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艺】学习鲁迅精神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毛主席曾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县的一个破落封建家庭。这是一个黑暗、混乱、人民痛苦不堪的年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鲁迅13岁那年，祖父因事下狱，父亲接着又生重病，家庭经济状况急剧下降。接连好几年，鲁迅多半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买药替父亲治病。不久，父亲病死，家里更穷了，鲁迅就到乡下亲戚家住了一个时期。家庭的变故，使鲁迅“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对封建社会的丑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少年时代，鲁迅还接触了许多劳动人民的孩子，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使他开始懂得了过去所不知道的农民的生活，初步看到旧社会的黑暗腐败。

　　当时绍兴破落的读书人家子弟惯走的两条路是做幕僚和商人，鲁迅同他们相反，在18岁那年，他不顾别人的嘲笑，怀着寻求新的知识和真理的心情，离家去南京，进了不收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改入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一度蓬勃开展，这对年青的鲁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学习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阅读了《天演论》等著作，从生物进化这个基本思想中，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去日本留学，到东京后不久，毅然剪去带有种族主义压迫象征的辫子，并特意把一张断发照片送给朋友，照片背后题了这样一首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其时正当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强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鲁迅遥望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祖国，禁不住热血翻腾，决心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独立和解放事业。鲁迅在日本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想以医学为救国救民的工具，促进人民群众对于“维新”的信仰，但这种幻想不久就破灭了。鲁迅有次从电影上看见日本侵略军杀中国人的头，四周竞围着一大群前来“赏鉴”的中国人，这使他受到很深的刺激，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于是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决心以文艺为武器来振奋人民的精神，鼓励人民的斗志。当时在东京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剧烈的论战。鲁迅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先后写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指出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瓜分中国的危险性。他把人民的自觉作为抗拒帝国主义强盗和封建统治的有力武器，希望有志之士多做启发人的精神的工作。为达到这一目的，他辛勤地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曾计划出版文学杂志，开始了最初的文学活动。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教书。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鲁迅曾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欢欣，在革命军到来之前，他召集学生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可是鲁迅不久就失望了，他亲眼看到，那些打着革命旗帜的人，“内骨子是依旧的”，“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1912年1月，鲁迅应友人许寿裳的邀请，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同年5月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科长，佥事。对于教育部内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腐败空气，鲁迅十分反感。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失败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鲁迅从现实斗争的教训中痛感旧势力的顽固和当时革命党人的软弱、不彻底，痛感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给予人们的精神枷锁十分沉重。但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鲁迅还不可能看到新的革命力量在哪里，因此他不能不陷入怀疑和苦闷中。在这段时间里，鲁迅一面思索着辛亥革命的教训;一面研究并辑录了大量古籍。从古籍研究中，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道德对人民的毒害，认识到剥削阶级压迫、统治人民之残酷，进一步看穿了过去的历史就是吃人和被吃的历史。毛主席曾经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鲁迅当时就处在这样的怀疑和苦闷之中。在他的沉默中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怒火!

　　1917年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之下，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联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举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两大旗帜，开展了以“孔家店”为斗争对象的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当时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为革命的浪潮所激动，开始觉得中国这所黑暗的“铁屋子”有了毁坏的希望，他热烈地欢呼十月革命，歌颂了有“主义”的人民，号召中国人民抬起头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鲁迅参加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有一个时期经常出席这个刊物的编辑会议。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文学革命第一声响亮的春雷，是讨伐“孔家店”的战斗檄文。鲁迅在小说中借一个因被迫害而发“狂”的病人之口，控诉了孔孟之道的血腥罪行，指出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圣人之徒，其实是“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恶鬼，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号召人们为推翻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罪恶社会而战斗。鲁迅还写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白话论文，对封建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进行猛烈的抨击，指出所谓“节”、“孝” 都是封建统治者“一味收拾幼者和弱者的方法”，要人们发扬战斗精神，冲破这些封建道德的罗网，让年青一代和妇女都能得到“解放”，受到“正当的幸福” 。

