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十五）

　　1949年3月袁苓、肖弛摄于太原柳巷。1949年3月，华北野战军19、20兵团、华北军区、第四野战军各一个炮兵师开赴太原前线，华北战斗部队的摄影工作者也大都集中到太原前线。太原城内损失惨重，老弱妇孺无处逃避。

　　1948年下半年起，共军调集上百万军队，先后取得辽沈战役、济南战役、平津战役、太原战役的胜利。中国东北、华北半壁江山，基本被中共控制。此时的解放军气势如虹，兵精粮足，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国民党为防止共军南下，调集百万大军于淮海徐州、蚌埠及长江一线。照片为1948年11月前后，上海。大队国军集结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准备开赴徐州、蚌埠前线与百万共军决战。

　　这些懒散的国民党士兵，说穿了不过是群到军队混饭吃的乌合之众。连国民党高官此时都在想着聚敛钱财，准备逃亡香港、台湾、东南亚或美国。这些底层士兵能有多少人愿意为中华民国殉葬，也就可知了。

　　1948年11月，上海火车站。大批上海人准备坐火车逃离即将被战火蔓延的上海。

　　此时的中国，掀起了近百年来又一个华人流亡海外高潮，有近千万中国人逃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美国，甚至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

　　1948年11月，上海火车站。大批上海人拥挤上火车逃离上海，一位抱孩子的少妇焦急地在火车下不知所措，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

　　当今天的中国人嘲笑印度超载火车顶棚上坐满人时，其实——这样的场景在中国也发生过。

　　1948年11月，上海。大批上海人逃离上海，他们只带着简单的行李。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只能坐到列车顶棚，或者站在滚烫的列车蒸汽锅炉旁边。甚至直接坐在列车车头前。很多人支撑不住掉下火车，就死在逃亡的铁路旁。

　　这列蒸汽机车，看样式应该是1945年前满铁大连沙河口工厂，或者青岛四方机车厂仿制的日式蒸汽机车，型号待查。

　　1948年11月，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大批上海人拥挤上轮船，准备逃到浙江宁波或者乡下躲避战火。这可能是最后一趟诺亚方舟。

　　1948年11月，上海十六铺码头。国军还在组织兵员乘船运抵徐州、蚌埠前线与百万共军决战。

　　1948年11月，江苏徐州。大批国军进驻徐州，准备与共军决战。

　　1948年11月，徐州。突然涌入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吃喝拉撒都要当地民众供应，让本已是贫困之地的苏北人民难以负荷。照片为国军征用的一所民居前，国民党军哨兵在和村口的村民互相对视。

　　1948年11月，徐州前线。国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将军(左一)，和他的两位副官在吃晚餐。这小日子过得。

 　　一个月后，李弥指挥的第十三兵团全军覆没，李弥化装逃到山东潍县、青岛、乘海轮逃回南京。后任第十三编练司令部司令兼重编第八军军长，往闽西、云南征兵。1950年李弥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4年撤往台湾。1973年3月10日病逝于台北。

 　　李弥是淮海战役中唯一漏网脱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其他人都做了俘虏，或被击毙或举枪自杀。

　　1948年11月，徐州。静谧的乡村景色，小河穿过树林的剪影。又一场血战即将拉开大幕。

　　补一张被删掉的照片。

　　1948年11月，上海火车站，南下广州的火车出发了，能逃离的上海人拥挤在火车上，他们中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台湾青年历史发明家龙应台，酝酿十年、闭关400多天写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说的这段历史;其用极尽煽情耸动的文学性手法，以道听途说的素材来描写历史事件，引起众多争议。

　　1948年11月，徐州。国军雇佣民工挖掘堑壕，以迎战共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党通过基层摊派抓来的壮丁。)

　　今天是九一八纪念日，插一张照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行占领奉天(沈阳)入城式。由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妄图寻求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东北军20万大部分放弃抵抗，撤出山海关，引起全国民众愤怒。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至1932年1月3日，日军攻陷锦州，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区区2万日军仅用四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日本本土总面积的3倍。近百座城镇，上千万人口沦为亡国奴。

 　　至1933年4月10日，日本关东军宣布：自九一八事变至今的一年半时间里，日军共死亡1479人，伤3468人。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的代价——死伤区区4947人。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南京路大新百货公司前，抗议民众挂起了“国难”二字横幅。

　　我认为他们写错了，应该是——国耻。

　　1948年11月，徐州。苏北平原上一座座冒着浓烟的村庄，在未来两个月内，这里将变为一片尸山血海。

 　　当1949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时，共军在华东淮海平原，和华北平津地带，同时发起两场歼灭性战役。11月6日，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与刘邓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汇合，集中60万兵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至连云港、西至河南商丘(距连云港330公里)，北起山东枣庄，南至安徽蚌埠(距枣庄210公里)的广大区域，对80万国民党主力，发起淮海战役。

 　　此前，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围歼国军11万人时，集结在徐州(济南以南260公里)的国军三个兵团17万人，不敢北上增援济南守军。让守候伏击的华野70个团空等一场，连敌人一根毛都没看见，共军仅用8天时间就攻陷了济南城，活捉济南主将王耀武。共军部队士气高昂，都想逮住国军主力大干一场。9月24日粟裕给中央军委致电，建议进行淮海战役，拿下两淮即淮阴淮安，高邮宝应，打下后看情况再打连云港，把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认为可以，不过粟裕的胃口小了一点，建议华野瞄准徐州以东的黄百韬兵团10万余人，来一场“围点打援”的歼灭战。

　　徐州作为中原南北要冲，是屏障南京的北大门，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扼守江淮，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难守易攻。蒋介石对于徐州非常看重，将国军精锐的四个全机械化军都投入进去。针对徐州剿总司令这个统帅要职，蒋介石选择了他的学生刘峙。其为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期混了个“福将”的名头，实际战绩平平。刘峙上任后，南京城里一片风言风语，说蒋介石要守徐州，统帅60万大军，就算不派一只虎，也该派一只狗，怎么派了一只猪呢?

 　　蒋介石当然知道刘峙的能力，选择他无非是要保证徐州60万人马，都对蒋介石绝对忠诚。所以蒋又派了一个得力干将杜聿明，做徐州剿总副司令，由杜实际负责指挥战役。(此时杜聿明还在东北葫芦岛，组织辽沈战役的国民党败军撤退，淮海战役开战第五天他才匆匆赶到徐州。)其实蒋还有一个统帅人选，就是“小诸葛”白崇禧。但是蒋白二人多有矛盾，自然不会放心将兵权交给对方;而且白崇禧认为不应该屯重兵守徐州，应该重点防守蚌埠淮河一线，即所谓“守江必守淮”。(淮海战败后，蒋迫不得已想让白崇禧担当统帅，白反而不买账了，甚至联名通电，逼蒋介石下野。)

　　更加严重的是，南京国民党统帅部拟定的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计划，出自国防部作战厅的手笔，作战厅厅长叫——郭汝瑰，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卧底;已经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中，将张灵甫的整编74师送上西天。杜聿明早已怀疑郭汝瑰是中共卧底，只是没有证据，不好随便揭发。因此，杜每次向蒋汇报军情，都要故意避开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针对徐蚌会战计划也有众多争议，共军的战略性欺骗，使得顾祝同认为共军主力还在济南，起码要半个月后才能动身南下。而10月23日，华东野战军已经下令，各部队按照指令秘密从山东向徐州南下推进，进入预订攻击位置。

