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不曾末路的英雄主义者——祖逖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匈奴刘聪攻破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祖逖跟随乡党数百家前往淮泗(今江苏徐淮地区)避祸。《晋书》上说祖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仿佛此时的祖逖已经俨然领袖人物，但这其实有点本末倒置。祖逖之所以被乡党推举，是由于在南奔途中，他主动将自己乘坐的车马让给老弱病残，自己以步代行;又将药物衣粮等拿出来与众人分享的缘故。晋室南渡的时候，不要说布衣百姓惶然逃命，为了活下去不顾亲眷，易子而食，卖妻鬻子的事频频发生，就是为天下人称道的名士权贵，也经常因为无暇自保而抛妻弃子。譬如名士邓攸，素有德行，在逃难的时候为了保全弟弟的儿子抛弃了自己的儿子。南渡之后，邓攸娶了一个小妾，问其身世，说是北方遭乱而来，再问姓名，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外甥女。这种事情，在南渡时可谓是司空见惯，也因此，祖逖愿意率众避难，并将自己的财物与众人分享的行为才显得不寻常。这样一个心怀大义，慷慨有谋略的人，无疑成为了当时百姓心中的依靠，因此“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这一些人，后来成为祖逖与北方抗衡的战斗主力。

　　在到达泗口(今徐州市)后，祖逖被时任镇东大将军的琅琊王司马睿任命为徐州刺史，不久又被征为军谘祭酒，屯军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心忧社稷，不愿意看到洛阳故土被戎狄倾覆，向司马睿进言，认为晋室变乱，并不是因为君主无道，而是由于诸王争权才导致了戎狄趁机残害中原，“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希望司马睿能够支持北伐，将戎狄逐出中原，收复河山。然而遗憾的是，有奋击之志，意欲匡扶中原的人中，并不包括琅琊王司马睿。

　　司马睿虽说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但他其实已算旁系宗亲，若非八王之乱，司马氏诸王死亡太多，最后的彩头也不会落在他的身上。当时东海王司马越因为北方外族势力太过强大，先后任命司马睿为辅国将军、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又命琅琊王导为其司马，参谋军事，以便布局江东，一旦北方失守，还有江南可以留守。司马越虽然算盘打得响亮，但当时江东士族自成一派，司马睿与王导诸人初来乍到，众人根本不买他们的帐。《晋书》中有言，“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令王导十分忧虑。尽管史册记载，在三月上巳节的时候，琅琊王氏为司马睿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出行，“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令江东士族莫不惊惧，纷纷前来投诚，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公元311年，永嘉乱后，衣冠南渡，北方士族陆陆续续进入江南地区，与当地豪族之间矛盾重重。例如出身义兴周氏的周玘，其父为东吴名将周处，“强毅沈断有父风...士友咸望风敬惮焉，故名重一方”。周玘不仅名重，还屡次平定了西晋末年江东的数次叛乱，后来却因为宗族强盛，人情所归而被北方士族乃至司马睿忌惮，忧愤而死。临死前，周玘对自己的儿子周勰说“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吾子也”，伧子，是江南士族对北方人的蔑称，而周玘的这番遗言，也导致了后来周勰的密谋叛乱。

　　周玘的事不过是江东士族与北方士族之间众多矛盾中的一个，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琅琊王司马睿所优先考虑的，是拉拢江东人士，而非北伐外寇。因此在祖逖表请北伐的时候，司马睿其实是不大愿支持的，但北伐一事，社稷相关，司马睿当然不会傻到直接表示反对，因此在当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情况下，他象征性地拨给祖逖千人粮草，布三千匹以充军资，至于兵士武备，都需要祖逖自己准备。

　　如果是别人，大概就会因此而放弃，但祖逖性格刚毅，行事风格极为强硬。因此在得到任命后，祖逖立刻率领流徙部曲百余家北上，渡江时扣楫中流，发誓说，若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按王仲荦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考，部曲原本是两汉以来的一种军事建制，东汉时因为家臣的依附关系逐渐强化，依附于主将的部曲便也日益变形为主将的私属了。东汉末年，战火频频，百姓为了寻求保护，便依附于有武装设备的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在屯坞自守的过程中也采取军事建制，使已归附于他们的宾客和佃客也成为武装部曲的一部分，两者结合起来即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候的部曲，也即是家兵。而跟随祖逖的这些流徙部曲，来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避地淮泗时的族中青壮，另一部分，则是慕祖逖名声而来投奔他的宾客。这些宾客义徒“皆暴杰勇士”，但祖逖待他们非常仗义。当时扬州大饥，这些人多行盗窃之事，偷了不少有钱人家的财物，祖逖不仅不加以禁止，还公然鼓励这些人去抢劫，说“比复南塘一出不?”，怎么样，再到秦淮河边上去抢一次如何?《世说新语》中也有记载，祖逖性情俭薄，生活十分朴素，但有一次王导、庾亮诸人去拜访他的时候，却发现他他的房间里满是珍宝裘袍，觉得很奇怪。问起来，祖逖满不在乎的说：“昨晚又去了南塘一次。”若是有官员将这些人逮捕入狱，祖逖便会前去搭救。正是因为这种意气相交，所以这些勇猛能战的豪杰宾客，对祖逖也是忠心耿耿，愿意为之效命，成为祖家军的一大助力。除了本来的流徙部曲以外，祖逖率军屯于江阴(今江苏淮阴西南)，铸造兵器的时候，又募得了两千多兵士，而后他便率领兵士们朝北方出发了。

