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三十）

　　1959年第11期《人民画报》，贵阳汽车制造厂的女职工。

　　贵州汽车制造厂的前身是1936年贵州省建设厅，在贵阳中山路成立的汽车修理厂，以后又在紫林庵、和尚坡等地建厂，1945年合并称“保修厂”，仅有100余名工人。建国后，该厂进行改扩建，到1950年代末期，已经发展至1000余人。同时期，贵州省还新建了贵州轮胎厂、贵阳矿山机器厂、贵阳钢铁厂、贵阳翻砂厂、贵州水泥厂、贵州铝厂、贵阳耐火材料厂、都匀苎麻纺织厂等工业企业。贵州的工业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1998年8月5日，贵州汽车制造厂宣布破产。由贵阳市财政局投入用于该厂水电分离改造的工程款5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于1999年注册成立贵阳新建汽车零部件厂，主营汽车零部件。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正式接替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即现在的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政坛第一号人物。毛泽东退居二线，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而1958年至1966年的“浮夸风、反右倾、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正是在刘少Q、邓小P主政期间发生的灾难。半个世纪之后，右派集团将脏水一股脑地泼到毛泽东的身上。而刘少Q，这个被人故意遗忘的“国家主席”，成了“受到迫害”的可怜人。

　　1978年之后，当年参与推动“浮夸风”的各级领导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1月24日下午，信阳事件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邓小P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吴芝圃主持平反仪式。

　　1959年，四川省德阳地区，为保证“亩产万斤田”的小麦不倒伏，而准备为其搭架。

　　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在全国烧起来后，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头脑发热，使四川的浮夸风很严重。当时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是李井泉。此人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

　　1958年11月2-10日，毛泽东主席在河南郑州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召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整顿大跃进中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等恶劣现象，纠正部分领导人搞的左倾错误。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郑州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P，视察四川省。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陪同邓小P到贵州省视察工作。期间，李井泉给四川省委打电话回来，要四川省1959年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一千万亩，亩产五千斤的水稻XX万亩，亩产两千斤的水稻XX万亩。四川省委随即召开地、市、州委书记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长李大章进行了传达，其中布置四川温江地区种亩产一万斤的水稻四百万亩。

　　1959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会前开地、市、州委书记预备会，省委书记李井泉讲：四川搞一千万亩万斤田，给温江地区分配四百万亩“万斤田”的任务。首先就问温江地委第二书记曾笳：“你们温江怎样?”曾笳说：“我们全区只有五百三十万亩水稻田，要搞四百亩万斤田有困难”。李井泉说：“你们不是有亩产万斤田吗?”曾笳说：“那靠不住”。李井泉说：“你不相信，叫刘致台来”。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来后，李井泉对刘致台说：“你们的万斤田有人不相信，你说是不是有？”刘致台非常肯定地说：“肯定有”。李井泉转过脸问：“曾笳你说呢?“曾笳说：“有没有是不是调查一下再定”。李井泉很不高兴的说：“啊!我们会场上就有怀疑派呢”。曾笳对刘致台很有意见，公开同他唱对台戏，所以就派地委农工部副部长申培林去郫县调查，申培林到红光公社调查。红光公社党委书记郑功瑶，介绍他们公社青年种植小组种的水稻试验田亩产万斤的经验，讲得有声有色，活神活现。李井泉当场就严厉批评曾笳：“曾笳你为什么要吹了，你从心不良”。

　　1966年文革爆发后，推动“浮夸风”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被人民彻底打倒，其二儿子李明清被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红卫兵殴打致死（李明清本身就是北航造反派之一）。1972年，李井泉在江西插队的四个孩子——再望、大蓉、二蓉和华川，曾到下放到江西的邓小P家过年。邓小P拿出家里好吃的东西招待他们，还亲自下厨，炒菜做饭，做了米粉肉、醪糟鸡蛋给他们吃。

