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艳阳天（四十二）

第七十一章

　　南风吹过来了，象一个调皮的娃娃，在麦子梢上打着滚儿。

　　土地盖上了盖儿。冷眼看去很单调，左一片黄，右一片金：可是这黄金的盖子下边又隐藏着多少种秘密呢？谁也数不清。有青青的小春苗，蓝蓝的小花朵，蹦跳的大蛤蟆，打盹儿的野兔子，还有“打猎”的小孩子和行人的脚步……

　　萧长春从大车道上拐进了一条神秘的小路上，麦浪立刻就把他的身体给掩藏起来了。他走得很急，急着要把从王来泉那儿听到的东西告诉给他的同志们；他把两只手合成一个圈儿，套在嘴上，大声地喊：“嗨——嗨——淑红啊！”

　　喊声惊起一群小鸟儿，小鸟儿又象雨点儿似的，在远处跌落下来，又不见了。

　　在如云如波的麦地里游动着的红火球，也随着声音停住了。

　　这个庄稼地的姑娘，走亲戚刚回来，去得快，回来得也急。她按照风俗，作了一番打扮：红色的半袖小褂，白斜纹布的裤子，新做成的、带襻儿的方口鞋；背上吊着一个涂着红五角星的大草帽，胳膊上挎着一只柳条编的小篮子，篮子上还搭着一条花毛巾，两头从篮子边沿垂下来，一飘一动好象故意挂上的穗儿。

　　她看见的第一件东西，是萧长春扁担头上吊着的小鸟笼子，眉毛一挑，笑了：“哟，给小石头买来了？”

　　萧长春已经来到跟前了，也笑着问：“不赖吧？”

　　焦淑红说：“这还有一点当爸爸的味儿！”又问：“给他们爷俩扯的布呢？”

　　萧长春拍拍插在衣兜里的布卷儿：“你怎么都知道啦？”

　　焦淑红又抿嘴一笑：“我当然知道啦。早起我就找你，你干吗走那么早哇？”

　　萧长春说：“走的倒是不太早，起来到沟北边转了一圈儿才动身。”嘴上说着，两只眼睛却盯着焦淑红那只小柳条篮子：“那里边有吃的东西没有哇？”

　　焦淑红把篮子从这只胳膊换到那只胳膊上，说：“有也碍不着你呀！”

　　萧长春拍拍肚子说：“可把我饿坏了，快修修好吧。”真的，他这会儿又觉着饿了，好象不马上吃点东西，就不能走回村里去。

　　焦淑红一边揭开篮子上的毛巾，一边说。“街上有那么多的饭馆子，还让它饿着呀！”

　　萧长春迈过隔着他的一垅麦子，凑过来说：“饭馆子对我有意见，贴着条儿；只卖给别人，不卖给我。”他看到篮子里边有两个大烙合子，还有两本子旧书。

　　焦淑红看他伸手抓，就连忙说：“只能吃一个，那个得留给小石头；本来都是他的，没想到半路上遇上你这个打杠子的！”

　　萧长春哪里还顾得多说话儿，把烙合子一叠，第一口咬成个月牙儿，第二口就变成秃镰刀了。

　　焦淑红看着他吃得那么香甜，心里很满意，随口问：“馅有点咸了吧？”

　　萧长春故意打个楞：“啊，还有馅哪？”

　　焦淑红笑的都直不起腰来了。

　　他们顺着被麦穗儿遮掩着的小路往前走。

　　萧长春这才顾上问：“你到哪儿去了，这么早就回来啦？”

　　焦淑红说：“姥姥家，借来两本书。还是我表妹去年当会计那会儿，我哥哥从北京给她买来的，这会儿她用不着了。”

　　萧长春一看，一本是《农业社会计基本知识讲话》，一本是《珠算入门》，就说：“专门给小乐拿来的？又搞本位哪！”
   焦淑红说：“别犯官僚，事情是给本位办的，办事情的思想可带着阶级斗争观点哪！”

　　“哈、哈，不简单了！”

　　顶多不过五、六口，一张大烙合子就被萧长春给“消灭”了。

　　焦淑红想把另一张拿出来，掂了掂又放下了。她后悔没有多带几张来。

　　萧长春把肚子安慰住，精神劲儿又上来了，想说什么还没有说出来，眉眼就笑了。

　　焦淑红立刻就觉察到了：“你好象挺高兴？”

　　萧长春点着头：“我在集上碰见王来泉了，跟他走一道……”

　　“碰见他也值得那么高兴？”

　　“嘿，他刚从北京回来，他亲眼看见的，那边的运动搞得可棒啦！”

　　“是吗？他倒美，能亲眼看看。到底怎么样呀？”

　　“正象王书记电话上说的，一片大好形势！”

　　萧长春把王来泉给他讲的那些话，又源源本本地跟焦淑红讲了一遍：他讲的，比王来泉讲的更加深刻，更加生动。这是因为，王来泉给他传达的情况，跟他特殊的心情碰在一块儿了，跟王国忠在乡党委会给他看的文件和前几天在电话里的指示碰在一块儿了，也跟一些心怀不善的人的反映成了对比，这就是说，他的传达，加上了支部书记的理解、感受和他那斗争的愿望、胜利的信心……能够不更深刻、更生动吗？

　　焦淑红立刻受到了感染，两只手有节奏地划拉着麦子，好半晌说不出话来。要是换成马翠清，准得跳起脚儿喊；要是换成焦克礼，准得高兴地在地下翻个跟头；可是团支部书记，特别是在一个党支部书记、又是这样一个人的面前，总得尽量保持一点儿安稳老练的样子。

　　走了一节儿，她说：“那群坏家伙还盼神仙似地盼着大鸣大放哪，盼了来，他们不就完蛋得更快了吗？”

　　“谁说不是呢l 这回我才明白了王书记两次跟我讲的话：大鸣大放就是要保卫真理，保卫社会主义！”

　　“他们说大鸣大放是替他们出冤气的！”

　　“那是按他自己的梦想，从歪道儿上想的。一个人心偏了，看问题还正的了哇！”

　　“这回我可完全踏实了。”

　　“咱们早就该踏实。上次在乡党委会上，王书记就跟我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唉，那会儿对没经过的事儿领会得太浅了。”

　　“王来泉说了一句话非常对。他说：社会主义的根子，扎到全中国人民的心里边去了，谁要想拔它，那是妄想！”

　　焦淑红点着头：“真是这样。不论到哪个村，人们全是一个心眼儿，全都恨破坏社会主义的坏人。”她说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我姥家他们那个村，昨天晚上就捉住一个坏蛋！”

　　“什么样的坏蛋？”

　　“说是过去在炮楼上干过坏事儿的汉奸……”

　　“真的？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叫什么。我听我姥姥说的。村干部都赶集去了，也不好跟别人乱打听。”

　　“会不会是范占山呀？”

　　“我听着倒挺象。”

　　“要是把他捉住了，我们很快就能听到信儿。”

　　他们猜对了，被捉着的，正是范占山这个大坏蛋。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个捉住的坏蛋本想在昨天夜晚潜入东山坞，可是离村还有二里路，就被那村里的灯火、欢笑声和麦地里游动的人吓坏了，赶紧来了个向后转。要不然，这个胜利就是东山坞社员的了。话说回来，胜利属于哪个村的都是一样，事情的发展反正是有一定之规的，正象刚才萧长春跟王来泉说的那样：全中国不论城市，乡村，大地方、小地方，全都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战场……范占山这个坏家伙，不正是在这个大战场上挣扎着的可怜虫吗？——他在东山坞没办法钻进来，在别的地方也没办法逃出去！

　　说话之间，他们已经走到自己的地界里了。

　　焦淑红又说：“我姥姥那村有个富农家庭的青年，那才棒哪！”

　　“怎么棒啦？”

　　“那个坏蛋，就是在他家里捉住的。本来他们是亲戚，那个坏蛋哄他、骗他，还给他钱；说，只要留他藏几天，把风头过过，要什么给什么。那个青年说：‘我什么都不要，就要社会主义l ' 你听，不棒吗！哪象咱们那位马立本先生啊！他是：‘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资本主义！’一样的出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差多远！ ”

　　“道儿走的不对嘛！马立本要是走正道儿，不是很有前途吗？偏偏死心往茅房坑子里扎脑袋！”

