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英烈篇"——宋绮云

宋绮云烈士的子女一九六三年在北京团聚(如上图)。

　　1949年9月6日，父母和弟弟“小萝卜头”在歌乐山被害——亲人牺牲时，距新中国成立仅25天！

　　我们得知父母的死讯，是1950年2月5日，新中国第一个春节前夕。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只有“烈士”和“党员”这两个模糊的印象。

　　原先我们知道的，只有中间的情节——1941年9月的一天，在中条山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担任少将高级参议的父亲突然接到一份电报，上写“家中有急事，速回”。父亲匆匆赶回西安蒲阳村，被预先埋伏的特务带走，从此下落不明。

　　2个月之后，一个《西北文化日报》社的工人突然带来一张父亲写的字条，要母亲“速将换洗衣服送来”。母亲连夜收拾了衣物，因为担心小弟弟振中没人照顾，第二天抱着不到1岁的弟弟出了门。临走时，母亲说，最多3天就回家，可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为了还原父亲真实的一生，从1976年开始，我们兄弟姐妹根据调查组提供的材料，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寻找健在的历史见证人。

　　父亲的一生不长，可我们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慢慢读懂。

　　公开职务

　　邳县警察大队二中队长

　　我们的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在江苏邳县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母认为，家里要是有一个读书人，也许可以少受地主的欺负。靠着两个哥哥省吃俭用，父亲成为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

　　父亲从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毕业后，返回邳县教书。1926年，父亲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父亲辗转南京回到家乡。

　　父亲的公开职务是邳县警察大队第二中队队长，而另一个身份则是中共邳县特支武装干事。当时，县委的重要职位都由共产党人担任，邳县被称为“红邳州”。以邳县警备队为例，有党团员40多人，各级干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是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江苏省委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各种机构，到农村去加强基层建设。

　　共产党放弃领导后，邳县的领导权被国民党右派获得，大批共产党员先后被捕，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县城到处都张贴着悬赏父亲的布告，连有孕在身的母亲也被捕了。有一次，父亲刚进家门还没坐定，邻居家的长工冲进来报警。父亲翻出外墙，刚躲进青纱帐，就听见杂乱的脚步声和几声枪响。这次逃脱后，父亲躲在高粱田里和敌人周旋了两个多月，只得离开家乡前往北京。

　　秘密协定

　　打通“红色交通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得知曾是叶挺部下的陈子坚(中共党员)在杨虎城部队。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十七路军总指挥，和共产党有良好的关系。父亲决心赶往西安。

　　经过引荐，父亲被任命为《宛南日报》主编兼教导队政治教官，深受杨虎城信任。1931年，杨虎城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父亲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1935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父亲是特支委员。党组织给父亲一项任务：促成杨虎城与红四方面军签订互不侵犯的秘密协议。

　　父亲派了在十七路军中任职的青年党员武志平，到红四方面军驻地传递消息。1933年，“一致对外、共同反蒋”的秘密协定生效，由此还打通了一条“红色交通线”。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红军需要的医药、报刊、武器等物资，都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运往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文献中记载：“红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秘密协定的签订，极大地帮助了红军。对根据地的巩固和红四方面军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感谢西北地下党的帮助。”

　　随着交通线的建立，不时有一些从内地到西安、延安的同志到报社找父亲，有人开始怀疑：“宋社长亲戚朋友这么多?”父亲由此提高了警惕，在征得组织的同意后，决定在西安开一个饭馆，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父亲从徐州请来了亲近中国共产党的西餐师傅蒋自明，1935年在莲湖公园开了一家饭店。这个饭店，成了西北特别支部的地下联络站，而且从未暴露过。八路军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后，这条暗线还在运作。

　　西安事变

　　撰写社论说明兵谏实情

　　1936年末，蒋介石来到西安，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根据地。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看到自己的部队耗损在内战中，苦谏蒋介石不成后，决心兵谏。

　　12月11日晚上11时，父亲刚刚签发完《西北文化日报》的稿件，就接到杨虎城将军办公室的电话，让他到新城大楼参加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参加的特别会议。会上部署了各人的分工，父亲的任务是负责撰写社论、向群众说明这次兵谏的实情。