　　1978年改革开放后，李井泉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1989年病死，年80岁。

　四川人对李井泉的评价，总结起来只有一个词——罪大恶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文革中被人民彻底打翻在地的人，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居然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59年，安徽省农村一处工地上，农民张东仁（右）和他的爱人姜素梅进行劳动比武。

　　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一旦组织起来必将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在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建设图卷。

　　然而到1950年代末期，当毛泽东主席准备将政治接班人的重担，交给下一批人的时候，各种怪异连连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社会运行。那批脱离“实事求是”原始，以“弄虚作假、指鹿为马”为能事的人，掌控了中国政权后，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1959年4月18日，福建龙岩农村。

　　龙岩位于福建省西部，与江西赣州交界，是中国唯一一个以“龙”为名的地级市。1949年龙岩各县相继解放，1950年成立龙岩专区。但当时福建以至整个中国南方的工业化程度很低。龙岩的工业产值仅占5%左右，仍以农林业为主。

　　1951年11月，龙岩地委在购买改造三友、南方两家私营企业基础上，成立的福建省第一家国有卷烟企业——龙岩卷烟厂，建厂初期仅有职工30多名,一间破民房、一台切丝机、二台卷烟机，年产卷烟400余箱，产值13万余元。六十年后，该厂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卷烟企业，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1959年，江苏无锡，三凤桥慎余肉庄。

无锡的旅游特产有三样——惠山泥人、小笼馒头、肉骨头。无锡肉骨头历史很悠久。清光绪年间，无锡南门莫盛兴饭馆，利用斩下肉后剩余的背脊和胸肋骨，加工成酱排骨,当作下酒菜售卖。1927年，慎余肉庄对肉骨头的烹调作了改进，基本上把无锡肉骨头的模式固定下来。现在无锡最负盛名的“三凤桥肉庄”，就是慎余肉庄的今身。

　　1951年，在无锡举办的苏南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上,“慎余肉庄”和“真正陆稿荐”烧制的肉骨头得到好评。1956年1月，无锡6家私营熟肉店公私合营，合并成为“慎余肉庄”、“真正陆稿荐”、“老三珍肉庄”。时慎余肉庄熟食部有肉骨头、汁肉、酱鸭等16个品种，馒饼部有梅贡饼、馒头等17个品种。1970年代初，无锡肉骨头曾大量出口到香港(37万吨)。1975年，慎余肉庄改名为三凤桥肉店。

　　2003年9月28日，餐饮名店无锡烤鸭馆与慎余肉庄第三代传人王国华，及第四代掌勺师傅俞世高等合股，注册无锡市三凤桥肉庄有限公司，采用传统配方，新的工艺，生产真空,保鲜,鲜熟三大系列120多个品种，2011年销售额2.5亿元。

　　1959年，上海，乡村卫生院（医院）手术室。

　　1958年至1959年，黑龙江省密山农垦局国营农场照片。

密山农垦局就是前文述及“北大荒”的组成部分之一。在1954年，王震派铁道兵第五师副师长余友清率部踏查密山、虎林、宝清、饶河一带荒原，最后选点在虎林县境内建农场。1955年夏天，王震两次去密山视察，向中央军委提交了开发北大荒的报告。1956年王震派7名军官和战士奔赴北大荒，为密山农垦局选局址后，宣布铁道兵农垦局成立。大批转业官兵开始奔赴北大荒，开展军垦屯田。1958年后，诗人艾青、丁玲等一大批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也分配到了北大荒的农场里接受群众教育。这批右派份子，当时得到王震等人的特殊关照，待遇都不错。

　　1958年12月份农垦部决定：将密山农垦局改为牡丹江农垦局，并将农垦局从密山搬迁到虎林县。又经中央批准，将虎林县与饶河县合并，叫虎饶县。牡丹江农垦局又与虎饶县合并，一套人马，挂两个牌子。原来的饶河县改为饶河区，以后又合并到859农场。