　　提到了马立本，焦淑红立刻又想起一件急需跟萧长春说的事儿；就是为这事儿，她早起找过支书，可是没有找到。她没说正事儿，先声明：“我是给你汇报，我觉着这件事儿挺重要，可不是在眼下这样的时候跟你纠缠这个，不许在心里边给我扣帽子！”

　　萧长春冷不防倒给她说糊涂了：“你这是哪头话呀！”

　　焦淑红脸蛋红了一阵儿，说：“马之悦这个坏家伙，不知道又起了什么坏心，前追后拿地找我爸爸，要给我当媒人……”

　　“给马立本提？”

　　“要是给他提，我还不至于起疑心哪！”

　　于是，焦淑红把马之悦要保媒的事儿，从头到尾跟萧长春说了一遍。

　　萧长春很重视这件事，立刻想到好多问题，可是他没有马上全都说出来，又走了几步，看了焦淑红一眼，才说：“保媒说亲，当个中保来人，为的是讨点好，拉拢拉拢人，再抄边吃点儿、喝点儿，全是马之悦的老毛病，你说对不对呀？”

　　热淑红一翻白眼：“你不用故意考人，告诉你，今天的焦淑红跟过去可不一样了，你得放个大秤砣！”

　　“口气不小！我说的不对，你说呢？”

　　“我们也学会脑袋里装事儿了，不能那么看问题，得用用阶级眼光！”

　　“哈，真不简单了！”

　　“你才知道人家不简单呀！”

　　“你说说你的看法嘛！”

　　“他是安着心想把我铲出东山坞，拔了他的眼中钉！”

　　萧长春兴奋地高声说：“淑红，嘿，看的准！是不简单了！”年轻的支部书记今天本来就够高兴的了，这会儿更是高兴上边又加高兴。尽管是简单的几句话，尽管是跟许多大问题比较起来，这是一件小问题，可是他从自己的同志身上，看到党的教育、斗争的磨炼，象阳光甘露那样，滋润着年轻人的心田，使他们象经过六月连天雨的高粱苗儿那样飞长……他说：“我觉着，你还应当想得再深一点儿，或者说，再扎实一点儿。”

　　“还怎么想呢？”

　　“比方说，马之悦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急急忙忙地要往外推你呢？”

　　“他是不是知道我们开了团支部会，大伙儿都提高思想了？”

　　“许有这一条。要我看，最重要的还是跟撤马立本那件事儿连着。”

　　“啊……对啦！对啦！”
“他知道韩小乐这会儿接手有困难，想拆了桥，让韩小乐过不来，上不去！”

　　焦淑红咬牙切齿地说：“真是做梦！本来早起跟小乐商量，明天再接账，这回呀，回家我就找小乐，马上接账，让他看看厉害的。不把账里的问题查清楚，不把这摊子事情搞好，我就不姓焦了！”

　　萧长春赞成地点着头：“对，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硬骨头精神！”又说，“对问题想深一点儿，才能鼓起劲儿来吧？”

　　焦淑红说：“要不人家有事就找你支书了？就是比别人强！”

　　萧长春感慨地说：“那是因为上有上级党，中有党团员，下有贫下中农群众；我要是水平高一点儿，对党的指示领会得快一些、透一些，那就真强了。可是每一件事儿来了，干着，好象是差不离了，等过后仔细一想呢，自己干得太差了，特别是对上级的指示，领会得总是不深不透。”

　　“你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因为我跟不上斗争要求哇！”

　　“你会跟上的，我们大伙儿都会跟上。”

　　“千万别自满哪！”

　　“那当然啦！”

　　小南风真象个娃娃躺在黄毯子上了，嘻嘻地笑着，从这一边，滚到那一边，跌下去了，在小河的水面上翻翻身，在草坡子上蹬个蹦儿，又躺到黄毯子上，又从那一边，滚到这一边……土地真盖上盖儿了，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可是，有谁知道，在这一眼望不到边的麦海里，有一颗火热的心，在那儿跳动呢？

　　那是党支部委员、副主任韩百仲。

　　他光着古铜色的肩膀，肩膀上搭着一件小灰褂子；也光着两只大脚丫子，一双胶底鞋合在一起，掖在后腰的裤带上了；一只手托着一个小本子，另一只手的两根粗粗的手指头捉着一根秃秃的铅笔头……

　　他顺着麦垅走着，又横穿到另一条垅里去，看看麦子，舔舔铅笔头，在本子上画了画，又把笔夹在耳朵上，腾出一只手来，捏捏麦穗儿；又拿下笔，又看，又画，又走……

　　他在做着一件重要的事儿。这件事儿，支部书记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别的人，更不会考虑到，只有他想到了，又不声不响地到这儿做起来了。

　　他的老爱人焦二菊，今天特意“搞劳”他，老早就起来，给他烙了一张饼，象草帽子圈那么大，还煮了三个腌鸡蛋，几乎是用“强迫命令”的方式让他全吃个干干净净。本来他打算今天歇着，泡一壶茶喝喝，也不赖嘛；刚坐在炕上，脑袋里一缕工作，忽然想到这件事情，就转到地里，而且越转越远，越转越久，加上太阳一毒，可就把他害苦了：嗓子眼干得直冒烟儿。他得忍着，得把事情办完了再回去呀！

　　走在前头的焦淑红第一个发现远远的麦地里有一个人。因为只露着一个黑脑瓜，既看不到身影，也看不到步伐，认不出是哪一个。

　　她回头对萧长春说：“你看，那边地里有个人！”

　　萧长春顺着焦淑红手指的方向看去：“真是。干什么的呢？不象干活儿的。”

　　“那是一队的地，一队哪有放假还干活儿的人！”

　　“是不是克礼呀！”

　　“他跟保管清理工具哪，都忙的脚丫子朝天，哪还有工夫到地里转游！”

　　从这地里到那边地里，当中隔着一道大沟。他们下了坡坎，那坡坎被长年雨水冲刷，变得很陡；又穿过沟心，沟心里长着拉拉蔓和小树棵子，小石块中间有点点羊粪蛋子；等到爬上另一边高坎的时候，才看清地里那个人是韩百仲。

　　“百仲大叔！”

　　“大舅！”

　　喊声传给了韩百仲，因为冲着强烈的中午阳光，得用手搭个遮阳才能朝这边看；等他看清这两个人的时候，就答应一声，走过来了。

　　他那两只大脚板，踩倒了地上的荠荠芽和苦菜花。焦淑红笑着说：“看看大叔多财迷呀，背着新鞋，光着脚丫子！”

　　韩百仲说：“不是心疼鞋，是心疼我这双小脚！地板子热，那胶底特烫，还不如光着舒坦哪！”

　　萧长春却留神地看着韩百仲那冒着汗珠子的脸和那两片干皱的嘴唇儿：“这么热的晌午，怎么还在地里转呀？”

　　韩百仲说：“我查查地块儿，看看到底儿哪块熟的透；后天就动镰，到时候，人都到了地里，还得现找地、现分派活儿，那不就窝工了！”　　萧长春心一动，忙说：“我对这事儿马虎了，亏您想到了！”

　　焦淑红说：“要不人家就当主任啦，对庄稼活儿心里就是有算盘。哟，哟，还记账哪，主任的这杆大笔，这下可有用啦！”

　　韩百仲笑着说：“中学生不兴笑话我这大文盲！”

　　“谁笑话您哪？连表扬都听不出来！”

　　“事情逼着，这杆大笔搬不动也得搬，你就是笑话，我也得搬！”

　　萧长春还顺着白己的思路，想着另一个问题，说：“领导一再教育咱们不要独断专行，要集体领导，这样子就是有好处。一个人的本事总是小的，就是有大本事的人也不行，顾了翻锅，就忘了烧火，一处不到，就一处乱。”

　　焦淑红说：“百仲大叔，我看看您都写的什么呀？”

　　韩百仲大大方方地把本子交过去了，说，“不用看，你也不认识我这洋文；看个书啦报的，连蒙带猜地还对付事儿，一动笔，那算嘬瘪子了！”

　　焦淑红捧着本子看着，只见大大小小、斜斜扭扭的字里行间，还画着一些叉叉杠杠、圈圈点点，好象搬来了韩家的大门板，拍了一下说：“真是洋文！ ”