　　自此以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下了《孔乙己》、《药》等许多小说，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同时鲁迅还在文化革命斗争实践中，充分发挥了杂文这一文体的战斗作用，把它作为匕首和投枪，戳穿了各色封建卫道者的嘴脸，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批评。他站在反尊孔斗争的最前列，猛烈抨击了那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复古主义者。对于那些把“毒瘤”当作“国粹”的人，鲁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臂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鲁迅指出那些死抱住孔孟僵尸的遗老遗少是“现在的屠杀者”，他们“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

　　从1920年秋天起，鲁迅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中国小说史，和青年学生有了更多的接触。1921年12月，鲁迅创作了著名小说《阿Q正传》。小说写了一个落后而又不觉悟的贫苦农民阿Q，被地主阶级剥削得一贫如洗，只得靠出卖劳动力过日子。他向往“革命”，要求“革命”，然面，打着“革命党”旗号的假洋鬼子却不准他革命，最后甚至把阿Q送上了断头台。小说以艺术形象深刻地批判了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指出了启发农民觉悟的重要意义，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后来，鲁迅把这篇小说和其他一些小说编为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伟大的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随着党的成立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裂，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公开向北洋军阀卖身投靠。胡适一伙干了许多罪恶的勾当，他们妄图分裂《新青年》，想要《新青年》“不谈政治”，他们还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等黑货，引诱青年钻进故纸堆中讨生活。鲁迅捍卫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传统，和胡适一伙鼓吹复古的叛卖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1924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鲁迅愤怒地抨击了这一逆流:“老先生要整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如果拿“整理国故”这面旗子来引诱青年，“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与此同时，鲁迅还猛烈地抨击了鼓吹复古的《甲寅》派，写了《十四年的“读经”》等文，揭穿了中外反动派尊孔读经的反革命阴谋。鲁迅的批判粉碎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和封建复古派的联合进攻。在战斗中，鲁迅号召青年勇敢地起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然而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也引起了鲁迅的彷徨和苦闷。这是因为他那时还没有和广大的工人农民实行结合，看不到改造社会的真正力量，因此，对战斗的前途不甚明确;同时，在战斗的实践中，鲁迅对原来所相信的“进化论”也愈来愈表示怀疑了。鲁迅的彷徨苦闷不是消极和颓废，而是一种探索革命道路的不断深化的思想矛盾运动，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战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就鲜明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境。鲁迅这种既是战斗不息而又感到彷徨苦闷的心情，在第二部小说集《彷徨》和散文诗合集《野草》中，有着明显的表现。

　　从1925年“五卅”事件以后，全国的革命群众运动又逐渐高涨。鲁迅大力支持当时震动北京市的女师大风潮，彷徨和苦闷的心情也在火热的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克服。女师大风潮的导火线是该校广大进步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为杨撑腰的有整个北洋军阀政府，以及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一伙的“现代评论派”，所以斗争十分激烈。鲁迅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不怕军阀当局威胁恐吓，不怕“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散布流言蜚语，始终顽强地战斗。鲁迅及时地写了不少锋利的杂文，《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就是他当时抨击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的战斗记录。他无情地撕去“现代评论派”学者、教授的假面，指出他们是吸了人血还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是“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微章”，把青年诱入屠场的带头羊。尖锐地触到了这伙统治阶级帮凶的痛处。鲁迅的批判，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使青年学生得到极大的鼓舞。

　　1925年年底，正当斗争激烈的时刻，反动文人林语堂跳出来鼓吹“费厄泼赖”(英语Fair play的音译，所谓“费厄”就是对对方要宽大，不要穷追不放;所谓“泼赖”就是凡事都抱游戏态度，不必过分认真)，胡说什么“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鲁迅立即写了著名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坚决地驳斥了这种为敌人张目的中庸之道!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深刻地指出如果同敌人讲中庸、行恕道，就必然为封建复辟开方便之门，让落水狗重新上台，咬死革命。鲁迅语重情长地告诉人们，“对于鬼蜮的慈悲”，“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这篇文章是鲁迅“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从血的经验教训出发，鲁迅尖锐地提出了“打落水狗”的主张，指出:“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假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在”，“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在北伐战争即将开始，全国革命力量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段祺瑞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制造了屠杀大批爱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鲁迅悲痛万分，当天就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指出这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鲁迅还参加了女师大举行的悼念死难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大会，写了感人至深的《记念刘和珍君》，痛斥了军阀政府的兽行，表达了“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的决心。