　　在北大荒，以“八”字头命名的农场，以“八五○农场”始，现在共有11个：八五○、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八五五、八五六、八五七、八五八、八五九、八五一○、八五一一。这批军垦农场，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决裂后的军事对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年至1959年，黑龙江省密山农垦局国营农场的奶站。

　　1958年3月5日，密山农垦局在现勤得利五队西山坡下建立一个国营农场。当时约有转业官兵800多人陆续来场，以原铁道兵8506部队代号（去掉“0”）命名为“856农场”，隶属密山农垦局领导。农场下设五个农业大队，十八个生产小队。三级核算。1958年秋，农场改称为合江农场，隶属合江农垦局领导。

　　1958年建场时建立了五个农业大队，十八个农业生产队，当年开荒230935亩，总播种面积为4334亩，粮豆播种面积3405亩。建场时有102台拖拉机，共5286马力，其中履带式拖拉机为100台，计5196马力，胶轮拖拉机2台，90马力。联合收割机14台，其中自走式5台，325马力，牵引式9台，540马力。有一个为农业机械修理服务的修配厂。

　　1958年农场设有一个畜牧场（队）。畜牧饲养品种比较单一，只有猪、马、黄牛和奶牛，数量也比较少。1958年年末有：猪87头；马103匹（其中役马83匹）；黄牛119头（其中役牛36头）；奶牛6头。1959年和1960年畜牧队增加到4个。1959和1960两年共生产；面粉360吨；白酒48吨；牛奶11.9吨；捕鱼1951.7吨。1959年有蜜蜂475箱，当年产蜜14520斤。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真笨！！

　　怎么就是没人想起来往牛奶里掺三聚氰胺呢？

1958年9月28日，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第一辆凤凰牌轿车（上海牌汽车的前身），施志勤拍摄。该车参考华沙M20型轿车底盘，采用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的NJ050型发动机，最高时速105公里。

上海汽车装配厂前身是1915年德国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228号（今淮海路）创办的宝昌公司，1918年归属英商利喴汽车公司。解放后,政府把英美留下的修理厂整合起来成立了上海汽车装配厂。1964年02月，凤凰牌轿车改名为上海牌轿车。同年上海汽车厂开始批量生产SH-760型轿车。改革开放后，从1983年起，上海汽车厂开始与德国大众汽车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老的上海汽车厂由此被彻底掏空，主要资源全部转向合资公司，至此上海牌轿车走上了绝路。中国的轿车工业，自此彻底走上了官僚买办集团设下的“合资之路”。

1958年，北京纺织女工宿舍.

　　1958年，北京纺织厂幼儿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建设深入，工人阶层数量扩大至百万、千万量级。随之带来户口、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子女就业等问题。国家陆续建立起工人福利保障机制。到工厂当工人成为普通老百姓眼里的“铁饭碗”。正是这个铁饭碗，让成百上千万产业工人，安心为国家奉献了几十年，为中国现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到毛泽东死后，右派官僚集团翻身上台，盲目听信西方专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将工人阶层原本就不算多的那点福利，说成了是国家前进的包袱。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失业、买断工龄，成了这个政府甩掉“包袱”的手段。为国家奉献了几十年的数千万产业工人，到老的时候，竟然变成了“国家前进的包袱”，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改革开放三十年，号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是的，你们确实做到了，好好睁开眼睛看看是哪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
谁敢脱下裤头，说说你们是靠什么手段富起来的。

　　每一分钱掰开，里面都带着血。

　　1958年，山东省青岛市崂山郊区委员会，组织万人修建崂山水库。

崂山水库位于青岛市东郊崂山山区。该水库是青岛市政府为解决市区供水而建，1958年9月动工修建，1959年7月完成。由国家建筑工程部给排水设计院设计，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批准，治淮一支队施工。属青岛市自来水公司管辖。水库在小风口山和张普山之间筑坝，腰截白沙河，大坝长672米，高26米，库内最大水深为24.5米，水库东西长约5公里，平均宽度约1公里，汇水面积为5平方公里，总库容5601万立方米。崂山水库现在仍是青岛市区最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之一。

