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中：国梦-美国病-日本症-全球痛（一）

　　不寻常的2016年艰难地过去了。不确定的2017匆匆扑面而来。美国换届、美俄暧昧又剑拔弩张。英国脱欧尚不清楚会否引爆系列反应。中东动荡依然，恐怖行动显示出常态化趋向。欧洲被难民问题搞得焦头烂额。过去的中国一枝独秀为所谓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和所谓专家(“就会整新词的”)没完没了的供给侧改革药方所替代。整个世界失去了公理与方向感，陷入苦闷与阵痛之中，金融海啸七八年后经济危机依旧复苏乏力，甚至半死不活的胶着状态依然如故，驱动与底线令人迷惑，整个世界的焦虑、躁动和不安，笼罩着世界天际。若寻求一种模糊概括的把握，则只能就是中国梦、美国病、日本症、世界痛。

　　一、 世界经济版图、地缘政治大变更下的后冷战态势

　　战后在所谓西方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后，西方世界就进入了一种大体上的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大三角的历史时代，其同在国际关系上同中-美-苏全球国际关系与战略大三角状态的处于并存格局。这种格局与态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松动，并在历史惯性下继续。苏东波后，则大体上基本解体。美国在经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东西方双重的马歇尔计划)，完成了一种由大三角和两极争霸，到一极多强的地缘政治大转变。美国以为单极世界下的单边主义，会使其游刃有余，左右逢源，任意操纵世界。然而，事实却几乎恰恰相反。

　　TPP、TIPP已经胎死腹中。新加坡的李显龙和日本的安培无论怎样继续搬弄是非，兴风作浪，都只能是陷入最后的不作不死之地步。美国的对华政策，国际关系或世界战略，陷入到错乱嬗变动荡的乱序阶段。当然美国开国以来，除不太多的历史时期，本就无章法、远景和智慧依据。当下格局固然同美国病之病急乱投医有关。但根本上主要为以下两点原因所误导：第一、美国近现代是美国开国史以降最为匮乏大战略家、战略头脑和战略意识的极度贫乏与恶劣的历史时期。无耻的机会主义分子，浅薄的战略关系头脑，顽童泼皮无赖的政客人物，主导着美国的外交关系和国家大方略;第二美国集体无意识和国家意志，在长期的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的无尽的耻辱和惨痛记忆下，以复仇女神和健忘症混杂的不安分，借助于海湾战争、科索沃炸领馆、中东颜色革命，并加上震荡疗法的苏东波，颇有些跃跃欲试，不可一世，舍我其谁之感。全然忘记了历史巨痛，灾难记忆与深刻教训。在瓦解了日本挑战、西德复兴、苏联争霸，和社会主义阵营大冲击与对冲对决之后，颇有些毕其功于一役，历史自觉和历史使命般的步入福山的所谓历史终结，借以为上帝之城或山巅之城的美国天命锁定之召唤，画上黑格尔的从东方到西方，从日耳曼到北美的最完美的句号。

　　但美国忘记了，美国病已经彻底取代了英国病、荷兰病。昔日的大英帝国的滞胀态势下的昨日黄昏，已经被美国的非理性繁荣和1%对99%的两极社会战争所取代。美国从财政到金融，从实体到虚拟，从国际生产力和现代与后现代产业能力，都已经步入到了实实在在的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即国家破产乃至国际金融头寸的国际破产之地或崩溃边缘。美国非但无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既定打一场消耗战，美国只要付出万名以上的士兵生命，陷入持续五年以上的海外出兵陷阱，则美国反战和政局的历史性大变动，就会以远远超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彻底反转，引致美国式的革命或者美国彻底的制度文化社会重塑与变革。美国权贵精英，除了维持巨额的莫名其妙的超额利得和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心境之外，所寄所望，所行所欲的恰恰无非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非什么门罗主义，杜鲁门之争，卡特主义，更不是凯南-麦卡锡主义等等。

　　大冷战，就财富摧毁和机会成本而言，是空前绝後的，但其经济灾难和世界风险，却因由信用经济、虚拟泡沫经济下的非理性繁荣，被几乎完全掩盖起来。无论当今任何一个大国，所有的过去几十年的财富分布时间比例序列数据，都清楚地表明，人类经济已经大体上又回到了上世纪29-33年大危机前的基本态势。这种现代和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最黑暗的状态，在中国过去三千乃至四千年的阶级社会史上，曾经反复多次地上演过，那就是在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超级奢华气派的现代，同极度贫穷、悲惨、死亡的两极相对立背后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兼并、独占、霸盘生意，同绝对贫困化的反复周期性地歇斯底里的大爆发。西方现代化后，所谓福利社会、风险社会、福利国家，仅仅是以债务支撑的资产化、产权配置方式的使用权分割，同社会救济的兜底方式，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和几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的廉价劳动力的苦力做工下的廉价供给，掩盖了新自由主义的上述极端两极化的社会对立和彻底对抗。

