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漫漫 遵义见曙光

 

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大门上，高挂着刻有毛泽东亲笔题字的“遵义会议会址”的牌匾。鲜为人知的是，这是毛泽东给长征沿线革命旧址的唯一题字。“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在毛主席心中的特殊位置。”遵义会议纪念馆讲解员莫歉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大家都知道，但听说过黎平会议的人却不多。”2016年8月2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莫歉告诉记者，黎平会议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遵义会议，因为是在黎平会议上决定召开遵义会议。

将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向前回拨一个月。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位于贵州东南的黎平县。12月18日，中央在黎平召开了长征以来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政治局会议。会议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确定了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的战略决策。1934年12月19日，中央红军开始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会议还决定，将适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2016年8月2日，年已八旬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费侃茹接受采访时说：“如今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实际领导地位，这话没错，但其实这是个过程，而不是在会上一蹴而就的。”费老的话，在相关资料上得到了印证。

“12月下旬，在随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张闻天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某日，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张说，这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打仗有办法。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张闻天年谱》上卷中记载道。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致使红军被敌人围追堵截，损失惨重。长期的被动局面让党中央和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开始反思。

1935年1月4日，红军渡过乌江后到达遵义县团溪镇集结。6日晚，红军少量部队化装为溃退黔军，由10名俘虏兵带路抵达遵义南门后叫开城门，并占领城楼。1月7日晨，红军首次进驻遵义城，国民党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现遵义会议会址）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中央决定，依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月15日，中国共产党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等共20人聚集到这座主楼的二楼会议室。当时的毛泽东，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如今的会议室依旧保持了当时开会的朴素场景。而陈列馆中的幻影成像，则生动还原了会上激烈争论的情形：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先后作报告，博古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为客观因素，不承认自己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随后，毛泽东率先发言，他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又具体分析了敌人前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取胜，而敌人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纸上谈兵式的错误指挥；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最终，会议形成决议，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取消博古、李德等“三人团”……

长征如歌80载，当年的遵义会议对今天又有何启示？“坚定信念、民主团结、独立自主。遵义会议争得很激烈，但绝没有私人恩怨和权力争斗，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利益不计个人得失。以博古为例，当时博古作为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并未对决议提出异议，而是自愿让出领导岗位，体现了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荡胸怀。”费侃茹说道。

80年过去了，如今，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已成为遵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遵义注重开发利用红色资源，以打造红色文化精品为目标，以产业化、市场化的方式，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促进了红色产业与其他产业有机融合。“十二五”时期，遵义文化旅游业提速发展，旅游接待人数、综合收入分别达6200万人次、547亿元，“红色圣地·醉美遵义”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升。加强红色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开发，走文旅融合之路，为遵义经济社会加速发展、转型发展、跨越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