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重上井冈山（十一）

　　十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余韵

　　取消军衔制的激动和忧虑 

　　1965年5月30日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毛泽东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和警卫车三部分组成。据黄庆荣近年回忆，5月30日毛泽东一上专列，吩咐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报务员向总理发报，告诉周恩来他的行踪。当夜全体人员在专列上就寝。黄庆荣和鲁毅被安排在前驱车，这个车厢全部是警卫人员。后面依次是专列会议室、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车厢、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领导同志车厢、一般工作人员车厢，最后是八三四一部队车厢。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樟树到杭州沿途，江西和浙江两省公安厅早已在所辖地段做了秘密警卫安排，在万无一失的一级警卫中，专列相继停靠鹰潭、上饶加水，毛泽东在这两站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缓缓散步，背着两只手，静静地来回走动，黄庆荣看见毛泽东目光带着一层忧虑。

　　第二天，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我军从成立第一天，严格说从三湾改编起，一直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就是毛泽东毕生强调的“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再次强调了我军这个建军原则。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建国前都体现在中革军委和中央军委对军队的直接领导。

　　1959年9月，建国十周年释放第一批战犯，国家主席刘少奇9月17日签署特赦令，但在特赦令前面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4日写的建议，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9月17日讨论和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数年前，即使在提前释放战犯，这一不涉及国家军事建制的问题上，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比较注意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关系。可能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涉及我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一个大党、几百万军队的最高统帅问题，是我军的建军原则的重大问题。1965年5月，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儿“简单化”了。在涉及军队最高统帅相关事宜方面，任何“简单化”都会使一些矛盾交错复杂起来，特别是在1965年中国周边环境复杂紧张、随时准备打仗的非常时期。

　　在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前后，国家经委党组5月10日至6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全国首批12个试点托拉斯企业(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负责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和辽宁、江苏两省的负责人。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及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托拉斯为英文trust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

　　6月1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听取了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作了指示。刘少奇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办托拉斯就是要组织起来，不只是一个企业要组织起来，一个行业要组织起来，整个国民经济都要组织起来。”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订计划的原则和访井冈山热 

　　在刘少奇作托拉斯重要指示的前一天，毛泽东专列于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一行去了汪庄，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全程负责毛泽东在杭州的保卫工作。

　　汪庄在杭州西湖之畔，是毛泽东多年常驻江南的首选之地。1927年9月，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秋收起义第三团团部也是在西湖边上。一样的称谓，不过一个在江西边界小城铜鼓，一个在浙江名府杭州。

　　毛泽东下榻汪庄后，工作立即全面展开，他用较多的时间了解取消军衔后各界的反应。意料之中的是大报小报舆论一概称赞。老红军、老八路纷纷撰文拥护。

　　据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为了深入了解真实情况，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过去毛主席召开会议，一般都是地方大员参加，这次特别邀请了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肖望东，毛泽东在地方召集党政军领导同志联席会议，在王芳记忆中不多，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在井冈山时期，每一个重大事情的决定，都是前委领导下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做出的，1928年6月，不同意部队去湘南的永新会议是联席会议;1929年1月初，决定红四军下山红五军守山的柏露会议也是联席会议。杭州这次联席会议又将发出什么重要信号?

　　杭州的六月，杨柳依依，暖风习习，随处可见江南秀色的飘逸之美。它与井冈山的巍峨刚毅，截然两种自然风光。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依然是一种风采一种情愫。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这次是车到门前再通报，以免胡志明的谦让拜访。仅隔长沙会见一个月，两位老友就有那么多的话相互倾诉。据谢家花园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两位老人沿着谢家花园九曲石径一边走，一边聊，胡志明感谢中国共产党安排他上黄山疗养，黄山的乱云怪石给了他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则向老友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汪庄听取了余秋里等人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相关事宜的汇报，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等人参加了会议。

　　据汪庄已经公开的材料，毛泽东对这个计划的某些指标不赞同。毫不留情地说，三线建设也要压缩。从四五百亿压到三百多个亿。三线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项目不要搞得那么多。建设就像打仗，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内地建设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慢一点儿，慢一点儿能达到。

