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历史真相（综合）

 

 

　　互联网暗流涌动着亲美的舆论势力，泛滥的“美国主动退还庚子赔款”段子便是明证之一。这些异口同声的段子可以从近期一直追溯到2010年。大意千篇一律：1.八国联军中唯独美国没作恶。2.庚子赔款美国主动退回半数，用以援建清华大学提升中国教育。以此推论中国应该向美国感恩戴德，而非心怀敌意。这种论调不仅公知、营销账号们反复炒作，连一些传统媒体官方微博都参与进来。例如南风窗的一条微博【苦难的B面】。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这一结果虽然泛滥于微博，但是传播者们却往往对此中细节以及原因语焉不详。因为若较真讲述退款来龙去脉的历史细节，美国就不那么伟大了，且有阴谋的意味，这当然不是亲美的传播者们乐见的。当然，更可能是他们的金主严令禁止。在2011年9月4日我发表微博【普世精英为道义，还是利益?】公开茅于轼、张维迎、于建嵘、贺卫方等公知头面人物都由福特基金会资助后，薛蛮子便突然跳出来暴喝：“至于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都多年为苏俄赞助。他们的子女都是苏联留学生。当今我国省级部级以及更高领导的子女留学外洋拿奖学金的应是历史之最，小石头儿：您这一石想激起千层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您是意欲何为? ”其后便出现一批公知异口同声地以“清华是美国拿庚子赔款援建”作论据来批驳我。

　　如今，是该还原美国为何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援建清华的历史真相了!

　　一、八国联军中美国人的罪行

　　若想搞清楚庚子赔款的来龙去脉，就一定要提及八国联军侵华的暴行。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剿灭排外义和团名义采取军事行动侵入中国的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八国联合军队。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联军总部“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使北京陷于空前的痛苦之中，这是中国首都数百年来首次为外国占领军洗劫。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辛丑条约》赔付白银4.5亿为终。史称庚子赔款。

　　在网络搜索“八国联军”相关资料，联军的杀戮奸淫及掠夺财宝的暴行不亚于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却绝少能看到其中美国人所犯暴行的资料。常见的描述如下：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德军、日军、法军和俄军组成的联军讨伐队最为凶残，在北京郊区血洗无数村镇，将男子一律虐杀，妇女先辱后杀，手段及其残忍。无辜的老人被洋兵当作刺杀活靶，被开膛的儿童的尸体随处可见，老弱妇孺甚至被投入水井和河中。英法军队也毫不手软，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兽性。

　　八国联军明信片。死囚笼。被关的死刑犯活不过三天，因为他们的双脚被腾空。

　　而一篇转载甚广署名常青的文章《话说1900年：八国联军中的美国军队》，更是援引美方资料“证实”美军在八国联军侵华过程中不仅纪律严明自身无暴行，甚至还在自己管辖区域严格维护治安，保持安定，严禁任何人、任何方面的烧杀抢掠行径。

　　难道美国人真如亲美公知们所鼓吹的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毫无罪行吗?根据南北战争中林肯纵容北方军队大规模强奸南方妇女、二战美军猥亵强奸法国妇女更胜纳粹，以及在朝鲜战争、越战以及伊拉克战争中针对平民的杀戮和奸虐行径比比皆是，便可知这种鼓吹不可能属实。

入侵中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人当年绘制的油画，表现美军第十四步兵团的悠闲连队(Easy Company)正在于1900年8月14日攻打北京东便门。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左右。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离清军的火力较远。上午11时，美军决定用梯子从城墙角边爬上，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是最先攻入外城的军队。虽然美军先攻入北京外城，但被清兵的炮火压制，难以前进。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上9时，俄、日军各自由东直、朝阳破门而入。

　　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家国网《被遗忘的暴行：八国联军的“北京大屠杀”》http://lishi.jguo.cn/qrsj/2013/0104/7538.html#ad-image-0 )

　　8月16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全城。西城由美军、法军、英军、意军占领，外城由英军、美军、德军占领，实行军事统治。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大肆屠杀，被捕的义和团威武不屈，视死如归。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以后各国军队又抢劫多日。

　　日本人植松良二之现场报导说：“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分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淡。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卒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计京城内富豪大官之居宅，竟无一不遭此难者，决非过论。”

　　时人报道说，各国洋兵“俱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

　　“长老会美籍牧师也强占一座王府，除取得遭劫掠侥存的三千两白银外，还摆起跳蚤市场拍卖家具名瓷等物品，对友好的非议笑答曰：‘上帝的恩赐’”。“无主之财”已成伪善者之口头禅，奉为金科玉律矣。

