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激荡，中国如何从亡国边缘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十一）

　

 

 

　　1947年5月20日发生，由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和中学学生参加，以“反饥饿反内战”为口号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1947年2月至5月，中国物价上涨4倍，比抗战前夕上涨6倍，教育经费仅占政府预算的3%。5月11日，北京大学膳团负责人带领200多同学，向学校训导处请愿;17日召开院系代表大会，决定从19日起罢课3天，并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提高教育经费等6项要求。

 

　　此时在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蒋介石巨幅画像。

　　1947年5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朱家骅下令，上海交通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并改校名为南洋工学院，遭到上海交通大学师生的反对，近3000名学生发起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图为5月23日，赴南京请愿的上海交通大学护校委员会，抗议政府摧残教育、肢解交大的行为。

 

　　5月13日清晨5时左右，学生们开始集合。全校95%以上近3000名学生分别登上了57辆卡车。队伍总指挥以及各大队、中队、小队队长均佩戴鲜明的袖标，俨然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待命出发。护校队伍正要开出校门时，市长吴国桢等人慌忙赶来，他们站在请愿车队之前双臂横拦，企图阻止车队出门。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几个纠察队员，机灵地一边高呼“保护市长”，一边将吴国桢拽至路旁，请愿车队迅速开出校门。

 

　　请愿车队到达北火车站后，学生们井然有序地下车，列队进入铁路局旅客休息室。此时的北站内外，军警四处戒备，如临大敌，站内所有火车都已停开，旅客也被赶走，站台内空空荡荡，整个车站只有交大近3000名学生和国民党军警以及零星的铁路职工。护校委员会联络组先与站方交涉购买团体票，北站站长声称，已奉上司命令，不卖票。后又说交通部次长凌鸿勋答应将陪同朱家骅10时半乘机来沪，约75分钟即可到达车站，不让学生们赴南京。

 

　　11时50分左右，吴国桢、田培林(教育部次长)、方治(国民党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市参议会议长)、吴保丰等赶到北站，同护校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进行谈判，力图阻止学生赴京。主席团成员提出“交通大学应名副其实成为交通大学”等8项要求。国民党当局方面，有的唱红脸，有的唱白脸，谈过来，谈过去，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谈判毫无结果。

 

　　在铁路员工帮助下，学生们终于找到了机车和车皮。一列由机械系学生傅家邦、丁仰炎等开动的火车驶进月台，广大学生一片欢呼，准备分批登车。开上月台的列车只挂有8节客车，不够全体学生乘坐。这时，其他学生又在铁路员工暗中帮助下找到27节闷罐车车厢。傅家邦、丁仰炎等即将原列车开出站台，改挂闷罐车车厢，再次开进月台。学生们无比振奋，纷纷要求马上上车，开赴南京。下午6时半，请愿团总指挥组织学生上了车。

 

　　晚上7时40分左右，全副武装的青年军202师一个营的士兵布阵在列车两旁。小股士兵想夺车门而上，阻止学生前进。晚上10时45分左右，列车又继续开动。靠近真如车站时，已是午夜时分。此时，国民党当局又将前面一大段弯道铁轨拆除。14日凌晨1时左右，朱家骅终于坐着装甲车赶到现场。他用扩音器叫喊：“交大学生集体中断交通，已经不是学生的行为了，你们要马上回校，不然就全体开除。”当时的形势十分紧张，青年军已在路口严密布阵，一场血腥的镇压迫在眉睫。学生们下车与公路上国民党当局人士隔着一条小溪对峙，经过数小时谈判，朱家骅最终答应学生请求。学生随即分乘上海市公用局专门调来的40辆公共汽车凯旋返校。

　　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参加鲁南战役的国军第一快速纵队苏制T-26B型坦克。第一快速纵队号称“国军精华”，司令为蒋纬国(蒋介石养子)，现在说起来也不过就是几十辆坦克，几百辆汽车，但在当时它是不可一世的机械化部队。其原番号是装甲兵团，全部美械装备，抗日时期曾到缅甸作战，拥有1个战车营、1个榴弹炮团，2个机械化步兵团，番号为整28师80旅。此战共军全歼国军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缴获坦克24辆。由此成立了共军历史上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嘿嘿～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946-1947年的国共战场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胜负。国民党大举进攻，一路攻城掠地;共产党一路放弃大量城市，采用围歼伏击，分割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如同虎口拔牙。

 

　　1946年12月13日至次年1月10日，陈毅、粟裕指挥的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集中27个团的兵力，在山东南部临沂、枣庄一带，围歼国民党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而后向枣庄地区扩大战果。同时由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24个团，阻击苏北国军北进增援山东。

 

　　在一个月的鲁南战役中，共军在山东60万支前民工协助下，共歼灭国民党军5.353万余人，全歼国民党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俘虏敌整编第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整编第51师中将师长周毓英，缴获坦克24辆、各种火炮200余门、汽车474辆，首创华东战场人民解放军一次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的纪录，挫败了国民党军进攻临沂的计划，获得了对机械化部队作战的经验。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生俘李仙洲。其人1894年生，山东德州人，黄埔一期生，1928年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1931年任旅长，参加围剿共军，1934年任第21师师长，1938年任第92军中将军长兼21师师长。1942年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兼92军军长。1945年任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1947年莱芜战败被共军俘虏，1960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1978年任全国政府特邀委员，1988年在济南逝世，终年94岁。

 

 

 

　　1947年1月，在共军撤出苏北盐城、涟水根据地后，蒋介石错误地判断华东共军部队伤亡重大，不堪再战;于是调集23个整编师(53个旅)31万兵力，组织“鲁南会战”;企图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于山东临沂地区。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4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以阻止华东野战军西进或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

 

　　1月底，南线国民党军以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20个旅(整编师相当于军)，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郯城、城头一线，兵分三路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军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未整编)，组成辅助突击集团，自1月中旬由明水(今山东章丘)、周村南犯莱芜、新泰地区，企图对共军进行南北夹攻，迫使集结在临沂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与其决战。

 

　　面对国民党重兵夹击，1947年2月，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集中9个纵队约27万人;采用各个击破、逐次歼灭的手段，企图首先诱使南线进攻的三路国民党军突出一路，予以割歼，再及其余。但南线国民党军始终坚持密集靠拢，齐头并进。无法寻找歼灭机会。

 

　　此时，在北线的李仙洲集团3个军(整编师)以梯次配置的队形，孤军深入，于2月初占领莱芜、颜庄一线。华东野战军陈、粟、谭依据敌情的变化，果断改变战役计划，转兵北上，歼灭孤立分散的李仙洲集团。

 

　　2月15日，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华东解放区首府临沂。蒋介石、陈诚误认为华东野战军伤亡过大、无力再战，遂令李仙洲集团加速南进，协同欧震集团，聚歼华东野战军于临沂以北地区。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围歼国军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人，生俘李仙洲本人。照片为李仙洲集团的第46军。