 　　济南战役后，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开始收缩兵力，将其所辖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25个军60万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其中第9绥靖区(李延年部)在徐州以东200公里的连云港，第7兵团(黄百韬部)位于徐州以东110公里的新安镇，第13兵团(李弥部)在徐州以东43公里的曹八集，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在徐州东北55公里的台儿庄地区，第2兵团(邱清泉部)在徐州以西80公里的砀山地区，第16兵团(孙元良部)由郑州撤往徐州西南125公里的安徽蒙城，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在徐州以西160公里的河南商丘，第1绥靖区(周岩部)在徐州东南175公里的淮阴。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决心示意图。

 

　　黄百韬(1900-1948)广东梅县客家人。

 　　粟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目标定为围歼江苏淮阴——连云港一带的国军第7兵团(黄百韬部)5个军近10万人，而不是围歼整个国军徐州集团。这时的淮海战役设想后来也被称为小淮海战役。但是随着战局发展，淮海战役越打越大，国共双方总共投入了140万兵力(共军60万对国军80万)，在地跨河南、江苏、山东、安徽四省的广阔战场上，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大决战。共军经过碾庄战役、双堆集战役、陈官庄战役，彻底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李弥、邱清泉部)，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战果。与平津战役、辽沈战役统称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黄百韬原籍广东，1900年生于天津，先在北洋军阀，江苏督军李纯手下当传令兵，李失败后，投降张宗昌，后又随张宗昌部下徐源泉投降蒋介石，1935年升师长，蒋送黄进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1940年为顾祝同策划了震惊中外皖南事变，因为黄是杂牌始终不得顾信任，后被顾外放充任25军军长。黄自知不是黄埔嫡系，又没有靠山，地位不稳，只有靠战功站稳脚跟，所以在战争中，战则争先，退亦谨慎，拼死搏斗，逐渐以显赫战功取得顾祝同及蒋介石的信任。

 　　第25军原为杂牌出身，同时具有东北军，中央军，川军的背景。在皖南事变中，25军是围剿新四军的主力，但军纪涣散。黄百韬上任后严厉整军，苦练兵员，使得其战斗力明显优于普通国军。因此在国共内战中，25军突然崛起，战功仅次于国军五大王牌主力的第五军和第18军。

 　　淮海战役爆发后，黄百韬升任七兵团司令官，辖第25军、第44军(1.5万人左右)、第63军、第64军、第100军。其中25军是黄的家底，第44军是川军出身，在苏北战场被共军打残废，1948年9月才恢复番号。第63军是吉林边防军出身，第64军是粤军出身，都是正宗杂牌。第100军则是国军嫡系出身，全美械装备，前身是李天霞的整编83师。而该军以嫡系自居，看不起杂牌出身的整个第七兵团。由于83师在孟良崮战役中与25军的矛盾，第100军极力寻求脱离黄百韬的指挥。(就这帮看似不团结的乌合之众，竟然是块硬骨头，让华东野战军崩掉了门牙。)

　　1948年11月，徐州。国军前线炮兵阵地的清晨，两位机枪手，他们穿着单薄的棉衣，点燃秸秆烤火以抵御寒冷。这要打起来不是找死么。

　　1948年11月5日，国民党正式下达了徐蚌会战的命令，11月6日，共产党正式发起了淮海战役，国共双方竟然同时向对方发起了决战。只是双方之前的准备工作不能相提并论，共军密谋已久，万事俱备。国军举棋不定，估计不足。无论如何，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了。

 　　11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陈粟指挥下，调集10个纵队36万人分路南下，准备围歼驻扎新安镇(徐州、连云港正中间)的黄百韬兵团。然而华野先头部队达到新安镇时，这里已经是一座空城。黄百韬兵团12万人，已经向西撤退了40公里，准备渡过京杭大运河，向徐州靠拢。如果渡过运河，向西70公里就是有几十万重兵囤积的徐州，共军也就失去了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机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黄百韬竟然忘了提前让工兵在京杭大运河上搭设浮桥。国军十几万人马，在运河唯一的铁路桥上缓慢前行，其后果是灾难性的。从11月7日早晨至8日中午，黄百韬兵团12万人仍未完全渡过京杭大运河。已经渡过运河的部队，只得在运河以西15公里的碾庄集结。这是个只有两百多户人的村庄。由于黄百韬兵团的到来，注定要载入史册。

 

　　京杭大运河碾庄附近的陇海铁路桥，建于1920年，是当时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

 　　11月8日下午，华东野战军先头部队，拍马杀到运河边。国军在慌乱中只顾分头逃命，没有组织有效抵抗。负责殿后的第63军因运河铁桥拥挤，决定改向运河东南20公里外的窑湾渡河，但是没有找到渡船。当天晚上，华野9纵在夜色中追了上来。共军这时候士气高涨，连夜发起冲锋，战斗仅仅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第63军便全军覆没。黄百韬的疏忽使他的第7兵团，在京杭大运河前遭受了重创。灾难才刚刚开始，早前黄百韬提前渡过运河，到碾庄以西12公里的曹八集，找到驻扎在这里的第13兵团司令李弥，要求李弥部向东接应，以抵挡共军追兵。然而李弥却以徐州剿总命令其西撤徐州作为挡箭牌，把曹八集和碾庄都丢给了黄百韬。

　　如果这个时候黄百韬横下心来，不顾一切向徐州撤退，时间还来得及。然而他在打和撤的问题上犹豫了。一进碾庄，老黄就召开军事会议商量下一步去向。多数人主张赶快向徐州撤退，唯独第64军军长刘镇湘拍桌子反对，力主在碾庄与共军决战。他这么勇猛的真正原因是，到碾庄后64军的任务是驻守碾庄以南10公里外的土山。而土山据说是三国时期关公投降曹操的地方，刘镇湘认为那里不吉利，所以坚决主张守碾庄，那么就不用去守土山了。结果这就搞得老黄一直犹豫不决，这时南京国防部发来电令，命令他在碾庄略加整顿，如能击退敌人再走亦可。就这样，黄百韬兵团停在了碾庄，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走出去。

 　　11月8日，驻守徐州东北35公里贾汪地区的国军何基沣(1939年秘密加入中共)、张克侠(1929年秘密加入中共)率国军第77军、第59军2万余人战场起义，导致徐州东北门户大开。华野三个纵队数万人，迅速通过贾汪地区，向南穿插截断陇海铁路，封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留给黄百韬逃脱的最后一次机会，关上了大门。

 　　黄百韬兵团7万人被围在徐州以东75公里的碾庄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转入依托原有工事固守待援。其调遣第64军在东，第44军在南，第100军在西，第25军在北，形成环形防御圈。

 　　在南京的蒋介石此时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严厉命令杜聿明亲率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20万人，从徐州沿陇海铁路东进，务必解黄百韬兵团之围。华野这边粟裕决定，采用“瓮中捉鳖”方式，以3个纵队的兵力在徐州以东20公里的侯集，正面阻击徐州援军，另以苏北兵团数个纵队，从徐州东南侧面阻击徐州邱李兵团东进。再派出华野5个纵队配以特种兵纵队(纵队相当于军)，围歼黄百韬兵团4个军。

 　　11月11日，碾庄战役正式打响。在粟裕指挥下，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拼全力阻挡住了邱、李兵团，而围攻黄百韬兵团的纵队则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原本华野以为能够轻易吃掉黄百韬兵团，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硬。国军依托工事顽强抵抗。几天的猛攻，让华野伤亡惨重，但是收效甚微。11月15日，粟裕重新调整战术，命令包围碾庄的各纵队采取近迫作业的方式，改奇袭为强攻，华野士兵大挖交通壕，逐村逐堡向前推进。一夜之间，解放军的交通壕就挖到国军的阵地前方，双方开始近距离搏杀。

