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 | 关于潘复生的问题

　　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关于潘复生的问题》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题图为余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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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潘复生的问题

　　毛远新

　　(原稿：2008.09 修订：2026.04)

　　1970年底，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辽宁省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准备返回沈阳。临行前我去看主席，主席给我讲了几个月前庐山二中全会的情况，讲了所谓"天才"的问题。(笔者注:可参考笔者的《毛主席谈天才》一文【点击阅读】)临告辞时，主席给了我一摞关于黑龙江省的材料，要我暂时留下来，不要急于回沈阳，并让我转告陈锡联，要他们先回去。

　　两天后，接到护士长吴旭君电话，说主席要我马上去游泳池。主席问我:“那些材料都看过了?”

　　我说：“看过了。内参上反映，主席在党的‘九大’结束后曾说过:‘黑龙江还有些问题，问题不大，可以解决。’我理解主要是指黑龙江落实政策和群众组织派性问题，对炮轰派的处理问题。但潘复生从庐山回哈尔滨后却说，毛主席说的‘还有些问题’，就是指汪家道有问题。未经请示中央同意，就召开大会批斗省军区司令汪家道同志。”

　　主席说：“他利用我那两句话，莫名其妙地批斗汪家道。珍宝岛事件后，黑龙江是边防第一线，中央担心，这样闹下去不好。"

　　我说：“材料上反映，省军区的干部对潘复生的对立情绪很大。边防第一线军政两个一把手，关系搞到这种地步，确实令人担心。”

　　主席说：“中央研究了黑龙江的问题怎么解决。总理提出，你对黑龙江的各派群众组织，对潘复生和汪家道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建议中央派你去解决。”(笔者注：1967年秋冬，中央处理黑龙江问题时，我是总理的联络员，黑龙江各方面送来的材料，总理都要我整理摘要向他汇报。中央有什么意见，又要我去分别传达，还要我帮潘复生、汪家道两人写过检讨。)

　　我说：“那时我是总理的联络员，协助总理处理东北问题。现在我在辽宁省工作，去处理兄弟省领导人的问题，不大合适吧。”

　　主席说：“是中央派你去的嘛。总理说，你还是黑龙江省革委会的常委呢，我怎么不知道?"

　　我说：“当时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是后来才从报纸上看到的。黑龙江省成立革委会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我六六年十二月，就已经被你派到延边去了，一个半月前我就不在哈尔滨了。"

　　主席说：“嗯，想起来了，是我派你到吉林延边去支左了。”

　　我说：“六七年八月初我从延边回京后，总理就一直把我留在他身边担任联络员，我再没去过黑龙江。那个省革委会常委估计是潘复生给我挂了个虚名，我一天也没去工作过。”

　　主席说：“总理说，你比较熟悉黑龙江的情况，派你去最合适。”

　　我说：“一九六七年秋，中央处理黑龙江问题时，总理给我的任务，这边去说服炮轰派的头头，不要揪住省革委会潘、汪的缺点错误不放，那边又要去说服潘、汪二人作检讨，不再支一派压一派，取得炮轰派的谅解。”

　　主席问：“你对潘复生、汪家道两个人怎么看?”

　　我想了一下，说：“汪家道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文化程度不高，个性倔强，工作和思想方法比较简单。但他为人正直实在，直来直去，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不会看风使舵，总理要我去帮他脑子拐个弯都很费劲。潘复生同志恰恰相反，文化水平、政策水平都比较高，领导经验比较丰富。只是......”我突然意识到我议论兄弟省的一把手似乎不大合适，话到嘴边又噎了回去。

　　“只是什么?”主席瞪着我严肃地说，“不要吞吞吐吐，直截了当!”我说："我感觉他......他有点......有点圆滑。只是感觉。”主席问：“你根据什么?”

　　我说：“一九六七年冬，一次中央碰头会要当面听取潘、汪二人的汇报，总理要我去通知他们，并帮他们作些准备。当晚我和潘、汪二人一起商量如何汇报，对一些问题看法统一了口径。第二天中央碰头会上，没想到陈伯达却抢先代表中央对黑龙江的问题说了一大通话，我当时就感到中央的精神和昨晚我们三人商量口径不大一致。但是在会上，汪家道仍旧按昨晚商量口径讲了一通，结果当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而潘复生却一百八十度转弯，按当时陈伯达讲话的精神作了发言，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这事弄得汪家道很被动，会议结束后还没走出会议室，他就一把拉着我诉起苦来。他说，昨天晚上你也在场，不是都说好了吗，潘复生怎么突然全变了?"

　　主席笑了，说：“感觉被人出卖了，还挨了中央批评，满肚子委曲啊。”我说：“我把汪家道找我诉苦的事报告了总理。我当时还说，看来潘复生同志能紧跟中央，而汪家道同志觉悟太迟钝了。总理说，汪家道是个老实人，讲的是真心话。而潘复生却有点投机。”

　　主席说：“这次庐山会议，东北组表现好。会务组反映，东北组只潘复生有个发言跟着起哄，简报还没有正式下发，他又提出要收回。如果他有理，为什么又要急于收回呢!”