　　“三·一八”惨案后，反动政府准备通缉鲁迅，鲁迅被迫离家，辗转避难。1926年8月，鲁迅离开居住多年的北京，前往厦门大学任教。鲁迅在给友人信中说:“我来厦门，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在那里，他一面编辑旧稿，一面以自我解剖的精神，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整顿和清理，认真地总结了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以后的战斗做了积极的“准备”。在这期间所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五篇回忆性散文，也正是他辛勤“求索”前进道路和“解剖”自己思想的记录。

　　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鲁迅十分高兴，在9月14日从厦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怀着参加战斗的心情来到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后又兼任教务主任。鲁迅在中山大学受到革命师生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山大学支部派党员和鲁迅保持联系，还送给他不少进步刊物，但同时鲁迅也受到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多方刁难，他敏锐地觉察到“革命策源地”潜藏着反革命暗流。果然，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也开始了大逮捕大屠杀，中山大学校园内贴满了“反共” 的反动标语，大批进步学生被捕，鲁迅当日冒雨奔走，参加校内的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结果无效，他愤慨地辞去了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开广州，10月3日到达上海，开始了新的光辉的战斗生活。

　　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极大地震撼了鲁迅，推翻了自己原先相信的进化论。鲁迅从不掩饰自己的思想矛盾，在烈士的鲜血面前，在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面前，他深刻地解剖了自己的思想:“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鲁迅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一边。他说，如果当时有反动文人站出来问他:“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他一定这样回答:“一点不苦，一点不悔。”在“四·一二” 之后，鲁迅陆续写了《答有恒先生》、《小杂感》、《铲共大观》等文章，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甚至斩头示众的暴行，提出强烈的抗议，并坚定地宣告:“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

　　1928年，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创造社”、 “太阳社”里的某些人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地把鲁迅当作攻击的靶子。鲁迅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脱离现实，漠视工农群众，“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吹嘘“惟我是无产阶级”等等唯心主义呓语，正确地论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现实，以及文艺创作与作家思想改造等辩证关系，给后来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展开做了充分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严峻的路线斗争促使鲁迅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单是在1928年，鲁迅购买的有关马列主义书籍就有六十多种，不管环境多么险恶，身体多么不好，鲁迅几乎每天手不释卷地阅读着这方面的著作。在那白色恐怖环境里，鲁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是十分艰苦的，为了瞒过敌人的耳目，他后来还以内山书店一个日本职员的名义，在溧阳路口(当时叫狄思威路)租了一个房间，存放马列著作，鲁迅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秘密读书室， 刻苦地学习，认真地思索。马列主义真理武装了鲁迅的头脑，使他终于彻底纠正了以前“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弄清了以前“纠缠不清的疑问”，鲁迅明白宣告:“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之后，鲁迅就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姿态向敌人展开了更勇敢更猛烈的斗争。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围绕着左翼文艺队伍的建设问题，尖锐地提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一重大命题。鲁迅这样告诫青年作家:“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容易变成‘右翼’”。此外，鲁迅又提出了培养新的战士，进行韧性战斗等一系列正确的主张。鲁迅的这篇讲话深刻地批判了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个人主义，指出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讲话，是指导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纲领。这个战斗纲领，一直被周扬等一伙假“左翼”真右翼所破坏。当时的“左联”内部就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路线斗争。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匪帮接连向毛主席亲手缔造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反革命“围剿”，与此同时，又发动了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以大无畏的革命硬骨头精神，进行了坚韧顽强的斗争，并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梁实秋等为代表的“新月派”，最先跳出来攻击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急先锋，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告密，妄图陷害鲁迅。“新月派”在理论上大肆贩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胡说什么:“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针对这些谬论，鲁迅接连写了《文学和出汗》、《“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等文章予以驳斥，鲁迅无情地揭露了这群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嘴脸，尖锐地指出; “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此后，鲁迅乘胜追击，不断地揭露了胡适、梁实秋等人向国民党反动派献计献策、卖身投靠的卑鄙行径!