　　原青岛建设局市政管理科科长的姜震回忆说，解放初期，青岛日供水量只有两三万吨。市政府虽然在内流河搞了一些应急工程，但水源太小、水量有限，自来水厂分别在海泊河、张村河、李村河、黄埠水源地的河床内打井，通过挖地下水的方式增加供水，但青岛地下的含水层大多较薄，百姓吃水成了大难题。

　　1956年，随着缺水情况日益严重，青岛市向省委申请将修建崂山水库列入国家计划，并请中央给予设备和技术支持。水库工程的初步计划是修筑土坝，坝长600余米，高度自河床岩石起至坝顶47米，全部土方为200余万立方米，库容6000立方米，全部费用为1680万元。1957年，国家正式批准并投资在白沙河上游拦河筑坝建“月子口水库（即崂山水库）”，这也是全国首个城市供水水库。1958年，市委决定成立月子口水库指挥部。任命副市长王云九为指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蒋茂林为工委书记，调集各局长级干部为指挥部的八大处长，刘汉耀为主任工程师负技术总责。

　　参加水库建设的主力来自安徽，名称为“治淮工程总队第一支队”，有1万余人，其中包括部分服刑改造的犯人。其他施工单位还有青岛建筑公司、青岛城建安装工程队等。解放军驻青部队还调来了4000多名民兵参加施工，青岛市各级机关下放到农村锻炼的干部也都在这里参加劳动，还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也为修建这座水库流过血汗。

　　当时修建坝体的石头重量不够、石块偏小，许多都不符合设计要求，可能会影响坝体的坚固程度。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建委主任的李宇超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立即将不符合条件的石块全部挑出返工，哪怕耽误工期也要保证质量。1959年7月，月子口水库拦洪蓄水，1960年5月9日竣工，完工后正式定名崂山水库。随后，崂山水库开始向市区供水，水库总库容量为5601万立方米，使青岛的日供水量达到解放前的两倍。完工后正式定名崂山水库。

　　1965年崂山水厂建成投产，设计日净水7.5万立方米。崂山水库及净水厂的建设，在青岛城市供水史上实现了两个飞跃：日供水量突破10万立方米；打破了青岛长达64年之久的单一井群供水方式，第一次实现了地表水生产。

　　当年为建设崂山水库，有1000多名凉泉村人含泪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搬到山腰、山谷里搭建的土坯房里，一住就是近50年。这些淳朴的村民没有伸手向政府要过一分钱。

　　在今天这个强制拆迁横行的中国，这简直就是神话。

　　1958年夏，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在颐和园合影。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是教育部直属（原文化部直属）的国家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其前身是1945年成立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后迁至江苏常州）。1950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幼年班随国立音乐院并入中央音乐学院，改称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1957年6月1日正式建校并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早在1959年，当时全国唯一的青少年管弦乐队“红领巾乐队”在附中成立，参与对外活动演出。1988年，“红领巾乐队”更名为“中国少年交响乐团”。

1958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带枪民兵。

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由人民来保卫。

　

1958年第12期《人民画报》，重庆建设机床厂技术革新。

重庆建设机床厂，位于九龙坡区谢家湾，是湖北汉阳兵工厂之嫡传。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890年3月16日奉旨在湖北设立枪炮厂，民国后改名为“汉阳兵工厂”。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2月，因日军逼近武汉，“汉阳兵工厂”奉国民党政府命令，迁往湖南辰溪南庄坪。1939年3月，在湖南辰溪南庄坪重新开工生产枪弹，后因国民党军全面溃败，1940年，国民党政府又命工厂步枪生产线迁往重庆，并入位于重庆的兵工总署第二十一厂一分厂，就是现在的“重庆建设机床厂”。在湖南辰溪留下子弹厂，炮弹厂，与机枪厂仍在湖南辰溪南庄坪生产。