 

 

 

　　1947年2月18日，华东野战军主力7个纵队20余万人，进抵山东莱芜周围地区，完成对李仙洲集团主力的战役合围。李仙洲集团察觉有被围歼的危险，迅即收缩兵力于莱芜城，并令驻博山之第73军第77师立即赶至莱芜集中。20日上午，该部在向南开往莱芜途中，遭共军预先设伏的第8、第9纵队主力一举歼灭。

 

　　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对困守莱芜的李仙洲集团发起全线攻击，至21晨，攻占莱芜城郊的几个要点，打退守军的连续反扑。李仙洲固守无力，待援无望，在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指令下，于23日率其指挥部及第73军、整编第46师向莱芜以北突围。整46师师长韩练成在解放军敌工干部策动下，临阵放弃指挥脱离部队，更增加了突围部队的慌乱。

 

　　(韩练成战后自认没有暴露，回到南京继续卧底，1948年10月被人告发，蒋介石盛怒之下要治罪，韩在张治中、白崇禧帮助下外逃。1955年韩练成被授予中将军衔，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1984年2月在北京逝世。他是我军历史上唯一拥有国共双党员、双中将军衔的高级将领。)

 

　　华东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约12万人，在莱芜至吐丝口镇的公路两侧设置袋形阵地，并以由南线赶来参战的第2纵队部署于蒙阴地区，以防李集团向西南撤退。2月23日上午10时，李仙洲集团的先头部队进至芹村、高家洼一线，即遭部署于吐丝口镇的第6纵队的顽强阻击。中午，当李仙洲集团的后尾撤出莱芜城时，第4纵队一部立即抢占该城，断其退路。同时，由第1、第7、第4、第8纵队组成的东、西两突击兵团向拥挤于南北约2公里、东西约3公里的狭窄地域的李仙洲集团，发起向心突击，采取穿插分割战术，仅经5小时，彻底歼灭李仙洲集团。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围歼国军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人，生俘李仙洲本人。照片为国军的伙食和伤兵。此照片为美国记者拍摄，当时应该还未被共军俘虏。

 

 

 

　　莱芜战役，共军以一座主动放弃的空城——临沂，换取全歼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2个军部(46军、73军军部)、6个师(新19师、175师、188师、新15师、77师、193师)及新36师两个团，共5.6万人，其中国军伤亡1万人，被俘4.68万人，李仙洲(中将)本人以下将官21人被俘。击毙第73军77师少将师长田君健等将级军官2名。

 

　　共军阵亡8800人，缴获各种战炮457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枝，各种炮弹26258发，各种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击毁汽车15辆，毁铁桥6座，铁轨140余根。仅周村一地，国民党军即丢下3个满储弹药的仓库，50多万公斤粮食。解放了莱芜、新泰、博山、淄川、长山、邹平、章丘、临淄、益都、掖县、昌邑、高密、胶县等13座县城及张店、周村等重要市镇数十处，控制了胶济铁路500华里。

 

　　莱芜战役创造了共军自国共内战以来，歼灭国军数量的最高纪录，证明共军已经有实力，在大规模集体作战中，彻底击溃国民党军队。此战，山东人民出动50万民工支援共军作战，输送粮食及战后押送国军战俘。

 

　　同时，莱芜战役暴露了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导致在战场上离心离德、人人自危，只顾小集团利益，保存自己实力。这为共军全歼国军重兵集团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遭此惨败后，在华东战场整整一个月都未敢出战。而共军进逼济南，引起国民党恐慌。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围歼国军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人，生俘李仙洲本人。照片为国军挖战壕修碉堡。

 

 

　　在2月初，国军占领临沂时，国民党曾大肆宣传歼灭共军14个旅，但不到十天，共军即予以歼灭其7个师的严重打击。对此，美国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国军占领临沂未及十日，共军又包围济南。”新闻记者访问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质问鲁中形势时，彭答：“你们勿轻信共方宣传，只要看国军在各战场始终是前进的，即可知道。”记者又问：“共军既被消灭十几个旅，又有何力量包围济南?”彭哑口无言，国民党的宣传谎言被完全揭穿。

 

　　1947年2月24日晚，蒋介石本人亲赴济南视察，停留五六小时，又匆匆飞回南京。王耀武怪陈诚不采纳下级意见，陈诚怪蒋介石干涉其军事职权。徐州绥靖公署也因此被撤销，薛岳另候任用，由顾祝同率陆军总部移驻徐州，统一指挥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部队。为了增强济南防御，拟空运几个师到济南，在西线，连号称全国主力的第五军也调来津浦铁路，妄图北犯，解济南之危。

 

　　莱芜战败增加了国民党内部矛盾。王耀武写给第83师师长李天霞的信中说：“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国军第74四师师长张灵甫要求休整，并说：“本师装备不适合山地作战。”李天霞则屡次装病请假要求不干。莱芜战败，在精神上的确给了敌人一个严重打击，使其在华东战场陷入被动。共军在三个月内连胜两场，歼灭国军主力11万人，在战略上获取了主动权，华东野战军趁机于3月进行了全军大休整。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围歼国军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人，生俘李仙洲本人。莱芜战役示意图。

　　共军虎口拔牙，那叫战争艺术。

 

　　国民党算个X，就是给共军刷经验的货色。

 

　　三年之后，共军在朝鲜直面几十万美军，挑战终极大BOSS～～

 

　　还能往前推进300多公里～

　　1947年2月20-23日，共军在山东莱芜围歼国军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人，生俘李仙洲本人。照片为国军的伙食和的伤兵。

 

　　这些一脸萎顿的国军士兵，在国民党手里败仗连连。

 

　　一旦被俘后投入共军里，马上生龙活虎，揍得国民党满地找牙。

 

　　嘿嘿，国民党战败只能怪——有组织无纪律，自为小集团利益勾心斗角。

 

1945年，山西长治附城村兵工厂(兵工十五厂)生产的大口径迫击炮 。

 

 

　　抗战时期，中共的武装力量从9万人发展至127万人，除了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外，中共设立了军工部门，从事枪械装配和维修。华北主要军工企业包括：山西黎城黄崖洞水窑兵工厂(步枪)、河北二厂(掷弹筒)、看后三厂(子弹)、晋察冀军区供给部第一修械所(步枪)、大官亭修械所、冀中修械所、大石沟修械所、八路军120师修械所、吴起镇红军兵工厂、温家沟第一兵工厂等。

 