　　193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逮捕了柔石等五个左翼青年作家，2月7日夜间，又将他们和其他的十几位革命者秘密枪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鲁迅被迫离开寓所，到“花园庄旅馆”暂避，在得悉柔石等人牺牲的消息后，鲁迅深夜里独自一人站在旅馆的院子中间，写下了这样悲愤的诗篇: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为了纪念柔石等五位烈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力量的残酷镇压，鲁迅于1931年4月25日出版的《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上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以后又应美国友人史沫特菜之约，为美国《新群众》 杂志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当史沫特莱考虑到此文发表后会使鲁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因而征求鲁迅的意见要不要署名时，鲁迅毅然回答:“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 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事变后第3天，鲁迅就在《答文艺新闻社问》中，指出中国反动派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仆，同时又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进攻社会主义苏联，进而奴役世界劳苦群众的阴谋。正当民族危亡之际，在国民党反动派直接指挥下，走狗文人王平陵、黄震遐一伙，打出“民族主义文学”旗号，加紧活动起来，他们色厉内荏，媚外事敌，妄图用“民族意识”作为骗人的幌子，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苏反共”和对日寇的“不抵抗”政策。鲁迅及时地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愤怒地揭露了这些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鹰犬的狰狞面貌。鲁迅指出他们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卖国主义，他们的“理想”就是先使中国人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然后来一个“中日亲善”，共同去进攻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

　　正当鲁迅同反动的“民族主义文学”进行斗争的时候，托派胡秋原竟打着批评“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于1931年底至1932年初发表文章，贩卖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论，叫嚷“勿侵略文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接着，1932年7月，打着所谓“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旗号的苏汶也跳了出来，宣扬超阶级的永久的文艺。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妄图扼杀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面对这伙蟊贼的猖狂进攻，鲁迅奋起应战。先后写了《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等檄文，鲁迅尖锐地指出了胡秋原之流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卑鄙伎俩:“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鲁迅辛辣地嘲笑了“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在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战士的尖锐批判下，“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都无可逃遁地现出了原形，他们后来都做了蒋匪帮的文化特务，彻底暴露了法西斯走卒的反动面目。鲁迅还深刻地批判了以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他们为国民党反动派粉饰太平，提倡所谓“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鲁迅透过“论语派”的“幽默”的假象，揭露了他们罪恶的目的在于“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鲁迅说，这是十足的“帮闲文学”!

　　国民党反动派除了指挥走狗文人进行围攻之外，还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迫害，他们采用捣毁书店、取缔书报等卑鄙手法，千方百计地扼杀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毫不畏惧，不断地更换笔名，顽强地坚持斗争，在1933年11月14日的一封书信中，鲁迅坚定地说:“我的全部作品不问新旧都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是想把我饿死了事，可是我倒觉得很不容易死哩!”1933年6月18日，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反动派还扬言要在杨杏佛的追悼会上杀害鲁迅，但是鲁迅不顾生命危险，反锁房门，不带钥匙，毅然参加了杨杏佛的追悼会，充分显示了革命硬骨头精神。

