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第250章）

第250章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

　　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

　　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

　　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

　　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话说1953年9月8日，毛泽东见到表兄文涧泉的来信，说是他的岳家赵氏有一个亲戚要到北京读书，同时，他也想来北京及去上海等地一游。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办法。此复，顺祝

　　康吉，并祝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9月8日，周恩来召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有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上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分小组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之后，也说了一些客套的话，他说：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对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

　　他还举例说明“人人关心这一事业”，他说：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该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下午大会发言，由各小组召集人交流各小组成员的意见。散会时，周恩来对列席会议的梁漱溟说：

　　“梁先生，明天的大会你也说一说，好不好?”

　　梁漱溟应道：“好!”

　　9月10日下午，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第2次发言。由于发言的人很多，梁漱溟就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条子，说他不准备发言了，改由书面提出意见。散会后，周恩来对梁漱溟说：

　　“会期还要延长一天，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你可以在明天的会议上发言。”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说：

　　“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结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的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

　　他在发言中提出的“重点”问题“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他说：

　　“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

　　他还说：“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

　　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了会议。到会的人员还不算多，只是个中型会议。在不大的礼堂里，前3排坐着参加会议的人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随行人员坐在第4排和第5排的位置上。汪东兴和叶子龙坐在4排的东侧，王鹤滨坐在他俩后面。这些位置行动方便，距离退场的门口也比较近。因为每次散会时，与会者都要让毛泽东先行，他的随行人员要便于退场。

　　彭德怀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其他与会者也发了言。

　　毛泽东在会议上即席讲话，作了总结。关于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他说：

　　“抗美援朝，经过3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持，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4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1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21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18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109万人。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1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33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3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1950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门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3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么我们就有了第4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泽东在他所拟的讲话提纲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接下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出现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不点名的批评了梁漱溟，他说：

　　“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到意外，同时也不服气。他认为毛泽东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于是在当晚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议上当面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梁漱溟在信中写道：

　　“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个雅量。我发言时你不在场，希望你给个机会，让我将原来发言的内容复述一遍，以求指教，解除误会。”

　　毛泽东看了信，当即约他晚上谈话。

　　是日晚，与会人员在怀仁堂观看京剧晚会。在开演前20分钟，毛泽东与梁漱溟开始谈话，梁漱溟扼要说明了他政协会上发言的内容，要求毛泽东解除误会。毛泽东说：

　　“你梁先生就是反对经济建设总路线之人，只是不得自明或不肯承认罢了，根本不存在误会。假若你梁先生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虽然见解糊涂，却是善意的，可以原谅。可是，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是不可原谅的。”

　　梁漱溟闻言，更不服气了，他在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9月14日、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继续开会。

　　15日的会议是由李富春作关于建设重工业的报告。尔后，梁漱溟在会议上请求发言，毛泽东同意他在明天的会议上再讲。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约请工商界著名代表人物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

　　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他当天的记忆，追记了这场谈话的内容。现将其全文抄录如次：

　　毛泽东：3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合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3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3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什么波动?

　　(5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31条，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90%以上的人赞同;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1950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毛泽东：同意情形不同的说法。一个企业也不能由一个人决定，还要看董事会等大家的意见。关于大、中、小，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中、小好，不对，企业越大越好，还是大的重要。

　　(胡厥文在此讲了一段机器工业在加工订货中因变动太多不能保持专业的困难。)

　　毛泽东：你们有问题尽量提出，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很快解决。

　　毛泽东：四分之一左右(指按“四马分肥”的分配方法资本家分得的红利占全部企业利润的比例——笔者注。)如果提到工商界里面去，究竟会不会同意?如500亿办纱厂资本家能获利多少?