　　山东地区兵工厂随着1938年创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在不断增长。1943年下半年， 山东的兵工生产已得到较大发展。全省已由1938年初创时的6个工厂、 600余工人， 发展到18个工厂、近3000工人。武器生产不仅能制造各种地雷、 手榴弹， 还能批量生产步枪、 机枪和大口径的迫击炮，但产量并不高。到1945年8月，已发展到28个工厂，6000余名工人。1946年春， 鲁中兵工总厂， 接收日伪时期的军火厂-博山铁工厂，改名为颜山铁工厂。1946年渤海各军分区兵工厂总计生产手榴弹525000枚、 地雷3800个、 炮弹3000发、 子弹120000发。1946年底至1947年初， 华中7个兵工厂(亦说8个)2500余人转移到鲁南、 滨海， 后又转移到渤海，为这3个区的兵工生产增加了力量。

 

　　总体来说，在抗战时期和国共内战初期，中共的军工能力并不强，由于掌握工业资源非常有限，其军工能力要远远弱于国民党。武器物资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

1947年7月建设的“大连建新公司”，后来称523厂，现在为宝源核设备有限公司。

 

 

　　1945年9月，中共进军东北以后，从苏联军队手里接收了一批缴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具体数量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可以肯定，数量要少于国民党收缴100多万日军的武器物资。1946年4月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后，中共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此时美国仍然在对国民党提供大量军需物资。为此，苏联同意中共中央东北局，派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到大连(苏联控制的自由港)筹划后勤工作。

 

　　当时旅大地委向肖劲光，提出了在大连建立军工企业的便利条件。大连为苏军管制，苏军对中共的工作是支持默认的。大连可以成为中共控制的一个隐蔽的后方，不直接受解放战争的影响。再次，大连是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熟练技术工人多，有利于生产。

 

　　1947年1月，中共东北局和华东局共同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并责成旅大地委负责与苏军交涉，要求将重要工厂交由中共管理，并迅速派遣400余名干部至大连组织生产。1947年7月1日，苏军同意将满洲化工、大华炼钢、进和、金属制造、制罐及曹达等6家工厂移交中共。中共随即成立“大连建新公司”，将接管的大华炼钢厂和金属制造厂合并为“大连钢铁厂”，主要生产制造炮弹体用的中炭钢及硬质合金。在“满化”的基础上成立“大连化学工厂”，主要生产弹药。为了扩大制造军工生产设备的能力，又将大连3家较大的长兴铁工厂、裕民机械工厂、大连铸造合并过来，成为建新公司所属的母机工厂“大连机械工厂”。

 

　　其它还包括有大连制罐工厂、裕华工厂和宏昌工厂等。同时,我方投资建设的引信厂、弹药厂等也陆续建成。这批新旧工厂共同组建为一个规模庞大的联合企业，对外用民办企业的名义，称“大连建新公司”，朱毅任经理，时有职工8000多人。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大连建新公司从1947年5月开始建厂，至1950年12月前后经历了3年，生产了50万多枚炮弹及其它兵工材料，(主要用船运至华东野战军处)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50年12月撤消“建新公司”行政建制，归属第五机械工业部(即兵器工业部)，对外称为“523厂”。(五机部下属工厂均以5字打头)后来从兵器部里分离出一个核工业部，523厂就归核工业部管了，并更名为现在的“宝源核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建新公司只是中共早期在东北设立的兵工厂之一，1948年东北军工的产量达山炮弹80万发，92步兵炮炮弹20万发，60炮弹110万发，迫击炮弹100万发，子弹2300万发，手榴弹200万发。这批军工企业，为支撑中共彻底解决国民党武装，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的大连港，这是当时中国东北最大的海港，由苏联人控制。

 

　　自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等附件，约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1945年8月22日，苏联空降兵占领旅顺机场，其后占领旅顺军港。到1949年驻旅大苏军多达30万人。直至1950年2月，中共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要求驻大连旅顺港的苏联军队，于1952年底完全撤出，并将旅顺港交给中国所有。

 

　　1947年5月13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发起孟良崮战役，以4个纵队钳制国民党军左右两翼，以5个纵队实行中间突破，经3个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及整编83师一个团共3.2万余人，击毙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使国民党军聚歼华东野战军的计划失败。这是孟良崮战役中，华中野战军向孟良崮急速进军。

 

 

 

　　自1947年1月至2月，陈毅、粟裕在山东枣庄、莱芜一线集结20余万兵力，两次战役歼灭国军11万主力后，进逼济南，引起国民党恐慌。自3月下旬，国民党在山东战场集结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组成三个兵团，由顾祝同坐镇指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兵分三路，企图再次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到4月上旬开始稳步向鲁中山区推进。

 

　　由于国民党吸取前两次教训，采用重兵密集推进，不轻易分兵冒进，导致共军很难捕捉歼敌机会。4月24日，华东野战军调集3个纵队(7个师)进攻泰安，经过两天两夜激战，全歼蒋军整编第72师师部及两个旅，俘敌中将师长杨文瑔以下万余人，缴获大批美式装备。

 

　　为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华东野战军实施迷惑战术，使蒋介石、陈诚产生误判，以为华东已经攻势疲惫，可能向东北方向的淄川、博山撤退。蒋介石随即命令各部跟踪追剿，企图在鲁中山区与华野主力决战。放松戒备心理的蒋军开始争功冒进。尤其是南线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贸然改变稳扎稳打战法，不待第二、三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张灵甫部)为主，整编第25师(黄伯韬部)、整编第83师(李天霞部)在左右两翼配合，以沂蒙公路上的坦埠(蒙阴县北郊)为主要目标，于5月11日自蒙阴东南的垛庄东西地区北犯。于是，我军就此拉开了孟良崮战役的帷幕。

 

　　1947年5月16日下午，国民党整编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被华东野战军6纵特务团，击毙于孟良崮山洞内，时年44岁。华野将其入棺厚葬。

　　整编第74师原为国民党第74军。该师全系美械装备，为甲种装备师，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是蒋介石指定的典范部队;下辖第51、57、58三旅九团共计32000余人，实力相当于整装军。共装备105毫米榴弹炮12门，75毫米山炮54门，37毫米战防炮36门，81毫米迫击炮96门，60毫米迫击炮108门，火箭筒36具，火焰喷射器54具，重机枪108挺。此外，还有1080挺7.62毫米1918A2轻机枪、2400支9毫米美制M1汤姆森冲锋枪和加拿大斯太令卡宾枪、4800支7.62毫米M1903A1春田步枪，军官配9毫米勃朗宁M1911A1手枪。无线电报话机配备到连，共有机动车约300辆、骡马1000匹。

 

　　如此实力难怪号称王牌，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1903年出生，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在嫡系第1师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6年因枪杀妻子入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任74军51师153旅305团团长，在德安战役中因献计奇袭张古山而一举成名，后任153旅旅长、58师副师长、师长、74军副军长。并经蒋介石特批，成为陆军大学将官甲级班里唯一的少将。张灵甫在俞济时、王耀武的大力举荐下，才坐上这个被誉为五大主力之首的74师师长宝座，因此得罪了竞争对手李天霞。