　　美国病绝非仅仅是美国一国的社会经济病症。美国模式、美国机制、美国作为如此等等，借助于伦敦-东京-华尔街-芝加哥大爆炸，休克主义、里根萨切而主义和转型经济学，已经变成了全球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模式。由滞胀似的英国病，转为非理性繁荣似的美国病，已经并将逐步演变成全球化的日本症。从美国的新常态，波及到中国的新常态，最终的去向就是彻头彻尾的日本症候群。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必须在日本制造的全面谎言与造假后，在不太远的将来，彻底陷入绝望的经济大衰退和无底的经济深渊中才能被真正彻底洞穿。

　　战后的日本经济体系，同西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除了两者相对共同的社会性的秩序市场经济，尤其是员工利得保证之外，日本经济体系是高速增长和汇率升值的强势日元混合生成的。台湾和日本现象均是如此。而西德的汇率升值则并非如此明显。

　　人类对愚人节并为深得其义。人们经常把过多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投放到舞台中央的主角和权势金字塔上的大人物。实际上，历史许多的关节点和转型，是被一些无论是层极和位势，无论是德行还是操守，无论是智谋还是胆量，都是地地道道的小人物所逆转、颠覆和操控的。在现代的历史上，美国凯南、麦卡锡、杜勒斯，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特别是叶利钦一雅科夫列夫，中国的侏儒精英文痞权贵们，他们起到了扳道岔、转轨和颠覆的巨大反转作用。

　　刘明福大校的《中国梦》是一种较为客观的准确的历史大势把握。对毛泽东战略思维和智慧精髓把握最好的是中国的李际军、姚有志、林伯野、邓力群、马宾、张文木、张文茂等将军和学者。当下中国权贵精英意识中的主流话语特别是学界、舆论界的中国梦，则更多的是一种以伟大复兴为名号与旗帜的重复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和欧美权贵世袭富豪的富裕经之天下为家的所谓强国霸主之梦。两者非但不可同日而语，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以极端化的先富论、摸石头、不争论、稳定一切论、韬光养晦论、白猫黑猫论为价值取向、模式依据、道路界标的复兴中华梦，连象商鞅、韩非子的法家和三晋法家的水平与境界都不如。更不必说管仲、稷下学宫的东国法家了。就更不必说中华古典伟大圣人哲王和儒-释-道-法-墨合流的大纵横、大兵法阴阳家门了。

　　后冷战大逻辑、大态势，将会沿着英国病、美国病、日本症，进入初级并终极加剧的全球痛的几乎不可逆转的世界痛苦之状。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

　　二、 地缘政治大灾难和世界格局大变更下的当代挑战

　　日本症似乎同美国病大为不同，显示出大为不同的症状与病因机理。日本经济被普遍描述为失去的二十年，急速的老龄化社会，自杀率奇高，酗酒胡闹好色，无法逾越的经济增长极限。在四万亿美元GDP的二十年左右的徘徊与动荡。房地产泡沫大爆破，日元升值加国民经济增长与收入倍增计划混成的奇迹崩溃，然而，却没有陷入彻底转型、崩溃、解体，甚至没有集体焦虑、社会不安，更没有全面反思，反倒表象上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定，心满意足的自得其乐。但这一切都是剧烈的暴风雨前的平静，是大爆发、大动荡前的沉寂与消停。

　　日本症固然有日本社会与文化传统，所谓美国学者尼克迪特的《菊与刀》著作中的耻感文化的隐忍、掩饰和耐心等待，但更有日本政界、商界、学界、出版界与媒体界等假象平和下的重组、较力、蓄集、密谋，和可能很快的大翻牌。日本不可能不依赖历史惯性与路径依赖，依旧在明治维新、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满洲国与大东亚共荣圈，袭偷袭珍珠港和战后奇迹般地生还与复兴的美梦上，继续其日本梦的黄梁南柯。但日本国的所谓大日本皇军，大日本帝国，与天皇神国，甚至在统治术上，在战略把握上，不及昔日的大英帝国。这显示出日本、德国缺乏一流的大战略家的民族悲哀(日本比德国更惨，连大思想家、理论家都没有)。就像日本侵华总司令岗村宁次，在读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就说道，日本失败了。这样的无世界级的大战略家与头脑，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精神最集中的无能和低度的代表性征之一。日本甚至同德国不同，德国起码还盛产大哲学家，大哲学体系，大思想家。日本就几乎是一介当代的以工程著称的，少文轻理的蛮族罗马。

　　中国起步的新加坡模式、港台模式、日本头雁加上四小龙或四小虎的东亚雁阵模式，都是缺乏战略意识的误选。而后转向欧美模式过程中，尽管有了一些自主的经济航空母舰群主导意识，摆脱了低度产业链、价值链的国际大循环，在国民经济体系完备性、产业政策、有形和无形之手并举方面有所作为，但虚拟-泡沫经济，过度金融深化和货币化，过度汇率贬值等等，加上既没有秉持稳健的货币-财政政策，也没有均衡好实体-金融经济，依旧可能滑向欧美模式从而美国病。否则，中国现在早已超过美国。