　　余秋里汇报：“1970年粮食搞到4800亿斤。”对计划中提出的粮食指标，毛泽东表示怀疑：“粮食4800亿斤能达到吗?订计划要留有余地。”

　　接着毛泽东又说：“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要减下来，搞化肥我不反对，但还要养猪、养羊，搞绿肥。猪还要发展，一头猪等于一个化肥厂嘛。”看看今天许多地方没有化肥，地里不长粮食，毛泽东的绿肥与化肥都要搞的思想是很深远的。

　　毛泽东告诉余秋里：工业布局不能太分散了。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钢的产量能达到1000万吨就可以了。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这是个原则问题。1959年3月郑州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以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结果搞到经济上也反起右来了，把我也搞糊涂了。证明一个人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常有的。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反复说：

　　订计划第一是老百姓，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宗旨。上个月我去了井冈山，井冈山精神说到底，第一还是老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不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这是我党我军的宗旨，是井冈山精神的宗旨，也应该成为我们订一切计划的宗旨。1927年冬在井冈山，我们没有吃的，吃点儿野菇子明确规定不能采大的，要把大的留给群众。

　　毛泽东最后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1961年我上庐山开中央工作会议，那里小菇子我很喜欢吃，厨师可能觉得稍微大一点儿的菇子有营养，给我换了换，我说，我还是吃小的，为什么?小菇子有特殊记忆嘛。大家都笑了，刚才挨毛泽东批评的紧张空气缓和了许多。

　　毛泽东看见罗瑞卿身穿新军装正在认真地记笔记，笑了起来，说：罗长子的新军装是特制吧。罗瑞卿不好意思地笑了，说：主席对我什么都了解。

　　毛泽东笑着说，记得1929年打下长汀，收缴了一大批灰布，红四军每人做了一套灰军装，也是像今天一样的红领章红五星(帽徽)，穿起来好神气。罗长子在龙岩听到了，专门跑过来，要军装穿。贺子珍对他说，只要有你穿得的，我打报告送你两套。罗长子大军装都试了试，穿不得，又要试我身上的那一套，要扒我的衣服啊。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得陈毅哈哈大笑。

　　陈毅接着说，罗长子真的试穿了主席那一套，一试还嫌小了。

　　罗瑞卿亲切地回了句：主席今天要穿新军装，还不是要特制，特1号都要小了。

　　毛泽东点点头，坦然地说：我胖多了，也老多了，只有这里不服老，不敢老。毛泽东指指自己的心窝。时任浙江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的伍一等人对1965年6月毛泽东在汪庄活动有深刻印象。

　　毛泽东问罗瑞卿，你还记得早几年我讲“北京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这句话吗?

　　罗瑞卿“嘿嘿”一笑回答，他还在公安部欢送他到总参谋部任职的大会上传达过主席的这句话。

　　1959年9月24日，罗瑞卿在公安部欢送会上说：“按照主席的说法，北京这个地方是有若干‘危险性’的，北京的空气有时候不是那么好的。当然这只是就我们这些人某种精神状态来说的，不是指北京不好，不是讲中央在北京也不好，那样理解就不对了。毛主席不是有一次在下面讲，北京一不产粮食，二不产棉花，三不产钢铁，有个同志回答得好，北京产总路线!这句话很对，北京就是把各个地方的粮食、钢铁、各种建设、斗争经验总结起来，产生总路线。没有北京还行?没有北京的党中央还行?没有总路线还行?不过像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住长了，不到下面去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至于1965年6月在杭州毛泽东为什么旧话重提，罗瑞卿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认真地向毛泽东汇报，6月上旬他去了一次井冈山。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罗瑞卿大将在认真地观看红四军留下的珍贵实物，他对博物馆的同志说，1959年庐山开会时，他就准备来井冈山，后来一反右倾机会主义，他就没有时间来了。同年9月，由林彪提名，罗瑞卿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十三个重要职务，忙得不可开交，就把上井冈山这件事暂时放了放。毛泽东5月重上井冈山，使他迫切感到井冈山在我党我军的重要地位，他作为总参谋长应该上来，好好学习。在井冈山上，罗瑞卿看见不少老红军也穿着新军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老战士曹里怀1965年6月1日在山上写了一首诗： 