　　鲁迅还密切配合我工农红军的反军事“围剿”斗争和人民群众的抗日运动，撰写了《崇实》、《文章与题目》、《“友邦惊诧”论》等杂文，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同时，他还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大搞“尊孔”“崇儒”的卑鄙阴谋。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和《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这两篇著名杂文中，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孔孟之道的思想核心“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如何把孔丘当作“敲门砖”，一次又一次地去敲他们“理想”中的“幸福之门”，以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反动派如何将“王道”和“霸道”这两手交替使用，软硬兼施，以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鲁迅一系列洞幽烛隐的杂文，照出敌人的五脏六腑，极大地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在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同时，鲁迅也不断地声援别国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日本共产党员、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于1933年2月被日本法西斯政府毒打致死，鲁迅发出了唁电，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深厚情谊。1933年德国法西斯野蛮迫害进步作家，鲁迅同宋庆龄等人亲自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1933年8月，国际反帝反战大会在上海召开，鲁迅还参加了筹备工作。鲁迅后期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他要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斗，还要和革命营垒中的“蛀虫”斗。鲁迅愤慨地说: “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30年代前期，周夏田阳“四条汉子”窃取了“左联”的领导权，大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断地破坏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遥相呼应。在他们操纵的刊物上充满了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作品，鲁迅专门为此写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批判了这种形“左”实右的恶劣倾向。但他们对鲁迅的批评表面上装作虚心接受，背地里却唆使一些人化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是“右倾机会主义”，“模棱两可的动摇”。造谣言，放冷箭，这是“四条汉子”的拿手好戏，如一个化名“绍伯”的造谣说鲁迅同叛徒“调和”，可是不久他自己却成了叛徒。鲁迅对叛徒最为痛恨，他多次愤怒地斥责田、阳一伙的叛变行为，警告他们“此后少说话”!

　　1935年10月，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鲁迅闻讯后，怀着极大的喜悦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发了贺电，电文中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 充分表达了这位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对党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长征胜利后不久，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久，毛主席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全面地阐述了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策略。然而一伙叛徒却跟着他们的主子王明一个筋斗从极“左”跳到极右，他们背着鲁迅解散“左联”，扯起“国防文学”的黑旗，大肆推行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鲁迅对“四条汉子”的投降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和抵制。鲁迅指责他们解散“左联”的活动，形同溃散，影响极坏，关系极大。鲁迅批驳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认定“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 “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鲁迅看到，这是一场关系着民族的前途、革命的成败的路线斗争，必须“将营垒分清”，战斗到底!当时，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上报告的内容已传到上海，鲁迅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透辟地说明了这个口号和“国防文学”口号之间的原则区别。但这也引起了叛徒们加倍地围攻鲁迅，咒骂鲁迅是“托派”，诬蔑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一种罪恶”。正是由于叛徒的造谣诬蔑，使托派以为有机可乘。1936年6月3日，托派分子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从极“左”的方面肆意攻击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妄图离间鲁迅和党的关系。鲁迅愤怒地发表公开信斥责了这些败类:“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在公开信中再次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艰苦的战斗，使鲁迅的病越来越重，自1936年6月5日起，他身体就“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以至连日记都不能记了。8月1日，他到医院看病，发现肋膜积水，体重只有七十多斤。叛徒一伙乘鲁迅重病在床，不能写作之际，指使走卒徐懋庸打上门来，又一次写信攻击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胡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不应“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鲁迅抱病倚在床边，每天写一、二千字， 花了四天功夫，写了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再次表达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决拥护:“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文章还痛斥了“四条汉子”一系列卑鄙的罪恶活动，鲁迅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愤怒地指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鲁迅的后十年是在十分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度过的。他在这个时期为我们留下了整整十本杂文集，深刻地概括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充分体现了反文化“围剿”的伟大业绩，这十本杂文集是:《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此外，鲁迅还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倡导新兴木刻，替青年作者修改稿件，尽力扶植新生力量。

　　紧张的战斗、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极大地损害了鲁迅的健康，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寓所病逝，终年56岁。鲁迅在临死前还写了一篇著名杂文《死》，这是他留下的一份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激情的遗书。他说，即使在死后，对于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毛主席对鲁迅战斗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毛主席的光辉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号召我们:“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号召，继承和发扬鲁迅的彻底革命精神，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