　　三、 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操作

　　中国梦有三大层级：第一层级也是最低级就是一举扫荡近代中国的亡国灭种的阴霾，即把一个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被称之为东亚病夫的，被冠之于支那猪邦的旧中国，一个农业大国，贫穷不堪，加上点缀和装饰十里洋场，所谓西方国家的金融股市和沿海繁荣城市并存的现代怪胎，变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工业与技术产业大国复兴，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和世界不但有话语权，而且说了算的世界级大国;第二层级就是走出一条既立足于中华文明，又有别于西方化，不同于欧美化的东方大国的人文科技与现代化之路，成就东西方、古典与现代集大成和贯古通今与东西合璧的现代化-超现代化之路;第三层的乃是中国乃至世界人类最高层级，既是打通古今中外，连接上古中国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成建制和系统化的伟大的大同之世，同没有阶级剥削与压迫，人类文明一体化的共产主义光辉典范和理想通途，把具有同构性与共价值体系、审美意境、社会文化至德的中华古典，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哲学精化的毛列毛主义，变成世界的大同的民主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现实示范。

　　共产主义渺茫论是以所谓乌托邦论，虚无论，特别是现实与历史可能遥遥无期论来体现出来的。把共产主义会经过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努力，并以孔夫子73代计两千五百余年，从而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把所谓共产主义来临，从而社会主义历史长河的过渡，变成遥不可及的数千年的荒诞逻辑推理。这是十足的弱智、脑残和短视。共产主义并不遥远，更不渺茫。中华大地之上，经由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时代盛产并加以茁壮成长起来的，并在大毛泽东时代基本成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综合体，以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刘庄、周庄等等据估计全国七千余个人民公社的当代存在，无论从任何角度和意义上看，都基本上已经可以命名和认定为共产主义的原生态和现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共产主义新村镇。

　　如果把西方历史上仅限于文献、哲学典籍、史书中的乌托邦除外，仅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算起，那么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开创的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费边主义，甚至把社会主义的巴黎公社，苏联模式算在内，集体所有和公共所有，共同劳动，自觉自愿的协作，竞赛式的社会分工，按劳与按需分配结合，大公无私和小私个人所有，政治清明，家庭与个人自由、心情舒畅，物质高度丰富，文化与精神生活丰富多彩，环境优美，各业兴旺发达，人们各尽其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那么，中华大地上的上述的集体经济的现实存在，那是远远比之一切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实验与建构，都更加高水平和活生生的实践了发达社会主义的典范。

　　从国际社会与人类史的比较发展看，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存在，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生产力水平与条件来看，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设计与共产主义科学推断上看，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以欧洲，主要是西欧，尚不包括北美的，经历过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英国、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科学技术水平，产业能力，国民经济体系完备程度，社会物质生产与文化教育的总量与人均繁华程度，同当今时代，同当下的中国，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就是城市化水平，货币化、商业化，更不必说信息化、物流水平，也不存在一个层级。共产主义的能够保证人类整体的科技、产业、经济、商贸的现实物质支撑，就世界技术水平，产能与物质基础来看一经基本存在。而需要的恰恰是政治革命、政治解决、制度革命、文化与社会革命，而非单纯和简单的生产力物质基础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第二列宁明确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这个简单的技术与物质水平指标，苏联早已实现。苏联与苏共恰恰是在其自称的也是公认的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非是在经济匮乏、物质短缺、经济危机之中失去政权的。相反正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汇率灾难，华盛顿共识陷阱，颜色革命转型，主要是大冷战时期的西方话语战、心理战、文化战下，苏联与东欧，无疾而终，彻底缴械投降，成为人类史上，大国史上，远比一切史实与幻想都精彩纷呈的神奇的大国莫名其妙的死亡之特例。事实是过如此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这个主要肇事者，竟然依旧文过饰非，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地，揽功炜过。第三张文茂对毛泽东的工业化战略两条路腿走路，和农村集体经济的解读是极为深刻的。实际上，毛泽东的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大小三线到缩小三大差别，从工农联盟、农民战争、妇女解放、教育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到向自然科技进军，一直到高科技布局、重工业短板突进，更不必说，两弹一星一艇，从多党制长期合作共存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综合平衡-留有余地到而两条腿走路，保持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从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农业合作社到合作化运动直至人民公社，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鞍钢宪法，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城市化到城乡一体化和无差异化，汉族与少数民族民族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农-轻-重排序和纲目统筹，抓纲带目，全面发展，甚至具体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屯田军垦东北新疆，大飞机制造，反弹道导弹上马立项等等，无不显示出他的由低级纲领到高级纲领，由萌芽到产业，由点到面，分步骤、有阶段，动态、大历史，并大格局大手笔的伟大的战略策划，及其运筹和战略性推进。

　　中国梦的最广大的海内外统一战线，当然应当包括上诉三层级的所有力量和资源。但核心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导，必须也只能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中国共产主义才是可持续的理想态的道义与科学最高点的普世价值和人间正义光明大道。因为其是破解资源环境匮乏，建构循环有机产业和社会经济，根治西方化的工业病、社会病、文化病，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所有维度和层级上，保证人类文明和人类共同体的公正美好、长治久安的最高理想境界和实际良好模式。

 

　　作者：谭伟东，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