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青春似火》谈到“热月”
01
上一篇文章《看电影〈如此多情〉有感》,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许多朋友很感兴趣,所以今天继续聊聊这个话题。
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历史证明,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任何成功的革命,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局面。
当然,革命的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往往会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任何否定革命的言论都是错误的,都应该受到批判。
我们说革命会在胜利后面临“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尴尬局面,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革命承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胜利的革命也摧毁了旧的统治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但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最终会出现新的统治阶级和新的既得利益集团,结果是,最初的革命承诺落空。
因为这个原因,成功的革命都会遭遇自己的“热月政变”,这也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为什么“热月”很难避免?如教员所言,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领导革命的一部分(往往是大部分)精英,由于他们最有机会填补被革命清空的旧既得利益集团留下的空位,所以往往会本能地站到“热月”的立场上。
概括一下:
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所以单靠夺取政权是无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须在革命胜利后有效限制,直至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换句话说,夺取政权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用教员的话说,叫“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02
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有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
一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有效地约束先锋队?
二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迅速地整体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文化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推崇“巴黎公社原则”,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为什么会“永存”?
因为巴黎公社尝试构建的是一个取消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
然而,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条件是要存在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组织得非常好、有很强行动能力的无产阶级。
可是,二十世纪国际共运的实践告诉我们,几乎所有取得革命胜利国家的无产阶级距离这一标准都有很大距离。
至于第二个因素,对于解决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更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
可以说,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教员全部的政治思考和探索,都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展开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讨论人类面临的很多问题时,经常会产生在和教员对话的感觉,甚至会产生“他在场”的感觉?
原因就在于,教员的目光,超越了一般民族国家意义上“伟人”的目光,他在思考并尝试解决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
所以,只要人类一天没有实现彻底解放,就一天没有走出教员的视野,就必须和他对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03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谈谈电影《青春似火》了。
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于1976年摄制,正好是《如此多情》上映20年之后,但实际上仍然在回答《如此多情》提出的问题——如何破解等级制?
《青春似火》的故事梗概如下:
1976年,江南轧钢厂要进行轧机自动化控制的改装设计。以梁东霞为首的一批青年工人主动要求承担设计任务,但设计室主任余从吾在厂革委会主任范志平的支持下,反对工人参与设计工作,由于冶金局党委书记陈浩表态支持梁东霞小组,余从吾见势改变手法,先将梁东霞小组调到设计室,然后拉拢其中名利思想严重的青年高磊,让他另搞一套设计,与梁唱对台戏。当梁东霞小组即将取得成功时,余从吾又盗窃梁东霞小组的数据给高磊,以便于高磊抢先拿出设计图纸。在图纸评审会上,梁东霞揭穿了余的盗窃行为,批判了范志平所执行的错误路线,高磊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今天的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不解:自动化控制设备当然应该是由专业人士设计了,工人好好干活就行了。
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在习焉不察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逻辑。
在已经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背景下,谁掌握技术,也就意味着分配会向谁倾斜,意味着谁占有更高的社会位阶,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最后,这意味谁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这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最终要回答的是:劳动群众阶级能不能真正成为领导阶级?
当然,历史证明,《青春似火》中的人物如粱东霞,以及整个故事的结局,都过于理想化了。
因此,这部电影更可以说是一部革命浪漫主义作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根本解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两个因素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名至实归也是完全可能的!
(文/郭松民,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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