　　《当了红军上井冈》

　　湘南革命廿八春，

　　当了红军上井冈。

　　谁人择此根据地，

　　英明领袖毛泽东。

　　三十七年回圣地，

　　神州山河变新天。

　　正值南国烽烟急，

　　喜换新装忆旧装。 

　　在罗瑞卿上山的前几天，李富春访问井冈山。

　　罗瑞卿下山不久，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留连井冈山。

　　郭沫若与其他老红军直奔井冈山不同，他是围绕中央苏区转了一个圈才上的井冈山。据郭沫若此行小车司机马德江回忆：1965年6月初，郭沫若夫妇陪同印度尼西亚议长阿鲁季一行到上海、广州访问。6月16日，郭沫若在广东拜见了彭湃的母亲。6月24日，郭沫若、于立群、秘书、勤务员四人从广东东江进入江西寻乌，江西省委车队派遣他驾车前往，迎接郭老四人在当年红军曾经血战过的地方进行巡礼。瑞金三日，脚踏叶坪、沙洲坝等苏区中央机关所在地，激情澎湃。在郭沫若眼里，叶坪革命烈士纪念碑，“形式如炮弹。远望之，亦似如椽大笔”，“弹碑为笔天为纸，横书大字力排空。无产阶级须专政，万丈长缨缚大鹏。”郭沫若一行走访了大柏地等战争遗址，“马子坳头鏖战处，关山云树郁苍苍。”随之去了红军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及赣州、兴国、泰和。

　　郭沫若一行从毛泽东1965年5月29日下山的方向上了井冈山，留宿茨坪。郭沫若夫妇参观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还在孙景玉的陪同下，去了龙潭。1965年井冈山龙潭还没有开发，既不通公路，也没有缆车，郭沫若夫妇却表示非常想去看一下。井冈山管理局邀请了药工和采石工用绳索把郭沫若夫妇吊下去，参观后又吊上来。郭沫若的诗人气质给孙景玉和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郭沫若在井冈山写了好几首诗，从茅坪下山，在宁冈龙市为龙江桥题写了“会师桥”，以表示对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师的由衷敬意。(2002年9月3日马德江口述)

　　不久，李立三偕夫人李莎和两个女儿也上了井冈山，李立三大女儿李英男近年向笔者回忆当时情景：“父亲是第一次上井冈山，却像重归故地一样兴奋和怀旧，他真诚地说，那个时候毛泽东比自己高远得多，毛泽东开创了井冈山的道路，拯救了中国革命。在山上，父亲用俄文唱《国际歌》，那悲怆雄壮的旋律，父亲那样的振奋和激动，感动得我们都流了泪，跟着一起哼唱。父亲告诉我们，《国际歌》的中文歌词就是瞿秋白从俄文转译过来的。当晚父亲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诗，那就是脍炙人口的《井冈好》。” 

　　漫谈上层建筑领域改革初衷 

　　1965年6月16日凌晨，在杭州汪庄，罗瑞卿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一个访井冈山热正在全国兴起。继承发扬井冈山优良传统，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推进全国各项工作已成为必然之势。其势与全国蓬勃兴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相互呼应。毛泽东不以为然。

　　汇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略微休息了一下，于6月16日晚到达上海。当时江青已在上海，华东区六省一市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举行。

