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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主席的造谣

作者:wenyonghuahua 发布时间:2016-04-24 21:27:12 来源:民族复兴网 字体:   |    |  

——毛主席总是对的

  今天,在联合早报网看到:周栎枫:再论化解“中国的毛泽东困境” 周栎枫 2016年02月26日(作者是前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现为加拿大时事评论员)。

  作者说:日前媒体透露,中国全国人大、政协部分代表、委员联署提案,要求将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加之俄罗斯总统普京否定列宁的谈话,更引起人们对毛泽东评价的关注。

  (我评:事实是2014年两会,章立凡和浦志强二人提议,按毛泽东生前签字的协议,把主席遗体迁出毛主席纪念堂,火化。符合法律。此提议当场遭习近平主席反对。信息传出,网民群起批判章立凡、浦志强二人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要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企图。浦志强后来因触犯刑法被捕。没看到章立凡的信息。普京总统否定列宁?我在网上怎么没看到。请作者讲出普京否定列宁的原话。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普京在民族自治上,批评列宁的某个观点。没看到具体是什么观点。普京总统,不但为列宁恢复名誉,而且,也为斯大林辩护。)

  文章说: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把56万知识精英整得极为惨烈;发动大跃进饿死了至今都无法对外公布准确数字的老百姓;而发动文革不仅把当年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同志、异见人士整得生不如死,更把整个中国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既无法说服当今的世人,亦对不起当年那些被整死、饿死的人士。

  (我评:作者说的这段话,用哲学家的话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污蔑毛主席。用老百姓的说法:造谣抹黑毛泽东。

  黄克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说,毛主席的决策,经过政治局,党中央讨论通过,的党的决定。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邓小平说:“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P.296)黄克诚说:“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伟人毛泽东丛书 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P.8)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7)这十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一九五七年全党开展整风,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

  据薄一波回忆,反右斗争,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决定划右派分子15万人。不知后来怎么划了55万。1959年8月24日,关于右派摘帽问题,毛主席致信刘少奇:“我认为……今后每年争取转变和摘帽子10%左右,是可能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4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作者不讲为何要反右,谁划了55万右派,毛主席给右派摘帽等事实。作者只说“把56万知识精英整得极为惨烈”。把55万右派,加了一万,说成56万。这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抹黑毛主席的手法,暴露了作者挑起左、右两派分裂中国的阴谋诡计。

  右派朱镕基说他被整了吗?著名作家丁玲说她被划入右派,是文艺界的宗派主义领导弄的。不能怪毛主席。毛主席要保护王蒙,可有的人不听毛主席的话,把王蒙打成右派。王蒙自愿去新疆改造,写出许多好作品。茅于轼说自己是右派,没划错。有人却给他评了反。

  老革命崔英文写文章,1962年4月,他调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12月底,在中南海一个周末晚会上,见到毛主席,向主席反映“许多右派申诉,下面有扩大化的错误”。主席要崔英文把材料整理,拿给他看。崔英文把整理的材料初稿,送给秘书室领导审阅,还没有上报到毛主席那里。他突然被调离,无法向主席递交材料。(祥见《中南海的两次周末晚会》,载《毛泽东轶事》 昆仑出版社 1989年3月第1版,P.266—269。《伟人毛泽东丛书 毛泽东逸事》P.453,《划错右派“要平反”》)。

  文章说:“发动大跃进饿死了至今都无法对外公布准确数字的老百姓。”作者又在造谣。

  对困难时期饿死人之事,2009年,我在北京,看到1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的《改革开放是人的解放》长文,作者:茅于轼。2月4日,写了篇题为《看茅于轼如何造谣》,驳斥茅老造谣污蔑毛主席。《乌有之乡》网刊发此文。我们说“三年困难”。茅于轼说“三年灾荒”。不同的立场。用的语言不一样。

  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编委杨继绳,写了本《墓碑》,在境外出版。造谣“三年灾荒”,中国饿死3600万人。网民看到后,无比愤怒,纷纷自动写文章批判杨继绳的谣言。西北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进行调查,写了许多文章怒斥杨继绳的谣言。学者郭松林写了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关于“饿死三千万》。详细揭露杨继绳造谣。张宏志写了本《还毛泽东清白》,论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五凤”,不是毛主席刮的。相反,毛主席最先发现“五凤”的错误,要纠正。可有的“五凤”刮起者,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纠风或者纠风不力。造成农村某些生产队、公社、县,或者地区饿死许多人。如亩产13万斤水稻的广西环江县,据说饿死2万多农民。河南信阳地区,安徽省,由于那里的最高领导封锁消息,不给农民外出逃荒,造成大量的农民饿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述如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一九六○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决议》讲清楚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国民经济已恢复和发展。作者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仍坚持造谣,抹黑毛主席。这就是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

  美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写了篇《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伟人毛泽东丛书 中外名人评说毛泽东》,P.447)。爱泼斯坦说,由于毛泽东深思熟虑,有错就改,所以他总是对的。如果你认真读毛主席著作,就会发现,毛主席总是对的,包括他的许多预言。

  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的摆事实,讲道理的马列主义斗争方式,打赢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希望大家读马列、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当今的舆论战,打赢战场思想阶级斗争的舆论战。下一篇文章,我将写作者对文革的造谣。(2016年4月22日初稿24日11:48完稿,14:33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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