 　　激战至11月17日，华野将碾庄外围据点大部攻克。共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国军损失惨重。无耻的国民党守军居然拿老百姓当人肉盾牌，阻挡共军进攻，仍难逃被消灭。对于黄百韬来说，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能顶到增援部队开来的那一刻。蒋介石也急眼了，一面通过电报、电话斥责邱清泉保存实力救援不力，一面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赴徐州督战。并命令驻扎河南驻马店(徐州以西330公里)的黄维兵团，向徐州增援。商丘的刘汝明兵团向永城(徐州西南90公里)集结，连云港的李延年兵团向西增援徐州。

　　1948年11月，徐州。国军运输部队的卡车穿越田野，向炮兵阵地补给。

 　　顾祝同至徐州后，一见杜聿明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杜聿明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陆续增加，究竟有多少，我也未搞清，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一到晚上，敌人又利用其夜战特长将据点夺回。故我邱、李兵团与黄百韬部虽相距仅20公里，但仍难越雷池。”

 　　杜聿明所言非虚，华东野战军打援部队，拼全力阻挡住了邱、李兵团5个军12个师东进。共军死守不退，国军每天伤亡千余人，却只能推进2公里。从11月11日至22日，邱、李兵团消耗炮弹12万发、损失坦克34辆、伤亡万余人，只推进了10多公里。无奈之下，邱清泉打电话给黄百韬，要求其向西突围，与援军汇合。黄邱两人向来不睦，听到邱清泉说这话，老黄的心情估计很复杂。而作为徐州统帅的杜聿明，一向谨慎，见共军在徐州东南还布置有苏北兵团几个纵队在打援，担心冒进增援碾庄，会被分割包围。杜聿明这一谨慎态度，也就彻底断送了黄百韬的希望。其实此时，华野的兵力也到了极限。如果邱李兵团与黄百韬兵团，不顾一切地东西并进，是有可能突破华野的袋形包围圈的。整个淮海战役，国军就是在这种看似谨慎的部署下，一路走向败亡。

　　11月18日，淮海战役进行到第13天时，碾庄包围圈里，黄百韬兵团第100、第44军被歼灭。11月19日晚，华野集中4个主力纵队在特种兵支援下，对困守在碾庄的黄百韬兵团部，及附近村庄的8个团进行最后总攻。逐村血战至11月22日上午，华野9纵伤亡7000人后，碾庄终于被攻克，黄百韬率少数随从逃到64军军部。22日下午，黄百韬与64军军长刘镇湘等人，又逃到了64军156师指挥所驻地吴庄。第25军中将军长陈士章、少将副军长杨廷宴等人也逃到了吴庄。22日下午4点左右，解放军对吴庄发动猛烈进攻。激战至黄昏，全歼吴庄守敌，生俘64军少将副军长韦德和参谋长黄觉。

　　此时，黄百韬、刘镇湘、陈士章、杨廷宴等人已化妆出逃。刘镇湘当晚被共军俘虏，陈士章则换装逃回了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重新组建的25军军长，后在福建被共军俘虏。黄百韬于11月22日当晚，死于碾庄西北尤家湖附近的一片芦苇塘，无法判断是自杀还是击毙，尸体被共军埋葬。杨廷宴逃回南京后，将黄百韬死讯报告了国防部。他们即派人按杨廷宴所说地点，将黄百韬遗体挖出后，于1949年1月17日运抵南京。蒋介石下令举行隆重的葬礼，葬于南京东北郊太平门外曹古山，并追赠陆军上将军衔，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碾庄战役，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国军伤亡50594人，解放军伤亡27308人。由于连日指挥鏖战，粟裕听到黄百韬兵团被围歼的消息后，竟然昏倒了。与此同时，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配合出击徐蚌线，11月16日，攻克安徽宿县(徐州以南30公里)，切断徐州至蚌埠和南京的联系，完成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当天，毛泽东发出电报，决定由刘陈邓粟谭五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协同作战。淮海战役规模由此进一步扩大。

　　1948年11月，徐州。国军正在转移。

 　　11月23日，中原野战军在宿县西南50公里的双堆集地区，包围了从河南驻马店赶来增援碾庄的黄维兵团(第十二兵团)4个军12个师共12万人。黄维兵团原本是受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严令要增援碾庄，可是由于雨天路途泥泞，这个机械化兵团花了10天，才于11月18日赶到安徽蒙城(宿县西南80公里)，并与中原野战军1纵(杨勇部)发生交火。此时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迅速夺回宿县，黄维兵团便向东北推进30公里，达到双堆集(宿县西南50公里)。此时中原野战军乘虚而入占领蒙城，切断了黄维兵团的退路。11月25日，中原野战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四面合围。

 　　黄维，江西贵溪人，1904年生，黄埔一期生，入国民党，1929年受陈诚提携任18军31旅旅长。1933年参加对红军第四、五次围剿，升任11师师长。1937年赴德国深造，后因抗战爆发提前回国，参与淞沪抗战任67师师长，罗店一战成名。1938年升调第18军军长，1939年调任国军精锐54军军长，驻防云南。后因与关麟征有矛盾，被蒋介石调回重庆任中将高参，后负责培训青年军。1946年6月，黄维被委任为第31军军长。

 　　1948年8月国民党决定组建第十二兵团，由于陈诚与白崇禧的矛盾，蒋介石只得舍弃胡琏，启用十多年没打过仗的黄维任兵团司令，下辖第10军、14军、18军、85军。其中第10军为黔军出身，辖三个师。第14军为中央军嫡系，首任军长卫立煌。第18军为中央军嫡系，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陈诚“土木系”的核心，全美械装备，战斗力强悍，被誉为“狡如狐，猛如虎” 时任军长为杨伯涛。第85军为中央军嫡系，兵团中将副司令吴绍周兼任军长。

 　　面对黄维兵团的雄厚实力，中原野战军采用诱敌深入策略，将其引至预设的袋形阵地。至11月25日，中野集中8个纵队从东西北三面，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方圆7.5公里的狭小区域。而东南方向40公里外的固镇有李延年的第6兵团。11月26日，国军参谋总长顾祝同，亲自飞临双堆集上空，命令黄维乘共军包围不严，东南方向兵力薄弱之机，全力突围。27日早上，黄维依令出动4个师轮番冲击包围圈，此时率先参与“突围”的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1927年秘密加入中共)率两个团5500人起义，共军将其放过后，重新封闭通道，其他3个师被击退。110师炮兵营，当天晚上就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战斗。此后，黄维又遵照蒋介石固守待援的指令，依托村庄、地堡群固守。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淮海战役过程示意图。

 　　此时，刚刚结束碾庄战役的华东野战军伤亡巨大，疲惫不堪。但是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野还是在11月25日将主力撤出碾庄向西南推进，配合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这时候华野的后勤已经跟不上了，很多部队缺粮少弹，连日强行军，使士兵疲惫不堪。毛泽东此时致电中野和华野：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130万人左右，三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及十万到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夺取最后的胜利。这封电报意味着中共中央准备以伤亡20万人的代价，彻底打败国军主力。

 　　双堆集是安徽蒙城东北一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因为周围有两个相距不远的土堆而得名。黄维兵团12万人就困守在这里。此时的黄维并不慌乱，因为他瞧不起中原野战军，对自己兵团的实力充满信心。他的自信是有原因的，第12兵团作为国军嫡系主力兵团，累计装备有大口径炮100余门、中小口径炮1000余门、机枪1000余挺、冲锋枪30000余枝、步马枪40000余枝(条)、机动车500余辆、马4000余匹。其火力之强大，解放军任何部队都无法比拟。另外还装备有坦克，空中还有空军支援。而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全军当时只有两门野炮、43门山炮;炮弹200余发;轻、重机枪子弹连一个基数都不到，装备只比游击队好一点。我们经常说武器装备不能决定战争胜负，这话是对了，但武器装备能决定伤亡。这句话是用无数年轻战士的生命验证的。

