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十二）

　　1947年，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伯恩斯被派到上海工作。伯恩斯拍下了难民、儿童、妓女、士兵、街头的行刑及市民的反抗等许多照片。图为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将农民拦在城外。

　　1947年，美国华盛顿。中华民国外交官顾维钧和王世杰(左)在驻美大使馆内交谈。这些衣冠楚楚的民国精英，站在外国人面前，立马矮了一截。

 

　　顾维钧，1888年生，上海嘉定人，1910年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1912年任袁世凯英文秘书，后任北洋政府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47年5月，曾代表们、国民党政府向美国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遭到拒绝。1948年11月，再次向杜鲁门政府提出援华要求。12月被中共宣布为战犯。1953年　3月，其代表台湾伪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1956年辞职，后任联合国法院法官。1985年11月逝于美国纽约寓所，终年98岁。

 

　　其第二任妻子是唐绍仪(民国第一任总理)之女，第三任妻子是“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

 

　　王世杰，1891年生，湖北崇阳人，191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1920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与胡适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后转投国民党，进入政界。历任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海牙公断院公断员，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导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设计局秘书长。曾一度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1945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出任外交部长。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后逃往台湾，于1950年出任台湾“伪总统府秘书长”，后因案辞职。1970年受聘任台湾“伪总统府资政”。1981年4月21日病逝台北荣民医院。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其一生收藏的所有字画书籍赠与武汉大学，终年91岁。

　　1947年下半年，在陕北山沟沟里与胡宗南20万追兵“捉迷藏”的毛泽东。

 

　　谁能想到这个3月19日刚刚被胡宗南赶出延安的中共领导人，两年后能够击败蒋介石数百万大军，而后君临天下，一改中国近代百年以来丧权辱国的颓势。

 

　　三年后，他的长子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1947年，山西太原。“山西王”阎锡山一家人。

 

 

　　1947年秋至1948年春，阎锡山在晋中各县和太原市推行血腥的“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目标为“十除一，一变九”，即在十人中除掉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把原有的一个拥阎的人变为九个。推行结果，仅据山西省政府1947年11、12两月的统计，即用乱棍打死3000余人。

 

　　随着人心的向背，人民解放军在山西进展神速。到1948年 7月，太原已成为红海孤岛。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500余人在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却以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运往上海营造新窟。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阎锡山名列第32。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示意在南京的亲信徐永昌、贾景德等人，向代总统李宗仁建议邀他赴南京商讨国事。3月29日接到邀请电后，立即起飞。4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自杀。阎锡山在山西执掌38年之久的政权就这样被解放军消灭。阎锡山于1949年12月8日带领他的政府从成都逃往台湾。

　　1947年，陕西临潼街景，背后这座山，是埋葬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陵墓骊山陵。建造工程历时38年，最多时动用了72万名囚徒，直至秦朝灭亡时仍未完工。

 

　　临潼是古都西安的东大门，历经周、秦、汉、唐，一直为京畿之地。境内有秦兵马俑、华清池。两千年来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

 

　　茂陵，为汉武帝刘彻陵墓，位于西安市西北40公里的兴平县，公元前139年—前87年间建成，历时53年。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陵墓。

 

　　汉武帝时期，中国一扫汉朝初期国力颓废，屡遭匈奴入侵凌辱的惨状;削弱诸侯、击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开疆拓图，独尊儒术，建立不世辉煌。一个民族以“汉”命名。

 

　　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居然被外族冠以“东亚病夫”，首都30万人惨遭屠城，政府军靠掘开黄河大堤来阻挡敌人。直至今日，这个伪政府逃到台湾后，仍靠给美国人做看门狗以苟延残喘。

1947年，陕西西安，大雁塔。

 

 

　　大雁塔又名大慈恩寺塔，位于陕西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该塔始建于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玄奘法师为供奉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经典，在慈恩寺的西塔院建起一座五层砖塔。在武则天长安年间重建，改建为七层;后来又经过多次修整。现塔身七层，通高64.5米，被视为古都西安的象征。

　　1947年，上海外滩，欧美殖民租借区旁，美国援助的卡车，拉着国民党军校里的学生进行反共游行，市民在围观。

1947年，上海。市政府圆桌会议，左三是市长吴国桢。

 

　　吴国桢，1903年生，湖北建始人，1914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为校友，1921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192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省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1932年出任汉口市市长，时年29岁;1939年出任重庆市市长，1942年因重庆防空洞惨案而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46年出任上海市市长，试图稳定经济。1949年逃往台湾后，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

 

　　在台湾期间，由于吴深受美国民主自由意识影响，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推动地方普选，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不断发生冲突。于1953年4月辞职，后与妻子前往美国。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并要追查吴违法渎职罪行，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回台，遭到拒绝。1966年，吴国桢于美国佐治亚州萨凡那阿姆斯特朗大学，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到退休。1984年曾决定应邓颖超、杨静仁的邀请，于9月回中国参加国庆大典，未及成行，同年6月卒于美国萨凡纳市。

 

　　回顾上篇，我们会发现国民党政治精英中，动辄就是“博士”级人才，然而这批衣冠楚楚的博士，在国民党手里，并未能改变中国命运。

1947年，国民党军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一团，装备的美式M3轻型坦克。

 

 

 

　　下面来说说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问题。在抗战时期，美国计算对国民党的援助(资金、军事物资、运输培训等)总额高达45亿美元。在1946年的6月，美国又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将存放在太平洋各岛的约价值8.25亿美元的“剩余物资”售给国民党。此时的国民党可谓兵精粮足。

 

　　然而由于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发动大规模内战，使国民党的财政状况在半年内迅速恶化，从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并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经济崩溃。国民党在抗战结束时拥有的黄金外汇在10亿美元以上，而到1948年的1月1日只剩下了2.61亿美元。为了解决经济危局，1947年5月8日，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求援，提出10亿美元贷款方案。其中5亿美元购买美国物资，5亿美元作币制稳定基金，美国杜鲁门政府就派出魏德迈中将率团前往中国考察。7月22日至8月24日，魏德迈使团在中国各地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使魏等人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腐化堕落，仅凭美国的努力已无法可想;但魏德迈等人仍然支持援助国民党，否则前面援华的几十亿美元就算打水漂了。

 

　　1947年9月19日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交报告，主张援蒋。根据魏等人的建议，美国政府决心援蒋，但究竟援助到何种程度众说不一。大体上所有的人都排除了直接出兵的可能，援助方案集中在大规模物资援助与有限物资援助两种。据测算，要进行大规模物资的援助，在军事上为保住目前的战线，必须至少为国民党军装备与训练30个师，空军飞机达2000架。而要想进行反攻，还要把规模扩大一倍。在经济上先要投入20亿美元以稳定币制，而后每个月至少要再投入0.5-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而这个方案有几个缺点：1、代价太大，2、为了装备与训练国民党军，必须投入美国顾问上万人。难保不会出现伤亡，从而或使美军介入中国内战，或在美国国内引起抗议。3、美国的大量援助会刺激苏联也向中共大量的援助，从而使美苏双方迎头相撞。即便不出现美苏双方迎头相撞的局面，由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由于中共较国民党得人心，清廉而有效率，将使美援无法发挥作用。4、时间上的问题，即使一切顺利，要使美援发挥作用，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而那时，国民党可能己经出现局面无法收拾了的情况了。

 

　　因此、美国排除了大规模物资援助国民党的可能，而是决定采取一方面在经济上有限援助国民党，给其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压国民党进行改革，同时暗中寻找可取代蒋介石的人。美国即在1948年向国民党提供了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25亿美元可用于购买军火)。其中用于购买军火的1.25亿美元，主要购买了5万吨小型武器与弹药，还有200多辆LVT与其他武器装备。当时美国是以“剩余物资” 的名义，以优惠价格(三成)售与国民党的。而在援助这些物资之前，美国又以废铁的价格卖给国民党12个师的装备(有械无弹)，另在美海军陆战队退出中国之时，将65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遗留于国民党军。

 

　　美国援蒋物资的第一部分是1948年的11月16日运到平津的，约1200吨小型武器与弹药，价值200万美元，分配情况大体如下，给平津的傅作义1600万美元的物资。傅用这批物资除补充各军的装备缺额外，还组建了3个全美械师。在1949年的3-4月，运至江南可装备10个全美械师的武器，而后又零星的给了不少装备，这批援助到1950年的2月用完。这批装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如金门之战中的国民党军坦克营，原为在准海一战被歼后重建，就是用这批援助中的物资重新装备的。再如、白崇禧所以在衡阳死撑，不回广西，要去广东，是因为美国答应他的部队如至广东，将把值1700万美元的军火给他。