　　郭棣活：500亿可办1万纱锭，可赚50亿，(资本家)只能分得12亿5千元(表示似少一点)。但目前情况是有利可图，无利可得(意思即如能保住四分之一也可接受)。

　　荣毅仁：现在利润不止此数，锭子价低，因加工订货关系，流动资金用不了许多，所以500亿资金可以办一个2万5千锭的厂，应赚100亿左右。

　　毛泽东：我讲一讲广阔的前途。前途是非常广阔的，首先决定于市场。今年400万件纱，还不致减价，一减价就脱销。各个企业应好好经营，搞好劳资关系，发动劳动积极性，搞好劳动纪律，减低成本，提高产量，每年扩大设备，这样就有了前途。如不用此种办法，也可以发展，但小得多，而劳资纠纷无穷。将来要安排人员。安排即是有饭吃，其次是地位，即是选举。明年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每年将国家的事向大会报告。这样，国家建设、重工业建设，大家都能参加了。政协机构也还存在。这个名字原是蒋介石的，蒋介石不要，我们要。在座的有3位是全国委员。将来开第二届全国政协会，选举还可以扩大一些。胡先生记得我在重庆说过一句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具有同一的命运”。它们均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过去在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中立过、参加过，从历史上看，现在从企业情况看，我们没有理由不安排好。

　　9月16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登台发言，复述了他9月9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11日下午在大会上的发言，再三声明自己并不反对总路线，而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话，并且说，看看毛泽东有无雅量。

　　9月17日，周恩来在会议上就梁漱溟的历史问题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插话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那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有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还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民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还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先生把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了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像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这不滑稽吗?”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也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梁漱溟听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一时按捺不住，不顾一切的要求当场发言作答。周恩来要他做准备，明日再讲。

　　9月18日下午，高岗主持会议继续进行。中等个头、又黑又瘦、留着平头的梁漱溟，穿着一身质地上乘的藏青色中式长袍，离开座位，站在了第1排前面的东南角上。他掏出准备好的稿子，面对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又环视着会场，开始了发言，他说：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的。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此时，坐在前排的司法部部长史良和其他几位部长，看出梁漱溟有点死拼的劲头，有点担心了，他们离开了座位，站在前排的西南角。史良打断梁漱溟的话，说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梁漱溟情急之下，便冲着主席台上的毛泽东说道：

　　“我现在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个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史良等梁漱溟的话一停顿，立即提高声调再次劝道：

　　“梁漱溟先生，你少说一句吧!”

　　毛泽东见梁漱溟依然是不依不饶的样子，就说：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毫不退让，他抢过话头顶了上去，说：

　　“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

　　“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说：

　　“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

　　“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漱溟站在原地，稍微仰着头，面对着毛泽东说：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重。”

　　史良认为梁漱溟的话是在挑毛泽东的火，她忍不住高声插话说：

　　“梁漱溟先生!少说一句行不行?!”

　　毛泽东的火气又起来了，也不客气地说：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的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梁漱溟坚持说：

　　“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会场顿时大哗。人们对梁漱溟当面顶撞毛泽东由震惊到愤怒，一些人大声喊道：“梁漱溟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力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梁漱溟滚下去!不能让他胡言乱语!”

　　梁漱溟坚持不下去，望着主席台，听毛泽东发话。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说道：

　　“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

　　梁漱溟说：

　　“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

　　“你讲到4点钟好不好?”

　　毛泽东说着看了一下手表。梁漱溟说：

　　“我有很多话要讲，让我讲到4点哪能成?”

　　会场再次大哗。有几个人即席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再说下去。毛泽东说：

　　“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

　　会场上马上安静了下来。梁漱溟却说：

　　“10分钟怎么够?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里又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过了一阵儿，毛泽东对大家说：

　　“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

　　毛泽东瞅了一眼梁漱溟，接着说：

　　“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国和全党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做，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话音刚落，又有几个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再次问他：

　　“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

　　梁漱溟依然坚持道：

　　“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是一片哗然。毛泽东让大家静一静，然后对着梁漱溟说：

　　“你这个人呵，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时间不公平，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而让你在别处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样?”