 　　刘邓率领的中原野战军，由于长期在大别山区打惯了游击战，缺少对平原阵地战的经验，又缺乏重武器做火力压制，导致进攻部队伤亡很大。而黄维兵团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构筑起环形工事，以坦克、机枪和火焰喷射器组成层层火网，使共军无法分割歼灭。凶猛的火力压得中原野战军攻击部队根本抬不起头。黄维也在寻找突围机会，但均遭到顽强阻击，未能成功。善于夜战的共军一次次将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双方就这样翻来覆去的绞杀，战场上尸山血海，如同修罗地狱。血战5天后，黄维兵团被迫于12月1日转入固守。

　　北京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抛射筒，又称“飞雷炮”或“没良心炮”，1947年由晋冀鲁豫军区聂佩璋研制后推广，相当于土制迫击炮，可将几十公斤重的炸药包抛射出上百米远，用于对付敌军碉堡工事。这个已经算是制作精良，最简单的就是用个汽油筒切掉一端，直接架在土坑里发射。

 　　这时率领华东野战军参与围歼黄维兵团的陈毅，打电话给养病休息的粟裕，询问华野是如何打下碾庄的。粟裕便将土工作业的战术，详细汇报给陈毅。此后，中原野战军上下开始大挖交通壕，采取“以地堡对地堡”，“以战壕对战壕”的攻坚战法，进行了工程量浩大的土工近迫作业，紧缩包围圈，逐村攻击，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最长的战壕长达20公里。由于中野缺少重武器，便想出了个土办法，用汽油桶加箍后，一端开口填入炸药包，点燃后就会抛射至敌方阵地。这种土炮一次可抛射几十公斤炸药包，射程几十米甚至上百米，足够摧毁国军碉堡工事，给黄维兵团造成巨大杀伤。

　　战至12月初，黄维兵团已经陷入缺粮少弹的境地。可是无论如何，中野独力是无法啃下黄维兵团。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5个纵队，加入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这时围攻黄维兵团，已经形成了东西南三个集团。东集团是陈赓，西集团是陈锡联，南集团是王近山(后加入华野陈士榘部3个纵队)，个个都是悍将。

 　　这时国民党那边也有人坐不住了，那就是18军的老军长——胡琏。其人为黄埔四期毕业，陕西华县人，指挥作战极富谋略，战术灵活，在解放战争中屡屡重创共军部队。12月1日，胡琏至南京会晤蒋介石后，便乘坐飞机空降到枪林弹雨的双堆集。18军军官听说老军长来了，无不冒着危险去机场迎接，部队上下士气一振。实际上，胡琏是抱着保存18军部队的想法去的，对于战局他早已不抱希望。胡琏的到来并没有让局势扭转。

　　12月6日16时30分，中原野战军组织8个纵队，从东西南三面对黄维兵团发起全线进攻，战斗空前激烈。12月7日胡琏飞往南京请求救兵，可蒋介石已经无兵可派了——刘汝明兵团拖延北上增援，胡宗南部不肯来，打电话给武汉的白崇禧，还被白数落了一顿。蒋介石怒骂桂系坐山观虎斗，可是也没有办法。12月9日胡琏飞返双堆集，只带回一些慰问军师长的烟酒果品。战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开始打红了眼，淮海战役进入白热化。

　　12月9日，华野陈士榘部率领的三个纵队，已经从南侧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大王庄附近。华野7纵59团，与中野6纵46团，与大王庄的国军王牌精锐——18军118师33团激战33小时，最终夺下大王庄。33团团长孙竹筠逃回双堆集，被胡琏枪决。12月10日，负责驻守小王庄的第85军第23师师长黄子华，目睹了大王庄一昼夜激战后，彻底失去了信心，率部3300人投诚。

　　1948年12月，安徽蚌埠。国军火车运输军事物资和援军抵达蚌埠火车站。

 　　由于物资短缺，被围困的黄维兵团士兵只好杀马吃。第18军军长杨伯涛视察阵地，看到部队杀马煮肉，询问好吃否?士兵瞪着眼睛艰难的咽下口中之物，说很好吃。杨伯涛转身默默走开。连兵团司令黄维本人一天三餐也只能靠罐头维继。一天黄维想吃点青菜，厨师无奈，只好在外面农田里寻了些青苗给黄维炒了吃。黄问这是什么菜?卫兵答曰苗苗菜，当地老百姓冬天常以此充饥。实际上那是农民来年的农田秧苗。

　　战场强攻之外，共军开始强大的政治攻势。每天派人喊话、写信、电台广播、抛洒宣传单，更加使第12兵团军心动摇。各级主官禁止收听解放军广播，但部属仍纷纷偷听，无法禁止。而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杜聿明集团被围、孙元良兵团突围覆灭等重要消息已无法封锁，遍传全军。第12兵团上下渐渐感到自己的日子也不远了。

　　12月11日，第14军全军覆没，军长熊绶春阵亡、副军长谷炳奎逃脱、参谋长梁岱被俘。12日，共军攻势更加猛烈。12兵团对于解放军挖交通壕靠近的“紧迫战术”毫无办法，对“大杀器”汽油桶抛射炸药包的轰炸更是畏之如虎，毫无对策。士兵久饿，体力羸弱，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这时阵地上引火之物已经烧尽，连煮马肉充饥都办不到了。国军一位营长甚至下令，用阵地上发的金圆券烧开水喝。命都没了，要钱做什么?

　　12月13日，黄维兵团只剩下残部6万余人，困守在双堆集东西不过1.5公里的狭长地域。 刘伯承、陈毅适时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不予理睬，继续抵抗。第18军甚至用死尸堆起了一道半人高、150多米长的防线，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12月15日下午4点，解放军集中所有炮兵，一起开火。半小时的炮击结束之后，黄维的防御体系全部被打烂，解放军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黄昏，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双堆集战役，共军全歼黄维兵团1个兵团部4个军11个师，共10万余人。其中俘虏官兵4.6万余人，毙伤4.6万余人，起义5500余人，投诚3300人。缴获各种火炮870门、坦克15辆、汽车300余辆，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等。

　　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最后乘坦克逃了一夜，实际由于天黑一直在附近兜圈子，最终在双堆集以北10公里的黄沟，因坦克抛锚被俘。后来老百姓说黄维掉进黄沟里，这是天意。老狐狸胡琏，一口气逃到双堆集东南35公里的鲍集，弃车后再也跑不动。被巡逻的民兵发现，因距离较远，投来一枚手榴弹，当即把胡琏后背炸得血肉淋漓，幸亏驾驶员架起他夺路而逃，最终逃脱，辗转回到南京。吴绍周所乘的坦克，逃跑时轧断小桥裁入水中，见逃不掉，干脆坐地待俘。18军军长杨伯涛，深恐被俘受辱，投河自尽，因水浅只得爬上岸奔逃，遂被生俘。押送途中杨伯涛再次投河，被捞上来后架火烘烤，查明身份后，受到共军小灶优待。国军五大王牌精锐之一的第18军，就此葬送。

 　　12月15日双堆集战役后，黄维兵团覆灭，意味着共军已经稳操胜券。为配合平津战役，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歼，部队进行了20天休整。

1948年10月，北平。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和杜聿明(杨振宁的岳父)，北平督战期间的留影。

　　与黄维兵团同遭厄运的，还有杜聿明集团。早在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派刘峙到蚌埠督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增援黄维。命令杜聿明率第2兵团(邱清泉部)、第13兵团(李弥部)、第16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兵团共30万人马，放弃徐州，朝徐州西南90公里的河南永城方向进发，到淮河后北上，包抄中原野战军的后路，与黄维兵团内外夹击中野，解围之后共同南撤。