　　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于1965年5月25日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魏文伯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主要宣传了“写十三年”的初步成绩。随后，华东区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分别在上海徐汇剧场、共舞台和中国大戏院进行，有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六省一市的京剧工作者及有关人员两千多人参加，演出了二十四个剧目。大型剧目有十二个(按演出次序)：《南方战歌》(上海)、《前沿人家》(山东)、《江姐》(江苏)、《黎明的河边》(山东)、《红色少年》(福建)、《丹枫岭》(安徽)、《花明山》(浙江)、《大渡河》(江西)、《伏虎》(江苏)、《翠林春潮》(安徽)、《南海长城》(上海)、《龙江颂》(上海)。小型短剧十二折(按演出次序)：安徽的《老电工》、《渡江第一船》，江苏的《就是他》、《枫林渡》、《英姑》，江西的《五岔口》、《猎虎迎春》、《雪地红心》、《风雷渡》，浙江的《追蛋》、《传家宝》、《喜迎春》。有些小型短剧，原来都是群众业余创作的，如《老电工》是淮南市工人业余创作，《雪地红心》是南昌市邮电工人集体创作，《就是他》是南京铁路工人业余创作，《追蛋》是浙江富阳县大源公社东升大队一位青年农民创作的。这次观摩剧目清一色的革命传统教育和歌颂英雄人物。反映了华东地区在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两次极为严厉或问题扩大化批评后新的改进。

　　1965年6月，毛泽东没有正式出面观看华东局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6月20日，他临时约见复旦大学周谷城和刘大杰两位知名教授，本来还要邀请写《中国哲学史》的杨荣国，后来得知他在中山大学来不了，便和这两位教授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漫谈起来。刘大杰和陈丕显都忆及，那天，江青在座，没有插言。

　　刘大杰比周谷城先到一个小时，开始比较兴奋、紧张，不大敢讲话。毛泽东和蔼地说：“随便谈嘛!”刘大杰才敢提出些问题，围绕着学术、教改、文艺(主要是京剧改革)三个方面进行了随意交谈。

　　1964年随着文艺界整风的进行，全国各大报刊对《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谢瑶环》、《怒潮》、《红日》等小说和电影进行点名批评和政治性批驳。对文艺界比较流行的“写中间人物”论、“写真实”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也作为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观点公开反对和批驳。这种政治性批驳和过火斗争1964年夏季开始又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各个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经济学界批判了孙冶方提倡的重视利润和价值规律的经济思想。史学界开始点名批驳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在这种上层建筑学术问题政治化扩大化的氛围中，社会上也出现了批评周谷城的文章，1965年春，《人民日报》学术研究版连续发表过几篇大块文章批评周谷城的学术观点。在周谷城未到时，毛泽东向刘大杰了解周谷城情绪怎么样。刘大杰实话实说，周谷老现在好一点儿，不像前一时期话很少。不过，批评周谷老的文章似乎太多了一点儿，批评到后来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

　　毛泽东听懂了刘大杰的言下之意，笑着说：“不要怕批评，不要紧张，经过一次批评，虽然自己不觉得，总要比过去有所提高。每次提高一点点就好，提高就是螺旋式上升，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现在发表的文章虽然有毛病，但是比解放初期的文章总是大大的不同了，思想观念不同了。你们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才能进步。”(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刘大杰生前叙述，毛泽东此时讲了一段非常风趣的话，他说，你又不是党员，又不怕开除党籍，批评一下有什么可怕?我们党内斗争比对你们的批评严格得多、厉害得多。过去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我们党内还搞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又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在井冈山还被传说开除了党籍，书记当不成了，当师长，我又不会打枪，也不摸枪，处境比你们现在要尴尬得多，也难得多。现在不同了，我们不搞那一套“残酷斗争”了，我们现在搞的是团结——批评——团结，这还有什么可怕呢?

　　周谷城此时赶到。6月16日是星期天，他早上不知毛泽东约谈，出门散心去了。上海市委和复旦大学费了一点儿周折才找到他。周谷城坐下刚喝了一口水，毛泽东开门见山对他说，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性讨论所发表的不同意见。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骂”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

　　毛泽东又对周谷老说：“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淆起来的论点。”毛泽东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作者提高，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毛泽东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高级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学术讨论，主席说：只要方向不错，可以允许不同的学派存在。他问了谈家桢近况。意味深长地说，摩尔根学派可以研究，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也可以研究，为什么只许搞一派?