　　梁漱溟倔强地说：

　　“我不能同意主席这样的决定。”

　　周恩来在一片谴责声中对高岗说：

　　“请付诸表决吧，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

　　高岗接受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补充说：

　　“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高岗点点头，便宣布说：

　　“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毛泽东首先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跟着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但还是占少数。毛泽东巡视了一下，举着手对梁漱溟说：

　　“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

　　高岗又宣布：

　　“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

　　大多数人立即举起了手。梁漱溟还想再说话，但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高呼声：“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去!”高岗也对梁漱溟说：

　　“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的去讲。”

　　梁漱溟这才不得不就此打住。

　　会后不久，梁漱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请长假，说是要闭门思过。毛泽东指示李维汉派人告诉他，今后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样发给你，参加不参加自便。自此以后，有关政协的会议和活动通知果真照样发给了他，工资也是照发不误，可梁漱溟却是什么地方也不去，只在家中闭门读书。

　　为了批判梁漱溟，陈铭枢要求毛泽东明确一下梁漱溟问题的性质，毛泽东说：

　　“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是。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

　　李济深和张澜则认为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存在着误会，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批判了梁漱溟的傲慢，介绍了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说是希望毛泽东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毛泽东对此没有回应。后来李济深、张澜看到梁漱溟不但没有受到什么处分，而且又恢复了各种活动，就不再提及此事了。

　　且说9月23日，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顾虑，从而促进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月27日，毛泽东见到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9月16日发来的一封信及附件，他展开来信，方知是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血吸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极快的寄生虫病。这种寄生虫生在钉螺上，人们在有钉螺的水中劳动，病虫就会钻入人体，侵入血液，引起血吸虫病。患者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能力，以致死亡。小小的血吸虫像瘟疫一样威胁着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

　　毛泽东阅罢来信和材料，双眉紧锁，从座椅上站起来。他点起一支烟，走到窗前，眼望着远方。是啊，早在1949年解放军在渡江前的水中练兵和渡江作战中，也有一些战士感染上了血吸虫病。建国后，党和政府已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血吸虫病区进行调查和初步防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要彻底消灭血吸虫病，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毛泽东重新回到办公桌前，将此一信件批转给习仲勋处理。他又展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

　　沈院长：

　　9月16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再说9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当年的老同志、现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的易礼容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礼容兄：

　　杨家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能常去看视两位老人则更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提到的淑一即李淑一，所说的两位老人是指向振熙和她的姐姐。

　　9月28日，毛臻接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来的电话，说是下午5点毛泽东接见他。

　　原来在9月间，毛远耀和胡觉民的儿子毛臻从大连速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住在西单魏家胡同舅舅胡锡青家里。他想见见渴望已久的毛泽东，就提笔写了一封信，通过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带给毛泽东。

　　28日下午5时许，一辆黑色小轿车开进魏家胡同，田家英准时来接毛臻。在车上，田家英不停的询问毛臻的情况：是哪里人?和主席什么关系?在哪里读书?他还交代说：

　　“毛主席工作很忙，谈话时间不能太长，不超过1小时吧。”

　　毛臻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他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

　　“叔公，您好!”

　　毛泽东满面红光，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毛世美啊，欢迎你来看我。”

　　毛泽东拉着毛臻在沙发上坐下来，从一个小盒里拿出糖果，递给毛臻，说：

　　“吃糖。”

　　毛臻剥了糖果，一边嚼着，一边望望毛泽东那和蔼的面容，心里的拘谨打消了许多。

　　“你今年多大了?”

　　“刚满25岁。”

　　“在哪里学习?”

　　“今年7月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毕业，考取了南京航空工业学校，马上就要开学了。”

　　“那很好，你们家里又出了一个大学生啊!要努力学习啊。要多学一些自然科学，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你是学航空的，国家急需这方面的人才。将来，我们的国家要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飞机啊。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靠你们年轻一代。在学好自然科学的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将来都有用处。”

　　毛臻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鼓舞，他郑重地说：

　　“我一定不忘记叔公的教导，刻苦学习、钻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掌握好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

　　“好。”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又问道：“学习上，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困难，可以帮你解决。”

　　毛臻说：

　　“叔公，我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说：

　　“以后有困难，可以找田家英同志帮助解决。”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想到了侄儿毛楚雄，便问道：

　　“你怎么到了大连?什么时候离开韶山的?”