　　郭汝瑰，1907年生，四川铜梁人，黄埔军校五期，1928年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与党失去联系后遣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1931年918事变后退学，返回上海，转入陆军大学十期学习，三年后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到陈诚部任14师参谋长。后参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因功升任54军参谋长。武汉会战中升为20集团军参谋长兼暂5师师长，参与长沙会战。其深受陈诚赏识，后任国防部作战厅长，72军军长，22兵团司令，1949年12月在四川宜宾起义，1997年因车祸逝世，终年90岁。

　　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3厅(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1928年5月加入中共共产党，曾一度失去联系)，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官邸汇报”在当时是国民党官场人人羡慕的事。郭汝瑰与国防部2厅(主管情报)厅长侯腾，同时到了南京蒋介石官邸，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解放泰安，并进入了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地形势。蒋介石归纳了众人意见并作指导，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以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便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陈毅(左一)、粟裕(左二)

 

 

 

　　华东野战军分析态势后，认为将华野主力布置在坦埠两侧，可集中数倍兵力，围歼突进的第74师。5月13日黄昏，华东野战军采用正面突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四面包围的战法，指挥1纵(叶飞部)、8纵(王建安部，纵队相当于军，兵力2-3万人)利用地形掩护，穿插揳入敌74师纵深，割断了74师与其他国军的联系。经过了一天的激战，到15日拂晓，1纵、6纵(王必成部)、8纵分别攻占了垛庄和万泉山，完全截断了74师的退路;正面4纵(陶勇部)、9纵(许世友部)攻占了唐家峪子、当阳。此时，张灵甫的第74师已被华野5个纵队十余万人，死死包围在孟良崮及其以北狭小地区。

 

　　孟良崮位于山东蒙阴县东南，与沂南县交界，海拔575米，面积1.5平方公里，西北有540高地，西南制高点称雕窝。当蒋介石得知第74师被围，急令各部齐头并进，拼死也要解张灵甫之围。遂一方面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共军主力，另一方面严令孟良崮周围的10个整编师(相当于军)近40万兵力围攻，特别是李天霞的整编83师、黄百韬的整编25师，尽力支援整编74师，以期内外夹击，聚歼共军于孟良崮地区。

 

　　5月15日，华野发起总攻，陈毅命令各阻击部队坚决挡住国民党援军，不惜一切代价歼灭74师。同时根据战场情况，重新调整部署，1纵从西，4纵从北，6纵从南，8纵从东，9纵从东北，5个纵队同时对第74师发起了总攻。整编74师倾力突围失败，到晚上只剩下几个山头，但仍在负隅顽抗。到5月16日黎明，华野对74师的残余力量和张灵甫所占据的最后一个山峰，发起最后的进攻。

 

　　蒋介石和汤恩伯给增援部队发出手令，“如救援不力，严惩不贷!”但与整编74师毗邻的国民党军10个整编师(军)尽管近的相距不过几公里，但都被粟裕部署的阻援部队牢牢箝制住。国军各部援军没有谁能跨越华野包围圈一步。李天霞由于与张灵甫的矛盾，在蒋介石催逼下，他的整编83师只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弛援。而黄百韬的整编25师则是不遗余力地执行了蒋的命令，与阻击的华野6纵(王必成部)血战，损失万余人后，仍不能向前推进。

 

　　1947年5月13-16日，山东孟良崮战役示意图。

 

 

 

　　5月16日下午三时，整编74师全线崩溃，师、旅、团、营全部失去联系。华东野战军完全占领孟良崮主峰。此战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整编74师32680人，其中俘敌19680人，毙敌13000人，师长张灵甫被6纵特务团击毙，倒卧在山洞里。被缴获野战炮28门、战犯防炮14门、迫击炮235门、轻重机枪987挺、长短枪9828支、火箭筒43具。解放军阵亡2043人、伤9300人，损耗子弹199万发、炮弹3.3万发、手榴弹2.9万枚。山东解放区出动7.6万随军民工、15.4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运送弹药粮食和伤员。通过此役华东野战军实力大增，还装备了重炮兵与工兵，基本具备了同国军决战的实力，在一年之后的淮海战役中显示威力。

 

　　此战后，国军从山东全面撤退。黄百韬主动承担救援不利责任，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一年后在淮海战役中战败阵亡。鲁中剿匪总指挥汤恩伯被撤兵团司令之职，同年因豫东战役有功任陆军副司令、代司令。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因开始掩护74师侧翼不力，之后救援努力被免一死，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之后李天霞动用大量资金予以行贿，于一年后复出任第73军军长。

　　1947年5月13-16日，孟良崮战役。孟良崮主峰大崮顶，西北连接的两个540高地，西北端为520高地;其东南为芦山。攻下两个540高地及芦山，就能攻上孟良崮主峰。5月16日，两军于此血战，最终74师溃败。

 

 

 

　　张灵甫死后，解放军对这位“抗日名将”予以厚葬，由野6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主持葬礼。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新军装，张灵甫入葬穿的解放军军服，用的是新买的上等棺材。蒋介石为其颁发第3号旌忠状，并明令山东蒙阴县更名为灵甫县，以驱逐舰一艘命名为灵甫号。1947年夏，国民党以在后方临沂逃脱的74师3个新兵团和榴弹炮营为基础，重建74军。下辖51师和58师，邱维达任军长。淮海战役中，74军在邱清泉第2兵团编成内被全歼，最终彻底走到了尽头。

 

　　孟良崮战役开创了共军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一战，被陈毅誉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消灭装备最精锐的王牌七十四师，严重打击国民党军队的士气。

 

　　毛泽东曾经对粟裕说过“这场战役中国只有两个人没有想到，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我毛泽东!”。

　　1947年5月16日下午，孟良崮战役收尾，孟良崮主峰大崮顶南侧山崖下74师师部藏匿于此，张灵甫被击毙于此崖下的山洞内。

　　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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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1947年5月16日死于孟良崮战役。

　　新一军——中将军长孙立人，1949年转赴台湾，后遭蒋介石软禁33年，1990年病逝台中。

　　新六军——少将军长廖耀湘，1948年辽西会战被俘，1961年特赦释放，1968年病逝北京。

　　第五军——少将军长邱清泉，1949年1月淮海战役兵败陈官庄，举枪自杀。

　　第18军——少将军长胡琏，淮海战役兵败逃脱，1950年逃往福建金门，1977年病逝台北。

　　1947年6月2日，上海三民主义青年团(三青团)以反奸商为名，举行“反共”抬棺游行。连续7天到大华舞厅、天蟾舞台等处进行反共反苏宣传，并打砸《大公报》报馆(仅1947年成都市至少就发生了七次打砸、捣毁报馆的事件，大批报纸遭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三青团成立于1938年，主要成员为支持国民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

 

　　现在的国粉，也就是给三青团提鞋的货。

 

　　此时的国民党在军事上接连惨败，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只能靠这些小动作来转移国内矛盾焦点