　　毛泽东对谈家桢摩尔根研究一直非常关心和重视。谈家桢是中国唯一的摩尔根“入室弟子”。建国初期，苏联李森科派提出否定摩尔根，被我国各界接受，各大学停止教授摩尔根遗传学，谈家桢被迫“检查”。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谈家桢大胆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总理知道后汇报给毛泽东。1957年3月，谈家桢被邀请作为党外代表出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指名约见谈家桢等人。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1958年1月6日深夜，毛泽东在杭州还派专机到上海，专程邀请谈家帧、周谷城和赵超构去杭州，在刘庄共进晚餐，一起商讨科学赶超大计，诚恳谈到：“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1961年的五一节前夕，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同年年底，复旦大学成立了遗传学研究所，1965年多项研究成果接近和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毛泽东对自然科学鼓励不同学派都要研究，对社会科学研究，那一天也提出重要的哲学观点。刘大杰生前回忆：这天，周谷老又对主席讲他的“无差别境界”。他说：“我讲‘无差别境界’原来还以为是照主席的话说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否则我们还革命干什么?”主席当时就指出说：“当然矛盾是可以解决的，但是旧的矛盾解决，新的矛盾又产生。”

　　毛泽东说，做学问一定要找对立面。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做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古今中外都应该研究，都要找对立面，有对立有斗争才有发展。(上海档案馆提供的刘大杰生前回忆文章《一次不平常的会见》)

　　毛泽东对上海正在演出的京剧现代戏是比较关注的，问两位教授最近看了戏没有?说《红灯记》、《沙家浜》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要斟酌，再把它提高一步。《红灯记》赴宴斗鸠山一场中，鸠山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觉得不妥，特别是后两句。但是，四句话都是佛经很难改。从这次漫谈中，江青知道了毛泽东对这几句台词的看法，曾专门找人多次修改，都没有改动。

　　在谈京戏改革中，毛泽东展现了一个有关上层建筑改革的初步思路。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几个好的剧目出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关于教育改革，主席很关心，强调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

　　刘大杰的女儿刘念如近年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回忆，1965年6月，父亲确实被毛泽东接见交谈。当时父亲不知道毛泽东刚刚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也没有特别提示。

　　可见，在1965年6月，毛泽东从井冈山下来，对上层建筑一些他认为不适宜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领域，希望以一种井冈山精神贯穿的群众性批评批判——教育——提高，群众监督方式的政治民主模式，推动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改革。它与取消军衔制、订计划的原则、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个条件、“二十三条”初步整合为毛泽东希望以井冈山精神不断推进解决党内、军内及社会各种矛盾(包括干部体制问题)的第一种思路，抑或是毛泽东准备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防止修正主义的第一个版本。

　　随后，毛泽东对卫生战线的严厉批评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初衷和思想框架。

　　毛泽东与周谷城、刘大杰漫谈的第二天，1965年6月21日，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结束了最后第六轮的汇报演出。其间北京京剧团特地到上海演出《沙家浜》，宣传革命优良传统。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也是希望在全国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京剧现代戏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6月25日上午，华东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 

　　呼吁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 

　　1965年6月下旬，上海卫生战线召开了一次巡回医疗队报告会。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对我国上层建筑整体状况忧心忡忡，对医疗卫生不为工农兵服务，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干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评，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非常担心。在这种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医疗队到基层和农村，为工人和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当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为主要成员的巡回医疗队，上海第六医院妇产科主任胡志远在农村巡回医疗队中，还发明了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治疗农村妇女多发病，受到当地好评，也成为上海巡回医疗报告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可能联想到上个月重上井冈山及红军医院在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最初红军医院设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一直坚持免费为老百姓看病。那时候，药比较少，一点儿阿司匹林都是宝贝。有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为他们治病;其次，才是战士、党员;最后是党的干部。战士们死不同意，要把药留给干部，相互谦让，那种场面让人流泪。现在，共产党掌权了，怎么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农民忘了，怎能把井冈山的传统忘了?不能忘。6月26日，毛泽东有感而发，说了下面这段话——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段话一年后被称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泽东这次讲话前一个月，1965年5月27日，刘少奇在北京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人谈话，说：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1965年前后，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都轮流下放到农村工作了一段时间，送医送药到贫下中农家里，包括当时的医生李志绥和护士长吴旭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随后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需要变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离开上海路过南京，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渭清等江苏省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回京后数日，周恩来从北非经大马士革飞抵乌鲁木齐。周恩来和陈毅是6月15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准备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后于6月18日离京，代表中国政府前往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