　　当时北方虽乱，但却很有利于北伐。

　　就外族而言，匈奴刘渊(刘元海)已经去世，其子刘聪势力仅到晋南、豫北、关中一带。刘渊死后，原本是太子刘和即位，但因为刘和想剪除诸王势力，反被刘聪所杀。杀掉刘和后，群臣“泣涕固请”刘聪为帝。刘聪文武双全，弱冠时游于京华洛阳，名士争相与之结交，太原王浑、乐广、张华都曾对他赞誉有加，因此他在位前期，取洛阳，杀西晋二帝，破刘琨，又屡攻长安，势力相当强盛。然而刘聪性好杀戮，且嘉平三年(公元314年)以其子刘粲为相国后，政治越发黑暗，引起了诸多暴乱，势力也渐微了。与其同时，向来为晋军大敌的刘聪部将石勒进江汉失败，军中士兵又因为饥疫死伤大半，因此退保河北。从政治军事上来说，北伐是很有利的。

　　而从晋室内部来看，因为戎狄仇视汉人，多有杀戮，激起了百姓的不满，纷纷起义抗敌。除却并州刘琨与鲜卑段氏、拓跋氏等联合抗击北方以外，还有许多当地豪族，例如平阳李矩、东郡魏浚、河南郭默，无一不是被乡党推举，以为领袖，共击外寇。譬如平阳李矩，曾逼退石勒，袭败刘粲，取得了不小的战绩。然而虽有抗击外虏之心，但这些坞主更多的是为求自保，于晋室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忠诚度。在这些坞主中，张平、樊雅二人势力相当雄厚，“各据一城，众数千人”，若不能令这两人为己所用，将来在外击北方的时候，必为大患。祖逖原本打算以信义相交，派参军殷乂去拜访张平、樊雅。但殷乂的态度却十分高傲，对张平屡屡出言不逊，导致张平大怒，杀掉了殷乂，并拥兵固守，不肯与祖逖合作。祖逖与之相抗了一年多，仍然不能将其制服，只好使用离间计斩杀了张平。司马睿为了嘉奖他的功勋，遣人运粮给他，以充军饷。然而因为路途遥远，很久都没有送达，以至于军中大饥，加上张平余众又协助樊雅攻打祖逖，祖逖力弱不能敌，只好求助于南中郎将王含，王含命桓宣领兵相助。桓宣为人信厚，与张平、樊雅又是同乡，之前就曾劝说二人投诚司马睿，加四品将军，共御北方。因此这次桓宣前来，祖逖莫不欣喜。他对桓宣说，希望您能帮我劝说樊雅，若是他能投降，不但不会被杀，还会被重用。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到万不得已，祖逖并不愿意杀掉原有的北方御敌势力，反而是希望其能为己所用，共谋北伐。而桓宣也不负众望，只带了两名随从便去拜访樊雅，经过一番犹豫后，樊雅决定投降祖逖。不像自己的好友刘琨短于控御，“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祖逖礼贤下士，所交所游无论其身份地位，都以礼相待，因此众人都对他十分忠诚。不仅如此，祖逖还赏罚分明，即便功劳很小，也会加以奖赏，并且绝不会拖到第二天才奖励。通过这些或武力或怀柔的手段，祖逖逐渐将坞堡势力收为己用，一旦胡人有任何异动，坞主们都会秘密派人尽快通知祖逖，以作准备。这也为北伐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支撑。