　　杜聿明集团中——邱清泉率领的第2兵团，辖第5军、12军、70军、72军、74军、独立骑兵旅共12万人。其中第5军为中央军嫡系，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全美械装备，中国第一支机械化军。12军为东北军出身，已经被共军打残废了。70军为湘军出身，资历较老。72军为川军出身，刘湘组建，中央军旁系，1947年被共军打残废后重新组建。74军原为国军精锐，国军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全美械装备，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围歼，张灵甫被击毙。其后以74师残部，重新组建74军，辖2个师，战斗力较弱。邱清泉1902年生，浙江永嘉人，黄埔二期，曾赴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性格特立独行，暴躁狂妄，人称“邱疯子”。

 　　李弥率领的第13兵团，辖第8军、9军、64军、115军约6万人。其中第8军为湘军唐生智部出身，资历较老。第9军为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1928年成立，资历最老。第64军为粤军李济深部出身，资历较老，由刘镇湘指挥。李弥1902年生，云南盈江人，黄埔四期，1940年任第8军荣誉1师师长，1944年因松山战役升任第8军军长。1948年任第13兵团司令兼第8军军长。

 　　孙元良领的第16兵团，辖41军、47军约5万人，其中第41军为直鲁联军出身(原孙殿英匪军)，资历较老，战斗力较弱，辖2师6团。第47军为川军出身，资历较老，辖2个师。孙元良1904年生，浙江绍兴人，黄埔一期，曾任88师师长、第22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5绥靖区司令官等职。此人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多次擅离部队独自逃跑，人送绰号“飞将军”。(此人儿子孙祥钟，即为台湾著名影星秦汉。)

 　　1948年11月30日早晨，杜聿明率领30万国军主力开始从徐州撤退，十多万受到国民党蛊惑的群众，跟在国军后面逃命。粟裕赶紧命令华野11个纵队40万人全力围堵。由于国军士气已失，撤退极其混乱，连杜聿明都与各部失去了联系。但是到12月2日下午，杜聿明还是带领部队到达了徐州以西65公里的李石林、陈官庄附近。由于人多车多，路途拥塞，部队建制混乱，前进缓慢，杜聿明决定就地整顿。

 　　12月3日上午，杜聿明收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倍，令其改向濉溪口方向(距陈官庄东南20公里)攻击前进，协同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明知蒋介石这是将三个兵团往共军嘴里送，可还是没有办法。他这个徐州剿总副司令，实际上没有兵权，一切要看三个兵团司令的意见才行，尤其以邱清泉的意见最为重要。在军事会议上，邱李孙三个兵团司令，都同意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12月4日，杜聿明即重新调整部署，调头向南攻击前进，解救准备与黄维兵团。然而此时，华东野战军已经追上了杜聿明集团，将其合围在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的狭小区域。此刻，淮海战场上形成了两个巨大的包围圈，彼此相距只有60公里，可是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

 

　　1948年12月，安徽蚌埠。国军士兵紧急开赴前线。

 　　12月4日晚间，杜聿明召集众人商量对策，孙元良力主突围，邱、李二人也没有反对。可杜聿明不想突围，他觉得突围是下策，应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但是手下三个兵团司令都想突围，杜也不好过分执拗。最终会议决定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不久邱清泉、李弥二人都变卦了，不想突围。只有“飞将军”孙元良早就想跑路了。12月6日晚，孙元良带着兵团匆匆由西北方面自行突围。跑的时候连电话线都剪了，就怕杜聿明变卦不让他跑。然而由于他的兵团无人指挥，迅速被共军歼灭，残部又逃回包围圈。

　　孙元良也不是盖的，一路又是装作中尉副官，又是化装成农民，躲过重重盘查，竟然给他溜到信阳火车站，最后跑回了南京。直到解放军总攻时，杜聿明邱清泉等人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毙，他已经在南京被获准重组16兵团了。孙元良最后逃到台湾，一直活到103岁，2007年才去世。

 　　第16兵团(孙元良部)突围被歼后，邱李兵团就地转入防御固守，屡次出击均遭共军顽强阻击。华东野战军适时调整部署，集中10个纵队30多万人，紧缩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在此期间，杜聿明建议蒋介石增兵，在中原做最后决战，可是蒋早已无兵可派了。对蒋介石来说，徐蚌会战这盘棋，已经渐渐的走成了死棋。

 　　被围困的26万国民党军，只能靠每天120架次飞机空投物资苟延残喘，数量也只够10万人所需，平均每天只够吃一顿稀饭。最可怜的是从徐州跟随国军逃出来的10万民众，他们一点口粮也没有。陈官庄设有两个空投场。刚开始，飞机投送的是大米和面粉，由于可燃之物全被烧光了，后来飞机只得改投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军官为逃跑，带着金条银元争抢爬上运输物资的运输机。12月19日后淮北大地连降10天大雪，国军为争抢物资，发生相互残杀。军官把物资高价卖给士兵牟利，连老百姓祖坟里的棺材板都刨出来用于生火做饭，可是棺材板根本烧不着。由于物资极度匮乏，不少部队甚至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持枪抢粮，基本上一袋粮食一条命。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形同水火。

　　在这种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一种诡异的狂欢气氛却在这支部队里漫延。反正要死，不如在死前尽情享乐。高级将领们每日饮酒跳舞作乐，邱清泉每天喝的酩酊大醉。难民中的女学生和妇女，为了一点点粮食，卖淫求生。最惨的是那些老弱难民，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冻饿而死。邱清泉兵团第5军一部，还违反军纪，将从萧县抓获的300多名妇女充做军妓，抢劫杀人强奸无恶不作，演出一幕幕丑剧。

 　　为配合平津战役，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12月16日至1949年1月5日，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打，转入战场休整，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华野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20天中，陆续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兵达1.4万余人。为了最后围歼拒不投降的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又一次调整部署，采用各个歼灭与割裂突击相结合的战法，割裂邱、李两兵团联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尔后再歼邱清泉兵团。

　　1948年11月，徐州。李弥在前线用望远镜观察，并和副官们交谈。

　　1948年11月，徐州。国军第13兵团司令李弥和副官们在研究作战策略。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华野坦克大队协同步兵在陈官庄围歼杜聿明集团。

 　　1949年1月6日16时，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进攻，经两小时战斗，攻占13个外围据点，李弥兵团一打就垮。1月7日，李弥兵团向西撤入邱清泉兵团防区。华东野战军各纵队乘机发动进攻，又攻占青龙集等据点23处。杜聿明集团的防御体系至此全部瓦解。1月9日晚上，在杜聿明急电下，南京国民党军统帅部，出动20余架飞机对共军施放毒气，掩护杜聿明残部向西突围。华东野战军乘其混乱，于当日黄昏全线猛攻，多路突入，分割围歼，激战至1月10日16时，全歼杜聿明集团。

 　　陈官庄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3个兵团部;10个军;25个师、1个骑兵旅，共26万余人，其中毙伤6万余人，俘虏17.7万人，投诚2.4万人;缴获各种火炮1699门、坦克107辆、装甲车26辆，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获得了淮海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大名鼎鼎的国军五大王牌主力——第5军，就这样被活活困死在了陈官庄。窝囊～

 　　战役末期，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于1月10日凌晨，率十名随从化妆逃跑，走了20多里后，向老百姓打探消息，并掏出金戒指，让老百姓保密。这个老百姓随即找到解放军上缴金戒指。两名解放军小战士，端着卡宾枪，就把杜聿明等11人给俘虏了。杜聿明在押送途中羞愤难当，拿石块砸头自杀，被粟裕严令救活。(1959年特赦释放，1981年病逝北京，终年77岁。)