　　韩百仲凑过来说：“说你不认识，偏要逞强。”又指点着说，“听我给你讲讲课吧。这种记号是品种，这是碧蚂五号，这是小麦王，这是葫芦头。马连福这家伙，一点儿计划也没有，瞎种，这儿一点这个种，那儿一点那个种，收的时候得单收单轧，不能混了。这种记号是留种子的地，这是一等种子，这是二等种子，这是三等的。这种记号是后天要赶快割的，这种记号是要等几天再割，还可以壮壮粮食……这是东条子地，这是北岗地，这是刀把地……”

　　“怎么都是人家一队的呀！您想连人家的都给割走哇！”

　　韩百仲夺过本子说：“我这是给克礼查地块哪，不是一队的，还是几队的呢？一队的地块这么乱，种得又这么杂，克礼带着一群人来了，能摸着头脑了？我先自个来个调查研究，下午再带上他复查一遍，心里就都有谱了……”

　　焦淑红乐了：“噢，百仲大叔也在帮我们新队长哪？”

　　韩百仲故意绷起脸来：“怎么着，你以为我得拆他的台是怎么着？”

　　焦椒红说：“我是说，您真了不起呀！”

　　韩百仲说：“你这丫头，别气我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安排他当队长那会儿我不赞成，是为集体想的，等到赞成了，也是为集体想的；往后，怎么生着法儿让大伙儿都伸手帮助他，让他这个队长当个棒棒的，还是为集体想的——大叔我本事不大，这是实在的，心眼里可就是不掺一点儿脏的！”

　　萧长春更加兴奋地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呀！”年轻的支部书记今天本来已经是高兴上边加高兴了，这会儿又加上了一层。尽管这是很小的一件事儿，可是他从这样一位老同志的身上，看到了阶级的感情，党的力量；看到了给青庄稼苗耕耘布雨的秘密，和那“万紫千红结队来”的远景风光……

第七十二章

　　这一天下午，东山坞农业社在同一时间里发生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队长马连福要上工地；第二件事情，会计马立本要下台！

　　冷眼一看，这两件事情好象是一样的，其实这里边差别不小。现在得一件一件地来说。

　　真的，马连福真要走了，真要上工地。他把工作手续全部都交给了焦克礼；行李也打上了，干粮也包上了，连出门穿的衣服也换上了；这会儿，他到饲养场，跟他爸爸马老四告别来了。这一阵子的马连福，比任何时候都平静，又比任何时候都不平静，他是故作平静，追求平静，可又平静不下来。几天里，他吃饱了睡，睡醒了忙，忙着交代手续，忙着安排老婆、孩子，忙着准备动身，除此之外的事情，他全都不闻不问，全都不去想它。他一心惦着走，惦着快快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工地上老老实实地干一阵子，等到村里的麦收时节过了，风也平了，浪也静了，他再回来，闹一个重打锣鼓另开张——那时候，马连福处处都要来个“新的开始”。想到这些，他的心里是平静的。可是，马连福在这个队长的岗位上站了好几年，不论怎么着，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付过一点辛苦的，也还是有一点感情的；干了好几年，工没少搭，累没少挨，苦没少吃，到头来，队里的工作没搞好，自己的日子没过好，没有功劳，没有成绩，连一个正经的人都没有当上，里里外外全都不是人——真有点“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样子。唉，这几年白活了，自干了，白他妈的……说什么呀！

　　马连福站在沟北坎子上左右看看，只能用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回来见，不干出一点名堂来，我就不站着见人了！”他这会儿本来是不想多见人的，临要动身，却想起他的老父亲。于是，他到这里来告别。

　　在饲养场门口的空场子上，这父子俩见了面。

　　“爸爸，我要上工地去啦！”
正在给牲口挠毛的马老四，听了这句话，看了儿子一眼，那只枯瘦的大手不由得抖了一下。在这个时候，一个慈父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是一个有骨气的老人，却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这两年他常常想：有这么一个儿子，只当是绝户了，反正有农业社，有社会主义，也用不着靠着哪一个人养老送终，就跟儿子分了家，他想，各人做着各人吃，各走各的路，好呢，白己身上带着，不好呢，也是自己身上带着，谁也碍不着谁。这一程子的斗争，老饲养员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事实告诉他，光想没有这个儿子是不行的，儿子活着，不管好歹，还是自己的儿子，好，能沾着自己，不好，更能沾着自己。冲着农业社，冲着社会主义，他不能不承认马连福是自己的儿子，也不能不承认马连福是穷人里边的一个；就象每一个社员都要全心全意地给社里掏劲儿劳动一样，他也得尽力来帮助教育自己的儿子。为这件事儿，萧长春几次要求老饲养员帮助马连福，老饲养员也生着法儿开导自己的儿子；可是在每一次见面之前，他有满肚子话要说，可一见了儿子的面，他就气恼得把要说的话给冲散了。现在要分别，他得利用这个机会开导儿子几句。他把要说的话在心里掂了掂，低声问：“你上工地的事儿，跟小子他妈商量好了？”

　　马连福说：“商量好了，她愿意让我去。”

　　“她愿意总比不愿意强。”

　　“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马老四又看了儿子一眼。儿子的脸上今天有一种少见的喜气，又说：“长春前两天跟我商量，我觉着，你到工地上去，钻进好人堆里多呆一程子，也有益处。”

　　马连福点着头：“那是。”

　　“人去了，心也要跟着去。社会主义是咱们穷人的靠山，没有它，没有咱们的好，也没有后辈儿孙们的好；咱们得出力气把它建设得好好的、牢牢靠靠的，挖河工程正是给儿孙造福的大事情。有了水，每年的收成就打了保票有了收成，咱们的社会主义才能建设呀！”

　　“那是。”

　　“到那儿要多听马同峰和韩春他们的话，他们是党员，一行一动都是照着党的指示办事儿，人家都是心里心外一个样的干净，说的跟做的全是一个样的正当。你照他们的话办事儿，就没错儿。”

　　“那是。”

　　“也别惦着家里。比起大日子来，一个家又算得什么呀！没有富足的大日子，也不会有美满的小日子；象人家长春那样，心里边时时刻刻都装着大日子的人，才是最好的人哪！他们娘俩在家里也为难不着，有什么事儿，长春他们比你想的还要周到。”

　　“那是。您也多留神点身子。”　　“我不要紧。只要你能够回心转意，改邪归正，跟长春他们步步往高走，我就是再累着点儿，心里边也是痛快的，一痛快，也就结实了。”

　　“您放心，从今以后，我连福一定改邪归正，再不沾那些破坏党的边儿了。”

　　马老四觉出儿子今天变了样儿，不仅特别顺溜，还说了这么多有劲儿的话，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模样，又说：“会说的，不如会做的，做的跟说的要是两岔着的事儿，那话能值几个钱呢？好，还是坏，用不着挂在嘴上，走路怎么迈步子，就是自己看不见，旁人也瞅的清楚。我得冲着你的脚印儿点头。”

　　马连福说：“那当然啦。不信您就往后瞧。我要是再跟老萧闹矛盾，再跟农业社当对头，再给别人当枪使，不用说您，连祖宗我都对不住了。还是那句话，从今以后，我要重打锣鼓另开张。”

　　父子俩一对一句地谈着，越谈越亲攀。几年来，他们还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谈过一次话；过去，他们的心，被一层又一层的罗网隔着，看不清这边，也瞧不准那边，两边总也挨不上，这一场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起码有不少层罗网断了线儿，或许已经被揭走了吧？

　　谈着谈着，马老四忽然想起什么，说：“你替我挠一会儿，我办一点事情去。”说着，把手里的挠子交给了儿子，就搓着两只大手，走到院子里去了。

　　马连福不知道爸爸要办什么事儿，一边挠着牲口毛，一边朝院子里看着；他看到他的爸爸又里里外外地忙着，一会儿抱柴禾，一会儿又舀水，接着，又见小屋子的门口飘出了白色的烟雾；他爸爸刚才跟他说的那些话，还有这几天说过的几次话，不知怎么，听时不怎么动心，这会儿倒象很动心地在脑袋里翻腾起来了。他觉着，爸爸终归是爸爸，还是疼儿子的……

