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 第318章）

第318章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5年1月，毛泽东为修改1941年撰写的批判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章》，将旧书稿印发给一些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他在批语中写道：

　　“……其中又提了总理(指周恩来——笔者注)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习嘛。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3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的批评刘少奇，他说：

　　“我听说有6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2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10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四清运动，《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恩来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3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

　　斯诺这次见到毛泽东后，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采访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的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深入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接着，斯诺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毛泽东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他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斯诺回到美国后，把他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逊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的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且说1月11日，毛泽东将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组在8日那一天提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

　　华东组的意见是：“后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华东组的意见还说：“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1月12日，毛泽东对徐寅生的讲话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

　　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还寄去了500元钱。

　　原来在1月上旬，湖南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难，曾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便通过周世钊来帮助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予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

　　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又给周世钊寄去3000元钱，请他酌情送给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老师和学友。

　　毛泽东不仅对有学识的老人、对老师、对同学敬重关怀，对其他只要是作过一点好事的人，也无不给予关照。一位曾在谭延闿督湘时做过谭延闿幕僚的周姓老人，做过一些好事，晚年穷困潦倒，靠卖字为生，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毛泽东就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程星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把周姓老人的信转给程星龄，要程星龄了解一下，如无其它问题，可给予适当的照顾。毛泽东在信中还说：

　　“人都要老的，谁也逃不脱这一自然规律。人老后精神上就不易自我解脱，再加之生活困难，就更为痛苦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照顾老人，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苦。”

　　1月13日下午3点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原来，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过刘少奇谈话，劝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参加党内生活会的其他人是：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一共17人。刘少奇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这一天，高智因参加中国与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团提前来到北京，毛泽东马上接见了他。

　　高智在离开毛泽东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一直想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交代，想着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所以他这次从西安经郑州到北京时，对毛泽东没有走过的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观察，沿途有多少个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记在了本子上。

　　且说这天下午，高智进了中南海，经过怀仁堂、居仁堂，径直来到毛泽东住的院落。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高智就坐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睡醒了，机要秘书徐业夫给他倒好了茶水，向他报告说：

　　“高智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让他马上来。”

　　高智随着徐业夫快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到了毛泽东，他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就那么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主席，我想坏了……”

　　毛泽东拉着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询问他在分别后的情况。高智给毛泽东点着了烟，回身坐在椅子上，汇报了陕西的外事活动，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倾诉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泽东说：

　　“你给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给你。你过去在我身边工作得很好，我很满意。”

　　他还鼓励高智在陕西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高智说：

　　“主席，我离开您时，您让我写了一个学习计划，可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

　　“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也有些好高骛远。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只有7年，从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13年嘛!在那个时候，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对西安至郑州段铁路状况的观察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满意的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钟，高智一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25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要他把在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留下，还拉着高智的手嘱咐说：

　　“你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我。”

　　他还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高智随他一块去。

　　高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且说1月14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列成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长时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公开化了。《二十三条》中规定说：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的“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规定：

　　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要尽快的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要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反对搞神秘化和繁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又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同时，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的更正确的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二十三条》中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陈伯达把上面第二句改为：

　　“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泽东表示赞赏。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句中，“部门”二字是周恩来提议加上的。毛泽东理解周恩来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还为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专门写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为准。”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1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的反映到中央。

　　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1963年5月搞了10条。为什么只隔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2个10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964年8月1日推广“桃园经验”的讲话——笔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110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万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需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学艺术界的问题，他说：

　　“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1个团不行，用1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年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笔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1月15日，毛泽东看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以至于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也在旁边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陈正人在信中还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在旁边批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1月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说：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周恩来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1月间，毛泽东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等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1965年初，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将《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的刘、周、邓、彭是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

　　李固、黄琼是东汉人。李固仰慕黄琼的才学，就勉励他出仕。后来，黄琼终于应召入朝，却又在中途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后，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当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一封信。李固在这封信中，非常诚恳的启发和开导了黄琼。信中所写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名言，—方面批判了当时那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告诫。

　　毛泽东之所以推荐这两篇传记，除了其它原因以外，还在于李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的利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及李固宁死不屈的气节，深深感动了他。

　　再说1965年，周恩来率代表团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在飞机即将飞临开罗前，他突然接到电报通知说，阿尔及尔发生了军事政变，布迈丁已经推翻了本贝拉总统，建立了临时政府。周恩来趁飞机在开罗加油时，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召开。毛泽东和书记处研究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让他们留在开罗一边访问，一边观察阿尔及尔的局势。谁知此时已经先期到达阿尔及尔的外交部长陈毅，却擅自放了一炮。

　　原来，陈毅提前到达阿尔及尔后，正好遇上了阿尔及尔政变。前来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出于对中国政府和对陈毅外长的信任，纷纷向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陈毅戎马半生，性格刚直，是个有名的炮筒子，他看到各国朋友都着急，就未加思索的说道：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得太死了，没留余地。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召开。可是，后来由于阿尔及尔局势不明朗，会议已经无法按时举行了，于是，各国代表团就纷纷离去。

　　周恩来从开罗回到北京，听说陈毅放了空炮，连连说：

　　“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陈毅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到西花厅来见周恩来。他一进西花厅前院，工作人员热情的向他打招呼，他却连连说：

　　“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他走到门口，悄悄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说：“生气了。”

　　陈毅一步跨进西花厅，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见毛泽东那样，以军人的标准姿势报告说：

　　“总理，我来了。”

　　“你无组织无纪律!”