 　　杜聿明被俘虏了，还有第2兵团中将司令邱清泉、第13兵团司令李弥不见下落。其中李弥化装逃到了青岛，坐船逃回南京。邱清泉就没这么好命了。华野经过大规模查找，在战俘营找到邱清泉的上校副官处长李某，据其供称：1月9日，共军突入陈官庄时，邱清泉和随从逃到第五军驻地陈庄。当晚陈庄遭到猛烈攻击，邱知道大势已去，便换上灰布士兵服，挎上手榴弹，手提冲锋枪，快步出门。在陈庄北面遇共军火力封锁，邱与部下随即失散。根据李某供述，华野一纵二师派出人员查探。但当时战场已经打扫完毕，所有尸体被淹没，只好请群众逐个挖出尸体查验。终于在萧县大屯区单庄西北的张庙堂附近，挖到了邱清泉的尸体。

 　　解开军服，邱清泉的胸腹部连中七弹。华野一纵随军记者徐光，当即拍下了邱清泉毙命的照片。邱的尸体后由民工抬至一纵二师，让邱的部下辨认，确是邱清泉无误。华野随后给邱清泉换上将军服，入棺厚葬，埋在单庄北面的荒林里，墓前竖一木牌，上写“乐清邱清泉”之墓。并通知邱的家属前来领尸。1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邱清泉为陆军上将，发褒扬令明令褒扬。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将台中机场命名为清泉岗机场。

 

　　前排右起：杜聿明(黄埔一期，中将，淮海被俘)， 徐庭瑤(保定军校三期，中将，去台湾)， 黃杰(黄埔一期，上将，逃至台湾)。后排右起：邱清泉(黄埔二期，中将，淮海阵亡)， 郑洞国(黄埔一期，上将，长春投诚)， 刘嘉树(黄埔一期，中将，广西被俘)

 　　杜聿明，黄维，黄百韬，邱清泉，胡琏等等这些国军将领，无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中龙凤，无不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也都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功勋卓著，不少人还在抗日战场上取得过战绩。可是，他们还是惨败给对手，败得一塌糊涂，毫无余地。这就不是个人的原因，这是他们所属的那个政权，那个集团，那个党派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军事上的失败只不过是重病沉疴之后的一种必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国民党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人心，表面军事力量的强大掩盖了方方面面的虚弱，而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事力量的较量。

　　中国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历尽百年屈辱，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如同一座爆发的火山，席卷而来，摧枯拉朽一般，彻底打破摧毁了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不仅是旧的政权，外国势力，还有豪强劣绅，买办地主，鸦片，妓女，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甚至连文绉绉的说话写作方式都一律打破、改变。无论这种改变，让多少人咬牙切齿，谁也不能否认，这个新秩序让中华民族从此站了起来。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千千万万条秩序更迭中失去的生命。不论是共军还是国军，他们中多数是中国贫苦农民的儿子。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结束，共军用60万兵力，逐个围歼国民党军80万主力部队。共歼灭国军55万人，其中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国民党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124人，投诚22人，起义8人。主要缴获有火炮4215门，轻重机枪14503挺，长短枪151045支，飞机6架，坦克装甲车215辆，汽车1747辆，马车6680辆，炮弹120128发，枪弹2015.1万发。

 　　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武器装备损失计有坦克1辆，山炮、野炮、榴弹炮共34门，迫击炮、步兵炮共219门，掷弹筒26具，轻重机枪1884挺，长短枪14588支，各种炮弹679943发，各种枪弹2014.9万发，炸药(缺双堆集战场统计数字)97025斤。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的伤亡损失最大，超过其他两次战役伤亡的总和，歼敌总数则最多，缴获则最少，淮海战役的惨烈可见非同一般。

 　　为了支援淮海战役，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解放区人民，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48万吨)，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21.7万吨)。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物力动员，已经达到解放区的极限，可以说，是百万民工用小推车，推出了共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胜利。

　　淮海战役后，中共全盘击败国民党军已成定局，南京上海人心惶惶，大批人员外逃，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1949年1月21日，也就是淮海战役结束10天之后，蒋介石宣告“引退”，黯然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将李宗仁推上“代总统”的位置与中共做停战谈判，蒋介石自己在溪口架设电台，遥控国民党军兵力部署，加强长江防线，以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共“划江而治”。此时，北平传来傅作义投诚的消息。——中华民国，已经塌了。

　　对于战场上的全面失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实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盖以马歇尔误听俄共之宣传与英国之中伤，对于其本国之利害与中国之存亡，以及太平洋之安危与全世界人类之祸福，皆置而不问，而唯以个人一时之爱恶，专泄其私愤，今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悲剧，已不能免，马歇尔实应负其全责也。”

 　　——美国人，冤呐!失败者总是能给自己找到无数理由。

　　1949年1月28日，蒋介石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除夕。吃过年夜饭后，蒋介石还从溪口请了几个京剧名流来唱堂会。1月29日大年初一一早，蒋氏父子便去宁波城内蒋家宋朝祖基金紫庙祭祖，接着又回溪口宗祠及大、二、三、四房祖堂祭祖。大年初一下午，蒋介石独自“在慈庵读书散步”，晚上 “溪口五十里内乡人，纷纷组织灯会，锣鼓彻天，龙灯漫舞”。据蒋经国日记说，“自民国二年以来，三十六年间，父亲在家度岁，此为第一次”。《大公报》说得更加明白：“他似乎预感到，这一去，怕就是与祖宗的永别”。

　　1949年1月，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军日制97、95式坦克，这时1945年在华日军投降时，国军缴获的战利品。现在，老蒋又做了一回“运输大队长”。

　　1949年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总攻。10日，全歼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生俘杜聿明。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国民党军队55.5万人。至此，长江中下游的华东、中原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同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解放军面前，这为渡江作战准备了有利条件。照片为人民解放军战士将数以万计的国军俘虏押下战场。他们中有部分加入了共军，一年后开赴朝鲜战场，直面数十万美军。

 

　　淮海战役第一大功臣，当属数以百万计的苏鲁豫皖支前民工，是他们用车推肩扛的方式，将几十万吨物资运到了战场前沿，保证了共军的物资供应和伤兵救援。

　　战役期间，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筹集粮食9.6亿斤(48万吨)，运送到前线的粮食4.34亿斤(21.7万吨)。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物力动员，已经达到解放区的极限，可以说，是百万民工用小推车，推出了共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胜利。而62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农业为主。

　　1948年1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的青岛港口码头，囤积着大量物资。

 　　1945年9月11日，美国为帮助蒋介石抢夺华北，从日本派第七舰队在青岛登陆。青岛市各交通要道均由美国宪兵把守。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司令谢勃尔少将，在青岛前海栈桥登陆。10月11-12日，该师2个团和7个直属营共2.7万人相继在青岛登陆。美海军航空队3个大队110架飞机在青岛着陆，停沧口机场。经常起飞侦察山东、华北解放区。嗣后，美军蜂拥而来，并出动大批军舰运送二十多万国军主力至东北战场。

 　　1946年5月13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8艘驶泊青岛，计1000余人登陆。8月4日，美国海军第71混合舰队由日本抵达青岛。1946年11月，美国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把青岛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海军基地之一。

 　　美军盘踞青岛期间，不断进行军事演习，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并横行市区，肆意残害中国人民。青岛中山路上的“日本海军司令部”变成了“美国海军司令部”。中山路上的酒吧、舞厅、妓院、鳞次栉比，美国水兵在青岛寻欢作乐，横行霸道。一次，美军通过平康里(妓院)的一个老鸨于小脚，从农村买来一个十六七岁的黄花闺女，拉到美军军营里轮奸致死，引起青岛第一次反美游行。