　　这会儿，萧长春正到处找马连福。他本想到家里找他，路过队部一打听，正在跟保管收拾工具的焦克礼说：马连福要搭焦振丛的大车走一节儿，就又到焦振丛家里来了。

　　焦振丛正在吃饭。他刚出车回来，马上还要走。他是个忙人，也是一个乐意忙的人。

　　焦家两口子，还有几个孩子，硬拉萧长春在这儿吃一点，非常诚恳。

　　萧长春有急事在身，再说，在那些不是有深交的社员家里，他从不习惯乱吃人家的饭或乱用人家的东西；他觉得，这是每一个村干部起码的生活纪律，这一条，也许是从军队带来的好作风。他说了好多话，才算把这场“拉扯”平息了。

　　焦振丛的女人说：“支书是不大到我们这儿串门来的。”

　　焦振丛说：“支书忙啊！”

　　萧长春笑了：“这是批评我哪，您别替我找借口了。”

　　焦振丛说：“不是替你找借口，实情理嘛，你一天有多少工作，我还不摸底儿呀r 我不是干部，又不是积极分子，你哪得空跑这儿跟我聊家常来呀！”

　　萧长春说：“您不是于部，要论积极分子吗，说真的，我们是把您当成积极分子看的。”

　　焦振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说：“积极什么呀，比人家，可差天上地下了。”

　　萧长春想起弯弯绕几个人倒动粮食的事儿，觉着这正是一个好机会，要跟他谈谈心思，就说。“这要看怎么比了。有一些人，解放前受苦，解放后还有一点苦，要是不走合作化的道路，那就水远摆不开苦了，比这些人，您是差的。还有一种人，解放前不大受苦，解放后更不受苦了，要是不走合作化的道路，很可能变成富农，剥削人过日子，比这种人，您是积极分子……”

　　这个比法，焦振丛是不大爱听的，好象比挨了骂还不好受，脸上没有露出来，嘴上也没让它全露出来；带着笑容，把正经话儿当成玩笑说：“哎呀，让你这一比，我不就成了中间派啦！ ”

　　萧长春也来了个顺水推舟，用玩笑话儿带出他的真正意思说：“大概有这么一点味儿吧？哈哈，其实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揭发弯弯绕他们倒动粮食的事儿，您的行为是穷人的样子，这是证明，您身上穷人的东西还不少；可是您揭得晚了一点儿，要我看，要不是事儿逼到那儿，不揭不行了，您可能还得慎一慎哪！我估计错了吧？”

　　焦振丛的脸红了，象一鞭子抽到心口上。暗想：支书哇，你还不知道我还没有敢全揭开哪，要是知道了，你，唉……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萧长春笑了：“我把话说重了是不是呀？反正您不会怪我，说错了，就算没说。”

　　焦振从摇摇头：“唉，不是说轻说重的事儿。支书呀，你说怪不怪呢，对社，我冲着日头说话，我是越来越没有二心了；不知怎么，就是焊不到一块儿。”

　　萧长春说：“跟社一心，不是焊的。应当象，哎，打个比方吧，好象您吃的这个饼子，原来是面，又掺上了水，面和水揉到一块儿，成了一个，等做熟了，您根本分不出哪一半是面，哪一半是水了……”

　　焦振丛笑了：“哈哈，支书，你的心力，嘿，我真是佩服到家了！”又说，“说一遭儿，大概是象马老四说的，我缺少穷人的骨头和穷人的心田吧？”

　　萧长春说：“这些您都有，原来就有。后来呢，变化了，再后来，您想变回来，不费点劲儿，那是不容易的了。”又看了焦振丛一眼，说：“反正我今天也把您打击了，好，咱们干脆就一锤子到底儿吧：依我看，一个人要是有了家产，就有了私心，有了私心，就……”

　　焦振丛说：“我替你说了吧：就没有了良心，对不？”

　　萧长春说：“我可不敢用这个词儿。我是说：穷人的骨气、心田也就变了。”

　　焦振丛说：“一样。变了，不就是忘本嘛！忘本，不就是没有良心了嘛！支书，我跟你说吧，这一程子，我也没有脑袋一沾枕头就睡觉。你们干什么了，你前边那些人干什么了，你后边那些人干什么了，我全看得清清楚楚，也都翻过来倒过去地想过。我觉着，按理儿说，我应当跟你，起码得跟喜老头、马老四一个样，再不济，我总不能跟克礼他妈这样一个老娘们差太远吧？实际上呢，比起他们来，你就是当群众的面宣布我是个中间派，再不，说我是个落后分子，我也不会说你扣帽子。实情理儿！”

　　萧长春看着这个新中农动了心，思索一下，想对症下药地多开导几句，就说：“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可以再深一点儿说。别人忘本，咱们这色的人可不能忘本。拿您说吧，要不是新社会，您能住上这大瓦房，您能又是铺的又是盖的垛半炕？又能屋里放着自行车？您能家里出去一个工人，又供着两个上中学的？旧社会能吗？做梦吧！ 可是，不能有了这个就满足。咱们一条街住着，谁都知道谁，我要是光奔这样一个小目标，不是吹，我比您过得还要美气，因为我人口少，三口人有两个劳力；要是想法子挣钱，我比您门路还可能多一点儿！”

　　“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好多人背后都说你傻……”

　　“其实，说这个话的人，就是最大的傻子。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太小了，小得可怜！您得奔大目标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大伙儿都住上楼了，您呢，也能住上；农业社有了汽车，您也开上了。要是社会主义搞不好，大伙儿都住草窝铺，说句难听的话，您这瓦房也住不长远。听喜老头说，您爷爷那辈人就是中农户，到了您父亲那辈子，穷了，一直穷到您这辈儿，您这会儿住了瓦房，您儿子那辈儿能保住吗？您再拿马子怀这些家的历史比一比看，全这样！”

　　焦振丛听着，句句入耳，字字落心。

　　支部书记也看出了自己这番话的效果不错，心里非常高兴。

　　他们谈了一阵子，仍不见马连福到这儿来，萧长春就离开了焦家，奔饲养场了。他一定得找到马连福。在马连福走之前，也得再跟他做一次思想工作，同时，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在这一次谈话里跟马连福挑透。

　　在饲养场门口，两个人见面了。

　　萧长春问了问交代手续的情况，又说：“连福，你晚一天走不行吗？”

　　马连福连忙摇头说：“不啦，急得要命，早到工地，心就踏实了。”

　　“除了交代那些杈子、扫帚之类的事儿，最好再给克礼介绍一点经验……”

　　“唉，老萧，你别寒碜我了，我可有什么经验哪，全是他妈的教训！”

　　萧长春认真地说：“教训也好嘛！给他介绍一些，好防备着不小心走到老辙上去。”

　　马连福很惭愧地一摆手：“算了吧，我那点底子，不全在你手心上托着、心里边装着哪！”

　　“你自己更清楚自己。”

　　“清楚什么，一盆浆子！”

　　萧长春撕着纸，卷了一支烟，递给马连福，自己也卷了一支。等到点着抽了几口，他又一次亲切地叮咛马连福说：“连福，你再想想，还有没弄利索的事儿没有哇？”

　　马连福立刻摇头：“没有啦。”

　　萧长春说：“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咱们决定暂时换换会计！”

　　马连福打个楞：“换会计？”

　　萧长春点着头，观察着马连福的气色变化，说：“马上就要换，马上就要他把全部的账目都交出来……”

　　“换……我才听说。”

　　“讨论了几次，意见不一致。可是不能不换，党支部和社委会决定了。”

　　“马主任呢，他……”

　　“只有他一个人反对。党支部决定了，他一个人不同意也不行。因为许多贫下中农社员都拥护这么办。”

　　“是呀……”

　　萧长春朝马连福跟前靠近了一步，低声说：“连福哇，我们这一程子谈了好几回了，我把自己的心里话也全掏给你了。我不说，你自己也能体会出来，不管你有多大的缺点和错误，组织上没有一个人把你当外人看待。同志们都为你有一点转变的样子高兴。大伙儿这样对待你，你也高兴吧！”

　　马连福胡乱地在牲口的后胯上挠了几下子说：“那当然。你对我是啥样，嘴不说，我心里也有个数儿。往后你看吧，从工地上回来的那个马连福，保险跟走的这个不是一个人了。”

　　“盼着你把这些话变成你的行动。”

　　“那当然。”