1947年2月，上海，正在捆扎新印刷法币的印钞厂职员，美国摄影师摄影师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拍摄。

 

 

 

　　国粉们想看看富裕强大的民国么?今天让你们开开眼～～～～

 

　　民国末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经常听说“拿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可是对于现在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这个图集就是展示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统治下通货膨胀的奇景。

 

　　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全面发动内战后，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变本加厉地继续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1947年6月新印刷的法币数量，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的七年增量总和还要多。以至于国民党承认印刷机印不出足够数量的钞票。

 

　　1947年5月31日，中央银行总裁在报告中说：“连月支应浩繁，钞票产量有限，生产与支出不能配合，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连法币的印制，国民党也靠美国，1947年国内仅印58万亿元，美国印刷达137万亿元。国民政府被迫承认——法币“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危险性“比共产党叛变更为广泛”，“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

1947年2月，上海，正在捆扎新印刷法币的印钞厂职员，美国摄影师摄影师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拍摄。

 

　　上海中央印刷厂前身是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抗战后期通货膨胀一年比一年严重，中央银行在向国外订制增印充裕钞源的同时，大力增加国内印钞力量，除在大东书局增加承印份额外，中央信托局印制处的钞券印制量亦逐渐增大，民国34年(1945年)将其改组为中央印制厂，并由曾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凌宪扬任该厂厂长。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制厂总厂由渝迁沪，成为国内印钞的重心。总管理处设在中山东一路6号。辖有重庆厂、上海厂(光复西路)、油墨部(中州路)、北平厂(广安门外白纸坊)和台北厂。民国35～36年(1946～1947年)间撤销重庆厂，停办北平厂，主要由上海厂负责承印法币。通货膨胀极端严重时期，该厂成为供应迅速贬值的纸币(法币、关金券、金圆券)的主要工厂。上海解放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发行分处接管，先更名为上海人民印制厂，再改称为五四二厂，主要承印人民币和国家债券等。

　　1947年2月，由于法币滥发狂印，造成全国发生抢购黄金潮，照片为上海民众在福昌银号挤兑黄金。美国摄影师摄影师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拍摄。

 

 

 

　　由于法币滥发狂印，导致民众对纸钞失去信心，疯狂抢购黄金以保值。这次金潮来势凶猛。1947年2月1日，金价涨至每两40.6万元(旧币)，美元与法币的比值达到1：7700，与上月中旬相比，猛涨10%;2月8日，黄金价格一日五涨，最后收盘价黄金每两突破55万元;2月10日涨至96万元。法币币值惨跌带动了其他民生必需品价格上扬，日用洋货普遍上涨1倍，米价腾升。至2月8日，上海物价指数是战前的1.2万倍。据此，由上海引发的金融狂潮迅速向整个国统区蔓延，先是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人们大量抢购黄金美钞，如痴如狂，继而镇江、嘉兴、淮安等中小城市也纷纷效仿。

　　1947年2月，上海中央印刷厂(光复西路)负责承印法币，地上堆满了法币印刷半成品。美国摄影师摄影师马克考夫曼(Mark Kauffman)拍摄。

 

 

　　千百年来，经济崩坏，为政权溃亡之兆。

　　1947年2月，由于法币滥发狂印，导致民众对纸钞失去信心，疯狂抢购黄金以保值。法币币值惨跌带动了其他民生必需品价格上扬，日用洋货普遍上涨1倍，米价腾升。到年底，上海米价狂涨20倍!当时，上海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近200万，重庆、天津、青岛分别有大量的人失业;其他大中小城市也充满失业大军。民生凋敝、苦不堪言。

 

 

　　今天的中国，不要说米价狂涨20倍，就是再涨2倍，这个社会就要出问题了。

　　可见当年的通货膨胀，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1947年的通货膨胀，只是民国时期通货膨胀“奇观”的开始而已。

　　1947年7月21-23日，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和地方工作问题。图为毛泽东在小河村。

 

 

 

　　1947年7月21-25日，毛泽东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延安西北100公里)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和地方工作问题。图为毛泽东在小河村。

 

　　此时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3月18日晚主动撤出延安以来，一直在延安北部崇山峻岭间兜圈子，四个月才周旋向北撤了100公里。背后是胡宗南20多万追兵，天上有国民党飞机侦查投弹。

 

　　蒋介石知道毛泽东还在陕北，气得大骂胡宗南“太无能了，竟连中共首脑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并下令胡宗南：“即使损失三个师，也要生擒毛泽东。”1947年4月，毛泽东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今安塞县)，这是一个紧贴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这时，国民党军刚得到美国提供的新式无线电台“测向仪”，从测向仪获悉，陕北靖边县王家湾一带有一个强大的电台群，胡宗南认定毛泽东就在这里，立即命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快速偷袭王家湾，活捉毛泽东”。

 

　　中央机关在王家湾，只有中央警备团四个半连的兵力保卫，周围几十里远的地方都没有我军其他兄弟部队，形势十分紧张，十分险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对着地图研究对策。毛泽东说：“敌人的企图无非是三个：一是要把中央机关消灭在这里;二是要逼中央机关过黄河;三是要把中央机关赶到沙漠地区饿死我们。我的想法是：敌人从东来，我们向西走，敌人从北来，我们向南走。大路通天，各走一边。我们不能向东走，要向西走，向靖边城内马鸿逵的部队靠拢。我们避开刘戡，利用马鸿逵的地方主义，走一段沙漠地带。胡宗南想要我们向东走，我们偏偏要向西走。天下的路多得很，他走他的大川，我走我的沙漠。谁消灭谁，咱们走着瞧。

 

　　

 

　　刘戡，湖南桃源人，1907年生，1923年考入长沙陆军讲武堂，次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与徐向前为同学。1933年任83师师长，参与围剿红军，被流弹射瞎右眼。1935年获青天白日勋章，1937年晋升93军中将军长，后驻防山西阳城，封锁陕甘宁边区，并曾暗中接济八路军，后遭特务告发，被撤销军长职务。1943年后，国民党全面溃败，刘戡受命重组36集团军，任总司令。1946年赴陕西任37集团军司令兼整编29军军长。1948年3月1日，刘戡在宜川战役中惨败，举枪自杀，终年42岁。

 

 

 

　　1947年6月8日，毛泽东一行离开王家湾，从一条小路出来，向西爬上山梁一直往西走。走了一段山路，下起了大暴雨，山洪暴发，道路泥泞，人和马行走都很困难，不能骑马走了。毛泽东下了马，和大家慢慢地步行，走了一整夜，天亮后还继续向前走，又走了20多里路，才来到小河村，离王家湾只有40多里远。在这里休息了几个小时。中央机关和部队来到天赐湾，不再向前走了，把中央机关、部队分散隐蔽在山沟里，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

 