　　父亲要求报纸连发两个“号外”，组织职工到街头向市民免费散发。第一个号外刊发兵谏的消息，第二个号外刊登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对时局的8项主张。

　　12月12日早上，其他报纸全部停刊，全城原本谣言四起，人心惶惶。随着号外的分发，人们逐渐知道了真相。从那天起，父亲在《西北文化日报》上连续发表了10篇社论，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实为无产阶级之政党，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之利益”，“剿共”是“十年来错误之国策”。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押在南京，杨虎城被解除职务流放出国。根据国共和谈，河北省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父亲被安排到政治处任职。但由于临时政府主席鹿钟麟排挤共产党人，父亲无法开展工作，根据组织的指示，再次回到十七路军中。

　　“小萝卜头”

　　从小坐牢遇难时年仅9岁

　　父母被诱捕后，先后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起初2年，他们都不知道对方近在咫尺。直到1943年，一次押解途中躲避日本飞机空袭才相遇。

　　狱中党支部决定，不暴露父亲的共产党员身份，便于他以“灰色”面目为党工作。

　　父亲在狱中很有名。他会看病算命，知识渊博，口才极好，有很多狱友愿意和他聊天。他便利用聊天的机会谈古论今，分化、瓦解狱中特务。他利用息烽集中营的特务队长李占成讲义气的特点，策动他组织集中营暴动。原计划李占成越狱后联合当地土匪在监狱纵火，趁乱救出犯人，没想到李占成逃出去半天就被抓了回来。狱方以为是一次违纪事件，根本不知道其中有共产党人的参与。

　　父亲第二次被关进白公馆时，与6名计划推翻蒋介石的国民党“青年将校团”成员成了“邻居”。党支部要求父亲对他们做“统战”工作。王凤起是东北人，本打算出狱后就远走南洋。父亲和他回忆蒋介石出卖东北、扣押张学良、瓦解东北军的事，鼓励他为东北的父老乡亲报仇。梅含章是蒋介石的同乡，深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影响，父亲就讲中国社会现状，红军和人民的关系，讲蒋介石必败的道理。

　　1947年，6名军官经多方活动获释。王凤起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在辽沈战役中率部起义。梅含章协助策动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1987年，我们姐弟见到他们中的几位，他们说，当年多亏了我父亲的教育启发，才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9月6日，父母、弟弟振中和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被押到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警卫室。母亲领着杨拯贵走在前面，刚进屋子就被特务戳了几刀。另有两个特务拿了一尺多长的利刃刺进父亲的左肋。父亲倒地后，特务们又刺死了两个孩子。母亲当时还有呼吸，喉咙里溢满了血发不出声音，眼睁睁看着弟弟被害。此时，距新中国成立仅有25天。

　　被害时父母都只有45岁。弟弟振中出生10个月便开始坐牢，因为发育不良被狱中叔叔阿姨称为“小萝卜头”，他遇难时仅9岁。

　　兄妹团聚

　　韩子栋老人回忆狱中往事

　　1963年国庆，我们6个兄弟姐妹在北京第一次团聚。由于自幼分开，有几个之前从未见过面。我们像新生入学一样，每个人先报自己的名字，然后介绍这些年来自己的经历。

　　得知韩子栋老人(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在北京治病，我们约好去看望。进了老人的病房，他第一句话就是：“大家都站好，别说话，让我猜猜你们的名字。”他认出了双胞胎的大姐、二姐，说老四振华和小萝卜头很像，说老三振西长得像父亲……

　　老人说起了父母和小弟弟在监狱中的事。1947年秋天，我们曾接到重庆磁器口寄来的信。信是父亲写的，他说自己和母亲身体都很好，还说弟弟已经上学了。老人告诉我们，父亲写那封信的时候，母亲其实病得很重，而弟弟也没有真正上学，是监狱里的难友在教他认字。

　　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父亲不愿意我们难过，没有说出真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