　　毛臻就把自己的经历叙说了一番。

　　原来这个年轻人的经历还真不简单。他在父母毛远耀、胡觉民追随毛泽民参加革命期间，以及在1937年、1938年父母又先后去了延安以后，他一直都留在韶山家里。1941年，毛远耀想让毛臻到延安去，他曾请毛泽东写过一份介绍信，毛泽东写的是：

　　八路军沿途各办事处：

　　请协助毛远翔、毛素娥、毛世美来延安为盼。

　　毛泽东

　　后来，因为国民党掀起第2次反共高潮，毛臻3人最终未能成行。1944年，16岁的毛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入到地下斗争中。1945年8月，毛臻、毛浦珠、毛楚雄一起参加了359旅湘北支队。抗战胜利后，毛臻和毛楚雄随湘北支队开赴宣化店一带，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5师会合。

　　毛泽东听到这里，又问道：

　　“楚雄在‘长沙大火’后到了韶山，那时他生活怎么样?”

　　毛臻说：

　　“那时生活很艰难。楚雄和周外婆，还有舅舅周先生，3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生活来源，饭都吃不饱，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楚雄后来是怎么牺牲的?”

　　“参加八路军后，我和楚雄在一个班，我当副班长，楚雄是战士。那时，他身体瘦弱，但行军路上表现的很坚强，训练从不叫苦。后来，部队发现他有文化，便叫他去搞宣传工作，他硬是不肯。1946年初，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此时，部队驻扎在宣化店一带。王震、李先念同志考虑到楚雄的安全，决定由毛泽普同志带领楚雄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再由董必武同志送往延安。到武汉后，由于国民党的阻挠，他们没能走成，只好返回新四军宣化店5师驻地。来去相隔1个月，我与楚雄又相见了。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了停战协议，准备发动内战。新四军5师决定突围北上。党组织决定派湖南的几个同志回去加强湖南党的地下工作。于是，我和楚雄就分了手，离开了5师。后来，楚雄随王震司令员参加了中原突围，再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据说他是在突围时牺牲的，详细情况，恐怕要问泽普叔。”

　　毛泽东惋惜地说：

　　“楚雄那时还很年轻啊!真可惜。如果不牺牲的话，楚雄现在也会和你一样，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啊!楚雄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牺牲的，死得其所，虽死犹荣。”

　　是的，毛楚雄仅比毛臻大1岁，两人虽说辈分不同，年龄却相仿，是在一起长大的，又一起师从于毛宇居先生，又一起参军。毛泽东沉默了好长时间，这才又问道：

　　“刚才你讲到你离开新四军5师，以后情况怎样?”

　　毛臻说：

　　“离开5师后，我于46年5月回到湖南，在湘潭、湘南一带做地下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我的是毛远翥、王以构同志，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国民党打内战。1949年7月，我接到在香港秘密工作的钱之光同志通过地下党转来的信，要我去解放区。我和舅舅离开湖南，经广州到达香港。这时，东北早已解放，我父母已到了大连。于是，我通过钱之光同志介绍，乘船去大连。到达时，我父母正准备南下，我们相聚1个星期，他们就走了。我便留在大连，50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以后读完了初中、高中。”

　　毛泽东听了毛臻的介绍，赞赏地说：

　　“看来，你还不简单咧，经受了不少锻炼!你十几岁参加了地下党，当过小八路，20来岁读完了高中，现在又考上了大学，这很好。”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韶山的老人，他说：

　　“这些老人都还健在吗?都还好吧?”

　　毛臻自己也所知不多，有的不是很清楚。毛泽东说：

　　“你也离开韶山好几年了，现在韶山搞了一些什么建设，乡亲们生活怎么样，烈士的后代日子过得好不好，可能不大清楚吧?有时间的话，你回去看看，代我问问他们好。”

　　毛臻满口答应了，他看了一下手表，谈话已接近1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毛泽东起身握着他的手，说：

　　“世美，你以后到北京来，要多来看我呀。”

　　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毛臻，又嘱咐说：

　　“到了北京，给田家英同志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9月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发布的庆祝国庆4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口号中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也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中国确定了第1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概括起来就是：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围绕着这些基本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各项具体任务是：

　　1、大力进行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中国在5年内将建立和扩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建立和扩建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发电设备、冶金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飞机等机器制造工业。随着重工业的建设，相应的建设纺织工业和其他轻工业，建设为农业服务的新的中小型的工业企业，以便适应城乡人民对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2、随着国民经济的高涨，相应的发展运输业和邮电业。主要是铁路建设，同时发展内河和海上的运输，扩大公路、民用航空和邮电事业的建设。相应的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积极的培养为国家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干部。