　　1946年重庆兵工署21厂1300人返回南京，奉命成立兵工署第60厂，1949年被国民党政府强令迁往台湾高雄前镇区，迁台职员1690人，眷属4153人，现为台湾联勤第205厂（台湾最大枪械兵工厂）。

　　1949年重庆解放后，保留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所有国营兵工企业，其中代表性的大型企业有国营长安厂(兵工署第21兵工厂，原为1865年李鸿章主办的南京金陵兵工厂)、国营重庆钢铁厂(兵工署第29兵工厂，原为汉阳铁厂、六沟口铁厂等迁建)、国营望江厂(兵工署第22兵工厂，原为南京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重庆特钢厂(兵工署20兵工厂，前身为1905年创办的铜元局)、国营建设厂(兵工署21厂，原汉阳兵工厂)和国营嘉陵厂(兵工署25厂，前身为1875年创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龙华分局)。

　　其中建设机床厂是重点枪械制造企业，军品主要生产各类枪械子弹以及军用炸药。从1956年开始，生产从前苏联引进的7.62毫米半自动步枪(简称56式半自动步枪)。该枪在设计、制造工艺上都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自1956年开始生产，到1981年停止生产，累计生产394万多支，是解放军装备时间最长的常规武器。

　　1957年4月，该厂第二厂名为国营建设机床厂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主席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这应该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唯一一个枪械兵工厂。1960年5月6日，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参加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的代表。会上，毛主席亲自宣布给所有代表每人配一支当时最先进的“建设造”56式半自动步枪，并颁发了持枪证。　　我国射击女选手吴小旋1984年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使用建设集团生产的峨嵋牌比赛步枪一举夺冠，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奥运会金牌的女运动员。

　　1958年4月，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朱榕基（30岁）被打成“右派”，并由国家计委党组报请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开除党籍”。朱榕基被下放至农场劳动，后被调入国家计委所属的一所中专学校担任普通教员。1962年，因其“思想改造好”被宣布“摘帽”，并上调国家计委机关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作。由于朱榕基尚属“内控人物”，他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1970年到1975年，朱榕基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教育。

　　1975年，随着邓小P的二次复出，朱榕基回京后，又被安排至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单位———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朱榕基担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科级。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此时，朱榕基上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

　　1979年9月，朱榕基在开除党籍20年后，宣布平反，恢复了中国GCD党籍。据载，正式为朱榕基平反的那一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向朱榕基展示从他档案里抽出来的“右派分子”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然后付之一炬。朱榕基“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一张张记载着他‘反党罪行’的字纸，在火中迅速化为灰烬”。

　　1998年3月，朱榕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由其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国企私有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银行体制改革），对每一个中国人，都造成了深刻影响。

　　照片为2011年7月1日，朱、宋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GCD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

　　开除党籍20年的人，居然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你觉得脖颈里冒凉气吗？

　　不要怕，1978年之后，还有汉J家族出任国务院总L的。

　　这就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镇反”运动中还漏了一个重要案件。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历史上著名的亲日汉奸走狗，日伪时期的天津市市长温世珍，被天津市人民法院逮捕归案。那一年温XX七岁。1951年6月3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温世珍长期勾结侵华日军，历充汉奸，罪行极大，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7月10日，一颗正义的子弹，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1959年，台北街头的三轮车夫，头戴旧式日本军帽，可能是个台湾籍日本兵。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是如何清算台湾亲日汉奸的，谁有资料？

　　1950年5月31日，台湾台南县麻豆镇人"林書揚"，被国民党以“匪谍”案逮捕，坐了34年7個月的政志犯，直至1984年12月釋放。是台灣坐黑牢時間最長的政质犯。

　　说中国近代史，就不能漏了台湾，这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在国民党高压洗脑教育下，台湾人是很少能了解那几十年的“白色恐怖”时期，台湾人都经历了什么事情。而大陆人看惯了对1949年前国民党的宣传资料，对于1949年之后，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残匪流寇的所作所为，知之者甚少。