萧长春开始卷起第二支烟。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马连福。在地里，他跟韩百仲、焦淑红又谈起今天要换会计的事情，他们忽然想到了马连福；他要急着赶回村子给马连福送行，一方面是希望马连福在清查账目这件复杂的工作上，帮助他们提供一些线索；他们觉着马连福是老队长，过去跟马立本很对劲儿，有些事情摸底儿。另一方面是希望马连福能跟马立本把问题撕扯清楚，割掉尾巴；他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思想糊涂，立场不稳，经济上就很容易不清楚。如果是这样，党支部应当尽力把工作做到家，不让马连福背着包袱走，这对他的转变、提高都是有利的。

　　他慢慢地抽着烟，望着马连福的脸说：“连福，我再告诉你一个底儿，这回我们要撤换马立本，跟你上工地、焦克礼接你的手可不是一回事儿……”

　　“我知道。”

　　“你是我们的同志，是个有错误的同志，这一阵儿，不管怎么着，你是有转机的，组织上有决心帮助你彻底改正错误。马立本呢？他死不跟地富分子划清界限，死不跟贫下中农一条心，他对社会主义没有一点儿感情……”

　　“这小子总想升官发财，可他妈的会拍马屁啦！”

　　“还有一条，我估计他的账本子里也有问题……”

　　“这……这可能，这可能。”

　　“账本接过来以后，我们是要跟他彻底清算的！”马连福眨巴着眼，点了点头。

　　萧长春又接着说：“既然组织上没有把你们看成是一回事儿，那么你自己也别硬要往一块儿沾，要跟他划清界限……”

　　马连福连忙说：“一定一定，你瞧我以后再要理他，你们就不要理我了！”

　　萧长春进一步说：“要想思想划清界限，头一条儿要在经济上划清楚；经济上不清楚，思想上就清楚不了。咱们遇到过的那些犯了错误的人，还不都是这么一回事儿吗？”

　　马连福说：“我这一回是一刀两断，任什么地方也不沾他的边儿了。”

　　萧长春说：“连福，我想问问你，过去你是不是知道他有什么不干净的问题？”

　　马连福急了：“老萧，唉，瞧你说的，我又没管过这摊子工作，除了开会、有事儿，很少登那个门儿，我怎么会知道他干净不干净呢？”

　　萧长春尽力把口气变得轻松一些说：“刚才说了，你们过去比较对劲儿嘛！”

　　马连福更加着急地说：“对劲儿嘛，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你得想想，我是个斗大的字儿认不得几口袋的人，他那么一个文化高的人，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能让我看出来吗？真是笑话！”

　　两个人就这样一推一挡地谈起来了。从表面看，他们站的很近，脸色都是平静的，说话的声调也不算太高，好象谈家常话儿似的，可实际上，站得近，隔着心，脸色平静，心里可翻腾，声调不高，却是斗争啊！

　　萧长春是实心实意，满怀着热情和希望。他从马连福那故作镇静的脸上，肯定了自己跟韩百仲对他的猜疑。他希望马连福能够彻底地跟他们站到一块儿，跟马立本斗争这样会减少焦淑红、韩小乐许多困难，会使问题更快、更彻底地得到揭发和解决，同时，这也是帮助马连福提高的机会，更是马连福立功的机会呀！可是，他同时也从马连福那故作镇静的脸上看出来，这个人现在的觉悟和认识，离着组织要求的那一步还相差很远，即使有问题，也还没有到不顾个人得失彻底揭发别人的火候；也看出，自己跟他又一次心对心地谈话，不可能收到实效……

　　想到这些，支部书记的心里忍不住地升起一股子怒火，我们是怎么对待你的？宽让你，帮助你，一次又一次地跟你谈，把心都掏给你了，你就是一块石头，也得热了呀，你想想你办的那些事儿吧，你给东山坞造成了多少困难，你给集体带来多少损失；你就是一个木头人，也得红红脸了呀！给你留路子你不走，给你指出前途你不奔，使劲儿拉着你，偏偏打坠坠！得了，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对待一个同志，作为一个穷哥们对穷哥们，我萧长春已经尽到责任了，爱怎么着你瞧着办好了，一切由你自己决定！不用你揭发，我们也会把账目弄清楚，不用你承认，只要你有牵扯，我们也能把你揪出来，那时候，你可要自作自受了！

　　这是一个年轻的庄稼人的怒火，这怒火带着硬朗朗的正义感，可也带着一点儿失望情绪。

　　马连福的确在敷衍搪塞，心里又忐忑不安。他从萧长春的口气里，看出对自己的怀疑；可是看表情，又不象很严重很着急，更不象是很生气的样子；这就是说，他们对自己仅仅是个怀疑，根本还不摸底儿。唉，我马连福过去办的事情实在是太不好了，跟马之悦和马立本这伙子人吃喝不分、花用不分，脑瓜子里边的东西也不分，纠纠缠缠地弄到一块儿了，这会儿，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成了择不顺当的烂韭菜了。唉，这是怎闹的呀，马之悦不是个可依靠、可亲近的人，太个人主义，太爱揽权他给自己一些“恩惠”，就是光从他本人想的，想让自己跟他一条心，给他保驾！马立本油腔滑调、好吃懒做，一脑袋名啊利的，不是个好东西；他是冲着马之悦，也为他本身打地盘儿，才不顾一切地周全自己……自己是个穷人，是个“老革命”，这会儿又要往高走、往高飞了，非常应当跟他们一刀两断，从此各奔前程……

　　想到这里，糊涂的马连福胸口一热：全说出来，全说出来，抖落个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从此新打锣鼓另开张，重新作人！我马连福要立点大志！

　　忽然，糊涂的马连福胸口又一冷：不能说，不能说！说了这个不要紧，可这个跟老账连着藤哪，扯着蔓儿哪！一提这个新的，老的也得动，那可就揪扯不清了，问题也大了何况，那三十块钱，花了一点儿，留给孙桂英一点儿，自己兜里也只剩下一点儿了花了的，吐不出来，早变成吃的、用的东西了；留下的要不回来，孙桂英刚刚愿意自己走，一提这个，保险又扯后腿，工地去不成了，日子也没法儿过了，这不又砸了锅吗！不能随便说出来，马立本那个人“能”着哪，最会做假，从账本上不容易找出漏子来；找不出来，自己走了，回来的时候全都过去了，什么事儿也就没有了；反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往后你就是把票子堆在马连福眼皮底下，不该拿的，决不伸手了……糊涂人算着糊涂账，自己倒觉着这是一种保护自己过关的聪明办法。

　　这工夫，萧长春甩掉了烟根儿，就要转身走了他的眼光又不知不觉地停在马连福的脸上了。忽然间，多少刚刚过去的事情又动荡在他的脑海里，又冲激在他的心头。他想起那一天，在乡党委会，王国忠跟他谈的话：“要懂得顾全大局，不能任着性子，想怎么就怎么，应当有点忍耐精神。忍耐本身有时候不是退却，而是进攻……”这句话说的多好呀，这会儿，自己犯了年轻人的“庄稼火”，任着性子了，不耐心了，这是进攻，还是退却？这是硬，还是软？他又想起前几天王国忠在电话里给他的指示：“作人的工作是党的群众路线……又复杂、又曲折、又艰难：可是，只有把这个工作搞好了，我们的胜利才有保证啊！”这个指示是多么正确呀，这会儿，自己怕复杂、怕曲折、怕艰难了。他也想起喜老头，想起韩百仲，想起那个开得非常成功的团支部会……

　　年轻的支部书记又把热劲儿鼓起来了。他得继续耐心说服马连福，也许说不通，但是要耐心等待，要给他开通道路，决不能用粗暴态度和急躁的言语把路子给他堵上。

　　“连福哇，说心里话，这会儿，我最担心你在金钱上跟马立本他们有牵扯……”

　　“没有，没有！”

　　“连福哇，你要是有这类问题的话，不论大还是小，不论是什么样儿的，只要你交代出来，认清了是非，我代表组织向你保证，决不会让你走不过去；弄清楚了，对你，对咱们农业社，对我们这场斗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仔细地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

　　“没有，没有。”

　　‘连福哇，刚才我们两个支委谈过你的事儿。我们觉着，你这一程子是往朝阳的方向转了，可是你的立脚的地方还不结实。你口口声声地保证要‘新打锣鼓另开张’，这是你心里话，我们相信你。可有一件，你要是不跟你的过去彻底割开，藕断丝连地夹着尾巴走了，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你就永远也打不起锣鼓，也开不了新张呀！连福哇，现在还不迟，你可得想透了呀！”

