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和蒋介石无关!有人信吗?"

　　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和蒋介石无关!”——有人信吗?

　　对于许多的历史铁案，有些人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别出心裁?别有用心?总是有人千方百计，挖空心思，牵强附会，断章取义，乃至猜测、臆想、杜撰、想当然地“求实存真”。

　　《新民周刊》2010年第五期发表了胡展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好心”和良心》。文中结尾处的一段话，读后不得不令人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文曰：“张学良将军生前的‘求实存真’了令人感佩——1991年在接受采访时，他居然公开说：‘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和蒋介石无关!’一句真话，惊雷滚滚。众所周知的，‘不抵抗’的臭盆子曾长期扣在蒋介石的头上，也许那也是出于为张学良开脱‘卖国罪’的‘好心’罢。但他却不稀罕这样的好心。他要的是一个人的良心。”

　　字里行间分明透着为蒋介石鸣冤叫屈的气息。大有为蒋介石“摘帽子”〔卖国贼〕而以“舆论”——尤其是以当事人的的所谓言论，颠倒黑白，掩人耳目的鸣锣开道。

　　以“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而作为颠覆历史，歪曲事实的所谓依据，完全是别有用心者设置的以偏盖全，偷梁换柱的逻辑迷局。这个“命令”无疑是真的，但是又无疑是张学良针对东北军所下达的，可这并不能掩盖、否定蒋介石对张学良“不抵抗”的消极军事行为的行政的、军事的指导性，乃至决定性的训令压力。自然就更不能说“和蒋介石无关”而使蒋介石摆脱实际“不抵抗”的历史责任。

　　皇姑屯事变后执掌东北保安军总司令帅印的少帅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前夕突然倒向了蒋介石，致使蒋介石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大获全胜，成为了真正控制全国局面的实力者。由此，张学良在得到了海陆空三军副总司令宝座的同时与蒋介石又“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子的兄弟，二十六万之众的东北军成了蒋介石控制华北〔而不是东北〕的有生力量，而对当时区域范围内不足两万的日军却一味地退避。1931年“九～一八”前夕，面对日本关东军的肆意挑衅，张学良频频向“剿匪总司令部”南昌行营告急请示的时候，亲自披挂上阵担任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于7月23日公开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一目了然——“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还能“抵抗”吗?

　　紧接着8月16日蒋介石又向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铣电”〔当日的密码日为“铣”〕：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力避冲突”，9月18日晚10时许，日军突然众炮齐放，轰击东北军驻地之沈阳北大营——终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暴发了。

　　次日，张学良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表通电，声明：“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点突然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士兵开火。我们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还击。但是日本缴了中国士兵的械，还放火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已经向有关当局做了报告……。”而此时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仍然是“我方应予不抵抗”。于是，张学良收到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复电：“令张学良严饰东北军驻沈阳的将军王以哲、荣臻等绝对不准抵抗，违者以军法从事。并令驻辽宁的陆空军继续后撤，以不与日军接触为原则。沈阳事件听候中央处置。”

　　由是，东北全面沦陷!蒋介石为了转移矛盾，嫁祸于人，采用了他的拿手好戏——丢卒保车。首先派宋子文前往劝慰，让张学良愤慨、愧疚，进而由张学良不由自主地提出辞呈，以谢国人。请君入瓮，正中下怀，蒋介石假惺惺安抚、许诺了几句，当即建议并同意了张学良出国“考察”。

　　然而，张学良是做了替罪羊了，但却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向关内长城各口继续野蛮的进犯。自然也没有改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就在蒋介石指挥千军万马对红军苏区进行全面的围剿的1933年，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妥协投降的《搪洁协定》;就在蒋介石调兵遣将对长征北上的抗日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的时候，华北沦陷了!1935蒋介石分别派出了国民党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土肥原、梅津美治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肥协定》、《何梅协定》。

　　“采访”、“自述”、“日记”、“谈话”、“传记”、“回忆录”，都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仿佛是三、五岁的小姑娘任人打扮。而公布于众所周知的《通电》、《声明》、《告书》、《协定》就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地篡改的了。

　　当然，还有“西安事变”也不是可以被人随便捏弄的橡皮泥。

　　1936年12月上旬，拒不接受由毛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八一宣言》，对已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的张学良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司令杨虎成“剿匪”不力，亲飞西安督战。借此机会张杨二人鼓足勇气面谏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蒋介石不仅置之不理，反而大加训斥，责令继续并加大规模地进剿陕北红军。否则将东北军、西北军强行调防安徽、福建。12月9日，暴发了以学生为主的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即：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呼吁蒋介石国民政府立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形势之下，张学良又多次地哭谏、跪谏蒋介石，均被不予理睬。迫于无奈，张杨二人决定兵谏。于是，12月12日终于暴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向蒋介石提出了抗日“八项主张”。在全国广大人民和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处死蒋介石的一片呼声中，毛主席指派周恩来为团长、秦邦宪、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西安，通电全国，表明立场，积极调解并力促和平解决矛盾，以建立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对于各方说服，蒋介石就是“无孔竹竿吹笛子——一声不响”，还以绝食相要挟。二十二日，宋美龄、宋子文在端纳的陪同下飞抵西安。蒋介石的惊讶之余的第一句是：“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呀!”宋美龄回答道：“达令，宁抗日，勿死敌手!”两人相望而泣。

　　就是“宁抗日，勿死敌手”一句话完全地动摇了蒋介石的顽固意志的底线，当然也是因为出自宋美龄之口。次日，周恩来又再次单独面见蒋介石，终于在二十四日，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六顶协议，但仍然拒绝签字。杨虎成等人在周恩来晓以大义的耐心说服下勉强同意释放蒋介石。二十五日，在周恩来、杨虎成等人的欢送下，在张学良的亲自陪同下，蒋介石、宋美龄、陈诚、卫立煌、邵力子、朱绍良安全飞回南京。就在机场张学良当即被蒋介石悔言扣压。十二天的西安事件就此结束。但其影响却改变了一段历史及其历史的进程。

　　凡对事物的认识，尤其是对于历史的解读，都应该摈弃片面的、单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态度，更不应该相信某种以政治或其它什么利益为目的的“八卦式”的“春秋笔法”。

　　所有事件都证明了一个事实：“‘不抵抗’的臭盆子曾长期扣在蒋介石的头上”，还将千秋万代地继续“扣”下去!一个个《告书》、《电令》、《协定》，还有“宁抗日，勿死敌手”，难道还不能说明是非吗?难道还能“和张学良有关”吗?

　　蒋介石的“好心”还有吗?“良心”——张学良还是有的，但是肯定不在胡展奋先生的文章里!

　　事实胜于雄辨!当然就更胜于杜撰，胜于“别有用心”!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永恒的——求实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