 　　1947年3月30日晚，3名美兵在美军俱乐部酗酒作乐后，雇乘人力车到广西路第一旅社门前，下车后，因不付车资，引起公愤，就在双方争执间，美国水兵阿比让•白罗德突然从腰间拔出尖刀，刺向车夫苏明诚，致其流血过多而死，酿成“苏明诚惨案”。4月5日，青岛市民刘修文被美国士兵杀害，引发了青岛第二次声势浩大的反美活动，要求对肇事者严惩，并让外国军队撤出青岛。但青岛国民党政府，以“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条例”为借口，一推了之。

 　　1946年在青岛汉口飞机场里，先后发现了7具被奸污致死的女尸。1947年7月，美军在盐滩村轮奸了一名14岁女孩。8月2日，3名美兵在万国公墓(中山公园西侧，现百花苑)附近强奸妇女后，又残暴地用树枝将其头部戳伤。1948年4月29日，两个美国兵在汽车内轮奸了金龙酒吧间侍女李慧君。6月13日，一个年青妇女李素美和她母亲白天在福山路拾草，被美军拉进沟内欲行强奸，幸被路人救出。

 　　1947年5月27日，10岁的小学生梁桂生在回家路上，被吉普车上两名美兵开枪击毙。1948年2月21日，青岛四方电厂工人宋振忠在沧口被美兵用枪打死。3月8日，美军用卡车驶向人行路，一次即轧死居民张培声、华盛炉技师于寿堂二人。4月25日，渔民徐谦业的渔船在团岛海面被美军登陆艇撞沉。1949年1月23日，美军四人在湖北路殴伤洋车夫王立友，并鸣枪击伤行人陆克金、刘桂兰。3月7日，青海路12号居民孙国章在三号码头拾煤渣，被美军用猎枪打死。

 　　据《青岛市志》统计，从1946年8月至1949年5月，在短短的2年9个月中，美军在青岛犯罪案件达373件。其中美军士兵无故开枪打死打伤市民117人，车祸肇事死伤193人，强奸污辱妇女的暴行不胜其数。对此，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态度是“大事化小，息事宁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47年6月29日，美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的一只狗失踪，为寻找这条狗，青岛市长李先良竟通令全市各机关、派出所、保甲长四处查访，《民言报》还刊登了“寻狗启示”。美军的暴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媚外，激起青岛人民的强烈愤怒。青岛的山东大学爆发了罢课反美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50余名学生遭毒打，其中20余人重伤。

 　　至1948年11月，盘踞青岛的美军有：(1)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格尔中将。辖分舰队3个，特种混合舰队1个;航空中队3个，空军人员1000人;舰艇70艘，经常保持驱逐舰及巡洋舰10-15艘，最多25艘，飞机500架。(2)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汤姆斯准将，参谋长赛尔少校。辖4个营，4720人。总司令部设在珍珠港。(3)青岛沧口飞机场。有宪兵队、电台、加油部、汽车修理所。团岛水上飞机场，有水上飞机3架。(4)其他军事机构：美国驻青领事馆，副领事由陆军少校和海军中校担任;陆战队基地司令部，海军陆战旅司令部，美作战情报部直属情报科，西太平洋舰队情报科，陆军第44国外视察队(即作战情报处)，宪兵司令部，港口司令部，港口勤务部，美军事务所，海军军需处等。

 　　直至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青岛的青(岛)即(墨)战役，美军迫于形势，撤离青岛。5月25日，在上海解放(1949年5月27日)之前，美军从青岛撤离，美国军事力量从此撤出中国大陆。

 　　1948年10月29日，美国埃塞克斯级航母“塔拉瓦”号，抵达青岛，其时国共内战全面展开，美国航母舰队在中国东海巡逻警备。12月6日前往香港休整，后启程前往土耳其。返回美国后于1949年6月退役。朝鲜战争爆发后，于1951年2月3日再次服役，但并未直接参战。

 　　1948年10月30日，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第38特种混合舰队司令金德尔少将率舰抵达青岛，辖航空母舰2艘(莫林斯号、塔拉瓦号)，舰载飞机200架;巡洋舰2艘(普色特勒号、亚斯多里亚号);驱逐舰8艘。官兵1万人。12月13日从青岛转往上海。

 　　1948年11月，美国海军阿斯托利亚(Astoria)号轻巡洋舰，行驶在上海外滩黄浦江上。该舰为克利夫兰级第19艘，编号CL90，1941年9月6日在位于在位于费城的威廉坎普船厂开工，1944年5月17日服役，1949年7月1日退役。标准排水量11800吨，有四座三联装152毫米主炮，6座双联装127毫米副炮，载机4架，航速32节，舰员1258人。

　　1948年12月，俯瞰上海市。随着徐蚌战场不断战败的消息传来，上海早已是人心惶惶。

 

　　1948年12月，上海外滩，英国犹太富豪沙逊经营的华懋饭店(现在的和平饭店)，右边为中国银行大楼。随着徐蚌战场节节失利，蒋介石开始打起了上海银行里，巨额黄金储备的主意，准备全部运到台湾去，以图退守。

 　　1948年12月1日的深夜，停在上海外滩的海关缉私船“海星号”起锚了。它并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从吴淞口到外海去缉私，而是来了一个左转，转到了外滩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夜色昏暗，就看见两个挑夫挑着一两尺宽高的箱子出来。周围都完全戒严了。一位名叫瓦因的外国记者从和平饭店的北楼看到了这一幕，他发出了一份电讯称，中国的黄金储备，被用传统的方式，用苦力运出。当然，这只是他的猜测。箱子运到厦门港，把箱子从船上卸下来的时候，工人不小心把箱子从船上跌了下来，结果大家一看，都是银元。当时，这个报告很多人都提到，有的人说金银滚了一地。第二天，路透社也发表新闻，中国的报纸，尤其左派的报纸，都登出来了。根据台湾中央银行保存的历史记录，1948年12月这一个月内，第一批共计260万两黄金，分两批从上海分别运往台湾和厦门。

　　黄金被从上海运出以后，金圆券迅速贬值。从1948年8月金圆券最初发行开始，一百金圆券可以兑一两黄金，然而，到1949年1月初，一万块金圆券兑不了一两黄金。面对金圆券的迅速贬值，国民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即让外滩的四个国家银行，以一千金圆券可以兑一两来稳定币值。但是，其中条件非常苛刻，每人限兑一两，而且每天牌价都在上升，每天只有一千个人能够兑换。每天排队人山人海，发生了挤兑死人的事情。根据当时报纸的记录，挤兑的第一天就有七个人挤死，挤死后，尸首都没办法躺下来。过了几天，又有两个人死掉，全部挤死的人，至少有九位，伤者更多。上海挤兑黄金事件贻笑中外。

　　1948年12月-1949年1月，上海抢购黄金风潮，由于金圆券贬值，国民党决定每人可以兑换一两黄金，12月消息传出，数以千计的人们排队等待，有多人拥挤致死。

 　　国民党用金圆券收兑老百姓手里的黄金，结果金圆券沦为废纸，无数人因此倾家荡产，自杀者不在少数。

　　当现在的台湾人，对1949年国民党偷运到台湾的巨额黄金不屑一顾时，

 　　你们这群吃干抹净的台湾人可知道，那每一根金条背后，都淌着中国人的血。

 　　1948年12月，上海外滩东侧的英国领事馆，最早建于1849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产物。

 　　1843年，英国人的战船攻破了上海城的大门，原英国野战队上尉巴富尔，摇身一变成了英国驻上海的首任领事。他租借了上海县城内一姚姓粤商的宅第，暂作领事馆。1849年在现址建成领事馆。1870年12月24日被一场大火烧毁。1872年6月1日开始重建，1873年完工，现存至今。这个一英亩大小的绿地由苏格兰园艺师设计，是外滩唯一拥有大片花园绿地的建筑。1966年，英国驻沪总领事馆关闭，该大院成为上海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用房。