　　在剿灭义和团运动期间，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脱去道袍，背起步枪，亲自屠杀义和团。后来他回美国时，特意背起那支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步枪，骄傲地行走在美国的人流中。说到底，基督就是一个征服神。在八国联军屠杀、劫掠北京期间，丁韪良还亲自指挥和参与了抢劫。他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写道：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继续要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搬出来公开拍卖。…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共识网《摩罗：西方传教士配合八国联军烧杀抢掠》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ccz/article_2012032956491.html )

　　如上，八国联军中的美国人并非毫无暴行，仅是善于狡辩掩盖自己的暴行。美军掠夺到的大量银锭被运到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卖给摩根大通的代理人，所得收益存放在美方金库中。美国竟宣称暂时代中国保管，以防止其他联军掠夺走。这真是足够无耻的借口!

 

　　二、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来龙去脉

 

　　1901年9月7日，清廷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前右一)、李鸿章(前右二)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劻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按照当时的国际规定，战败国要给战胜国陪偿战时的损失。于是，《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以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这就是“庚子赔款”。因为1900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西方各国要求中国赔款的理由包括：1、支付出兵战费及利息;2、赔偿各国侨民、传教人员、商人及企业损失;3、赔偿各国教会损失;4、赔偿中国教民损失。四亿五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带有羞辱性质。

　　美国应得的赔款是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1902年至1940年利息共约2891万美元，本息总共约5335万美元。

　　探讨美国为何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

 

　　梁诚生于1864年，1917年去世。原名丕旭，字义哀，号震东，广州市海珠区黄埔村人。出身富商家庭，自幼好学上进。他在1875年为满12岁时，在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4批留美学生，在黄埔村的码头登船，前往美国菲力学院就读。

　　1881年，他与其他留学生一起尚未毕业就被召回国。起初在总理衙门做事，不久就随张荫恒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而当时正式大清国最腐朽孱弱的年代。

　　1901年，梁诚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为专使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当时德国要求我国专使行叩头礼，但梁诚不畏强权，断然拒绝这个无理要求，坚持行鞠躬礼。

　　辛丑条约签字数月后，1901年年末一则消息在纽约传播，消息称美国有意把1800万美元的赔款退还给中国。1901年12月27日《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发布特讯澄清此事，特讯的标题是：「把1800万美元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绝无此事;说美国确认700万美元赔款已是足额，纯属谣言」。美国政府发言人首先辟谣，说那则消息是虚假的。并声明，如果中国的赔款超出美国的实际损失，美国愿意退还溢款。但是，美国提出的索赔是合理的，没有多要一分钱。即，美国并无主动退还庚子赔款的打算。

　　1904年年底由于银价下跌，金价上升，一些列强国家觉得以银为准还款不划算，向中国政府提出以金为准来还款。由于此前中国同美国签定了用银还款的协议，清政府于1904年11月30日给驻美公使梁诚发去电报，电文是：「各国赔款，不允还银。惟美曾久照和约第六款甲字所定汇价办理，有康使照会及零票载明为据。现与各国另议还金办法，康使颇有须一例均待之言。……此事美政府既慨允于前，未必因各国办法不同，遽变宗旨。希尊处向美政府声明，并译复。外务部，敬。」

　　因中美时差，梁诚收到电报是美国时间11月30日上午。外务部指示梁诚与美国交涉赔款用银问题。12月1日梁诚会晤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海约翰说美国已经给驻中国公使康格发电，告诉他采取各国一律的政策。由于有约在先，海约翰还是答应梁诚把此事向总统汇报，交内阁会议讨论。12月5日上午梁再次会晤海约翰，询问总统意见，得知总统和各部官员都同意采取各国一律的办法。梁诚为此向海约翰阐述了中国坚持用银的立场。并说，中国的财政已经极为困难，为筹集赔款也是想尽了办法，全部用金还款，必须再增加税收。发展下去，民众疾苦不堪，会更加仇恨洋人，甚至造成政局不稳，后果不堪设想。海约翰深为梁诚坦诚的话语所感动，沉默多时，才说出了一个历史真相：庚款原本就索要过多。(二十一世纪《从时间细节考察美国第一次退还庚款的交涉过程》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7045g.htm )