　　“没有，没有……”

　　萧长春心热口冷，耐着性子启发、警告面前这个同志，声音一句比一句高，话一句比一句沉重。

　　马连福心软口硬，生着法儿麻痹和欺骗面前这个同志，声音却一句比一句低，话一句比一句没劲儿。

　　一个问，一个答，一个揭，一个盖……

　　萧长春现在的力量也只有这么大，全尽了。

　　马连福现在的办法也只有这么多，全钉死了。

　　萧长春只能等待。

　　马连福求之不得。
萧长春最后说了一句：“连福哇，这样好不好，你晚走两天，好好想想……”

　　马连福一听要把他扣下，急眼了，也说出最后一句：“老萧，你放心，我要是真没说实话，你砍我的脑袋！”

　　萧长春瞥他一眼，不以为然地苦笑了一下。

　　马连福那只插在衣兜里的手触到了几张人民币，浑身打了个颤。

　　马老四捧着几个刚刚煮熟的热鸡蛋走出来了：“长春，来一个吧。”

　　萧长春笑着说：“不啦，这是给连福带的呀？”

　　马老四说：“唉，不管怎么着，该惦着他们，还是惦着他们。贱骨头嘛！”

　　萧长春接着老人的话音，语重心长地说：“不，这是我们的阶级感情——您给他带上了鸡蛋，我给他带上了组织上的几句话，全是这个意思……”

　　他的背后忽然有人抽言说：“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刚才你给我撂下的那几句话，也是这个意思吧？支书哇，你好象带在身上的一大串钥匙，到处给人家心上开锁，唉……”这个插言的是焦振丛。他拿着一把长柄的红缨鞭子，眼睛里放着光，这光是非常复杂的。

　　萧长春笑笑。他觉着，自己在这一会儿的时间里，跟两个人谈了心思，看样子都有了好的效果；大小不会一样，只要自己能够按着王国忠的指示坚持这么作下去，总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他又对马连福说：“连福哇，一切由你决定了，走，还是留，怎么走，又怎么留……”

　　马连福从他爸爸手里接过烫手的鸡蛋，说：“走，坚决地走啦！”

　　其实，这个“走”字，应当改成“躲”或者是“逃”字。

　　马连福就是怀着一种“避难”的心情，坐着焦振丛的大车，离开了东山坞，奔工地了。

第七十三章

　　会计马立本要下台的事儿，在他本身说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办初级社那会儿起，马立本就象一棵幼小的藤萝，东攀西扯，缠绕在马之悦这棵大树上了；大树摇，他也摇，大树摆，他也摆；摇来摆去，干了好几年。这好几年里边，马立本的确是长了不少的本领，歪门邪道的事儿就不用去说它了，这么一个受到旧思想影响的青年，几年里边，经过马之悦和马斋的“苦心经营”，把那点旧思想扩展到全身，渗进了每一根血管，使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资本主义继承人，这个“成果”还小吗？我们说的是另一种本领。因为他一天到晚没有事儿，总是鼓捣那几本子账和那把算盘，工作起来，业务水平的确很高，账本子干干净净，字儿写得漂漂亮亮，算盘打的又快又准；处理起眼跟前那些会计事务，应付一些社员的“官差”，也非常熟练。这么一来，马立本觉得自己这个老会计，不论是“政治上”，还是业务上，都是当当响的高手。他以东山坞农业社的“高级知识分子”、“特殊技术人材”自居，并有很足的洋洋得意的味儿。他常常想：东山坞农业社离开我马立本，那就等于抽了大梁，扳了大柱，“华啦”一下子就得垮！只要我马立本甩手不干，这个席就开不成了l 想想嘛，东山坞哪一个比得上马立本？哪一个又能接手会计？这几年东山坞的中学生是不少，可是都在学校里，一心奔着上大学；回来的那一个半个，也都当了干部，让谁扔掉别的干部不当，坐到办公室来打算盘，谁也不会干，除了这些人哪，那还用说，连边也沾不上。所以他一向认为自己的位子保险得很，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点儿怀疑。前两天韩百仲突然问起烈军属补助款的事儿，他是紧张了一阵子。他想，大漏子要是真让他们给揪出来，萧长春那小子也一定会使绝的。马之悦安慰了他；他自己呢，也连着花了两个晚上时间，又重新修补了一下漏口裂缝儿；马立本对账本有一种一手翻天一手覆地的本领，只要他这么一修一堵，就能面面光滑，任凭你怎么追究，也不用想看出什么破绽来。

　　这天下午，马立本又来到办公室，要作一番最后的修补工作，明天好到中学看看妹妹，回来就专门等候他的要好的朋友、又是近亲的马志新来临，好一块儿干起他们的“大事业”。你看他多神气、多惬意！往那铺着布垫的椅子上一坐，伸在桌子底下的两条腿，不住地抖动着打着点儿；一只胳膊肘拄着桌子，手托着腮帮子，另一只手悠然地拨拉着算盘珠儿；一会儿，又推开算盘，望着玻璃板底下压着的照片、纪念邮票出会儿神，在账本子上划两笔，一会儿，又离开座位，把耳机子套在头上，听一阵子音乐；一会儿，又提过暖壶，往那个花瓷的茶杯里兑一点开水，“滋咂”地喝了一口，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唇儿……

　　一个人走进来了。非常轻、非常轻地走进来了。

　　马立本回头一看，是韩小乐。他哪里会想到，这个人就是要等着把他“赶下台”之后的接手人？哪里会想到，这个人就是他的“对头冤家”呀！ 所以，他既没看出来，也不会留神到这个人今天的神情是多么特别，没有，一点也没有。他又跟往常一样，招呼也没打，又低下头照旧拨拉着算盘珠儿。

　　韩小乐刚从集市上来。他本来还想再晚一点儿回来，喜老头说家里可能还有事儿，就把他先打发回来了。他一迈迸狮子院门口，妈妈就告诉他，焦淑红已经找了他三趟，说是把明天接手续的事改在今天了，非常着急，所以，他连屋也没进，把手里的东西往妈妈手里一塞，就急急匆匆地奔到这儿来了。小伙子的心情是不平静的。一个农业社的办公室，社员们常来常往，对每个人都是熟悉的，到了这儿，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对韩小乐来说，心情却是非常复杂，差不多每一次来到这儿，心里边都要不知不觉地动一动，这一次当然动得更要厉害一点儿了。

　　他曾经是这儿的主人。那会儿他只有十四岁多一点儿。一个十四岁的、跳了两级初小才毕业的孩子，又懂得什么呢？可是他喜欢这个工作，他接过了那本用毛边纸钉成的账本子，拿起了没有摸过的算盘，也使起那个根本使不习惯的毛笔。会计当然要管账，也当然要打算盘，可是那会儿的账本子跟历来村公所老先生使用的那种账本子是一个格式，当然也要使毛笔了；还有别扭的，写字儿不能横着写，要竖着写，不能用他会写的那种阿拉伯字码儿，也不能简写，要写“壹、贰、叁、肆”，就是“五”字，也得加个单立人儿。十四岁的孩子，正是贪玩的时候呀！白天，他被关在办公室里了，弄个立户账，光写写姓名、人口和投入的土地、牲口、农具数，就忙了整整两天，屁股都坐疼了。十四岁的孩子，正是贪睡的时候呀！晚上，他也被关在办公室里了，搞个生产计划，开了两晚上会，眼睛就熬红了。社员们催他干这个干那个，干部逼他找这个找那个，马之悦动不动就跟他吹胡子瞪眼……没有二十天，韩小乐被磨瘦了，账本子被弄乱了，马之悦也给抠烦了；一声令下：“你先到副业组帮着看看牲口去吧。”韩小乐就从此结束了这份挨骂受气、又受累的会计工作。

　　现在，韩小乐又将是这儿的主人了。这一回，为什么要搞会计，他心里明白，怎么搞会计，他心里有数，能不能搞好，他心里有底儿——他搞会计，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的背后，是党支部、老贫农和年轻的伙伴。他下了最大的决心，立了最大的志气，要本着“用阶级斗争眼光看问题”的态度对待这个工作，要按着萧长春常说的“硬骨头精神”迎接一切困难和考验！