 

　　美国人肯定不会想到，自己花费几十亿美元扶植起来的国民党，最后会输到底掉。

　　1947年国军装备的美式P-51野马战斗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从美国购买大量P-51战斗机。1948年辽沈战役后，共军在东北缴获一批国军的P-51战斗机。东北航校在吉林公主岭专门成立了P-51飞行训练队。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又接收了一批P-51。1949年8月15日，北平南苑机场成立了解放军第一支飞行中队，抽调10多架P-51。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中共参加受阅的飞机共17架，其中P-51战斗机9架。——老蒋的“运输大队长”称号实至名归。

 

 

 

　　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装备状况

 

　　1946年7月，国民党军的装备大致为1/4美械、1/2日械、1/4国械。美械与半美械装备部队为22个军(整编师)64个师(旅)，交警部队18个总队又4个教导总队;其中45个师(旅)与交警部队为全美械，以装备不是最好的整编第11师为例，装备长短枪11520支，其中冲锋枪等自动武器2370支;火炮440门，其中最大口径的是美制105mm榴弹炮8门;火箭筒120具;汽车360辆。另外还组建了三个快速纵队，每个快速纵队下辖一个步兵旅、一个战车营、两个炮兵营、一个装甲搜索营、两个工兵营、两个汽车营，装备有坦克40辆，重炮24门，汽车200辆。大约只有不到1/10的杂牌军装备较差。

 

　　空军有五个军区司令部，5个战斗机大队，2个中型轰炸机大队，1个B-24大队，加上一个侦察机中队，有飞机约900余架，装备有当时最先进的B-24、B-25轰炸机和P-51战斗机。海军有接受日伪舰艇288艘，美军转让的舰艇271艘。而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抗日战争时缴获的日军武器。没有海空军，全军装备马步枪44.7万支，短枪4.4万支，冲锋枪2678支，轻机枪4.6万挺，重机枪1699挺，枪榴弹1428具，掷弹筒5050具，迫击炮1559门，步兵炮124门，山炮58门，坦克8辆。以装备最好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为例，装备长短枪13991支，其中冲锋枪等自动武器92支，火炮46门，其中最大口径是日制75mm山炮12门。军工生产方面，各解放区共有兵工厂65家，月产步枪1000支，机枪15挺，迫击炮2门，手榴弹27万枚，枪弹30万发，翻造枪弹74万发，迫击炮弹4700发，地雷7650枚。

 

　　而国共内战爆发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国民党军仅在战场上就损失了全部武器装备的1/7以上。但一方面由于有较多的武器储备，另一方面又设法用各种方法购入与生产武器装备。因此从1947年年初到1948年底，国民党军的武器装备与弹药的供应虽然吃紧，但尚可维持，大致上可分为两种：

 

　　1、弹药部分供应充足，虽有短缺之现象，但原因不在生产与购买上，生产与购买的弹药除少数品种，如美式武器中的155重炮弹药外，其余如105榴弹炮，山野炮及轻武器的弹药是充足的。解放军光在沈阳一地就缴获了120万发炮弹。另外国民党在武汉的第九补给区在1949年5月拥有的弹药储备可供60个师使用3年。此外国民党军队还把一部分美械部队的步机枪改为国械。之所以如此，并非是美式武器的弹药供应无法保证，国械的弹药供应有保障，而是出于统一口径，简化后勤供应考虑。为此国民党的各个兵工厂专门把日美式步机枪改为79口径，大约每个月可改造9000-10000支。之所以会出现弹药供应的情况,是另有原因的。

 

　　2、装备部分有一定的短缺现象。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计有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198万人。装备步枪72.0317万支，轻机枪6.1399万挺，重机枪1.1949万支，冲锋枪6.7855万支，手枪4.0077万支，中口径迫击炮7506门，60炮9600门，战防炮1474门，步兵炮260门，山炮1257门，野战炮503门，榴弹炮401门，掷弹筒38364具，火箭筒1191具，战防枪1058支。

1947年，国军阵地上装备的马克沁重机枪，应该是国民党在重庆兵工厂生产的“宁造二十四式”。

 

 

 

　　从统计上看，国民党军队轻装备较为充足，估计达到编制的80%以上。但在重装备方面，如把山野榴及战防炮分给各部队，则每师(旅)仅有战防炮及步兵炮4-6门，山炮3-4门，如不把各独立炮兵部队算入，则各整编师(军)有野炮及榴弹炮8门左右，大大低于编制。而实际情况则大为不同，一部分没有后台的杂牌军装备很差，使用土制枪械。如在襄樊战役中，除了104旅有4门重迫击炮外，川军163、164两旅最重的武器是82迫击炮，有的杂牌部队一个整编师(军)只有1个山炮营。还有一些重建的部队只有轻装备，但多数部队的轻武器供应是较充足的，重装备则有一定的短缺。

 

　　而少数较有背景的部队则装备不缺，甚至超过规定。如整编11师、原虽名义为全美械装备，但如上所述，为美日装备混装，由于陈诚为参谋总长，在他的大力补充下，到双堆集战役时，除步机枪全为国械外，18军己为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已无日械与国械装备了。而且达到团有迫击炮8门与战防炮6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与12挺轻机枪之水平;再如5军，则每师除山炮营外，尚有1个重迫击炮连，团战防炮连有6门战防炮。而当时的其他美械部队的编制只能达到团有迫击炮4门与战防炮4门，营有6挺重机枪与2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水平，而且夹杂有不少日械与国械装备。

 

　　据统计，在1946年7月-1948年7月的两年时间中，解放军总共缴获步枪90万余支，机枪64000余挺，迫击炮8000余门，步兵炮5000余门，山炮、榴弹炮、加农炮1100余门。此时，由于武器装备的大量缴获使解放军的装备得到极大改善，已与国民党军的水平相接近了。如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一个连有9挺轻机枪与9个掷弹筒，华东野战军的三纵八师有9门山炮和6门战防炮。

 

　　大体上如不算被歼后重建，国民党在三大战役前共计有美械及全美械装备部队106个师(旅)，交警部队18个总队又4个教导总队;20个保安团。到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这才出现了装备消耗殆尽，捉襟见肘的困境。此时，除了部分未被歼与有背景的部队装备较为齐全外，有不少部队只有轻装备甚至几个人一支枪。这时的解放军不但在士气与人数上压倒了国民党军，而且在武器装备上也超过了它。(任何一个政权在近半年的时间内损失了200多万军队，都会出现士气丧失的情况。)

　　1889年(光绪十五年)，南京金陵兵工厂仿制出中国第一挺马克沁重机枪。宣统二年(1910年)秋，四川机器局也制造出4挺马克沁重机枪。这些重机枪在当年的北伐战争中，被各地军阀革命军广泛使用。照片为北洋新军装备的马克沁机枪。

 

　　中国的军工生产能力，自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后，清政府即已经重点发展官办军工企业，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重点兴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等一大批近现代军工企业。然而清朝打下的军工基础，到了国民党手里，竟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发展。花费巨额军费去进口武器，成了国民党买办官僚集团，发财的重要渠道。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残匪，仍然是这副鸟样。

 

 

 

　　国民党的军工生产情况

 

　　对于国民党的军工生产情况，我们只能说：国民党没有把其军工生产放在优先地位，之所以这样说，是根据国民党军工方面的档案得到的结论。

 

　　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档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方面的主要弹药装备的最高年产量为：步枪139200支，机枪20400挺，82迫击炮2520门，79步枪子弹25200万发，山野炮弹78万发，82迫击炮弹214万发，手榴弹510万枚，60炮可月产350门，60炮弹月产10万发。

 

　　而到了内战时期的1948年上半年：可月产中正式步枪13000支，轻机枪1000-1200挺，重机枪500挺，82迫击炮250-300门，60炮700门左右，步机枪子弹2500万发，82迫击炮弹10万发左右，60迫击炮弹12万发左右。大致上国民党的军工产能是中共的20倍以上。

 