　　6月9日，刘戡率领四个半旅偷袭王家湾，扑了一个空。第二天刘戡命令部队顺着马蹄印向西北方向火速追击，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严密搜索前进。赶到小河村，未发现任何情况，又继续前进。当敌人的先头部队接近天赐湾时，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与敌人仅相隔一座山梁，形势万分危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对着地图分析敌情，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恰好是胡宗南与马鸿逵管界的结合部，胡、马勾心斗角，正好我们钻空子，只要我们沉住气，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为了应付意外事变，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作了最坏准备，商定三人从三个方向突围，哪怕一个人突出去也是胜利。

 

　　这时汪东兴报告：“敌人离我们只有四五百米远了。”毛泽东说：“只要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就是到了眼皮底下也不准开枪。”此时，远在陇东地区的彭德怀司令员，从敌台广播中听到胡宗南集中兵力偷袭毛泽东的“昆仑纵队”，立即派王震旅长率一个旅(其中有一部分是骑兵)，并命令三边和绥德地方部队及游击队全部火速出动支援，务必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他们接到命令后，连夜强行军赶到了天赐湾，从敌人的侧面和背后突然向敌发起猛烈冲击。刘戡被王震旅长的骑兵部队吸引住了，他下令部下追击骑兵部队。就这样刘戡的部队全部跟着退出了天赐湾。“昆仑纵队”解围了。

　　1947年7月底，中共中央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反攻问题。

 

 

　　毛泽东转战陕北到天赐湾，是西行的最“终点”。当他知道敌人退出了小河村、周围没有敌人时，决定马上去小河村，在那里住下来。7月25日，毛主席在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的大事。”到会的有：贺龙、彭德怀、林伯渠(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主席)、陈赓、习仲勋、王震、张宗逊等。毛泽东开头讲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然后提出：“我们不能等到敌人的进攻被完全粉碎了，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时再展开战略反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主力要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周恩来随后通报：早在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12万多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从而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现在刘、邓大军正准备挺进大别山，向蒋介石的胸膛插上一把尖刀。同时要求陈赓兵团，掉头向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这样，东可以威胁洛阳支援刘、邓南下，西可以威胁西安牵制陕北的敌人。华东野战军向豫、苏、皖挺进。陕北、山东一齐动手进行配合。彭德怀再率西北野战军打榆林，诱敌北上，把胡宗南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寻找战机吃掉他一大块肥肉。保证陈赓同志顺利渡过黄河，挺进豫西。

 

　　毛泽东把这个战略部署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国共内战即将进入大逆转时期。

　　1947年7月21日，上海。联合国救济署紧急发往难民营的面粉，大量逃离战火的北方难民涌到上海。

 

　　联合国救济总署全名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为UNRRA)，1943年成立，其任务是负责二次大战的善后救济。二战胜利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决定对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紧急救济和善后修复。

 

　　按照章程，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分配，应是不分政治派别的，但在中国，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深受战争灾害的共产党华北解放区，只能得到2%的救济物资。大量救济物资被国民党政府官员私吞变卖。

　　1947年7月21日，上海郊区设立的难民营，大量北方人逃离战争区域，居住在临时房屋内(可能是座砖窑)，难民们正在排队领取联合国援助粮食。

　　1947年7月21日，上海沐恩堂(位于今天人民广场东侧，来福士广场北面)设立的难民营，大量逃离战火的北方难民，和一些城市贫民，正在排队领取面粉。沐恩堂属基督教美国卫理斯教派， 又名“慕乐堂”。该建筑外观是美国学院复兴哥特式。砖木结构。大堂西南角有塔楼地座。“沐恩堂”，意为沐浴于主恩之中。前身是美国教会监理公会设的监理会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

 

　　这就是国民党治下的远东第一大城市核心地区，两年前它还在日寇的手里挣扎，现在仍然难逃战争和经济崩溃的阴影。

　　1947年7月至12月，中共三路大军突进中原，与国民党“逐鹿中原”。

 

 

　　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年。国民党军队倚仗装备精良、兵力较多的优势，向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并于3月19日占领了延安。此时有人断言：蒋介石已经稳操胜券，共产党则像凋谢的黄花，开始枯萎了。然而经过4-5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连续打赢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战斗;1-5月，华东野战军连续歼灭山东国军15万人，尤其是围歼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实为一个军)，引起举国震动。共军已经部分扭转对国军的劣势。

 

　　7月底，中共中央在陕西靖边县召开小河会议期间，共军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7月10-2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突破黄河，集中4个纵队13个旅约12.4万人(1、2、3、6纵)，在山东西南部发动鲁西南战役。全歼第4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及第2兵团王敬久部，4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共9个半旅约6万人(整编第32师、第55师、第66师、第70师)。

 

　　鲁西南战役打乱了国民党军在南部战线的战略部署，开辟了进军大别山的道路，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纠集14万人的兵力，企图合击刘邓大军，以堵住南线中央被打开的缺口。刘、邓为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进击中原的任务，毅然结束休整，在已转入鲁西南地区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掩护下，于8月7日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击圈，挥师南下。8月11月越过陇海铁路，通过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和淮河，于8月28日胜利到达大别山区。

 

　　同时，按照小河会议的决定：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向豫皖苏挺进，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豫西，三军构成品字形，协同作战，共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共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逼迫国民党调集重兵，与中共逐鹿中原。

　　1947年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及补充兵力15万人，主力兵分三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历时21天进入大别山区。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东南西北走向，长270公里，为红军时期的革命老区。刘邓大军在此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控制人口上千万，严重威胁南京和武汉。

 

 

　　1947年9月上旬，蒋介石以23个旅(约20万人)的兵力，进入大别山区进行追歼。刘邓大军在于敌周旋中，歼敌3万，解放县城24座，建立33个县政权，但减员严重。从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艰苦转战6个月，15万人的部队减员6万余人，几乎伤亡过半。加之在过黄泛区时丢弃了重武器，使得战斗力大不如前。成为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战斗力大幅下滑的野战军。

 

　　有鉴于此，毛泽东为打破中原僵局，决定派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10万人，渡过长江远征闽浙赣。粟裕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孤军远战伤亡过大，得不偿失。毛泽东同意了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留在中原，与刘邓大军协同打大的歼灭战。这一战略改变，打开了中原战区的局面。

 

　　在1947年7至12月期间，中共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共歼灭国民党军19.5万人，解放县城100座，创建了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吸引国民党军90多个旅，完成了中共中央“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7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人特使艾尔伯特·魏德迈中将(抗战时接替史迪威驻华)率团来华，试图调查国民党军事经济失败的原因，7月22日，魏德迈使团到南京。此后，魏德迈使团巡行各战区，北到沈阳、抚顺，南至广州、台湾。考察后，魏德迈批评国民党的麻木怠惰、腐败无能，要求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以挽回人民信心。8月24日，魏德迈离华。

 

 

 

