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九卷 风雷磅礴 第325章）

第325章

　　“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话说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也受到了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出于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

　　自此开始，“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

　　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少奇、邓小平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康生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这张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首先出名的就是聂元梓了。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是个思想虽糊涂但却善于投机的人。在大字报上签名的7人中其它任何一个人都要比她头脑清楚。我认为最理想倒是支持杨克明写大字报的原北大哲学系老师张恩慈，这个人懂哲学，有头脑。在这张大字报之前，1966年5月5日，他就曾给毛主席写过信，讲了中宣部、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四清运动中的问题。这封信是给关锋看过的，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关锋把这封信交给了我，我看了这封信也觉得写得很深刻，就把它呈送给了主席，毛主席从这封信中了解了北京大学很多情况。毛主席并在5月11日批示印发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毛主席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6月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已经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这8条要求经过刘少奇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不准上街游行示威。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少奇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里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

　　李雪峰对刘少奇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不久，经周恩来亲自批准，中央又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受中央直管的。

　　此后，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此时，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立刻积极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据《戚本禹回忆录》说：“工作组派下去以后，不去领导学生批判‘二月提纲’、斗争走资派，却反过来去斗争学生、斗争群众，很快引起了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在一些学校里出现了工作组与学生的冲突。陕西省委打电报过来反映，说西安交大有一些学生在底下秘密策划，准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委和工作组发动进攻。听到这个消息，刘少奇发火了。他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进行‘反干扰，抓游鱼’。”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少奇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8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恩来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少奇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少奇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李雪峰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的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少奇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汇报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3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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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许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这4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汇报工作时插话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他还说：

　　“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上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说起8341部队的来历，其实它是在解放初期从在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警卫的1个师中抽出来的1个团，组建成中央警卫1团，番号为“总字001部队”。后来这个团的番号几经变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为8341部队。此后，8341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中，才一举名扬天下。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盛行了，据著名的红学家权延赤说，一些“气功师”、“星象家”、“易学家”便胡诌出“8341”是毛泽东“寿命83岁，执政41年”的谶语。这种低级无聊的无稽之谈不但没有人出面驳斥，反而为十几亿中国人所津津乐道，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位反对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大家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闲话少叙。且说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他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是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直奔长沙，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县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乡。

　　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在他的前面和后面，均有轿车。张耀祠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小车队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

　　滴水洞离上屋场约4公里，位于韶山冲西边，韶山水库东边，处于南面的龙头山、北面的黄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环抱之中。

　　以前，这滴水洞中即使是在大旱之时，也依然是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在滴水洞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从此不再滴水，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后，为了完成毛泽东想在滴水洞盖一个茅棚的心愿，专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这个地方果然是风景幽雅、山势险峻，安全保密，即使发生了武装政变，也可以在山上凭险抵抗。张平化将建房的计划呈报给中南局书记陶铸，经陶铸批准，拟拨一笔款子进行兴建。湖南省委立即组建了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这群代号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在1960年下半年开始破土动工。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原因，领导者只好因陋就简，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为总设计师，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建筑式样，吸收了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设计出1、2、3号主体工程。1号楼为毛泽东专用。2号楼是2层的客房，共24间，供陪同的中央负责人居住。在与1号楼相邻的2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服务人员居住。3号楼有数层，距1号、2号楼约百米之遥，在距洞口不远的山脚下，是随行的警卫部队战士和省委接待人员的留宿处。这项工程及从韶山到滴水洞的唯一的柏油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终于完工了。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十分僻静的所在，哪怕飞机从上空掠过，也拍不到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拳头形状的山窝。就是从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上走一圈，从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点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泽东祖父坟头的大石鼓上，仔仔细细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见万绿丛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号楼。

　　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头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张耀祠和高文礼请毛泽东住1号楼，他们俩则住在2号楼。8341部队的战士们住在3号楼。

　　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上，由当地部队部署了警卫，滴水洞的内卫警戒则由8341部队负责。

　　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滴水洞别墅还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指挥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水桶和冰块。这次随同来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专列上的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还有一位男服务员小周。他们把冰块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溶成冷气，使室内的温度降低。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热得直冒汗。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每天给毛泽东传递着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泽东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是烦躁不安，在室内猛抽着烟踱来踱去。按照他的习惯，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员是不能打扰他的。毛泽东将他的思虑凝聚于笔端，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毛泽东的手迹全文如次：

　　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丛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

　　据说在经毛泽东审定的抄件中，“踏丛枝”为“踏芳枝”，“惊宇宙”为“惊世界”，“七亿”为“故国”。一并抄录于此，留与对诗词有研究的学者们去考证吧。

　　且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吴旭君谈话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还常在山下散步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原来，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龙头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其状如鼓，人称“大石鼓”，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这里，他的很多亲人也葬在这一带山上。

　　有一次，毛泽东朝着右边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连忙说：

　　“主席，山上没有路，荆棘多不好上去。”

　　毛泽东才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会议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系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6月16日《人民日报》关于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报道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影响与鼓舞下，在校园内自发地起来批斗了一些在文革初期被揭发为修正主义的领导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会场发生了给挨批斗者戴高帽、涂黑脸的现象;有的会场上还发生了扭打现象，但很快就被与会的群众所制止了。

　　原来，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以后，成功的利用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工作组和党委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到排斥和压抑的青年学生与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所以就难免会受到工作组“反干扰”的压制。这就是“6.18”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6月19日，刘少奇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这一天，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清华大学的情况更是刘少奇直接干预指导、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典型。1966年6月19日，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顾问，实际掌控了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因蒯大富贴出怀疑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蒯大富和他所在化902班被工作组关注。因工作组说王光美要来化902班听取意见而后又未来这件不大事件，竞引发了一场长达25天的反蒯运动。工作组提出‘反蒋(南翔)必反蒯’的口号，在王光美的指导下，有700多名师生受到批判打压，多人被逼自杀。”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在这个简报里，他们用片面、夸大的方法，歪曲地报导了事情的经过，说当天上午北大所发生的群众批斗会不仅存在严重的乱打乱斗，而且‘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是‘反革命黑帮和一些新生反革命分子相结合，对我们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工作组领导人张承先号召组织力量进行追查、反击。张承先他们在学校开会追查了3天，但除了查出在参加运动的人中间，有一个历史上当过国民党军队连长的工人和几个有盗窃或流氓前科的工人、学生外，并没有查出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可就是这么一个简报，刘少奇却把它作为‘反干扰，抓游鱼’的依据，迫不及待地在‘简报’上加上一个批语。”“刘少奇的这个批示与《九号简报》，不经主席批准就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转发给了全国。这实际上就是要全国各地学习北大工作组，严厉打击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且说刘少奇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说：

　　“我和总理、小平、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刘少奇还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工作组压制群众的情况愈演愈烈了。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就向刘少奇提出，学校出现的压制学生的情况是不正常的。但刘少奇认为那是正常的。刘少奇对我们说，群众要给党提意见，党是欢迎的，要鼓励他们。但有些情况不对啊，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是在乘机反党啊，我们就是要利用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浑水摸鱼的人都抓出来。有个材料，说有个人利用大字报攻击领导，讲的东西都很尖锐，也不署名，结果一查是个历史反革命。这个就是刘少奇他们一贯的逻辑，以偏慨全，抓住群众运动中混入的个别坏分子，来作为镇压群众运动的借口。在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这样，在‘四清’运动中也是这样。在这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又故伎重演了。他们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抓什么坏分子，他们真实的目的是用这种方法压制群众，以免自己遭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众的高潮。在这前后50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右派’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小平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工作组问题?请看下一章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