　　如果考虑到国民党接受了沈阳等在日军统治下的兵工厂之因素，除了60炮等少数装备弹药外，国民党军工生产能力并未有发展，甚至比抗战时期有所退步。事实上，国民党对兵工事业，除了在1946年花几百万美元购入了一些机械设备，并设立了1个子弹厂与1个战车修理厂外，并未有大的扩展。直到1948年因为战争消耗太大，国民党才投资40万亿元，扩充设备，要求下半年生产应达到——装甲车40辆，各种迫击炮3558门，山炮12门，轻重机枪4500挺，火箭炮20门，榴弹炮72门，冲锋枪5915支，步枪6.655万支，榴弹筒1.2万具，火焰喷射器250具，枪弹6046万发，迫击炮弹73.35万发，炮弹15.5223万发，火箭弹4000发，枪榴弹4万颗，手榴弹195.05万颗。但为时已晚。

 

　　作为对比，我们可举出两个例子。1、在抗美援朝的二年零九个月中，中共在接管国民党各类兵工厂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枪械60余万支，子弹15万亿发，各种火炮9万余门(内无后座力炮2.36万门)，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含火箭弹)1400余万发，手榴弹2300万余枚，炸药6000吨以上。比国民党时期成倍提高。

 

　　2、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收回太原兵工厂，分为西北育才机械厂，西北机车厂，西北修造厂，晋兴机械厂等14个工厂。当时由于战争破坏及日寇掠夺，各厂均残破不堪，且太原四周均为解放区，阎除了少量购入特种合金钢及精密设备外，没有任何外援，但阎大力发展军工，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制造了2000多台机械设备。为原有机械设备的数倍，如西北修造厂，日本投降时仅有机械设备78台，到1948年9月增至600多台，西北机车厂由157台增加到500台。

 

　　现将太原解放以前之每月军工生产数量列出如下：

　　西北育才机械厂——75mm山炮由日本投降时的6门增产至15门，手榴弹9万枚，山炮弹16000发，飞雷筒15000个，并可年产机械设备150台。

　　西北机车厂——月产75山炮8门，150榴弹炮2门，榴弹3000发，自1948年2月到12月生产重步兵炮102门。

　　西北修造厂——月产炮弹10800发，重机枪60挺，1948年共产重机枪650挺，轻机枪610挺。

　　西北化学厂——可月产手榴弹3万枚，炮弹40600发，飞雷3万枚，1948年全年年产炮弹82520发，手榴弹1356221枚，地雷榴弹159084枚。

　　晋兴机械公司——月产迫击炮弹10000发，掷弹筒400个。

　　西北制造厂——月产步枪1200支。

 

 

　　由此可见，太原战役时，中共对付阎锡山军之所以会打得那么艰苦，绝非偶然。

　　国民党对军工发展的心思，如果有阎锡山这些地方军阀的一半，中国近代史绝不会如此悲惨。

1947年，国民党军官手持美式汤普森冲锋枪。

 

 

　　或许有人会说：以国民党年产数万吨钢铁的工业基础，供养一支400万人的军队，使之能常年进行一定强度的作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即使与抗战时期相比，国民党的军工事业也乏善可陈。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年产生铁3-4万吨，钢约10000余吨，发电容量不足20万千瓦。而且，所有的陆上通道均被堵死，仅靠“驼峰空运”这么杯水车薪的接济，也生产出了相当数量的军火。而到了抗战胜利后，钢产量、发电容量等最少也增长了3-5倍，其军工生产却没有多大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1、国民党轻视中共的实力，认为三至六个月就能打垮中共。即使在初期受挫后，也盲目乐观，直到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才开始重视中共。2、国民党一向崇洋，如蒋介石在抗战前就认为，自制武器不如向外购买，加上抱有美国一定会大力援助的想法，国民党对于购买外国装备往往一抛千金，而对进口机械设备以自制军火则非常吝啬。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军火工业之所以会有大的发展，是由于被日寇封锁而逼出来。

 

　　因为以上两个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军工生产一直抱着维持的态度。另外，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与内部争夺也大大拖了军工生产的后腿。直到军事局势趋于不利，美国又不愿大规模物资援助国民党，而是采取有限援助国民党的方式，黄金外汇又将耗尽的情况下，才想起要大力发展军工生产。但此时己接近大决战，而且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也己濒于崩溃，己经为时太晚了。

 

　　其实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始，如果国民党重视的话，至少有两年的时间可大力加强军工生产，可以很容易的把军工生产扩大一倍，再辅之以品种上的调整，完全可以使国民党的装备有较大的改善。

 

　　如同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样，由于国民党在战前不重视军工生产，发展重工业以增强国力，以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死伤数千万的沉重代价。1946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由于国民党仍然不注重军工生产，以至于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近400万国民党军队，被小米加步枪的中共军队，打得抱头鼠窜。

 

　　——国民党的悲剧，在逃到台湾6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延续着。

　　国民党的子孙，依旧是美国人豢养的看门狗，还要高价去买美国淘汰武器。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了资源委员会，关于内迁上海工厂的提案。1937-1940年，累计迁入重庆的工厂达350余家，技术人员一万余人。这基本就是民国工业的大部分残余家底。要知道在清朝末期(1894年)，上海光是一家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员工数量就达2913人，占当时上海近代产业工人8%。全上海产业工人约3.6万人。民国工业发展25年，竟然远不如清朝末期。资料来自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以下资料为抗战时期，国民党将东部工厂内迁后，在重庆建设军工企业的一些概况。基本上能展示1937-1949年，国民党发展重工业的概貌。

 

 

　　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兵工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将湖北汉阳铁厂(1894年建成)、大冶铁厂(1913年建成)、上海炼钢厂、汉口六河沟铁厂(1911年建成)，内迁至重庆大渡口，并在四川南川县、贵州桐梓县开采煤矿，綦江开采铁矿。其中炼铁高炉、8000匹马力蒸气轧钢机主要为汉阳铁厂迁建。重庆钢铁厂从1941-1947年，7年累计产生铁5.65万吨，钢锭4.44万吨。

 

　　这是一个极其可笑的数字。要知道在1910年，也就是清朝快灭亡的时候，湖北汉阳铁厂的生铁产量，就已经达到了年产11.9万吨，年产钢5万吨。民国发展了35年的钢铁工业，产量竟然还不到清朝末期汉阳铁厂产量的一半。

 

　　国民党于抗战时期，在重庆建设的这家最大钢铁厂，于1949年3月改称第29兵工厂，解放后中共接管改称为101厂，经过几十年改扩建，现在为重庆钢铁集团，拥有职工2.4万人，年产生铁250万吨、钢280万吨、钢材245万吨和铁合金7万吨。

　　1894年7月3日，湖广总督张之洞，视察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前临汉江，后依龟山，共有大小10个分厂。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钢铁厂，1906年汉阳铁厂与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个钢铁基地。二十年后这个钢铁基地，在中华民国手里废弃了十年。(汉阳兵工厂于1890年建立，与汉阳铁厂相邻。)

 

　　1938年，国民党政府将汉阳铁厂迁建重庆后，原有厂房被国民党炸毁，以免落入日军之手。一代雄厂沦为废墟。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武汉市政府在汉阳铁厂原址建设汉阳国棉一厂，1952年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建成汉阳轧钢厂，1958年建成汉阳钢厂，后来两家合并为汉阳钢厂。目前该厂为世界第四大钢铁集团——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目前年产钢坯20万吨，无缝钢管12万吨，主要用于大庆、胜利油田，并出口欧美。

 

 

 

 

 

　　汉阳钢铁厂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以自制钢轨修筑芦汉铁路为由，从英国购买高炉、平炉和轧机，于1890年开始建设，1894年建成投产。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钢铁厂，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比日本的八幡钢厂早7年建成。

 

　　甲午战争后，因清政府停止对其拨款，于1896年，由盛宣怀积商股银100万两接办，并开采江西萍乡煤矿，与日本订约每年为日本提供铁矿百万吨和大量生铁作为代价，取得日本300万元预支价款。1908年，汉阳铁厂与萍乡煤矿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盛宣怀接办后，对汉阳铁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和扩建，当时共有250-477立方米高炉4座，每天出铁6-8次，日产达400-450吨。装入量35吨碱性平炉6座，附有煤气发生炉18座，每8小时可炼一炉钢。6400-8000匹马力蒸气轧钢机和5台及发电机等各项设备，成为我国第一座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由于受日本操纵，经营不善，于1924年停产。

 

　　昔日“亚洲第一”的钢铁厂，在民国时期任其废弃。大冶铁矿被日本控制，铁矿石出口给日本八幡钢铁厂，炼成钢铁，制成武器，再来攻打中国。日本钢铁业得到了发展，而拥有大冶铁矿这块宝地的汉冶萍公司却最终倒闭。

 

　　大冶铁厂始建于1913年，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设有2座450吨高炉，分别于1922年和1923年投产。1925年10月因焦炭供应断绝，市场铁价猛跌，经济困难而停产，后任其废弃。