　　我们不妨来翻翻历史，看看1949年逃亡台湾之后，国民党都做了什么。
林书扬（男，1926年—2012.10.11），其出身台南麻豆林家，被称为台湾三大林家之一，由于家族参与过台湾文化协会等台湾自觉运动，对于林书扬的左派意识与民族意识有相当大的启蒙。就读于台南二中时，便大量阅读马克思等人的著作。

　　1945年林书扬毕业于台南二中，但是未能升学；而此时由于大量左派思潮书籍进入台湾，林书扬也组织相关的读书会以汇集同志。1945年台湾光复后，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1950年因“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麻豆支部案”被捕并判无期徒刑，1984年出狱，长达34年7个月，是迄今为止海峡两岸在白色恐怖下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由于他是台湾因政治案件入狱中，坐牢时间最长的一位，也被称为狱王。1986年，林书扬发起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一千余人参与。

　　他严厉批评龙应台为国民党在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期间的残暴罪行掩饰，龙应台在她的文章中竟然问出：“50年代的杀戮，究竟是伤天害理？还是光明正大？”。
林书扬算是极端幸运的少数人，他毕竟活了下来。而当年遭到国民党残酷杀戮的大量台湾人，至今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期間，在台北市馬場町槍決的政志犯。仅仅5年当中，被枪杀的政志犯就多达四五千人。包括吴石、陈宝仓、夏曦、朱枫等共諜，以及国民党大员陈仪，亦因策动旧属汤恩伯投共而遇难。马场町数千死难者，多数是左翼人士。

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是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执行枪决的主要地点，位於台北市青年公园11号水门一带新店溪畔的马场町。根據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前會長吳澍培解釋，每當行刑結束後，馬場中間會留下血跡，必須用土覆蓋，一層層堆疊，竟成一個大土丘，由於無法獲得官方確切資料，但根據估計，約有4、5千人在馬場町被槍決，現場沒有被槍決的名單，無從確知有多少人在此遭槍殺。1998年，台北市长陈水扁决定在马场町、六张犁设立“白色恐怖纪念公园”，以纪念白色恐怖时代牺牲之政志犯。2002年8月，台北市政府歷經兩任市長，終於設立了馬場町紀念公園。

　　1954年，台灣綠島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政志犯們集合的情形。(記者 俞敦和攝)

台湾绿岛因为歌曲《绿岛小夜曲》名扬大陆。而在台湾，绿岛实为关押政志犯的地方,曾有“恶魔岛”之称。李敖、柏杨等都曾被关押在此。

　　最早在1911年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就在绿岛设立“火烧岛浮浪者收容所”，到了1950年代，国民党流亡政府以“反共”为名，开始大肆逮捕台湾政治异议人士，本着“宁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心态，大肆抓捕台湾人，由此开始了台湾的“白色恐怖”时期。1951年第一批近千人的台湾犯人到了绿岛“新生训练处”，对于这些被国民党政府怀疑的犯人，来到绿岛进行思想洗脑教育，期望他们可以获得“新生”。“新生训练处”大约持续了15年之久，直到1965才改成警备总部第三职训总队，管训流氓。

　　1972年到1987年，绿岛除了“台湾绿岛监狱”专门收容管训重刑犯外，第三职训总队所在的“绿洲山庄”，再度监禁了几百名政志犯，柏杨、陈映真、施明德、柯旗化等皆是在这段期间被关押在绿岛。在1970年代，台湾司法部门已发现，很多黑道大哥不怕被就地羁押，却很怕被羁押在绿岛。绿岛孤悬海上，黑道大哥被羁押在绿岛的独居房，切断了大哥的地缘关系，让其孤掌难鸣，震慑了许多帮派，也使绿岛真正成了黑道大哥眼中的恶魔岛。

