制国家也难有“藏身之地”，打破开发商对土地使用权的垄断才能恢复中国市民的居住权利。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论述来剖析我朝的房地产政策则不难发现，毛泽东时代“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我朝依然没有过时!

　　“权贵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打左灯向右转”的质变，较之于“权贵资本主义”从中间偏右路线向极右路线倾斜的量变的后果更严重，苏共倒台后俄罗斯的倒退较之于纳粹倒台后德国的倒退就是明证。当然，红色高棉倒退后柬埔寨的退步将是朝鲜金家王朝要面对的宿命，但当今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避免纳粹式极右倾向，然后才不至于对朝鲜劳动党五十步笑百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