 

　　上海炼钢厂抗战初，为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第三兵工厂。该厂有炼钢(2.5吨电炉)、轧钢(320—400毫米蒸气机轧钢机各一套)、翻砂、机件加工等车间，有职工500余人。当时，除生产小型兵工钢材外，以生产500磅炸弹壳为主。上海沦陷前迁至汉阳。迁建委员会成立后，又迁来重庆。

 

　　汉口六河沟铁厂原为汉阳扬子江机器厂，系民族资本企业，为了发展造船和机械，于1911年建设100吨高炉，所需焦炭来自河南六河沟煤矿，因偿还债务被六河沟煤矿接收改称“六河沟铁厂”。有化铁、机械、翻砂、桥梁、造船等部分设备，但规模不大，负债很多，被迫停产，又将该厂抵押给中南银行。“七七”事变后，恢复生产，所生产生铁供上海炼钢厂、汉阳兵工厂生产炮弹壳。迁建委员会成立后，以120万元法币，分三期会款的办法，收购了100吨高炉及其附属设备，全体员工一道搬迁来重庆。

 

　　1938年3月4日，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会同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暂借移地汉阳的上海炼钢厂办公，以杨继曾为主任委员，张连科、杨公兆、恽震、程义法、胡尉等为委员，委员会下设技术、会计室及总务、铁炉、钢炉、轧机、动力、建筑、运输等股，组织在鄂、湘、沪、港各地之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指导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铁厂、上海炼钢厂的设备拆卸工作。

 

　　1938年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后，即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拆卸汉阳钢铁厂之炼铁炉、炼钢炉、轧钢设备、动力机器与六河沟铁厂在谌家机之炼铁炉，以便迁川建厂，并于四川省南川县贵州省桐梓县一带，开采煤矿，于綦江开采铁矿。1938年4月初设立直辖之南桐煤矿、綦江铁矿两筹备处。1941年3月在綦江县蒲河铁建设大建分厂。

 

　　从1938年9月，100吨高炉破土动工，11月20吨高炉开始建设，其他发电、炼钢、轧钢、耐火工程相继开工，建成一个即投产一个。1940年3月第三兵工厂(即上海炼钢厂)归并钢迁委员会，1942年全部建成。南桐煤矿、綦江铁矿、綦江水道运输处等附属单位亦先后投产，成为当时“大后方”最大的一座钢铁联合企业。据统计，从194l—1947年的7年间，共产生铁5.65万吨，平均年产量为8071吨，共产钢锭4.44万吨，平均年产为6346吨，生铁最高达年产1.33多万吨，钢锭最高年产量1万吨。这些数字表明，它的生产时断时续，严重的开工不足，实际生产水平远未达到设备能力。1949年3月1日，改称军政部兵工署第29兵工厂，解放后改为101厂，现为重庆钢铁公司。

 

　　作为参照：

 

　　英国生铁产量1850年达到250万吨生铁，钢6万吨。1870年生铁产量增加到600万吨。

　　法国生铁产量1848年达到40万吨，1869年达到138万吨，钢产量也达10万吨。

　　德国生铁产量1867年超过100万吨，1910年达到1480万吨。

　　美国生铁产量1860年不足100万吨，1915年超过3300万吨。

　　中国生铁产量1900年达到2.3万吨，1949年为25.2万吨。

　　重庆军政部兵工署第21工厂，这也是一家充满传奇的企业。

 

　　该厂前身为南京金陵兵工厂。金陵兵工厂前身为1865年两江总督李鸿章，在南京创办的晚清第二大兵工厂——金陵机器制造局，后发展为专业火炮制造厂。1888年仿制出英国马克沁重机枪。1894年，宁局建立东子弹厂，采用无烟药装弹，这是制造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此时员工发展到1200多人。1912年辛亥革命后，该厂被新政府接管，转向生产枪械弹药。1927年由兵工署直辖，改称金陵兵工厂，厂长为黄公柱少将。1931年由李承干少将任厂长，月产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35挺，修理步枪250枝，日产子弹9万发，全厂职工有1100人。1934年用节余公款200万元翻新厂房，增购机器。1935年安装德国兵工署赠送的MG08图纸制造马克沁重机枪，并命名为宁造二十四年式重机枪。同时开始制造82毫米迫击炮。

 

　　1937年9月，淞沪会战后，该厂奉命将枪弹厂西迁重庆，与兵工署20厂合并。11月15日，也就是南京大屠杀前一个月，南京金陵兵工厂奉命将剩余物资全部西迁重庆。全厂职工半个月内拆迁4300吨机器物资，抢运至汉口，12月1日撤离，12天后日军占领南京。1938年3月1日，该厂在重庆江北陈家馆恢复生产，更名为21兵工厂，时有职工1044人。后逐渐建成轻机枪厂、迫击炮厂、重迫击炮厂，成为抗战时期重庆最大的兵工厂。

 

　　1946年3月，重庆21厂约1300人陆续返回南京，奉命成立兵工署第60厂。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败后，试图将台湾建设成反攻大陆的基地，兵工署第60厂于1949年迁往台湾，迁台人员有1690人，眷属4153人，在高雄前镇区凯得街设厂。这就是目前台湾最大的枪械兵工厂——联勤第205厂。

 

　　重庆的兵工署第21厂，在1949年上半年仍报告生产轻机枪1800挺，重机枪1600挺，改制步枪6000枝。1949年11月29日，2000名国民党军警包围住该厂，运进600箱炸药，将工厂全部炸毁。第二天，共军攻入重庆。

 

　　共军接管重庆后，兵工署第21厂，更名为国营长安机器厂，归属第五机械部(兵器工业部)，代号456厂。1957年该厂第一次进行军转民，试制出“长江牌”吉普车，累计生产1390辆，1963年停产，并将长江吉普车的资料，转让给北京吉普车厂，长安厂又干回了军工老本行。直到1981年该厂进行第二次军转民，开始山寨日本铃木的ST90K微型面包车，1984年投入试生产，到1990年累计生产5万辆，带动30家企业扭亏为盈。1993年中日双方投资1.7亿美元成立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由此发展至今，成为今天的长安汽车集团。2009年汽车产量142.58万辆，销售额1354亿元人民币，员工总数8万人。

 

　　重庆第21兵工厂还有一个分支，是1940年9月18日成立的兵工署第11技工学校，虽然被其公开称谓为技校，但实际并不招收技工，而是为国民政府秘密培养现代兵器工业设计管理人才。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先后为保密需要，变更为代号5077兵工厂，负责研究坦克与装甲车、导弹基础控制技术等。后来更名为重庆工学院，现在为重庆理工大学，有在校生3000余人，该校在汽车设计、热力发动机和汽车悬挂系统研究领域为国内标杆学校之一，拥有轻型武器设计制造研究所、履带装甲车研究所、重庆汽车研究所、CVT钢带无级变速研究所。

 

　　留在南京的老祖宗——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后来成为中国航天部南京晨光机器厂，现在为南京晨光集团，厂区就在南京雨花台边上，1865年前后修建的厂房，已经成为历史遗迹。

　　1870年前后金陵机器制造局摆放的比利时蒙蒂格尼37管排枪。该枪于1863年由比利时军械设计师约瑟夫·蒙蒂格尼(Joseph Montigny)设计，由37根11毫米膛线枪管组成，主要用于要塞防御，是现代重机枪的雏形。1867年装备法军并成为其秘密武器，但后来发现不适合于现代战争。比利时曾经试图向中国出口37管蒙提格尼排枪，清政府经过考察之后，最终没有决定大量引进。1884年发明的马克沁重机枪，成为划时代的大杀器，四年后金陵机器制造局即仿制成功

　　这张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重庆长安机器厂的航拍照片。二十年弹指一挥，这块地皮不知道被开发商糟蹋成什么模样了。

 

　　1938年建立的重庆第20兵工厂，是抗战时期重庆最大的子弹生产基地。该厂前身是1905年清政府在重庆苏家坝开办的第一家铸币厂——铜元局。1930年改名为第二十一军子弹厂，1937年8月18日军政部兵工署接管，更名四川第一兵工厂。1938年3月17日更名兵工署第20工厂，此后全国多家子弹厂迁并入该厂。至1942年底有员工4667人。抗战后大量资遣工人，内战后恢复，1947年有员工5220人，厂区面积7.792万平方米。到1948年底有机器2924台套。1937-1949年共生产子弹11.23亿发。

 