　　周恩来浓眉扬起，目光灼灼，当头就是一棒。他朝陈毅疾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他又猛的停住脚步，用力盯住陈毅，转过身又是几个疾步，立在办公桌旁，背对着陈毅，以拳击桌，砰砰砰三声：

　　“这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的敲击并不算重，可陈毅的脸色已经发白了，他的头猛的向上一抬，脖颈挺直，将本来已经立正的身体更加立正了，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目光逼着陈毅，声色俱厉：“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周恩来起伏的胸脯渐渐恢复了常态，目光和声音也缓和多了，他望着陈毅说：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的向周恩来进言说：

　　“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的望了一圈在坐的人，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秘书也趁机小声说：

　　“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周恩来的气已经消了，他摇摇头，说道：

　　“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将路过北京，周恩来同意和他们进行接触性会谈。

　　2月11日凌晨，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要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

　　周恩来还建议说：

　　“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同意接见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时，周恩来陪同柯西金去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吸，柯西金说：

　　“谢谢，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开玩笑说：

　　“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恩来在旁边插话说：

　　“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

　　“噢，我还有朋友啊?”

　　毛泽东言归正传，似乎很认真的说道：

　　“苏共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说：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可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说：

　　“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无遗憾地说：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呀，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想这一将，管教毛泽东无法还口，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说：

　　“叫他来一下嘛!”

　　周恩来和刘少奇被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说：

　　“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顺水推舟问道：

　　“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是个宝贝呀!”

　　毛泽东这一将，柯西金没有退路了，他哪里能做得了主啊?于是只好退回去说：

　　“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跟周恩来同志谈过，详细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嘻嘻的问道：

　　“谈过了吗?”

　　周恩来插话说：

　　“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再怎么将军，柯西金是不会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再露任何口风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不料他和柯西金又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毛泽东笑着打圆场，说道：

　　“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

　　柯西金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继续追问说：

　　“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摇头，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问：

　　“噢，无法实现?”

　　“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恩来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说罢，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为自己的一箭双雕颇为得意，就接着说：“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11日中午，柯西金在苏联驻华使馆设宴，答谢周恩来对他的热情招待。下午1时半，柯西金一行离开北京回国，周恩来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此后，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3月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召开了制造分裂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不可挽回的再次彻底破裂。

　　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题目为《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的文章，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2月19日下午4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周恩来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手举着香烟，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问起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周恩来插话说：

　　“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笑着问：

　　“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众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急忙否认。周恩来说：

　　“当时，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接连发生兵变，3国都请了他们的军队进行平息，但坦噶尼喀是头一个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毛泽东突然问尼雷尔：

　　“听说你们那里野兽很多，有斑马吗?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尼雷尔作了详细回答，又说：

　　“周恩来总理访问我国的时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们的野兽。”

　　2月20日至26日，毛泽东在长沙，此后回到了北京。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1965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文艺界的整风，试图尽早把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风停下来。邓小平在会上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要赶快刹车。”

　　身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也提出学术讨论要降温。

　　这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3月间，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一心要打开批判《海瑞罢官》的突破口，她便找到康生，问：

　　“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摇摇头，说：

　　“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像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有气魄。”

　　康生说：

　　“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又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商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评(海瑞罢官)》。

