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摘自《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

　　鄂西地区的土地改革，是在基本上清除匪患和开展减租反霸的基础上进行的。1950年12月，成立了领导土地改革的机构一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年初，地委在龙洞、竹园，恩施在县城附近的13个村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各县于1951年7月铺开，共分三批进行，到1952年底，全区完成了土改。

　　鄂西农民受到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是深重的。解放前夕，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的地主，拥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所占的还多是水田、槽土、“饭碗田”。农民租佃土地，要交高额的“顶头”（即押金），地租一般是对半开，低山人口稠密地区，有的地租还达到倒四六、倒三七，即佃户要将收成的一半，或六成、七成交给地主。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动一年，交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有一首民歌描述农民过的赤贫生活是：“三个石头架口锅，吃的洋芋果，烤的转转火，穿的烂巾巾，睡的包谷壳。” 同时，农民还受到地主豪绅的残酷压迫。由于特定的条件，鄂西的地主豪绅与地方权力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军阀混战时期，湘、鄂、川、黔各派军阀穿梭进驻，都要在地方上扶植一些团防为爪牙。这些团防以军阀势力为后盾兼并土地，既是大量土地的占有者，又是地方反动政权的头目。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鄂西推行“新县制又给地主豪绅加上一些“委员”，“参议”，“代表”，“XX长”的官衔。这样一来，大地主一般是“头上有官职，手中有枪支”，威风一时；中小地主也纷纷在乡保政权里谋得一官半职，既可以躲过兵役和伕差，又可以仗势欺压农民。地主阶级与地方政权勾通一气，强化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又使他们得以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如强行勒索、占地夺产、奸污妇女、打骂凌辱等，甚至任意枪杀农民。各县区都有一些民愤极大的"山大王"横行一方。利川县大水井乡大地主李盖五就是 一个例子:

　　李盖五解放前任四川省奉节县龙门团总、龙门区区长、奉节县保安局长。他与本族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权势大量兼并土地。到解放前夕,李氏大小地主42 户,霸占租稞达 8,912 石（每石合三百公斤）,有 1,189 家佃户。同时,他又利用权势对佃户、长工进行残酷统治。在他住地,由两百多个工匠兴工上十年,修建了占地十多亩、有48个天井、 四周围绕高大石墙的大庄园,被称为"土皇城"。皇城里经常驻扎着一百多个团防兵, 石墙上有碉堡，设有108个枪眼。皇城里 还有能制造毛瑟枪、炮的兵工厂,审讯和关押农民的法庭、牢房。李盖五私自立法，拷打农民的刑法有“呆半边猪“、“猴儿抱桩”、“鸭儿扑水”、“顶火砖”等12种。尤其惨无人道的是他把皇城附近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作为杀人场，峡谷口靠山脚有一座天生石桥叫龙桥，凡有不服管制的，李盖五就令刽子手绑来，押上龙桥，往下一推，人就肠肚炸裂、粉身碎骨。据统计，被李盖五以各种“罪名”掀下龙桥有姓有名惨遭杀害的多达351人。

　　土地改革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这时地主阶级中一批怙恶不悛的恶霸分子，在剿匪反霸或镇压反革命中受到惩办，不能形成对抗力量；但还有一些不甘心放弃剥削的份子，散布谣言，组织假农会，隐瞒田土财产，破坏农具耕牛，进行顽抗；更普遍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利用宗族、亲戚关系，用钱财或美人计收买过去的苦主和农会干部，企图软化对他们的斗争。鄂西地区的土改领导机构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新情况，反复强调在土地改革中把思想发动放在第一位，对农民进行一次深刻的反封建教育，反对恩赐观点和简单从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地土改工作队队员普遍深入到贫苦农民之中，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在农民中开展诉苦、挖穷根、查地主发家史的教育，弄清“谁养活谁”的大是大非和“土地还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道理；开展“报上当”活动，揭露地主收买农民的花招。地委指示《恩施报》开展“不受地主欺骗”和“农民是怎样穷的”的群众性讨论，让农民现身说法，纠正不正确的认识。 如认为八字不好，屋场不好，娃娃多，先人不争气，死人死牲口.失火遭灾...才变穷的，等等。在土改结束了的村开展复查，重点查思想发动，破除干部中出现的松气思想。由于从始到终重视思想工作，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对阶级剥削的教育，土改运动也进行得比较顺利。到1952年底，全地区的1490个乡全部完成土改，60%到70％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230万亩土地和大量的耕牛、农具、房屋。几千年来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大山被推倒了，翻身农民无比高兴，村村寨寨，老老幼幼，敲锣打鼓欢庆土地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