　　该厂现为重庆长江电工集团，仍属于军民结合企业，主要产品以金属材料、汽车零部件等为主。

　　1940年前后拍摄的重庆军政部兵工署第25兵工厂动力室。该厂前身为1875年清政府(李鸿章主办)成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枪子厂。1937年8月该厂经杭州、河南巩县，辗转武汉、株洲内迁四川，1938年4月迁至重庆西北郊詹家溪(今双碑)嘉陵江畔，后改称兵工署第25厂。1939年4月复工，由兵器专家冯朱棣(1896-1966，同济大学毕业)任厂长，以制造枪弹、木柄手榴弹、雷管、铜皮、拉火帽等为主，厂区分布在40座山洞内，以躲避日军轰炸。1942年底形成月产子弹600万发的能力。

 

　　1946年4月16日奉命裁撤，并入兵工署第20工厂。1949年12月7日，解放军攻占重庆后，由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工厂。1953年4月1日，该厂更名为国营451厂，仍然是军工企业。1958年6月，工厂对外名称定为国营嘉陵机器厂。

 

　　作为重庆最大的军工厂之一，该厂和望江机器厂、长安机器厂、建设机器厂、长江电工厂，在嗡嗡嗡时期名噪一时。参与方在1967年的“八月战争”中公开抢夺武器弹药库，用机枪、手榴弹、坦克舰艇公开打野战。两年的武斗造成3000余人死亡，伤亡近万人，震惊全国。在中央的严令制止下，1968年10月，这场战争总算落幕。

 

　　1978年10月21日，嘉陵厂孙寿彭厂长接受了四川省委交给的试制摩托车的任务，随后组团赴南斯拉夫考察摩托车生产线。1979年4月与南斯拉夫谈判失败后，嘉陵厂决定自行研制摩托车。4月底就组建了摩托车研究所，5月3日开始试制。1979年9月15日，成功研制出第一辆CJ50型二冲程摩托车。1980年9月，由嘉陵机器厂、浦陵机器厂、红山铸造厂、华伟电子设备厂和南川县农机厂自愿组成的“嘉陵牌摩托车经济联合体”在嘉陵机器厂成立。嘉陵轻便摩托车投放北京、成都、上海、重庆等市场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出现了全国性的“嘉陵热”。

 

　　1981年8月，嘉陵机器厂与日本本田株式会社签署了《JH8101技术合作合同》，双方对CJ50型摩托车进行了146项改造，使产品性能大幅提升。1983年10月与本田签订合同，引进本田70型四冲程摩托车，1985年又与本田签订协议引进GL125和GL145摩托车技术。后在兵器工业部的领导和支持下，嘉陵从日本引进了一条排量为70-125ML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经过两年的运行，1988年该项目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验收。嘉陵机器厂陆续建立起了年产能力达到60万台70-125ml摩托车发动机生产线6条，成为当时亚太地区面积最大的发动机生产车间。

 

　　1987年中国嘉陵集团成立，1989年嘉陵JH70型车全部实现国产化，成为嘉陵的拳头产品，在国内市场长胜不衰。1995年，嘉陵年产量突破一百万台，被称为“中国摩托车之王”，同时开始攻占越南等地市场。但是随着重庆摩托在越南打起了不顾后果的价格恶战。2002年，重庆摩托对越南出口高达3.2亿美元，2007年只剩3800多万美元。同时，我国130多个大中型城市明确规定“禁摩”，这对摩托车行业造成不小的打击。

 

　　目前，嘉陵集团仍是军民结合企业，拥有员工1万余人，厂区正在从重庆双碑，整体搬迁至璧山壁城工业园，新厂区占地2平方公里，仍以摩托车、特种装备为主。

　　1875年(光绪元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龙华分局枪子厂。

　　重庆军政部兵工署第50工厂，前身为粤系军阀陈济棠，于1933年在广东清远县琶江口，建设的广东第二兵器制造厂。1933年7月，陈济棠、李宗仁的参谋长，与德国军火商汉史兰克签订建厂合同，全部从德国进口设备，生产各式火炮及炮弹，称为广东琶江炮厂。1936年陈、李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失败后，陈济棠逃亡香港，广东遂被国民政府控制。该厂被兵工署接收，1937年8月遭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1938年全厂迁至重庆江北区郭家沱。1949年11月由重庆军管会接管。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代号497厂，以生产高射炮等武器为主，是特大型军工企业。

 

　　照片为1981年7月9日长江重庆段涨水，10日始因大雨水位上涨至170多米。12、13日连续暴雨，水位达189米，比正常水位涨了近23米，望江机器制造厂立即停产抢险自救。12日中午，水位猛涨，水面宽100多米增至近300米，部分临江或地势较低的家属区和厂房被淹，只剩下房顶。工厂发出警示，每个人都做好了救灾准备。7月12日下午，工厂全面停产，工人分成两拨，一部分搬家，一部分抢救机器设备，拆卸并运送到安全地带，两千多民兵奋战一线，子弟校停课，初高中学生加入抢险队伍。经过3天抢险，大部分机器设备得以保全，厂里10万余人无一人死伤。

 

　　望江厂，重庆的老八大国防企业之一，曾经的风云企业，2005年破产清算。

 

　　1917年，民国四大兵工厂之一——河南巩县兵工厂，建成的德国风格的水塔，高6层。

 

 

 

　　重庆军政部兵工署第11工厂，前身为1915年北洋政府陆军部兴建的河南巩县兵工厂，由蒋廷梓主办，1921年建成，至1927年陆续扩建了手枪房、炮弹厂、枪厂，主要设备自美国、丹麦、德国采购。1929年6月由27集团军接管，黄璧奉派为厂长。1930年，蒋冯战争后，蒋介石占领巩县，从此兵工厂就归属南京国民政府，成了“军政部兵工署孝义兵工厂”。

 

　　河南巩县兵工厂(现巩义市)，与沈阳奉天兵工厂、上海江南机器局、汉阳兵工厂，并称为民国时期“四大兵工厂”，开办初期投资1127万银元，占地2700亩，相当于2平方公里，职工超过12000人，仅在厂西所建的宿舍就有24幢。其规模可窥一斑。蒋介石对该厂格外器重，1933年、1934年曾两次携宋美龄来此视察，并将七九式步枪加长刺刀，缩短枪托后，更名为“中正式”。1933年该厂生产步枪20400枝，手榴弹14万枚。其后该厂东侧开始扩建二期工程，主要生产防毒面具、化学制剂等。由于民国时期工业基础薄弱，该厂所用枪钢、无烟火药、油料及化学品，均需从德奥美英进口。

 

　　1937年11月15日，该厂奉令全部拆运至湖北汉阳，16日改为运至株洲，分厂运至四川，限一星期内拆卸运出。11月24日至12月8日，日军37架次飞机对该厂进行了四次重点轰炸，投弹120枚，造成房屋人员损失。

 

　　1938年6月1日，该厂迁至湖南长沙，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11工厂，留美获博士李待琛任厂长;化学分厂迁至四川，面具厂在重庆，化学厂在泸州，改称为23工厂。1938年底，第11厂正恢复生产时，遭日军飞机轰炸，制造步枪的五分厂成为废墟，全厂停工。6月12日日军占领宜昌。11厂正由湖南安化县烟溪迁往四川的路上，在宜昌受阻，折回湖南辰溪，不久迁到湘西山区。

 

　　李待琛等人赴湖南沅陵、辰溪一带，勘定属于沅陵县孝平乡的一个天然溶洞作为厂址。该山洞婉蜒数里;洞内石乳遍悬，既宽敞又高大，可在洞里建造三层楼房，是个天然的防空洞。运往四川的分厂在四川巴县铜罐驿设厂，于10月并入兵工署第1厂(原汉阳兵工厂)。第1厂留在湖南辰溪南庄坪的子弹厂，以及炮弹厂和机枪厂则交给第11厂。11厂由此开始生产卅节机关枪，战时该机枪的产量并不大， 每年仅有几百挺。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第11兵工厂即在武昌恢复生产， 修复接收武器。1948年2月，11厂武昌平阅路工厂，交给兵工署30厂。辰溪子弹厂仍由11厂保留。宋建寅(曾留学比利时，兵工专家)率领11厂员工，到湖南株州筹建新厂。当他们正在株州兴建新的子弹厂，厂房尚未落成，机器正待开箱之际，突然奉命迁往台湾。

 