　　不论是在大陆，还是流亡到台湾，国民党的残暴滥杀本性，从来就没改过。
这样的流氓政党，居然还能苟延残喘至今，实在是踩了狗屎运。

　　《送瘟神》为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7月1日，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而创作的两首七律诗歌，全诗如下：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0年代，台灣綠島監獄(綠島新生訓導處)，新生訓導處曾有約100名女政志犯，在當時管理者眼中，可以順利做出傳球動作，表示犯人受到國民黨洗腦與馴化。(記者 俞敦和攝)

　　1950年，蒋介石下令枪杀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陈仪，照片为陈仪墓。

1944年盟军反攻日本本土，国民党政府就有了趁机光复台湾的想法，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接收训练班”等，没想到二战胜利来得突然，匆忙接收，台调会主委陈仪，直接赴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陈仪在台1年半，做了非常多事情，一是保护台湾金融，发行台币，阻挡大陆金融风暴。陈仪还广设公营事业，延续至今，有“台”字的台电、台糖、台玻、台碱都是。

　　陈仪民主思想深厚，开放台湾选举，省参议员、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开放报禁，从光复时1家，1年后开放到36家报纸跟杂志，他还不干涉言论自由，任毁任谤，作风平民化，长官公署他不设在现在是“总统府”的总督府、也不住现在是台北宾馆的总督官邸，就在现在的“行政院”办公，警卫总共7人，平日2人站岗，平民可随意进出。

　　陈仪不但从大陆带回一批受完训的台籍菁英，包括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前“副总统”谢东闵、前“立法院长”黄国书、前省议长黄朝琴。之前台湾人受日本殖民教育，公务员汉语、汉文很差、按资排辈又轮不到台湾人，台籍菁英自然心乱，陈仪就成立训练班，加紧训练，他治台1年半后，台籍公务员高级简任从日据时期的1人增到27位；中级荐任从27人增加到800多人，基层委任从3000多人，增加到上万人。

　　除了台籍土著菁英，后来当到“伪总统”的严家淦、“伪行政院长”孙运璇、发明爱国奖券、统一发票的任显群，都是陈仪拔擢出来的人才。1947年“二·二八事变”爆发，台湾日遗暴民作乱，陈仪处置不力，被蒋介石解除了台湾省行政长官职务，改任国民政府顾问。依二二八补偿基金会统计，经再三延长申请先后10期间，申请的死亡加失踪是859件。

　　1948年6月，陈仪复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开始转向人民一边。11月，释放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毛森报批处决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密令汤恩伯赴杭布防，陈仪极力反对，使杭州在解放时免于战火。1949年1月，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规劝老部下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起义。汤密告蒋介石，被免浙江省主席职，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遭逮捕。5月30日，绑架到台湾，拒不向蒋介石认错。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国民党军警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1950年，台湾农村收谷打场，可能是晒黄豆。

无论是语言、服饰、文字，现在搞台独的台湾人，就算再换几身皮，都脱不掉中国福建这个根。

　1950年代，台灣綠島監獄(新生之家)，台灣政志犯在接受國民黨進行反共洗腦教育的情形。

國民黨對台灣人進行了長達半個世紀的反共洗腦教育，可笑的是，今天國民黨要跟它們嘴裡喊了半個世紀的“共匪”走到一起。

台灣綠島監獄的當年場景還原，同時也令人深入體驗國民黨“白色恐怖”高壓統治下，台灣人的生存環境。

　　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搞“寧可錯殺三千，絕不漏放一個”，流亡台灣後依然在搞這一套。60年後，台灣人居然還把這個屠殺台灣人的流氓政黨供在台上，實在可笑之極。