　　1948年12月，上海，黄浦江上破烂的帆船。

 　　曾经在600年前建造郑和舰队的中国，在欧洲工业革命200年后，其工业水平与清朝末期相比，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区别。而二战期间，欧美各工业强国突飞猛进的钢铁、造船、航空、电子、石油、化工、机械、军工水平，使得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欧美国军以及日本，在二战后已经休养生息了三年，中国却打了三年内战，而且还要继续打下去。因为有人希望中国——划江而治。就如同朝鲜半岛和德国那样，分裂成两个政权。

　

 　　1948年12月，中华民国时期，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ack Birns拍摄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生于中国浙江杭州，父母均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华传教士，童年在杭州度过，后返美读书，继承父亲衣钵，1904年来华传教。辛亥革命时，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该校为教会大学，1952年分拆并入清华、北大和中国政法大学，北大燕园即为燕大原址)，为了燕大的发展四处募款，并招揽中外著名学者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在天津被捕，被日军关在北京的集中营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在1945年前，司徒雷登当了整整25年的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7月11日，其接替赫尔利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在内战中全力支持蒋介石。但也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有过直率的批评。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5月，解放军渡江攻入南京后，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都随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去了，司徒雷登并末随国民党去广州，而是继续留在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但因国共内战中，美国支持国民党并且拒绝放弃在华不当利益，双方接触不仅末获任何结果，反而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对抗之中。

 　　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

　　由于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写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使其在中国非常有名。但是在他的祖国美国，却是默默无闻。当年8月，司徒雷登离华，乘飞机从南京直飞日本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

　　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因心脏病突发病故，终年86岁。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直到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贤园。墓碑上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生于斯，葬于斯。他比一些中国人，还要爱中国。

　　1948年12月14日晚，南京总统府，美国特使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坐在沙发上。欢迎特使晚餐聚会。会后闹出一场外交风波。Jack Birns拍摄

 　　1948年底，蒋介石政府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中接连失败，国内经济陷于崩溃，为尽快获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蒋介石派宋美龄到美国开展公关活动，并亲自写信给杜鲁门总统，要求美方除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外，还要求杜鲁门派高级将领来华帮助指挥作战。杜鲁门为应付来自国会的压力，决定派其经济合作总署署长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走一趟，实地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然后再作决定。

 　　1948年12月11日晚，霍夫曼一行到达上海。外长王世杰等人赴机场迎接。第二天上午，霍夫曼与蒋介石政府"美援委员会"的高官王世杰、叶公超等人举行会谈。国民党官员认为机会难得，张口提出美国对华援助问题。霍夫曼见国民党高官们如此急切地要钱，使他非常反感，一番话刺得国民党高官们面红耳赤。

 　　12月12日中午，行政院院长孙科设宴招待霍夫曼。霍夫曼推托不掉，勉强赴宴。孙科在席上又向其提出中国经济困境，自己处境非常困难，已经准备辞职由翁文灏接任。霍夫曼提出胡适在美国评价很高，蒋总统如让胡适当行政院长，美国援助自会源源而来。蒋总统在美国政界的名声不怎么好，你们现在向美国要援助，就很困难。霍夫曼的这番言论，使孙科相当难堪。

 　　当天下午，孙科向蒋介石简要汇报了他与霍夫曼见面的情况，并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他还告诉蒋介石，国内经济已临近崩溃，无法可想，求外援美国政府又不信任他，难以争取到美援，他在这个位子上就无法往下干了。不如找个美国政府信任的人来干，可以争取到美援。蒋介石听了，没有同意，挽留孙科让其稳定时局。

　　1948年12月，南京，行政院长孙科。

 　　12月12日下午，霍夫曼先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志愿救济团体代表亨利等座谈。在座谈中，司徒雷登、亨利等人对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官的腐败无能抨击甚多。13日下午，霍夫曼在上海举行记者会，他对在场的中外记者们说，中国国内的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特别是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政府也拿不出好的办法应对，这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结果。中国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国力甚弱，根本不应有内战，应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如果中国的主要领导人当初听了美国政府的忠告，局面绝对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一记者又问他美国是否有新的援助中国的计划时，霍夫曼没有直接回答，只说："美国政府今后对华即使有援助，也不会给予现政府，将以人民为对象，而不以政府为对象。"

　　尽管霍夫曼的言论使蒋介石很难受，但考虑到霍夫曼是美国总统特使，又系美国政府负责对外经济合作和援助的官员，手中握有财、物大权，蒋介石心里还是很想会见霍夫曼。为了与霍见上一面，他指示在上海的孙科，希望孙将霍夫曼劝到南京来。

 　　12月14日晚8时，蒋介石用一架专机将霍夫曼接到了南京，在“总统府”用最高档次的宴席招待霍夫曼。介石已知道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对他颇有意见，也知道霍夫曼对他不感冒，故在席上尽量不谈政治，也不提对华援助，只谈罗斯福总统与他的友谊，谈过去的美援对中国各项事业帮助甚大，还说他一直没有忘记对华友好的罗斯福总统，中国人民也会永远铭记罗斯福总统的恩德。

 　　由于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这次宴会只进行40多分钟就草草结束了。霍夫曼从总统府出来后，记者们紧紧尾随他，要求采访他与蒋介石谈了什么。他对记者们说：他多次说过，他不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晤，故与蒋介石什么也没有谈。他还说，他原来未打算到南京，今晚之所以到南京与蒋介石餐叙，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在上海周旋的结果，他是被迫的，没有办法才来的。

 　　霍夫曼对记者们的谈话，深深刺痛了蒋介石。蒋感到受了很大的羞辱，气得大叫道：“霍夫曼太不懂礼貌，太不像话!要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东西，我一定不与他见面!”。骂过之后，蒋介石又下令外交部长王世杰紧急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以表达对霍夫曼侮辱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言论的抗议，并强烈要求霍夫曼向蒋介石和中国政府道歉。

 　　司徒雷登没有料到，蒋介石宴请霍夫曼的结果会演变成一场外交风波。没有办法，他只好一面找霍夫曼谈话，一面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报告美国国务院。霍夫曼听了蒋介石的抗议，若无其事，他说：“我没有错，只不过说了几句真话，蒋介石不服、有气，那我就要问问他，过去美国给中国的那么多的援助到哪里去了?中国国内的局势为何还在一天天地恶化?共产党及其军队为何被他越打越多?越打越强大?”

 　　霍夫曼回到美国后，杜鲁门及其政府既未对他进行批评，也未给他任何处分。从杜鲁门对他的态度可看出，霍夫曼在中国发表的对蒋介石的轻蔑、羞辱言论，是杜鲁门、马歇尔等美国高官们，想说而不便说的话罢了。

　　1948年12月，山东青岛。华北地区逃离战火的难民，住在芦席搭建的窝棚里。

 　　他们能熬过这个冬天吗?

 

　　1948年12月，山东青岛。从各个战争地区逃出的难民，搭建的临时住房。

　　背后是一片工业区。

 　　在德国和日本占领青岛期间，青岛的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纺织业，素有“上青天”之说。即当时中国以上海、青岛、天津为主，形成的三个纺织业基地。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在接收日本纱厂时发现，上海有30多家、青岛有9家、天津有7家。其中青岛的纱厂普遍规模较大，人员多，因此生产能力仅次于上海。

 　　战后国民党接收日本资产，再一次闹得沸沸扬扬。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占据青岛，于10月29日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着手处理日伪产业。然而，青岛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利用接收青岛与处理日伪产业之机，营私舞弊，上演了一幕幕贪污的丑剧，致使日伪产业处理工作步履艰难。1946年9月，鲁豫接收清查团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来青岛调查日伪产业处理情况，仅仅20多天，就接到检举党政军官贪污、舞弊案件458起，最后不得不延长清查日期，处理几件无关紧要的案子，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