　　梁诚就此话题，首次提出：「如果各国都核减赔款，对我国的财政大有益处。贵国如能率先核减赔款，首倡义举，各国就会立即回应。」海约翰认为梁诚的观点很有道理，并答应梁诚他将竭力筹划，使美国退还超收的庚款。当晚梁诚发电报给外务部，报告与海约翰会谈的结果。

　　1904年12月5日梁诚与海约翰会晤之后，通过与海约翰的多次会谈和与美国上层人士的接触，4个月的退还庚款交涉工作才有了较为明朗的前景。但美国应该退多少，梁诚并不清楚。梁诚对庚子事变中美国的民间赔偿案进行了调查，但对于美国军费的开支，梁诚无法了解到，他认为应属于原来的军费预算，不应列在赔款额内。所以，梁诚给外务部的信中报告美国超收庚款达2200万美元。

　　1905年，中美关系一度陷于低谷，美国政府也把该要求束之高阁。但梁诚仍然锲而不舍地努力，“省一分之出款，即裕一分之国用，即纾一分之民力。”美国也想耍赖，但梁诚据理力争反复交涉，并发动舆论支持。1907年，梁诚得知罗斯福总统要参加洁姆司博览会，于是也想办法参加，借机见到了总统，并当面向罗斯福总统提出退款要求，终于得到了罗斯福的应允。

　　随后，梁诚反复和美国政府谈判，核实退款金额.经过努力，美国最终决定退回多收的庚子赔款。

 

　　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为何指定用于教育

 

　　1907年，东三省成为大清国的战略焦点，为抵御日本和俄国在该地区越来越猖獗的掠夺，中国一方面将东三省作为改革特区，实行政策倾斜，加快“移民实边”，另一方面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将美国作为开发东北、抗日拒俄的最主要同盟者。当日、俄、英、法在远东结成一个松散的同盟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议中、德、美三国结盟与其对抗，得到中国的积极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希望以美方的庚款退款2000万美元作为资本金设立东三省银行，以东三省的财政收入和美国庚款退款为抵押在美国发行债券，东三省银行的利润则可用于派遣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但此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几乎是美国各界的共识，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在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亨廷顿.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操纵中国领袖的方式。”

　　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美国在商业上持久地获利”。

　　1906 年远渡重洋回到美国的明恩溥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并于当年3 月6 日到白宫晋谒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总统将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中国的学校，并赠送罗斯福总统《中国人的特性》一书。

　　他认为，"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此外，明恩溥还建议应拿出部分庚款，在中国建立协和医院与协和医学院，为落后的中国提供现代医疗服务。

　　在各界推动下，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的议案，并授权总统全权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强势导引下，中国也同意了将退款完全用于办学。两国商定：从开始退款之年起，中国政府于前4年每年遣送100名学生赴美留学，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选派50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毕为止。当年10月31日，两国又共同拟定了《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对留美学生的资格、选拔、专业及其管理等问题达成基本协议。

　　于是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就应运而生了。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于宣统辛亥年(1911年)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至今犹悬于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仍是一所留美预科学校。其教育目标，是培养留美预备生。学制为8年，分中等、高等两科，学生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毕业后公费进美国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尚有不小距离。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并开设国学研究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等院系，盛极一时。正因为清华学校具有“国耻纪念碑”这样一个背景，故清华人在总结清华精神时，总不忘把“知耻而后勇”排在首位。

　　综上所述，美军也有历史记录证明其参与了八国联军的抢掠暴行。战后的庚子赔款，是让中国人人格倍受侮辱和经济遭受重创的一个历史事件。美国同列强一道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谎报损失敲诈勒索，体现了殖民主义国家的贪婪本性。而直到梁诚得知美国庚款索赔过多后几番据理力争要求美国退回，美国才无奈退还赔款。因为美国当时要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需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同时，更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主持正义的国家形象。但美国强制要求清政府将退还庚款用于选派留学生赴美，则是谋求“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从而“控制中国的发展”。

　　当年的胡适与如今的亲美公知们，不正是美国精神操纵的成功试验品吗?