　　1948年11月16日，湖南株州11厂器材2216吨，员工100人，奉令运往台湾。12月19日，第11厂器材1600吨，及兵工署26厂(制造氯酸钾炸药)器材3400吨，分别由海穗、沪汉两艘轮船合装1500吨，其余由铁路运输。兵工署30厂(主要修理枪炮)继续在武昌开工，直到共军进入武昌。解放军四野军械部派李光寅为厂长，郭文纲为军代表接收该厂。

 

　　1949年5月20日，国军联勤总部令兵工署11厂及广州80厂因战略关系，改迁海南岛。6月14日成立联合筹备处。8月20日，兵工署11厂在海南岛榆林港办公，厂长宋建寅。1950年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由中共四野40军和43军，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艘船只，分成东路，西路两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强渡琼州海峡。5月1日， 击溃薛岳守军，占领海南岛全境。兵工署第11厂在共军占领海南岛之前，由两艘登陆舰撤往台湾。与一部份原汉阳兵工厂人员，在台北市的信义区三张犁， 并入原为中央修械所的联勤44兵工厂，制造炮弹和轻机枪。

 

　　偷运到台湾去的“巩县兵工厂”，1976年改称联勤206厂，1980年因为“信义计划”迁厂至台北县三峡镇二阄山光武岭，1984年与联勤208厂合并为导弹火箭制造中心，隶属于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这座兵工厂目前是台湾唯一的导弹火箭生产基地。台湾的雄风、天弓、天箭导弹，均出自该厂。

 

　　另外要说的是，台湾联勤206厂原来的厂址，就是现在台北101大厦所在地。

 

　　巩县兵工厂迁至四川泸州的化学分厂，现在为泸州化工厂，是世界最的硝化棉工厂。1982年8月，巩县第二中学的操场北侧，由于下雨塌陷出现一个大洞。几个好奇的男学生打着电筒下洞，发现一个大得惊奇的地道。至此这条深埋地下20米，长达10公里的“防空洞”重建天日。这里曾经是巩县兵工厂的弹药储备库，和地下弹道测试场。

　　台北101大厦所在地，原来为大陆“巩县兵工厂”迁至台湾的联勤206厂厂址

 

　　1980年迁厂至台北县三峡镇二阄山光武岭的台湾联勤206厂，是台湾唯一的导弹火箭生产基地。也是河南巩县兵工厂的嫡传儿子。

 

　　当台湾人叫嚣要“以武拒统”闹独立时，也不扒开裤衩看看你们台湾，有哪样东西不是从大陆偷过去的。台湾想独立?先把你们爷爷从大陆偷去台湾的，连本代利都吐出来。

 

 

　　我怕你们这群台湾人还不起～～～～～～～

 

　　南京金陵机器制造局(晨光机器制造厂的前身)创建于同治四年(1865)。1865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任代理两江总督，在到南京就任时，将其先前在苏州创办的西洋炮局也迁至南京。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扫帚巷东首西天寺的废墟上兴建厂房，开办金陵机器制造局。民国初又有扩建，1928年改称金陵兵工厂。

 

 

　　关于民国时期的兵工厂，还有很多故事。下面我们会从宏观层面系统梳理这些兵工厂的发展概况。尤其是国民党将部分兵工厂迁至台湾后的情况。

 

　　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现台湾军工产业发展脉络。

　　也就是现在台湾人“以武拒统”的全部家底。

　　南京金陵兵工厂遗址，这批建筑应该是建于1885年前后，采用斜顶立窗，增加厂房内的采光照明。

　　1917年，河南巩县兵工厂，建成的德国风格的水塔，高6层。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只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增加到14家，隶属军政部兵工署。主要是接管各个地方军阀的兵工厂，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3家，河南、武汉、重庆各2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1家。抗战爆发后，南京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这项重大举措一直到1940年才最终迁完。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不相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以便就地妥协，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能力，因此初期只将工厂内迁到武昌为目的地。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不料，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1938年6月2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包括兵工厂便须要展开新的搬家行动，这次是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宣布重庆为陪都。1937年初的重庆，辖区只有46.8平方公里，人口40余万;1939年升格为行政院直辖市及后被定为战时首都，辖区也只有约300平方公里。然而，在这狭窄的区域内，却先后建起了10多家家兵工厂(具体内迁的兵工厂数目由11家至14家的说法都有)，聚集了9万多兵工员工。国民党选择重庆，和三十年后，毛泽东在大三线建设中选择西南地区，是由四川的地形和战略地位所决定的：多山，隐蔽;两江环绕，水运交道便利，因此“任何战略家对她都会格外青睐!”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内迁的兵工厂，计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南京中央修械厂、南京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等。

 

　　从1937年至1940年的兵工厂内迁，内迁的兵工厂数目，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一说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11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11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2家，其余9家均为内迁而来。一说据统计，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

 

　　按史料记载，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因此，在重庆落户的兵工厂共11家，似乎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1960年3月，美蒋联合举行“蓝星演习”，伪国防部长俞大维(左三)、伪参谋总长彭孟缉(左四)陪同蒋介石视察。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在湖南长大，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19岁以第一名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电机科。后病退转入圣约翰大学，192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哲学博士，1929年6月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赴德国采购军备。1932年回国，1933年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授陆军中将，着力建立军工研发体系，设立10余家军工研究所。同时延揽大批留学专家归国效力。1937年组织东部工业企业内迁大西南后方。1945年11月升任军政部次长，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1949年逃亡台湾，1950年蒋介石任俞大维为“伪国防部长”，俞因病未就职，1954年始再任国防部长，主持金门防御。俞大维于1965年因病请辞国防部长，继任者是他的亲家——蒋经国。1993年7月8日，俞大维病逝台北，终年96岁。绍兴俞家为中国近代罕有之望族，跨足国共欧美，精英倍出。俞大维有个堂侄，叫俞正声。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军工企业大都被军政部兵工署接收改编。俞大维自1933年任兵工署署长起，曾经执掌民国军事工业长达17年之久。通过下面这张国民政府时期的军工企业一览表，我们能够粗略勾画出民国时期军工生产的概貌。

　　清单很长，将分成几贴发。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军工企业发展脉络一览(一)

　　********************************************************************兵工署第1工厂，原为1894年张之洞主办的湖北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溪，1940年部分人员入川与第11厂合并，1946年3月裁撤，并入21厂和50厂。

 

　　兵工署第2工厂，原为1896年张之洞主办的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溪，1939年11月再迁四川巴县纳溪沟，1946年8月裁撤，并入23厂和50厂。

　　兵工署第3工厂，原为上海炼钢厂，1937年8月迁汉阳，1938年8月迁重庆大渡口，1940年1月并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即第29厂。

　　兵工署第10工厂，原为南京炮兵技术研究处，1937年7月迁湖南株洲，1938年6月迁重庆江北忠恕沱，现为重庆江陵机器厂。

　　兵工署第11工厂，原为1927年袁世凯主办的河南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湖南株洲，1938年4月迁长沙，12月再迁湖南安化，1948年迁台北信义区三张犁。

　　兵工署第20工厂，原为四川第一兵工厂，前身为1905年创办的铜元局，现为重庆长江电工厂。

　　兵工署第21工厂，原为1865年李鸿章主办的南京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江北陈家馆，现为长安汽车集团。1946年重庆21厂1300人返回南京，奉命成立兵工署第60厂，1949年迁往台湾高雄前镇区，迁台职员1690人，眷属4153人，现为台湾联勤第205厂。

　　兵工署第22工厂，原为南京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1938年3月再迁昆明柳坝建厂，1941年4月再迁昆明海口，1942年1月与第51工厂合并，改名兵工署第53工厂〔原第22厂即现云南光学仪器厂〕。

　　兵工署第23工厂，原为河南巩县兵工厂化学分厂，1937年由河南巩县迁四川泸县，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化学战剂兵工厂，与迁至泸县的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共同负责化学武器研制，能够生产光气、双光气、芥子气、路易氏气等毒剂，具有月产毒剂120吨的能力。国民党曾储备1万枚毒气弹用于抗战。此后在解放战争中，国军多次对共军使用毒气弹，就是源自该厂。现为泸州化工厂。1948年底，原兵工署23厂和南京应化所一起迁往台湾，是现在台湾化学武器的研制基础。

 

　　兵工署第24工厂，原为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备处，1939年工厂建成，现为重庆特殊钢厂。