　　1947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私人特使艾尔伯特·魏德迈中将(抗战时接替史迪威驻华)率团来华，试图挽救国民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败局。由于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与魏德迈同时来华的，还有财政顾问金詹斯(美财政部货币研究司远东科科长)、政治顾问斯普鲁斯(国务院远东司官员)、工程顾问斯克赛尔(海军中将、海军部土木工程队军官)、经济顾问华尔克(国务院经济发展司官员)等。

 

　　7月22日，魏德迈使团到南京，此后，魏德迈使团巡行各战区，北到沈阳、抚顺，南至广州、台湾，考察后认为“国民党军队兵力虽占优势，但战略主动则操在共产党之手”。8月22日，魏德迈在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讲演(五院院长和各部首长出席)，批评国民政府军事上的无能和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要求国民政府改善政治经济状况，重新赢得人心。魏德迈的发言，令蒋介石及所有官员大为难堪，考试院长戴季陶甚至当场痛哭。

 

　　蒋介石当然是无法忍受这样的批评。他认为魏德迈的讲话是对中国及他个人最大的污辱，在日记中写着：“本日魏德迈对我政府首脑之谈话，无异严厉之训词，类于斥责裁判，实为我国最大之耻辱。”为了获得美国援助，蒋介石还是厚着脸皮，要求魏德迈担任他的最高军事顾问。

 

　　8月24日，魏德迈在离华返美前发表声明说：“在中国，我在各方面见到的是麻木与怠惰。许多中国人的卑怯的失败主义，令人气馁心灰。为了恢复及维持人民的信任，中央政府必得立即施行彻底的深远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徒有军事力量不能消灭共产主义。”

 

　　到了1948年，美国政府认识到，国民党将很快失去中国政权，所以就不再支持和指望中国像美国所期待的那样，在稳定东亚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转而全力扶植日本，作为冷战时期亚洲防御苏联的桥头堡。

　　抗战时期，国民党就是“烂泥巴扶不上墙”

　　内战时期，国民党还是“烂泥巴扶不上墙”

 

　　在美国大力援助下，面对实力远弱于自己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在抗战后短短两年时间里，被共产党当成了打怪升级“攒经验值”的玩具，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就这种窝囊废，60年后的今天，居然还有“国粉”崇拜。

　　这到底是智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

 

　　1947年8月7日，就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当天(魏德迈还在中国)，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来到了延安。3月19日，胡宗南的20万大军攻下中共首府延安，曾经让蒋介石欣喜若狂。没想到，短短半年后形势逆转，中共40万大军突进中原。

 

　　此时的蒋介石，晚上肯定睡不好觉，想到延安看看他的对手到底是怎么回事。8月7日中午，蒋介石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由于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正在进攻榆林。当天下午老蒋就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军官会议，专门研究出兵增援榆林的问题。

 

　　晚上，蒋介石单独与胡宗南再次研究了榆林作战问题。第二天，蒋介石在延安枣园，终于看到他的对手毛泽东住的土窑洞。这个窑洞与当地农民的窑洞没有任何区别，窑洞内墙面剥落，门窗陈旧掉漆，床就是榆木钉起来的。他肯定难以相信，毛泽东就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指挥百万共军与自己周旋。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延安，也是最后一次，当天他就离开了这个让他心神不宁的地方。

 

　　蒋介石与毛泽东，一个穿皮鞋，一个穿布鞋;一个住别墅，一个住窑洞;一个坐飞机打仗，一个骑骡马转战;一个遇敌即逃，一个为了革命全家死了六位亲人。

 

　　——最终，穿布鞋的，打败了穿皮鞋的。

 

 

　　1947年9月24-27日，北平密台谍案爆发，大批潜伏的国军将领遭逮捕，照片为谢士炎(第11战区军务处少将处长)、丁行之(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第11战区长官部主任参谋)、朱建国(第11战区上校作战参谋)、赵良璋(第二军区司令部总务科交接参谋)，五人于1948年10月1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军警枪杀。那一年，丁行之40岁，谢士炎38岁，朱建国32岁，石淳30岁，赵良璋26岁。

 

 

 

 

　　1947年3月18日夜，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此后半年转战陕北山区，与胡宗南20万大军“捉迷藏”。胡宗南的部队狼奔豕突，却始终摸不准中共中央的行踪。而中共中央却对外界情报了如指掌。其间一个以西安为中心，潜伏全国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平、西安、沈阳、保定、兰州等地的秘密电台，组成一张迅速有效的情报网。

 

　　然而，1947年9月，一个外号“草上飞”的飞贼段云鹏，导致北平秘密电台遭敌特抓获，台长王石坚被捕。此后一个月，牵连出国民党军队中，与中共有关的大批高级将领，包括1名中将，21名少将，123名相关人员遭牵连杀害。此案称“北平谍案”，对中共情报系统造成严重破坏。

 

　　此案起于北平电台，由于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期间，需要大量情报支持，各地秘密电台，每天需要工作4-7小时以上，大大增加了暴露几率。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谷正文负责)，此时已经启用电台侦测车，锁定在方圆1公里范围内有中共电台，其后进一步确定王府井、南池子、北池子间约500米方圆内有一部电台，每日早上6点起发报。

 

　　保密局担心逐户搜捕会打草惊蛇，于是启用飞贼段云鹏。此人擅长蹿房越脊，因盗窃入狱，后加入军统。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早上5点，登上可疑地区的最高点俯瞰侦查。凡是早上6点准时开灯的住户，都必须仔细观察。

 

　　段云鹏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一户豪宅里(桌子腿胡同四号)的年轻人，每天早上6点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摆到桌上，然后戴上耳机，大约7点又把木箱塞回床下。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9月24日清晨，敌特在乘报务员发报完毕后，收拾器材之际冲入屋内。这种方式称为抓“活电台”，因为收报方不会发现电台已经暴露，可以继续利用这部电台。北平密台报务员(台长)李政宣被捕后招供，案情迅速扩大，三天内，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部(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余心清中将，及谢士炎(第11战区军务处少将处长)等18名少将，另有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各有一名少将，总计1名中将，21名少将被捕。

　　1947年10月1日，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及其丈夫被捕(后释放)。陈琏就是北平电台豪宅的主人。10月5日，蒋介石飞抵北平，亲自部署后续行动。随后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中共北平、上海、西安、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电台均遭破坏。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康生等人，要求杜绝一切漏洞，立即割断各种联系，并研究教训，减小损失。

 

　　王石坚(山东文登人)，1911年生，1932年入党，1933年因公祭李大钊，遭国民党警察作为政治犯逮捕，关入苏州军人监狱，狱内表现英勇。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各地关押的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因此出狱，获得重用。1941年，他被延安中央社会部(国家安全部前身)派往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至1947年被捕期间，建立起庞大的地下电台网。尤其是通过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机要秘书)和戴中溶(机要室副主任)，获得大量情报，使得在、身在延安山沟里的中共中央，对于胡宗南是了如指掌。