　　6月19日，周恩来、陈毅抵达开罗，惊闻阿尔及利亚当天“六一九政变”，由于美国的颠覆活动，阿尔及利亚权力易主。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开罗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亚非会议的担忧竟一语成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国家颠覆活动无孔不入，扶持敌对国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屡屡得手。周恩来停留开罗做了一系列努力，亚非第二次会议仍延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在此期间周恩来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等人进行了亲切会谈。

　　7月5日，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对生产建设兵团提出六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备战防边。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立即进行备战动员、防边动员。第二句话是生产建设。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扩大农垦面积。第三句话是民族团结。你们这里少数民族还少了一点儿，要增加一些。可以用生产队的形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慢慢培养、帮助他们。第四句话是艰苦奋斗。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作风。要艰苦奋斗，要学大庆。第五句话是努力革命。第六句话是奋勇前进。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7月5日同一天，刘少奇听取了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刘少奇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至此比较明显，中共中央高层在“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具体途径和依靠力量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模式。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毛泽东和马尔罗交谈时讲了一番话，继续折射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这段战略思维的厚重痕迹。

　　马尔罗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战士，也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来中国进行过活动。他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毛泽东主动联系到我们国家，谈到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广泛的社会基础。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

　　……

　　毛泽东：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的在国内方面。

　　毛泽东：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党外，党内也有。

　　1965年夏，重上井冈山归来的毛泽东对国内外斗争形势和党内存在问题估计已十分严重，“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毛泽东正在思考可否将反对党外党内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抑或毛泽东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精髓之所在，是改变国际政治格局，促进中华民族崛起的一场全新战役?!

　　迎着四海飓风、胸藏百万雄兵的一代大战略家毛泽东在深深凝思…… 

　　后记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为什么将1965年重上井冈山看得如此高远，如此重要?

　　1976年他做了回答：“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与毛泽东二上井冈山有关。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队伍一上井冈山，艰苦卓绝，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蒋介石就是被这条越走越宽的道路赶到了“几个小岛”上。1965年，毛泽东带着党内外一些重大问题重上井冈山，在山上所思、所言、所行，酝酿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深入改革，希望以井冈山革命精神建设我们的党、军队、文艺和卫生队伍;以井冈山革命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胸膛和脊梁，彻底改变中国，影响世界。这就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凌云壮志和初衷，也是这部书稿力图真实反映的一切。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转眼过去五十多年了。翠冈依旧，红星闪闪，井冈山革命精神在一些青年人中似乎被淡漠许多，毛泽东当年担忧的党内少数人的特权、腐化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国际环境日见复杂，中国前进道路怎么走?近年大力提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红色旅游如雨后春笋。毛泽东深邃的目光和无数革命先烈殷切的眼神交织在一起，它穿越了历史转型，洞穿了民族奋进曲折之劣根……

　　我历经三个酷暑走访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根据地六县和中央苏区各地。所行之处，一步步触摸到毛泽东无限钟情的那山、那水的风土人情和无私淳朴，一天天感悟到毛泽东、共产党与老百姓的生死相依，无往不胜。烈日烤炙大地，也考问着我的追寻——认真、真实、回归历史。

　　我衷心感谢每一位口述当年历史的前辈、每一位指点我的专家;感谢井冈山管理局、博物馆、党史办、档案馆，江西省委党史办，湖北省委党史办，东湖宾馆，湖南省委党史办及所行铜鼓、修水、萍乡、安源、浏阳、文家市、平江、湘潭、醴陵、湘乡、茶陵、攸县、永新、莲花、炎陵、宁冈、长汀、瑞金、宁都、于都、吉安、兴国等县市党史办和史志办，他们提供了不少珍贵资料和图片……。没有上述这些帮助，就没有这部书稿的问世。

　　激情燃烧岁月，思索回归大地。在怀念毛泽东的日子里，献上这份拙作，以期纪念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一代开拓者。但愿这部挥洒着众人生命激情的薄册，伴随越来越多的人，重温过去，感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