　　兵工署第25工厂，原为炮兵技术研究处株洲枪弹厂，1938年4月由湖南株洲迁重庆磁器口詹家溪，后为嘉陵机器厂，现嘉陵集团。

　　兵工署第26工厂，1937年10月动工，1944年11月建成投产，生产氯酸钾，厂址在四川长寿县，1947年迁武汉，1948年与第11厂一起迁往台湾。逃到台湾初期，由美国提供全套设备，第26厂在台湾高雄建立化学(毒气)工厂。其中一部在台湾宜兰联勤204厂建分厂，生产糜烂性化学毒气。

　　兵工署第27工厂，航空南京兵器技术研究处，1937年11月迁武汉，1938年8月迁四川万县沱口，1946年4月裁撤，并入第21工厂。

　　兵工署第28工厂，1941年3月在重庆磁器口成立合金工厂筹备处，1942年11月正式成厂，生产各种军用合金钢、矽铁、纯钨等材料，1946年12月工厂撤消。

　　兵工署第29工厂，原为汉阳铁厂、六沟口铁厂等迁建，1938年迁重庆大渡口，1942年建成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现为重庆钢铁集团。

　　1921年广东兵工厂大门，前身为1885年，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原广州机器局基础上创办了石井兵工厂。1933年陈济棠在该厂基础上，扩建为广东第一兵工厂，抗战后辗转迁入广西贵州等地，改称兵工署41厂，1946年后工厂裁撤，人员遣散，企业历史终结。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军工企业发展脉络一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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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工署第30工厂，原为济南兵工厂，前身为1875年创办的山东机器局，1937年迁西安，1938年4月经汉口迁重庆南岸王家沱，1949年2月迁广西柳州。

　　兵工署第41工厂，原为1933年陈济棠主办的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广西融县，1939年12月迁贵州桐梓，1946年初裁撤，并入21厂。

　　兵工署第42工厂，原为广东防毒面具厂，1938年1月迁广西柳州，11月迁贵州遵义，1946年裁撤，并入23厂。

　　兵工署第44工厂，原为南京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汉口，12月迁衡阳，1938年冬再迁贵阳，1946年4月迁山东，1948年12月迁往台北三张犁。1980年迁往台北县三峡镇二阄山，现为台湾联勤第206厂，是台湾唯一的导弹火箭生产基地。

　　兵工署第50工厂，原为1933年陈济棠主办的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由广东清远县迁重庆江北郭家沱，后为望江机器厂。成都分厂现为南光机器厂。

　　兵工署第51工厂，1939年4月建于云南昆阳县海口，生产捷克式7.9毫米轻机枪，1942年1月与22厂合并，改名兵工署第53厂，原厂现为云南西南仪器厂。

　　兵工署第53工厂，1942年1月，云南昆阳县海口第51厂与22厂合并。51厂原址为现云南西南仪器厂。

　　兵工署第60工厂，1945年抗战后，兵工署命令第21厂綦江分厂厂长孙学斌，赴南京接收日军“支那派遣军南京野战造兵厂”(原金陵兵工厂)，并由重庆21厂迁回1300人，1946年3月改称兵工署第60厂，1948年11月奉令迁往台湾高雄前镇，现为台湾联勤第205厂，是台湾最大的枪械兵工厂。

　　兵工署第61工厂，前身为1875年创建的江南机器制造局龙华分局枪子厂，1937年该厂内迁重庆为兵工署第25厂(现嘉陵集团)，上海原厂址被日军占领，生产罐头食品。1946年1月，国民党接收后改称兵工署驻沪修理厂，1949年1月改称兵工署61厂，有632人，随后迁至台湾台北市郊南港区，与广州80兵工厂合并，现为台湾联勤第202厂，为火炮装甲修械厂。

　　兵工署第80工厂，前身为1933年陈济棠创建的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全厂迁广西融县，改称兵工厂第41厂。原厂房被日军占领，日军改称广州修械厂。抗战后，1947年1月4日，兵工署接收日军广州修械厂及各小型修械所，组建第80工厂，1949年7月第80工厂迁往海南岛榆林港。1950年4月解放军攻占海南岛前撤离至台湾台北南港，与原61厂合并，现为台湾联勤第202厂。

　　兵工署第90工厂，前身为张作霖创办的奉天兵工厂，1946年3月18日，兵工署接收后改称90厂，1948年11月被共军接管。

 

　　1940年10月26日，迁至云南瑞丽雷允村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遭到27架日军飞机轰炸，损失惨重，在工厂维修的蒋介石座机也遭到摧毁。这使得刚刚投产一年多的雷允飞机制造厂生产陷入停顿状态，并从此一蹶不振。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军工企业发展脉络一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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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1934年由国民政府航空署与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合资，在杭州笕桥成立，组装200多架美式战机。1937年8月遭日军轰炸，几经辗转迁至云南瑞丽雷允村(紧邻中缅边境)重建，美国投资1500万美元，由美国提供技术，有职工2900多人，修配组装各种飞机300架次。1940年10月遭日军轰炸，雷允厂被迫在缅甸建设分厂;1942年4月日军入侵滇西，国民党节节败退，雷允飞机厂被迫焚毁丢弃。

 

　　广东韶关飞机制造厂，1934年广东军阀陈济棠，派广东飞机制造厂原厂长周宝衡及骨干，参照美国飞机厂的样式，筹建韶关飞机制造厂，1935年建成，有职工500人，聘请外籍顾问团提供技术指导，俄裔美国人沙坎诺夫为总工程师，并聘请留美学生谢零耀等20余人分管技术工作和设计。花费52万美元引进美国“寇蒂斯-赖特”飞机制造设备，每月可造飞机8架。1935年韶关厂开始自行研制“复兴”号飞机，其后共生产30架。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专机即为韶关厂研制的复兴号。1936年底陈济棠垮台，江津市委派梅龙安接管韶关飞机厂，并更名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广州东山飞机厂更名为第五飞机修理厂。1938年春两厂合并，重组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期间韶关厂遭日军轰炸，后经香港转海路运至越南海防，再从陆路运至缅甸，于1939年1月经滇缅公路运至云南昆明西昭宗寺附近重新建厂，共运输物资17列火车及274辆卡车。1942年日军逼近滇西，该厂被迫撤往贵阳，1944年日军入侵广西并逼近贵州，该厂被迫于1945年3月再次迁回昆明。1949年4月16日，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奉命由昆明迁至台湾宜兰，9月16日搬迁完毕。1952年4月，该厂由航空工业局管辖，仍用原名。1954年11月，该厂迁至台湾高雄冈山，成立空军第一供应处，原番号取消。高雄冈山的日军中岛飞机制造厂，和从大陆迁往台湾的第一/第二/第三飞机制造厂，成为台湾航空工业的基础。大陆在民国时期的航空工业基础，几乎全部被国民党转运至台湾。

 

　　成都航空研究院，前身为1934年设立的南昌航空研究所，抗战后迁往成都，1939年7月成立成都中央航空研究所，空军副总司令黄光锐少将任所长，王助(美国波音公司首任总工程师)任副所长。1941年8月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钱学森也在该所任职。1949年该院迁往台湾台中。1969年3月1日成立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简称航发中心，比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还要早4个月成立)，隶属空军总司令部。1982年航发中心为增强研发能力，与中山科学院航空工程研究所合并。由此开始与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合作，研制IDF“经国号”战斗机。1996年7月1日，航发中心正式改制为今天的台湾汉翔航空工业有限公司，隶属经济部，共生产IDF战机130架。

 

　　台湾航发中心(现汉翔航空)下辖三家大型工厂，其中介寿一厂位于台中市西屯区福星北路68巷(水湳机场内)，负责生产飞机部件和最后总装，占地28公顷，员工600余人。介寿二厂位于高雄县冈山镇冈德路1号，1973年成立，占地19公顷，负责组装维修发动机。介寿三厂位于台中沙鹿区清泉岗机场内(靠近台中航空站)，1980年成立，占地65公顷，为航空电子设备和仪器生产厂。航发中心还有一个试验和试飞基地，位于台中清泉岗机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贵州省大定县航空发动机厂(1940年建，占地2平方公里)，及其广州分厂，被国民党迁往台湾台中清水(清泉岗机场旁边)设厂。四川乐山保险伞厂(降落伞厂)1946年迁到杭州，1948年迁往台湾台中清水，建设降落伞厂。再加上迁往台湾的成都航空研究院、第一飞机制造厂、第二飞机制造厂、第三飞机制造厂等主要企业。——中国仅有的一些航空工业基础，几乎全部被国民党掏空，偷运到台湾去。这给新中国建国后，中国发展航空工业，带来了极大困难。

 

 