　　他看看窗户，今天的窗户显得特别明亮，他瞧瞧墙壁，墙壁今天显得特别白；那桌子、椅子跟悬挂在柱子上的奖旗全都鲜红耀眼……他看到毛主席的像了，老人家用慈祥的、鼓励的眼光望着他，好象说：“小伙子，你要好好干哪，会计工作是农业社的命根子！”他忍不住地说：“您放心，我要在这儿干一辈子，干到白头。”

　　马立本没有听清韩小乐嘟嚷一句什么，见他还不走，就说：“喂，我这儿算账哪！”

　　韩小乐笑了笑，又伸手摸了摸账本子；他觉得，那账本子好象热得烫手。

　　马立本喊起来了：“你怎么乱摸呀！”

　　韩小乐自言自语：“这么多的账本子呀，这么多……”

　　马立本喊着：“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哇？”

　　韩小乐还在自言自语：“全是新式记账簿了，全是新的……”

　　“你怎么还动呀！”

　　“真好……”

　　“同志，这不是小人书！”

　　“是呀，比小人书可难啃多了。”

　　“你跑到这儿啃烙饼来了？”

　　“不，我来啃困难！”

　　马立本摔着算盘说：“你到这儿捣乱，我要弄出错来，你可要负责任！”

　　韩小乐看了他一眼，把算盘往桌子中间推推：“小心把算盘摔坏了。”又说：“错了的，全得你负责，我是不会出错的！”

　　马立本瞪起眼珠子：“走开，这儿不是你呆的地方！”

　　韩小乐笑笑：“谁走开？这儿正是我永久呆的地方！”

　　马立本要动手了：“你安的什么心呀！啊？”

　　韩小乐并不发火：“安的好心叹！这还用问吗！”

　　外边有人插话了：“怎么吵起来了？”

　　随着声音走进来的是党支部书记、社主任萧长春。这位农业社的领导给会计马立本带来了意外的“不幸”和“灾难”！这下子可把他给震惊了。

　　萧长春让他们两个人全坐好，就用平静的语气、坚定的态度宣布了农业社领导的决议：暂时停止马立本的会计工作，待到麦收之后，再让社员们充分地讨论决定。

　　不用说，问题刚一开始，就谈“崩”了弦儿。

　　办公室的空气紧张起来了。

　　马立木又喊又叫，拍桌子、打板凳，气势之凶，声音之大，好象他受到了天大的不白之“冤”。

　　萧长春面对着这个张牙舞爪的马立本，非常气愤，也非常沉着。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争吵，这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每逢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王国忠，想起王国忠说的话，也想起王国忠那种沉着、老练的气度，总是不知不觉地模仿着。他想：我们的决定是最正确的，我们的胜利是最有把握的，为什么要急躁？为什么要生气呢？自己这是代表党组织跟他说话哪，得拿出党组织那种气度来。所以，尽骨马立本胡搅蛮缠，横不讲理，他没有暴躁；尽管那马立本已经到了死不悔悟、不可救药地步，他还是按着党的“治病救人”的精神，争取马立本，给马立本指出一条出路。

　　他说：“立本，等把工作交给小乐之后，好好地参加劳动，把白己做过的事情都反省反省，再跟贫下中农的行为比较比较，改造改造思想。只要你有了觉悟，把是非认识清楚了，决心回头了，我们还会信任你领导上这个安排，是为集体好，也是为你好……”

　　马立本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喊道：“为我好？把我撤了，还是为我好？你们这是什么理论！”

　　萧长春说。“我们的理论，首先要把农业社的财务掌握在称职的人手里，你要是真的拥护社会主义，就该赞成这个决定……”

　　“我怎么不称职了？我一没贪污，二没倒把，账本子一清如水！”

　　“你是贪污，还是没贪污，是一清如水，还是浑泥汤，你比我们清楚，等我们接过账本子以后，也会弄清楚的，你就放心好了。”

　　“针尖大的把柄都没有抓住我的，凭什么撤我的职？”

　　“刚才说了，撤你，是因为你不配当农业社的会计；说你不配，不光是指账本子，主要是指你不可靠。你没有把屁股坐到杜会主义这一边来，没有跟农业社一条心；你站在反动地富那一边了，专跟贫下中农唱对台戏，这是最根本的！”

　　马立本又叫喊起来了：“不错，我是富农家庭出身！出身不好，就不许我革命？”

　　萧长春冷冷地一笑，依旧是不慌不忙地说：“马立本，告诉你吧，这个空子你永远也钻不了！我们要是不让你革命，为什么让你当了好几年会计？起码在去年处分马之悦的时候就把你撤掉了。我们没有这样做，就是想着让你跟大伙儿一道搞革命！”

　　马立本没理搅理地说：“反正你们没有理由撤我，我不服！”又用一种威胁的口吻说：“说穿了吧，要撤我，就得拿出你心里那个理由来，看你敢拿不敢拿！”

　　萧长春早把马立本这个小猾头的心思猜透了八九分，就说：“我们共产党，嘴上怎么说的，心里就是怎么想的，没有见不得人的阴阳两面儿。胡搅蛮缠，吓不住我们！ 现在你回答我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专管分配的，富裕中农闹土地分红，你扮了什么角色？你为什么不反对，不斗争，也不请示报告，反而在背后煽风点火？你别急，我们当然有事实。我回来第二天早上，你找过马子怀没有？你找过韩百安没有？你找过弯弯绕、马大炮没有？咱们可以对证！第二，你跟地主马小辫、奸商范占山有什么勾搭？你等我说完嘛！挖坑泥的那天晚上，你在马之悦家，关上大门跟马小辫嘀咕什么？喜老头发现了，你跟踪喜老头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农业社的会计应当做的事情吗？这件事儿的头天，你给奸商范占山写了什么信？第三，再把你对大鸣大放的想法当我面抖落抖落？这就是我们心里边的理由，你回答吧！”

　　马立本被问得心发紧、眼发呆，从脚心往上发凉，再也张不开嘴了。

　　萧长春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让不让你革命的事儿，是你自己革命还是不革命的事儿，也不是撤你有没有理由的事儿，理由太多了；是我们等待得太久，太麻痹，太心软了！为了保卫农业社，纯洁队伍，也为给你一个锻炼改造的机会，我代表社委会，宣布停止你的会计职务，一天之内，把账目全部交清。就是这样！”

　　支部书记的态度是坚定的，语气是有力的，马立本这会儿可真怕了；忽然又打起精神：“光你说撤我不行。我得听听马主任怎么说才为准！”　　萧长春说：“让你当会计，是党支部、社委会决定的；停止你的工作，也是党支部、社委会决定的！”

　　“社委会决定的？马主任他能赞成你们这么办吗？他怎么说的？”

　　“你不用打听这些，我们是集体领导，不由哪一个人决定问题……”

　　“你为什么不敢把你们的矛盾意见告诉我？”

　　“笑话。这是我们的纪律，跟敢不敢沾什么边儿呢？我再把社委会的决议给你宣布一遍……”

　　马立本看着大局已定，再没挣扎的可能，也没有赖下去的余地；他有点儿“委屈”，有点儿“难受”，有点儿……他想哭，又觉得这不够“大丈夫气魄”，他想骂，又不敢，牙一咬，心一横，立刻又用一种仇恨的眼光看了对面两个人一眼用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说：“好嘛！交就交吧，反正我还是要革命的！”

　　萧长春说：“我希望你这句话是从心里边说出来的。还有一条，我得跟你讲清楚：你要革命，革谁的命？是站在大多数人这一边，革资本主义的命呢，还是站在几个可怜虫那边，妄想革社会主义的命？这两条道儿全摆在眼前了，你自己选择吧！我们希望你走前边那一条！”

　　马立本没吭声，仇恨的怒火，在心胸里燃烧起来了。他心里骂：“好哇，萧长春，你真是斩尽杀绝；夺走了我的对象，你还觉着不够本儿，还要给我一个连根拔，你好毒哇！你要有权力，敢一枪把我崩了！咱们走着瞧吧，有朝一日老子得了势，我宰了你！”　　坐在一旁的韩小乐注意地听着。因为支书是代表组织跟马立本谈话，他不便多嘴，可是越听越带劲儿，心里边痛快极啦；见马立本已经让支书给整得软了下来，才插言说：“萧支书，现在就开始交代好不好？我去找淑红姐。”