　　受難者廖啟川，判刑12年。留日，坐牢前曾參選南投縣長，關在綠島時因病死亡，葬於13中隊，後由家人撿骨帶回家鄉。（受難者劉金獅提供）

由於國民黨在台灣的殘暴高壓統治，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抗，誘生台獨運動。照片為1961年發生的“廖啟川事件”主角。1961年9月17日，廖啟川、孫秋源因涉嫌反對國民黨和主張台獨，分別在台北家中遭國民黨“警備總部”軍警逮捕。

　　其後，蘇啟東、蔡金鏗、陳東川、利足禹等人亦相繼遭到國民黨逮捕入獄。

　1950年代，台灣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遭槍決後，亂葬於台北六張犁（今台北101大廈附近），之後共找出201座遇難者墓碑。（攝影潘小俠）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批美军驻扎台湾。

由此，国民党在台湾安安心心做了六十年的“美国狗”。　　要问这个世界上谁最痛恨中国人，我看排第一的即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日本人；　　而是经过国民党长达60年的反供洗脑教育的台湾人。

　　1954年4月25日，台湾绿岛监狱女生分队成员，前排左二是25岁的河北人王孝敏，因"涉嫌参加共产党"于1952年被关押。绿岛上关押的犯人，绝大多数是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他们中多是有对国民党不满言行，触怒了国民党当局而遭拘禁，甚至命丧监狱。

　　1954年10月10日 ，時任偽總統府參軍長的孫立人將軍 (前左)，和偽總統蔣中正一起步出偽總統府，準備參加偽雙十國慶閱兵典禮。雖然位居權力核心，但當時蔣中正對非黃埔系統出身的孫立人已感芒刺在背，有意除之後快。次年，台灣國民黨流亡政府以「郭廷亮匪諜案」解除孫立人參軍長的職務，予以軟禁。事後證明郭廷亮案根本是冤案，目的在整肅異己。孫被幽禁35年後重獲自由，兩年後過世。他在台中市的故居已改為紀念館。

1959年4月1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幕。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共1071名，其中中共党员60名，特邀人士308名，全国工商联40名，全国妇联32名，农民16名，民主建国会40名，民盟40名，民革40名。

　　“民革”全称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建于1948年，主要成员为国民党遗老遗少。1949年之后，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并未被彻底消灭。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孙中山依然被供在中国政治神坛上。在1959年的三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与毛泽东主席像并列的，还有孙中山像。

　　五十年后，毛泽东主席被中国右派官僚集团全面抹黑妖魔化，而孙中山，依然被这帮人供在中国政治神坛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的全国政协大会上，还专门请了一批全国工人、农民代表参政议政。那才是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013年3月5日至1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协第12届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场代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盛会上，出现了83名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代表，其平均身价高达33.5亿美元。这83名超级富豪的总资产，折合1.7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社会底层工薪阶层，一亿人的年均收入。而这些只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权贵资本集团，聚敛财富的冰山一角。

　　某人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们确实做到了。　　今天的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代表里，有几个是真正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代表呢？

　1958年 毛泽东主席在井冈山，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

50年后再看毛泽东主席当年的论断，句句戳在当今中国的脊梁骨上。
当年毛泽东主席就说要重上井冈山拉革命队伍，再次搞革命。
毛泽东要是活到现在，我看某些权贵集团的人，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期间同身边工作人员的谈话。

看看清楚，这是毛泽东主席在54年前对中国未来做出的论断！　　这是在抽谁的脸呢？

1960年代，河南林县红旗渠修建工程中，社员在凌空开凿.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十年余。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林州人民靠自立更生，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

　　在这条总长1525.6公里的红旗渠上，林县人民削平山头1250个，钻了211个隧洞，架设渡槽152座，兴建水库48座，塘堰364座，修建各类设施12408座，全县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相当于一道从哈尔滨到广州纵贯祖国南北的"万里长城"!红旗渠修成以后，形成了以红旗渠为主体，南谷洞、引上水库及其他引、蓄水工程作补充和调节，能引、能灌、能排、综合利用的水利灌溉网，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万亩，全县14个乡镇410个行政村受益，从而结束了林县人民世代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