 

　　1947年9月24日敌特抓获北平密台后，报务员李政宣叛变，国民党利用这部电台，掌握了西安总台的情况，王石坚因此在西安机场被捕，并很快叛变，全盘供出中共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导致44名地下情报员被捕，牵连123人。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朱建国(第11战区上校作战参谋)、赵良璋(第二军区司令部总务科交接参谋)、石淳(第11战区长官部主任参谋)就是因此案而于1948年10月19日壮烈捐躯。

 

　　王石坚投靠国民党后，送往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主要任务是考核新来的叛徒;后逃往台湾，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晋升少将，并在台湾结婚。何时病故，未有资料。

　　段云鹏，1904年生，河北冀县人，苦练轻身术，外号“草上飞”，擅长入室行窃。抗战后被军统局长戴笠吸收入行动组，中尉军衔。国共谈判期间，段云鹏奉命刺杀中共代表叶剑英、滕代远，但为警卫人员发现而未得手。1947年破坏北平密台，段因此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和重奖。1949年1月，段云鹏潜入北平市市长何思源宅，将定时炸弹置于屋顶，炸死何思源二女儿，炸伤何本人、何妻及子女5人。作案后，段云鹏乘飞机经上海逃往台湾。1949年9月，段云鹏潜回北京，收集情报。1950年6月，国民政府保密局下令段云鹏暗杀毛泽东。段经香港、广州抵达北京，发展下线，后返回香港。9月，段云鹏化名张仁，再次由深圳入境，企图赴京执行暗杀行动，在广州下榻的旅馆被捕，后由空军专机押解北京。为了防止他逃脱，将其绑在一个担架上抬进飞机，到北京后被装在一个大铁笼子里。由于段云鹏认罪态度较好，遵照毛主席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的指示，一直关在狱中。1969年10月11日，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以反革命罪亲自签字批准处决段云鹏, 时年65岁。

 

　　1947年，国军装备的苏制坦克，可能还是第一快速纵队，蒋纬国的宝贝。

 

　　你要说国军对日军武器差，咱也不说什么。

 

　　可你百万国军对小米加步枪的共军，都能输到一败涂地;连整编74师，全美械王牌军都让人给端了。

 

　　那就不是实力问题了。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土改运动，赢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支持，是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决定性因素。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图为农民集会庆祝土地法大纲颁布，打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民国时期土地制度承袭清制。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但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常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和佃农、雇农并存。

 

　　据1950～1951年土地改革时101个小乡中95.5个乡84895户、436435亩耕地的调查统计：各阶层占总户数百分比和占有土地(主要是稻田)百分比是：地主户占2.1%，土地占12.2%;地主兼工商业户占0.31%，土地占0.5%;富农户占1.65%，土地占4.75%;小土地出租者户占1.56%，土地占2.16%;中农户占34.71%，土地占23.21%;贫农户占55.25%，土地占9.91%;雇农户占2.67%，土地占0.15%;其他户占1.71%，土地占0.26%;公常占有土地204117亩，占土地总数的46.76%。大大小小的公常占有将近半数的土地，是本县土地制度一个显著特点，而民国时期又逐年增多。这些土地比较复杂，有源于封建宗法制度的祠产、祀田，也有校产、桥渡等作为公益事业基金的田产。公常土地大致有：(1)祠产、祀田。祠产为宗族共有，大族有田数百亩，租息收入作为春节和春祭、秋祭费用，以及用于修缮、续宗谱、灾害救济事业等。祀田大小户头甚多，有几百户或数十户共同祖宗的祀田，也有数户共同的祀田。相当一部分公常田产为本地当权者掌管，有的从中贪污中饱挪用谋私利。解放后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份时，有少数掌管公常产业为生、别无正当劳动收入的人划作“公常地主。”(2)校产。民国时期，学校多为私立，大多由公常捐助田产，租息收入作为学校基金。(3)丰产、庙产。(4)桥会、渡会、茶水会、水龙会等公益事业，往往也有少量田产作基金。

 

　　总体说来，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数块。据估计， 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 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 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 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图为河北保定阜平县易家庄的农民在墙上书写宣传《土地法大纲》。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署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并提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八项基本政策。

 

　　此宣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用武力全面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批准颁布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多年来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

 

　　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前面我们说过，国民党一直打败仗，败就败在有组织无纪律，只为小集团图谋利益。国民党上至将校级军官，下至普通士卒，作践百姓的事情，多不胜举。就是在国军内部，各种军官辱骂殴打下层士兵，兵痞欺凌新兵的事情也层出不穷。

 

　　蒋纬国(蒋介石养子)在晚年，曾经说过这么两件事情：有一年，蒋纬国在胡宗南部任少尉排长。一天夜里，他从潼关乘火车到西安，买的是下铺。这时进来了一位少将，蒋纬国站起来向他行了个军礼，还未坐下，少将就傲慢地命令蒋睡上铺。蒋服从了睡到上铺时，脱去军衣露出了蒋介石送给他的银色勃朗宁手枪，少将发现手枪后不容蒋纬国说话，便用自己生锈的手枪换下了蒋的勃朗宁，蒋纬国也服从了。第二天车到西安，胡宗南的副官来接蒋纬国，被少将看见了。不到中午，卫兵向蒋纬国报告说：外面有位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一定要见少尉。此时的少将已经知道了少尉是“蒋介石之子”的身份，他诚惶诚恐地向蒋纬国谢罪，并将勃朗宁手枪还给蒋纬国。

 

　　第二件事：蒋纬国坐火车从西安回潼关，车上很拥挤，过道里都站满了人。蒋纬国看到一位上校从自己身后挤过去，不一会又从自己对面挤回来。当上校经过蒋的座位时，蒋纬国站起来问他是否找座位?并请他坐自己的座位。上校看了蒋纬国一眼，突然伸手在蒋脸上打了一巴掌，责怪他早不让座。蒋分辩说：上校第一次是从背后过去的，不知是在找座位还是找人;这次是从对面走过来，才觉得上校可能是在找座位。蒋刚说完，又挨了上校一巴掌。蒋纬国把座位让给上校后被挤到厕所里坐在便桶上。这时列车长来查票，有认识蒋纬国的告诉列车长上校打了蒋两耳光。当列车长查上校的票时，就告诉他刚才打的是谁。上校一听，立即跑到厕所跪下，再三向蒋纬国道歉，说自己还有老娘要他赡养等话，大概是怕蒋纬国报复他，要他的命。

 

　　晚年的蒋纬国谈及此事时，感叹地说：在我们的国家，军人也好、非军人也好、政府也好、民间也好，有人只要有点权力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当然，他们耀武扬威的对象，永远是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一旦得知某个人比他们更有权力时，他们立马就成了奴才。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共16条：“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

 

　　土地法大纲公布后，中共控制的各个根据地，随即展开丈量土地、分配田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