　　关联阅读

摩罗：西方传教士配合八国联军烧杀抢掠

　　1900年，八国联军统帅瓦西里（德国人）率军在中国肆意屠杀的同时，也曾冷静地分析过，西方传教士的无德行为，实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重要因素。他以美国传教士为例描述了传教士的不佳表现。

　　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并使教会仇敌得以从事鼓动。即余个人即曾亲眼见过此类牧师，彼等常以商人资格前来战地医院及军营中售卖物件。此外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譬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通常极能相容。[1]

　　这段描述给我们研究传教士及基督教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传教士在西方殖民东方的大背景下来华传教，他们的身份和心态跟其他前来征服、掠夺和谋利的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他们在种族认同、国家认同、利益认同以及文化认同上，跟那些来华征服、掠夺和牟利的西方人浑然一体，并无二致。所以，他们毫无疑问是殖民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不可因为事涉宗教，就无端地将那些传教士精神化、理想化甚至神圣化。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一直在中国东南沿海从事间谍活动，他仔细侦察、搜集中国地理、海防等等情报，一个炮台一个炮台地考察，如果被中国军人发现，他就掏出基督教宣传品，谎称自己是传教的。

　　我们不妨引述一段他所记述的对上海吴淞炮台的考察经过：“我们巡视了炮台的左侧，考察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这座炮台是一个极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的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差，点火口太宽，制造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要比炮手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生命。由于中国长期享有和平，所有他们的军事工作已经陷于腐败。我们还巡视了兵营，他们的武器极不一致，有些兵用大刀，其余用火绳枪，少数用矛等等。”

　　这些文字哪像一个传教士的文字，这里的整个思维和全部内容，都让人想到一个磨刀霍霍的舰队司令的形象。

　　殖民者整个种族都是掠夺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屠杀的胜利和快感。郭实腊虽然自称为上帝的使者，可是他的第一认同并不是宗教认同而是国家认同和种族认同。在掠夺和屠杀东方世界的伟大事业中，整个欧洲经常自觉地形成整体的意识形态认同和种族认同。英国的来华传教士，是由美国人帮助送到中国的，郭实腊作为普鲁士的传教士，也可以自觉地帮助英国人征服中国。在天津教案期间，德国和法国正爆发普法战争，两者为敌对国家。可是德国军舰也开到天津，帮助法国向中国示威。

　　所以，郭实腊内心深处给自己的定位，根本不在于传教不传教，而在于他是作为一个欧洲的征服者来到中国的。当他就考察上海吴淞炮台发表结论性意见时，他不由自主地写道：“如果我们是以敌人身份到这里来，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这完全是一个屠手的思维和结论。

　　实际上，很多传教士也像郭实腊那样，处处以征服者、占领者的意识为欧洲种族的殖民大业深谋远虑，中国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只有待他们下刀的肥嫩、柔弱的羊羔。后来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不过是将传教士郭实腊的屠杀欲望付诸实施而已。在这场战争中，郭实腊成了英国海军最重要的情报人员和参谋人员，完成了传教士与侵略军的事业的完全一体化。

　　法国传教士李国在四川酉阳传教，竟然组织一支教堂武装，像军队那样修筑工事。他们仗着这支武装为所欲为，激起中国民众公愤。民众愤而焚毁教堂，杀死李国，这支教堂武装乘机复仇，杀死中国民众145人，杀伤700多人，焚毁民房100多户。最后法国参赞要求中国官方处死民众2人，判刑10人，敲诈3万银两。而教堂武装中真正的屠杀者却逍遥法外。假如这些传教士果如他们自己所说，是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的，为什么对于承载民众灵魂的肉体那么随意地屠杀?为什么他们的兴趣总是放在制造事端、敲诈银两上?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启程来中国之前，特地买了一把手枪。在日后的传教过程中，他至少两次掏出手枪威胁中国民众。中国不是一个自由持枪的国家，他在中国民间进行宗教活动，永远不会面临手枪的威胁。传教工作本来也不是武装工作，可是他却可以持枪来华，可见他的自我定位也不在于传教，而在于征服。他跟郭实腊的心态颇为接近。

　　美国人梅子明，也是一个热衷于占领、抢劫和屠杀的传教士。早在使馆解围前他就已经谋划好了，要设法抢占一座蒙古王府。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梅子明立即会同几个传教士，带领200余名教徒，一同到北楼府抢劫并占领王府。他们首先抢劫王府里的所有武器，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在他的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在王府里搜劫，一路到王府周围的各个富豪人家进行抢劫。

　　不仅如此，梅子明还将大批赃物公开拍卖，捞取大量现金。到四乡去扫荡时，他还私设公堂，随意抓人进行非法审讯，强令农民跪在他跟前，进行逼供和敲诈;对每一个受害的教徒，还强逼地方当局赔款数百两银子和附加罚款[2]。顾长声还列举了梅子明当时的抢劫日记，日记充分表现了梅子明对于抢劫、屠杀的入迷程度是多么渊深。