　　不过，也不是每个坞主都愿意受祖逖节度。例如与樊雅相抗时，曾帮助过祖逖的蓬陂坞主陈川，就因为自己部将李头的缘故依附了石勒。当时李头很喜欢樊雅的一头骏马，但是又不敢向祖逖提出来，祖逖知道后，因为他讨伐樊雅，力战有勋便将骏马赠给了他。李头是个直肠子，因为这件事很感激祖逖的恩遇，常常感慨说，“若是能在这个人手下做事，即便死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激怒了自己的故主陈川而被杀。李头被杀后，其亲党冯宠率众投降祖逖，陈川越发愤恨，命部将魏硕在豫州诸郡大肆劫掠，为祖逖将军卫策所破。陈川害怕祖逖会对自己不利，便率众依附了石勒。祖逖起兵讨伐，旗开得胜，大败石勒从子石季龙，然而后来却成了两军的拉锯战，相持四个月而不见胜负，双方粮草都渐渐耗尽了。祖逖命人把土装进布囊里，假装是米，令千余人运至前线;又命数人挑着米假装十分疲累的样子，在道路上休息。对方兵士看到后出来抢米，祖逖的士兵立刻弃担而逃。石勒的兵士认为两军相持，而祖逖这边却粮草丰沛，因此再无胆气与之相抗。不仅如此，祖逖还遣部将韩潜、冯铁在汴水劫了石勒后方运来的军粮，导致石勒兵力不敌，最后只得退避，不仅不敢窥兵河南，还为祖逖的母亲重修了坟墓，又致书给祖逖，请求通使交市，交易往来。祖逖虽然没有明确回应，但却不加限制——一如当初他鼓励自己手下宾客去南塘抢劫一样，只要能够从中获利，有钱有粮，足以维持自己势力以抵抗外敌，手段如何，祖逖是从来不在乎的。只是因为石勒毕竟是自己要抵御的外寇，因此祖逖不可能像从前那样明目张胆地同意交市，但他的不回应，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而结果也的确是祖逖所期待的，“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

　　而这种情况下，获益最大的其实是当地百姓。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末年近百年时间里，战乱频频，百姓深受其苦，祖逖力劝农桑，不畜资产，又收葬枯骨，为之祭祀，以安魂魄，事事以百姓为先，当地民众对他莫不感激，在置酒大会上为他祝歌说：

　　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

　　司马睿像

　　阻外敌如此，得民心如此，祖逖拥兵豫州，不免为朝廷所忌惮起来。大兴四年(公元321年)，已经登基为皇帝的晋元帝司马睿命吴中名士戴若思(戴渊)为都督，出镇合肥，以牵制祖逖。虽然《晋书》上说祖逖认为戴若思“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但其实戴若思性情闲爽，有游侠风。他少年时候与同伴一起打劫往来船只，刚好遇到陆机。陆机见他坐在胡床上指挥同伴，神情自得，颇有风仪，觉得此人必可用，遂与之结交。后戴若思举孝廉入洛阳，陆机向赵王司马伦举荐了他，不就;同郡人潘京善知人，称赞戴若思有公辅之才。这些只是别人给的称赞，真正见其魏晋风骨的，是戴若思在后来王敦之乱时，临危不惧，敢对王敦说出“见形者谓之逆，体诚者谓之忠”这样的话来。因此这样一个人，说他“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显然是比较偏颇的。而祖逖真正在意的，其实是后半句话，“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自己花了近乎一生的心力，才保有一片安居乐业的土地，如今却要拱手让给别人，这种事情，即便心胸阔达如祖逖，也不愿意。不仅如此，当时江南晋室，大将军王敦与司马睿近臣刘隗、刁协等人也间隙丛生。虽然在王敦打算率兵入朝的时候，祖逖“瞑目厉声”，命人警告他说，“卿语阿黑，何敢不逊!催摄面去!须臾不尔，我将三千兵槊脚令上!”你回去告诉王敦，怎么敢这样不逊!要是不赶快撤兵，我马上率三千兵过来，用长矛戳他的脚，把他赶回去!同样以性情强势闻名的王敦听到祖逖这样讲，“闻之而止”，但祖逖固守北方，毕竟鞭长莫及，且此时他年岁已大，朝中的内乱迹象，已经不是他能够控制或者改变的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祖逖认为此生北伐恐怕难成，心情忧愤而发病。尽管如此，祖逖仍然图进取不辍，“营缮武牢城，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又担心南边易被外寇袭击，便命从子汝南太守祖济与汝阳太守张敞、新蔡内史周闳等人率众修筑坚垒。虽然祖逖分秒必争，但他的身体仍然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公元321年，也即是晋元帝大兴四年九月，祖逖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豫州士女若丧考妣，谯梁百姓为之立祠”。

　　在很多年以后，南宋有一位著名的词人，在面对类似的场景下，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细把君诗说：恍余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南共北，正分裂，这是祖逖最不愿见到的场景，而终其一生，他一直都如自己少年时所坚持的那样，为国为家，以豪杰之名，行豪杰之事，而我们所能铭记感怀的，也正是他无论形势多么凶险，支援多么薄弱，即便穷途，但却始终不曾末路的英雄主义——

　　湖海襟抱归一事，碣石沧海，又挥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