　　当现在的台湾人，拿着IDF跑中国人面前炫耀时，也不看看你们台湾的老底是从哪儿偷来的。

　　台湾汉翔航空公司的介寿一厂(总厂)，位于台中市西屯区福星北路68巷(水湳机场内)，有两条IDF总装线，主要零部件自美国进口。

　　1937年底，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迁往四川重庆南川县丛林沟深山里一个叫海孔洞的天然山洞，更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又称海孔飞机厂。该厂1946年撤回南昌，1948年迁往台湾。这个神奇的山洞工厂，后来成为重庆国营晋林机械厂。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国民党军工企业发展脉络一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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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创立于1935年，为中国与意大利合资的飞机修配厂，1937年底迁往四川(今重庆)南川县城南40公里，丛林沟深山里一个叫海孔洞的天然山洞，更名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又称海孔飞机厂，有职工1200人，1937-1946年仅造6种飞机共138架。1946年迁回南昌，重庆仅剩留守处。1948年12月后，南昌飞机厂绝大部分人员和设备迁往台湾。

 

　　南京应用化学研究所，1934年10月成立，负责研制化学武器，1937年11月奉令迁四川，1938年3月迁至四川泸县，到1942年已有8个研究室和附属工厂，1947年11月迁返南京，1948年12月与兵工署第23厂一起迁往台湾，负责研制化学武器。

 

　　南京弹道研究所，1937年11月迁重庆磁器口，1947年7月迁返南京，1948年12月迁台北。

 

　　南京百水桥精密工具研究所，1937年11月迁重庆磁器口，1938年9月该所的样板工具厂和精密研究处移交第50工厂;材料试验处成独立建制，直属兵工署，该处1947年迁回南京，1949年1月迁往台湾高雄。

 

　　南京兵工专门学校，原汉阳兵工厂技校(1917年建)，1932年迁南京，1937年11月迁株洲，1938年1月迁重庆至圣宫，1939年5月迁重庆沙坪坝小杨公桥，1947年9月迁上海吴淞，1948年12月迁台湾花莲港(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前身)。

　　台湾汉翔介寿二厂，位于高雄县冈山镇冈德路1号，1973年成立，占地19公顷，为航空发动机厂。于1983年开始组装美国加雷特TFE731-2-2L涡扇发动机;后生产TFE-1042涡扇发动机，用于IDF战斗机。自制率只有50%，核心部件仍需从美国进口。

　　这就是台湾人敢嘲笑中国的资本?离了你们爷爷从中国偷到台湾去的老本，和美国爸爸的扶植，你们能干什么。

　　1947年，上海市长吴国桢博士，俯瞰着他管理的这座城市。

　　1947年12月，上海市郊一条河浜边，搭满了芦席窝棚，一位穿棉衣的妇女正在晒被褥。这些从国共战火中逃亡出来的战争难民，还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久，也许是5年，也许是10年。。。。。。战争对国民经济的摧毁，不是短时期能恢复的。而现在，这场战争的高潮还没来临。

　　1947年12月，上海栖身在棺材铺的母子。这个小孩如果活到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也许他早已不在人世。。。

　　1947年12月，上海同仁辅元堂的收尸人员，正在将一具赤裸的儿童尸体放到收尸车，在圣诞节前后这几天，这个收尸站共从街上收了70多具儿童尸体。

 

　　这是在上海，其他地区，无法想象。。。。。。

 

　　在整个民国时期长达38年的时间里(1911—1949年)，中国人口仅仅增加了1亿人，即由4.43亿增至5.4亿。其增长速度比清朝末期还要大大降低。人口粗死亡率高达29‰(这个数字远低于实际情况)，儿童死亡率高达170‰至200‰，平均5个儿童当中会死亡一个。80%以上的人口不得温饱，20%以上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1947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上海一条弄堂里，几具等待火化的流浪儿童尸体。在这圣诞节前后的二三天内，上海同仁辅元堂的这个收尸站，从街上收了70多具小孩尸体，旁边是收尸车。

 

　　与上图同一系列，摄影师应该是美国LIFE杂志记者Jack Birns。

1947年，上海，前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儿童节讲话。

　　孔祥熙(1880-1967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一个亦商亦儒的家庭，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因吸鸦片家境衰落。孔1901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顾问。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之后赴南京，历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和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39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47年秋赴美国定居，1967年病死于纽约，终年88岁。

 

　　1947年秋，已经失势的孔祥熙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他在纽约郊区有一幢160多万美元的豪宅，还在纽约市中心以年租金5.5万美元，长期租赁一间酒店套房，此时他还是中国银行董事(直至1967年病死)。这种消费连美国富豪都望尘莫及。

 

　　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43名头等战犯名单，孔祥熙名列第9位。大陆是再也回不去了。但是美国并不是孔祥熙所想象的安静的“避风港”，孔、宋家族敛财的传闻，成了美国人街谈巷议的话题和媒体追踪的热点。孔祥熙的财产之谜，险遭美国人揭露。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强烈认为是国民党贪污腐败所致，他们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与他较劲的宋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有孔祥熙3000万美元支持时，吃惊不小的总统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杜鲁门跺脚大骂：“他们(指孔宋家族)全都是贼，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有人告诉杜鲁门，孔家和宋家确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愤愤不平地到处谈论蒋介石政府里的“贪官和坏蛋”，但是20亿美元的确切情况他无法查到，因为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暴露了他正在进行的调查。孔祥熙已经警觉起来，展开了掩护自己财产秘密的反调查活动。

 

　　首先，孔祥熙进行了多方面的幕后活动，终于打通关节，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及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个类似“证明”的材料，说在美国的全部华侨连同中国银行在内，所有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这就从侧面否认了杜鲁门关于10亿美金的猜测。然后，孔祥熙破例接见记者，他说:“我家祖辈父辈，历来经营票号、商号，家产总算是富有的，不过，这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战乱频繁，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于国内各工商事业的资本，这次大陆沦陷，也整个荡然无存。民国以来的内战，和大陆的沦陷，孔家损失惨重，目下生活所需，不过是剩下的一点积蓄而已。”言罢神情感伤，似乎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这一着果然奏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调查不了了之，孔祥熙的危机也随之而解。

　　1947年，香港。一位印刷工人在印刷名为《中国四大家族》的书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中国的“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方面正式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并对之加以批判。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术界一直延用这一称谓。

 

　　陈伯达在《中国四大家族》这本书中，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进行了集中论述。他首次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和陈立夫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书中论述了四大家族怎样从内战起家，逐渐形成了对金融、商业、工业、农业、文化业的封建的、买办的、军事的垄断。他认为，官僚资本是代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是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利用政治的强制方法，通过掠夺农民及其它小生产者、压迫民族工业而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本。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富做出了初步估算，“四大家族或是‘官’式的，或是‘商’式的，在金融、商业、工业、地产诸方面所独占的财产，以及他们在外国的存款和产业，粗略统计一下，至少当在二百万万美元左右”。(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这些亦公亦私的财产被中共收归国有。)

 

　　此书中，他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特点和历史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资本，是大地主大买办在经济上的联结物;四大家族和中中农交四大银行在经济上的独占，则是官僚资本最高、最集中的发展，是中国半封建或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制度最后的产物;四大家族对农民、小生产者，乃至民族自由工业，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集中的掠夺;其掠夺方式是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超经济的方法;四大家族的经济独占，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一直蔓延到文化业，摧残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开伙吃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连续16年的战乱，几乎耗尽了中国的民力。而在国民党军队里，至少还能混上一口饭。

　　1947年，一群国民党士兵，在殴打一名被强行搜查的卡车司机，他被怀疑有共产党嫌疑。不论这名司机是不是真的共党，国军最后总是能敲一笔竹杠，老百姓破财消灾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

　　1947年，一辆国军运粮卡车翻倒在路边，老百姓在旁边围观。这辆六轮卡车应该是美援物资，型号待查，此时的中国还没有汽车工业可言。

 

　　1947年，莱芜战役前夕，国军的临城号装甲列车(编号824)，在淄博杨楼火车站附近运送物资。美国摄影师Mark Kauffman拍摄。早在1924年国民党广东政府就曾接收过苏联赠送的两列装甲列车，成立著名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叶挺独立团前身)，是孙中山的移动指挥部。北伐后，国民党从德国购买两列装甲列车，是国军中央装甲列车纵队(斯烈指挥)的主力。1949年中央军委将四野改编为铁道兵团时，也成立了一支装甲列车纵队。

 

　　装甲列车是中国铁路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遗憾，没有找到任何与该车相关的接收、使用、毁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