　　8月20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已带领二百余名教徒占领了那座蒙古王府。……由于我现在是王府的头头，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显赫的人物，周围的邻舍把我当作一位王子对待，他们给我送来了蛋、鸡、鸭和葡萄酒等等。”

　　8月28日写的信：“亲爱的，……我必须把义和团的头目们搜查出来，并尽可能地给予惩办。我马上就要开始去干这个行当。……我们已经抢劫到足够的东西可以过冬了。”

　　8月29日写的信：“今天我在这里前主人藏财宝的阁楼中发现大量的珠宝、纹银和四只表。我将尽快地把这批财宝全部运送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的保险库中去。”

　　9月18日写的信：“我离开北京城出外讨伐已有五天了。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的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义和团像野鹿一样从我们面前逃走，我们发现无法在青纱帐里追捕他们。”

　　1901年1月1日写的信：“我们都被邀请从十一点到一点钟到查飞将军处报到。目前在四乡还发生一些新的战斗，特别是那些外国军队扫荡过但是没有适当镇压过的地方。……现在又要重新进行征讨了。”[3]

　　在剿灭义和团运动期间，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脱去道袍，背起步枪，亲自屠杀义和团。后来他回美国时，特意背起那支屠杀过中国人民的步枪，骄傲地行走在美国的人流中。他对自己的兴趣，看来不在于“黑暗的东方灵魂”的拯救者，而在于征服者和屠杀者这一面。说到底，基督就是一个征服神。在八国联军屠杀、劫掠北京期间，丁韪良还亲自指挥和参与了抢劫。他在《北京被围目击记》中写道：

　　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继续要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该处去发现藏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装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在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还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是我自己的回声。……美国公理会在一处王府驻扎，都春圃牧师发现该处和附近一带房屋里有大量的皮货、绸缎和其他值钱的东西。他向军队和使馆做了广告，把这些物品搬出来公开拍卖。另一个雷思德牧师……买了四大箱皮货，打算运到纽约去转售。……我很荣幸在他们蒙受责难中我也有份，我承认自己与他们一样有罪，虽然我侵吞为我个人使用的唯一物品是一条羊毛毯。[4]

　　像丁韪良这样参与屠杀的西方传教士为数不少，其中有一部分还正式参军作战。八国联军大屠杀期间，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樊国梁给巴黎的教会组织报告云：“我们在京城里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队长。”[5]

　　法国远征军伏依龙军团司令给北京教区副主教林懋德说：“自从联军开到直隶境之后，你非常乐意派遣传教士们以随军司铎身份加入军队，我们对他们在各方面无不尽量照顾。…… 他们离开自己传教的职务，在各种情况下，特别是在作战期间为军队服务的热情和诚意，是值得我们十分感激的。”[6]我们不难发现，传教士与侵略军的身份转换，没有任何精神的、宗教的障碍。传教士与殖民者实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占领、抢劫和屠杀，绝不是传教士群体中个别人物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在西方殖民者逼迫中国当局所签订的每一项不平等条约背后，在帝国主义的军舰所发射的每一颗炮弹背后，在西方侵略军所举起的每一把屠刀背后，都活跃着传教士们的身影，他们或者是谈判桌边的翻译兼谋士，或者是收集情报的间谍，或者是屠杀和殖民理论的提供者。

　　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创立的中华内地会，1936年有1 326名传教士活跃在中国各地，他们每一位传教士都配备了一本本系统内部自编的密电码本，好让传教士们及时用密码向上海总部派发情报。他们的所谓传教就像普鲁士人郭实腊一样，只是做做样子，蒙蔽中国人的视听，骨子里则兼有殖民者之情报机构和智囊机构双重特征。

　　(本文系《中国的疼痛》之一节，原题《传教士热衷于军事占领和屠杀》，该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1]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2] 参见顾长声：《梅子明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 顾长声：《梅子明传》，见《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4] 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5] 同上书，第201页。

　　[6] 同上。

　　延伸阅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

作者：乔子石38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简介：

　　在公共行政学院刚成立的时候，全学院只有20多名学生。肯尼迪政府学院成为成为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全日制的专业研究生，分为三个方向：一个是公共政策硕士;一个是城市和区域规划硕士;再一个就是公共行政硕士。培训的对象主要是政府机关内部的高级公务员，也包括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和市长。