　　3、在建设新工业的同时，必须充分的合理的利用原有的工业企业，发挥它们的潜在的生产力量。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任务的完成，主要是依靠原有的企业。

　　4、保证市场的稳定。为此，必须继续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增加财政和物资的后备力量;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应的发展城乡和内外的物资交流，扩大商品流通;对生产增长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某些主要的工农业产品，在努力增产的基础上逐步的实施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

　　5、厉行节约，积累资金。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有大量的资金，这要从各方面来积累。而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克服浪费现象，厉行节约，是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和政府在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任务的同时，也确定了如基本建设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主要指标。

　　1953年10月1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正在向毛泽东汇报改变现行的粮食购销办法。

　　此前，全国的粮食市场还是属于自由市场，在农民缴了农业税之后，粮食就可以自由上市买卖。而经营粮食的，除了国营粮食公司和供销合作社之外，还有私人粮商，后者经营的商品量约占上市总量的三分之一。一遇到灾年，或是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粮食之时，那些粮商便同国家争夺粮源，哄抬粮价，以至于带动整个物价上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活。截至到6月30日，国家收支粮食出现了40亿斤赤字，再加上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遭受了水灾，于是便出现了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立即责成中财委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陈云在汇报中建议：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指示由陈云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由邓小平负责起草一个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听取了陈云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报告。尔后，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结论性讲话，他说：

　　“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最后，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去讲话，并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去讲。

　　后来在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决议决定：粮食统购统销从12月初开始。

　　10月初，毛泽东接到曾任湖南一师心理学教员李大梁发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家庭生活困难，希望政府能够救济。毛泽东不熟悉这位先生，便向王季范询问情况，然后在信上批示道：

　　“此件请李维汉同志酌处。据王季范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商量处理。

　　毛泽东

　　10月5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的心理学教员。”

　　接着，毛泽东又给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说：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

　　1953年10月初的一天，一封特大的挂号信通过韶山邮局，送到了韶山冲青山坳老地下党员毛月秋家。毛月秋打开信，只见落款处赫然写着毛泽东3个草体字，信笺上洒满了一行行潇洒、苍劲的毛体草书，他高兴极了，一页接一页的读着，整整5页。信上的毛体书法，龙飞凤舞，加之多处涂抹、修改，难以辨认。毛月秋又戴上老花镜，一遍一遍的读着：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这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圫)2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民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3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同志帮忙，发给你们3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你们3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10月20日至25日。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毛翼臣，系毛锡臣之笔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在革命时期资助过毛泽东。文东仙是毛泽东的堂表弟，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农会工作。由于毛泽东的笔误，毛月秋无法找到“毛翼臣”其人，于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吩咐，到大坪乡唐家圫，把消息告诉了文东仙。2人商量好于10月底上京。

　　欲知毛泽东如何接待毛月秋、文东仙2人，且待下一章再叙。

　　东方翁曰：毛泽东说过某某某用笔杆子杀人的话，历史上也有不少人说过用笔杆子可以杀人的话。笔杆子可以杀人，此话一点不假，古往今来用笔杆子杀人的事例确实不少。一般的说，笔杆子杀的人还都是一些好人伟人。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秦始皇、曹操及武则天：一个最有贡献的政治家，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竟然成了千古罪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大诗人，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反而成了白脸奸雄，就连郭沫若为他翻案也是无济于事;一个很有贡献的巾帼女杰，在一些笔杆子的笔下，也成了残忍、自私、淫荡的坏女人。还应该说，最可怕的是那些最巧妙、最具欺骗性的似乎很公正的笔杆子们，他们在行文中往往将笔锋一转，一切历史事实就完全变样变味了。比如，一些笔杆子说，某某某早年如何如何，但是——他的晚年又如何如何。这样一来，似乎某某某的晚年，就成为历史的定论了。这些聪明的笔杆子们似乎都忘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可以随意的耍弄自己手中笔杆子，可他们抹煞的毕竟都是自己的祖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