　　焦淑红在他背后说：“瞎子，我不是在这儿吗？”韩小乐回头一看，笑了。

　　焦淑红好象刚刚干了一阵子力气活儿回来，满脸通红，又好象刚刚洗了脸，脑门的头发梢上还湿着。她走过来推了韩小乐一把，说：“往那边一点儿，这条凳子咱俩坐。”说着，就跟韩小乐坐在一条凳子上了。

　　萧长春看看韩小乐和焦淑红，又对马立本说：“马上就开始交代吧。”

　　马立本还没有全弄明白，问：“你让我交给谁呀？”

　　韩小乐说：“交给我呗！”

    　马立本又一楞：“你？”

　　韩小乐挺了挺胸脯子：“对啦！”

　　萧长春说：“社委会决定，由韩小乐暂时代理你的工作，你就跟他交代吧。”

　　马立本藐视地看了韩小乐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

　　这恶毒的眼光、狡诈的声音，使得韩小乐全身一热；他觉得自己受了最不可容忍的侮辱I 他噜地跳了起来，大声喊：“马立本，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立本死皮赖脸地说：“我敢有什么意思？咱马立本智浅才疏，没有本事，甘心情愿交给高明的……”

　　韩小乐拍着桌子：“你不要转着弯儿骂人！”

　　马立本嘟嘟囔囔地把大账本、小账本，一堆一摊地全都搬到桌子上；又把大条子、小单据，一把一叠地放在账本子旁边，随后往椅上一坐，对韩小乐说：“全在这儿，交给你吧，没有我的事儿啦！”

　　韩小乐看看这满桌子本子和纸片，真不知道从哪儿插手了，就说：“你倒省事，这样就算交了？”

　　马立本故意问：“怎么交，你说说？”

　　韩小乐有点发慌，坐在长凳子上，不住地摸着本子，说：“反正不能这么交代。这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摸头？你得一笔一笔地交给我。不清楚，我是不收的！”

　　萧长春一宣布让马立本交代工作，也犯了心思。他发觉自己对这件工作安排得又欠周到，事前只估计到马立本一听说撤他会发火，却没估计到把他降服之后还会“拿糖”。支部书记对于账本子是外行的，只知道让马立本交出账本子以后再找问题，却没想到，会计这种工作跟马连福向焦克礼交代的那种工作不一样，全一揽子接过来呢，还是一宗一宗地接呢？马立本肯定是不会好好交代的，还会使一点坏；这样一搅和，乱上加乱，马立本就会浑水摸鱼，借机会逃脱。这样一来，不光要给农业社的经济造成大的损失，也会给当前的阶级斗争带来大的损失，同时也要给韩小乐的工作增加困难。焦淑红在这里，这使他稍微松了一点心，可是并没有完全松开。他知道，焦淑红的文化是比自己、比韩小乐高一些，过去也没少帮助过会计工作，可是她毕竟没有具体地干过这一行，没有实际经验，又怎么能从根本上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逼到眼前的困难扭转这个就要出现的难堪局面呢？本想问焦淑红怎么办，又怕问空了，等于当着马立本将了她的军；不问吧，一则没有法儿解决，再者也怕马立本再一催促，把问题弄得更僵。他想来想去，觉着还是稍微缓一缓好，比方说，把交账目的时间延长一些，先摸摸办法，再设法找旁人讨教讨教经验……

　　在这兰个人里边，焦淑红是最安静、最沉着的，因为她心里边最有底儿。她不慌不忙地把桌子上的账本子简单地归置了一下，就冲着马立本问：“马立本，为什么把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摆在桌子上呀？”

　　马立本瞥她一眼，心里骂道：他妈的，你也凑到这儿看我的热闹来了？你想给他们助助威风吗？哼，可惜，这盘死棋，你也走不活呀！骂着，心里非常得意，好象取到一个非常难得的胜利。

　　焦淑红又对他催问一句。

　　马立本说：“你还不知道！把我撤了嘛，不摆在桌子上怎么办？这会儿一交，抬起腿一走，我就是一个干净利索的社员了。”

　　焦淑红说：“你不能这么交手续！”

　　马立本紧追：“你说怎么交法？你说呀！”

　　萧长春怕再僵住，马上接过来说：“这样吧，先让马立本把所有账目一条一件地都整理好，再一宗一宗地交。从现在开始，不能急着抽手走；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什么时候结束。我跟你们一块儿搞……”

　　马立本又追过来了：“账是一本一本的，条子是一张一张的，全在这儿摆着哪，还让我怎么整理好呢？”

　　萧长春说：“从老账，到新账，从头到尾，一点一点地整理，什么时候弄出头来，什么时候才算完。”

　　马立本又在心里骂：这个家伙真奸，本来没了办法，又转出办法来了。这么一种交法，整得时间一定很长，终归也会露了馅子，不能由着他，就说：“我不会这么交，让韩小乐先接过去，弄不清楚的地方再找我。交账就应当是这个交法！”

　　焦淑红看出马立本的用心，对马立本说：“支书只能原则指导，具体业务怎么交代得清楚，那是你的事儿！你想推出门去不管换，办不到！”

　　马立本说：“从打我干会计这个工作起，还是头一次给别人交代手续，我没经验，自然也就没法办了！应当由接手的人提要求，他要求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保证负责到底还不行吗？”

　　焦淑红钉问：“这话是你说的？”

　　马立本说：“当然，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可有一件，要求得合理！”

　　焦淑红笑笑：“好吧。这次接你的手续，主要的人是韩小乐，次要的人是我……”

　　“你……”

　　“对啦，我也是会计啦。现在我要提合理的要求啦，你仔细地听着啊！”

　　马立本当然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心里仍是很得意：你比谁多几手？连萧长春都给我治得转了弯儿，不敢喊“一天交清”了，我看你也没啥新鲜的！

　　焦淑红又对萧长春说：“我先提，不周到的地方，支书你再原则指导。”

　　萧长春从焦淑红那安然自若的神态看，料定她有一些办法；心想：反正不行再另来，闯闯试试看吧！就说：“你就提吧，咱们是长长的工夫、耐耐的性儿，反正要弄清楚。交出账目，这是根本，怎么交法，可以多找几个方案。”

　　焦淑红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叠着的单子，小心地展开，站起身，往马立本面前的桌子上一放，又使劲儿拍了一下，说：“就按着上边写的条目交代，这就是我们的要求，请你仔细地看一看吧！”

　　马立本先看了焦淑红一眼，才不以为然地把那张写着红钢笔字儿的单子瞥了一眼，这一眼，把他吓了一跳，接着，就哑口无言了。

　　焦淑红说：“我们怎么要求，你就得怎么交代，这没旁的说了，交吧！”见马立本盯着单子不吭声，就又扯过来，“你是看不明白呀？等我给你念一遍听：第一条，清点所有库存现金，立刻冻结起来；第二条，收入、支出、余存的账目，由交代一方列出清单；第三条，由近到远地交代，先交清去年决算后的收支情况；第四条，一切单据，要随着每一个项日的清理，点清、核实、查封……”

　　团支部书记大声地念着，整个办公室内回响着她那动听的声音。

　　马立本听到这个声音脸色越来越黄。

　　韩小乐听到这个声音脸色越来越红。

　　萧长春听到这个声音满脸放起了光芒，忍不住兴奋地说：“好，好！就是这么交代！”

　　韩小乐说：“这一下子就有头了，心里真豁亮！”

　　马立本连着摇头：“这样我交代不了……”

　　萧长春这一回更加理直气壮，问他：“你怎么交代不了？”

　　马立本说：“我没见过有这么交代账的！”

　　焦淑红接过来说：“怎么没有这么交代账的？马立本，你以为这个单子是我焦淑红凭空想出来的吗？”

　　马立本反问：“哪儿有明文规定？”

　　焦淑红说：“我表妹接手会计工作的时候，就是这么办的，没有明文规定，可是有实在的先例！我是专门到她那儿讨教来的！只有这么办，才能把账目交代清楚！”

　　马立本又没话可说了。

　　韩小乐心里更有底了。

　　萧长春胸膛里滚动着一句话：多么热情，多么有心数、有思想的同志，她真的提高了，提高得好快呀！这位心情激动的年轻的庄稼人，真想过去紧紧地握住姑娘的手……文部书记当然不会这样任着自己的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