　　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而已，对中国培养回来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当然不要指望这些人回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们已经笃信耶稣了，这些人有的已经在中央党校，青年政治学院等培养中国地方官员的学府拿起教鞭，大讲美国价值观和基督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和烈士的鲜血重托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致使现在的结果是贪腐前赴后继，风气污浊百姓不满。(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不过事实也就这样吧，不对就拍砖吧)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就读的学生除了在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外，每年在学院进修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中国学生不下200人。由于来自中国的学生以及与中国合作项目增加较快，政府学院从2000年初起设立亚洲部,专门管理以中国为主体的亚洲学生。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实践证明，在接受了海外熏陶后，这些陆续“学成归来”的官员尽管可能由于培训时间过于短暂而无从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却在这些人脑子里生根发芽。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在提出了这个构想之后，合作伙伴的选择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要选就选最好的”，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学院，自然被列为发展研究中心的首选对象。碰巧的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S·奈，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以及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和清华的特殊关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最终被邀请加入了这个培训计划。

　　至此，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牵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合作的举办形式被确立下来。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约。对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曾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项目每年面向 60 位左右的中国官员开展培训。这些官员由中组部选派,来自中央机关、各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培训对于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与细致:选派官员以中青年官员为主,倾向于地方官员,级别要求为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

　　培训计划则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国内培训，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课程设计将充分利用哈佛大学的教学资源，广泛介绍国际经验，同时力求紧密联系实际。为保证学习效果，在北京和剑桥由哈佛大学教授授课时将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培训模式的特殊性还在于费用的支付方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学员在国内的学习费用，由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承担，总费用估计一年150万元左右;在国外的各项费用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估计一年约100万美元;学员所在单位只负担交通费。由于这种培训模式具有的探索价值，中央非常重视。中组部干部培训局官员援引***总书记的批示，要求抓好领导干部的境外学习，多开辟新的途径让领导干部到国外的名牌大学、研究机构去学习深造。

　　负责此项目培训的主管官员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的赛基教授。通尼·赛基(Tony Saich)是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发展学的教授。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亚洲代表期间，认识了不少中国政府和清华大学的朋友。

　　如此大规模整体的官员培训，人选更是全面慎重，精益求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确定的条件是：必须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本岗位至少有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地市级或司级以上的国家干部，且将以中青年、地方干部为主，而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最终，在严格筛选下，终于选定了60名参训官员，其中11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其余则来自地方政府机关。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为中国官员培训班安排的豪华教师阵容也是创下学院历史上的一项记录。来自哈佛七大学院及麻省理工学院等周边学校的27名教授参与了授课，其中包括政学学院的院长约瑟夫.奈，哈佛大学东亚教授，素有[中国先生]美称的中国问题专家付高义，还有前克林顿政府的高官，也有哈佛各学院的著名学者。

　　中国官员受训名单：

　　1.济南副市长王天义(光大)

　　2.山东环保厅张波

　　3.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向群

　　4.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邓小刚

　　5.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

　　6.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

　　7.江苏省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把解放大剧院改为首都大剧院;把淮海战役改为徐蚌战役)

　　8.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功课没少做)

　　9.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10.最高人民检察院 院长曹建民(小丫丫丈夫)

　　11.陕西省省长赵正永

　　12.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纪南

　　13.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主任徐宪平

　　14.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

　　15.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

　　16.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

　　17.住房与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

　　18.湖南省副省长姜斯宪

　　19.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项俊波

　　2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

　　21.江西省省委副书记尚勇

　　22.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董大胜

　　2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东荣

　　24.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郑国光

　　25.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

　　26.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张群山

　　27.中央党校副校长石泰峰

　　28.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永清

　　29.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

　　30.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李春生

　　31.财政部副部长李勇

　　32.河南省副省长徐济超

　　33.水利部党组副书记矫勇

　　34.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甘藏春

　　35.江苏省副省长傅自应

　　36.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肖贵玉

　　37.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

　　38.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

　　39.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肖贵玉

　　40.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

　　41.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

　　42.江西省副省长谢茹

　　4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

　　44.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

　　4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46.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刘延囯

　　47.国家审计署总审计师孙宝厚

　　48.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孙大伟

　　49.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谢伏瞻

　　50.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周波

　　51.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

　　5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游洛屏

　　53.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倪健民

　　54.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

　　55.浙江省政协副主席陈艳华

　　56.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 方旋(裸官劝退)

　　57.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王路

　　58.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

　　59.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秦宜智

　　6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李连宁

　　61,重庆市组织部长 徐松南

　　62.广州市芳村区区委书记潘 潇

　　63.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

　　64.刘鹤,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65.中国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66.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

　　67.民政部司长王振耀 (玩慈善了)

　　68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张晓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