　　关于这件事，《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1965年3月，江青在上海，通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传部长张春桥找到姚文元，要他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并交给他一本刊登吴晗《海瑞罢有》剧本的《北京文协》杂志。这件事得到了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大力支持。当时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也都是积极参与和支持写作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的。文革结束后把这件事说成是江青他们瞒着上海市委‘秘密’进行的。 这是不对的。在1966年上海工人起来造反的时候，曹荻秋还叫人到北京找过我，说上海市委是积极支持批判《海瑞罢官》的，所以他们是‘红线’上的人，不是‘黑线’上的人，希望中央文革出面对上海造反的工人做工作。还有的人说，江青开始时是找李希凡批《海瑞罢官》的，但被李希凡拒绝了。这也是胡说。李希凡跟我很熟，上世纪90年代我当面问过他。他说，哪有的事!江青交给我任务，我当时是很高兴的。他说，别说是江青叫我写，就是总编来叫我写，我也不能不写啊。可是他当时手头确实还有别的任务，一下子抽不出时间来。而且他那时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他怕完不成这个任务。而江青也不能等到他完成手里的工作再去熟悉材料，再来写这个文章。所以就另外找人了。我跟李希凡一直都很好，我相信他的话。我建议他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他答应了。不知道现在他写出来没有?江青后来跟我说过，本来曾想到让你一起来参加写的，但当时你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李秀成讨论结束后，你又去农村搞四清了，四清回来后你又生病住院了。江青是在1965年12月，我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之后，跟我说这番话的。她说，我没找你，你自己倒参加进来了，这也挺好。还有人说《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按照毛主席预先的布置写的，而后他还亲自改了3遍。这种说法应不符合事实。江青跟我说过，她是和主席商量过组织人写这篇文章的。但具体怎么写?主席并不很清楚。主席后来说，这篇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如果主席看过文章后并亲自改过3遍，怎么会对文章未击中要害这点不加以修改呢?据我所知，姚文元的文章写好后，江青确实送请主席审閲，毛主席也说他看过3遍。但从现有档案看并未看到主席对姚文元文章的文字作过修改，现存的文革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人能引述主席对姚文元的文字修改。毛主席看过姚文元的文章但未动笔修改，应该是真实的。”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中，免去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4月9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4月27日，江青在谈到柯庆施的时候说：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29日，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

　　此前，国防部在1965年2月18日曾发出通知说：中央已批准取消军衔制度，正在办理法律手续，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授予和晋升军衔。1965年4月21日，军委办公会议又审定了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有关部门提出的军队新服装方案和由总参谋部代军委起草报送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的报告。

　　毛泽东在同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的谈话中说：

　　“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他还说：

　　“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

　　他还说：

　　“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就在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关于改革现行帽徽、领章和军帽样式的请示》报告上批示：“:照办。”

　　后来在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9次会议，讨论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取消军衔制的命令。5月2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规定》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已经通过了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现行的军衔制度。为了能够充分体现出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国务院对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决定如下：”“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5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社论，社论说：“取消我军的军衔制度”，“是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一项重大措施，完全符合我军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反映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愿望和要求。”“我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军民一致是我军固有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是亲密的战友和阶级兄弟。我们军队和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亲。”“10年的实践证明，实行军衔制度，与我军的光荣传统是不相符合的，与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不相适应的。我军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培养优良作风，提高军事素质，使我军更加无产阶级化，更加战斗化。因此，取消军衔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取消军衔制度，也有利于促进我军指战员思想的进一步革命化。”“取消了等级表面化的军衔制度，有利于消除助长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的一些客观条件，可以促使我们更加自觉的把自己放在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的地位，更加自觉的进行思想改造，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月6日，国防部就关于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称呼问题发出通知。通知规定：废除原按军衔的称呼，如“元帅”、“将军”、“校官”、“尉官”、“上士”、“列兵”和不成文的习惯称呼，如“某某总”等。军人间和军队上下级间的相互称呼，可称姓名加同志，或姓加职务和姓名加职务，或职务加同志，如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和职务时，可简称“同志”。

　　且说4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于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晚，毛泽东到了长沙，他在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上将刘亚楼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痛悼刘亚楼，按大将规格极其隆重的为他举办了葬礼。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见了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说：

　　“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毛泽东大传》第三版今日已经在淘宝上架，一套全十卷共六册，只收工本费230元包邮,淘宝店铺网址：https://shop157069877.taobao.com，或淘宝搜索店铺号：3268764;。作者东方直心，联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林彪说：

　　“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

　　吴法宪马上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说：

　　“空军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立即再次召见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的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的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关于吴法宪的为人，《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吴法宪这个人，后来人家说他是‘草包司令’，那是大错了，这个人聪明透顶，大家都挺喜欢他。他是南方人，口齿清楚，他常会说一些笑话给江青听，江青见了他就很高兴。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上写了他和江青闹矛盾，那都是夸大其词的，而讨好江青的另一面他就没有写。且有的地方则纯是编造，那个时候他怎么可能与江青公开闹矛盾，讨好江青都来不及呢。”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爱国斗争。

　　5月12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九篇文章》写了一个批语：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1964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篇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

　　5月中旬，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会见了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着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灰白的长须，飘在胸前。毛泽东亲切的和这位老朋友握手拥抱。宾主落座后，胡志明对毛泽东说：

　　“我这次到中国来，有3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

　　“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

　　“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捐款给我，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友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胡志明说：

　　“美国来个十来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止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蟥、蜂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毛泽东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胡志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张绘制着越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该吃饭了，毛泽东邀请胡志明一同进餐。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

　　“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固执地说：

　　“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劝道：

　　“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应的，他婉转地说：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吧。”

　　后来在5月25日上午，周恩来接到毛泽东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援越问题。6月9日夜晚，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援越部队就要出发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和3总部，欢送由王名辉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境内。

　　不久，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队先后进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的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进行抗美战争。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紧急运送军火物资到越南南方，有力的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

　　欲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义?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是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得到的。

　　毛泽东在1960年和这一次与斯诺的两次谈话中，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是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的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