　　我说：“这件事我也听陈锡联讲过。在庐山，前一天潘复生还找陈锡联催他马上签发他发言的简报。陈锡联问他，你说要揪的人是指誰呀?他只笑笑，就是不说。第二天风向变了，他又匆忙跑去拉着陈锡联要求马上收回简报。”

　　主席说：“他心里有鬼哟。总理说得对，他善于投机。回到哈尔滨，就把汪家道往死里整。汪家道病重，还被拉到会上去批斗。”

　　我说：“沈阳军区的老同志都很同情汪家道，陈锡联已经把他接到大连安排治病了。”

　　主席说：“陈锡联做得好。看来总理说对了，你对黑龙江的潘、汪都比较了解。就这么定了，中央派你去解决黑龙江的问题。”

　　我说：“中央决定我服从。只是涉及省军区和地方的矛盾，还涉及到省军区和23军的关系，有些问题我不大好说话。”

　　主席想了一下，点头说：“那就要陈锡联和你一起去。”

　　我说：“这样好。陈锡联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大军区司令，他挂帅，我协助，工作就方便了。”

　　主席说：“总理还说，你在处理辽宁三派大联合的问题上处理得好。那个时候，辽宁闹得可凶了，‘辽联’、‘831’、‘辽革站’三派，抢了武器进行武斗，是全国最后一个建革委会的省吧。”

　　我说：“好像是全国倒数第三名。一直拖到六八年五月才建立革委会。总理找我谈话，说结束我联络员的工作，中央决定派我去辽宁工作。总理说，中央决定由陈锡联任辽宁革命委员会主任，但辽宁三派中有两派都是反对陈锡联的，担心他工作有难处，所以我提议中央派你去辽宁给他当参谋，协助他。你主要的任务，是尽快实现三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尽快停止武斗，恢复生产。辽宁的工业生产直接影响全国，拖不得啊。”

　　主席说："现在各省要建新的省委了，总理说，辽宁去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966年，形势比较好，成了全国可以选举新省委的前三名。总理说你在处理辽宁群众组织的派性问题，尽早恢复正常生产中，起了重要作用，一再坚持要你作省委副书记的候选人。我说顶多进常委，但政治局的同志都支持总理的意见。”

　　我说：“主要还是1967年秋冬，按主席说的，‘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对各派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辽宁问题就是按这个原则处理，派性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只有鞍山，遗留的问题至今还没完全解决好。”

　　主席说：“你去向总理报告一下，说我同意他的意见，派你去黑龙江。我建议陈锡联和你一起去。你呢，先到大连去走一趟，代表我去看望一下汪家道同志，代我向他表示问候，要他安下心来好好养病。”

　　我说："好的。我明天就去向总理报告。”

　　第二天，我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约我去他家里。我把和主席的谈话向总理作了汇报。当我提到当年汪家道向我诉苦时，总理仰头笑了，说：“这事我记得。你还年轻，太单纯了。表面上看，潘复生能紧跟中央，汪家道固执已见。其实，真心说了错话的人，比投机讲好话的人还更可信呢。”

　　总理同意中央派陈锡联和我一起去哈尔滨。当场就给吴法宪打了电话，要他派一架飞机，先送我直接飞大连，再送我回沈阳。总理说：“你也代我向汪家道同志表示问候。等辽宁省党代会开完，中央对辽宁新省委批复后，我会通知黑龙江，你和陈锡联再去哈尔滨。”

　　我到大连后，先去看望了汪家道同志，当我对他说，我是受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委托向你表示问候时，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军激动地失声痛哭，紧紧握着我的手，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来，我的眼框也湿润了。等他情绪稳定下来，我告诉他，中央决定由陈锡联和我去哈尔滨处理黑龙江的问题，主席和总理都希望你安下心来好好养病。他流着泪水连连点头，只见嘴唇在动却很难听清说了什么......

　　1971年2月，辽宁省党代会结束，中央正式批复下来后，我和陈锡联去了哈尔滨。4月，我和陈锡联从哈尔滨到北京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我们先向周总理汇报了前一段黑龙江开会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总理说：“潘复生在平原省撤消后，在河南工作，还是做了些有益的事。后来调到全国供销总社，文革前夕才刚调黑龙江工作，比较超脱，把许多问题都推给他的前任欧阳钦同志，钻了空子，骗取了革命群众的信任。”接着，总理就下一步黑龙江要解决的问题作了指示。

　　陈锡联说：“省军区的同志还提出潘复生的历史问题，要求批准审查。”总理问我的意见。我说：“1967年冬处理黑龙江问题，总理要我整理过潘复生的材料，其中涉及到三十年代他在山东的历史问题。记得总理当时说，既然目前还没有更多证据，从黑龙江当前的大局着眼，历史问题先放一下，还要我去请示主席。主席当时说，总理的考虑是对的，目前还是要从大局着眼。这次在哈尔滨，省军区的同志重新提起这件事，我看了他们提供的资料，还是1967年的那些材料，没有新的东西。”

　　总理说：“那个材料我记得，当时炮轰派拿出一份三十年代的杂志，好像是叫《南鍼》吧，上面有他一篇文章，认为他有叛变嫌疑。1967年中央确定承认炮轰派也是革命群众组织，他还作了书面检讨并签了字的。回去后，他却把炮轰派的头头全抓了起来。庐山会议他又犯了错误，是东北组唯一跟着起哄的。他自己不仅不作检讨，反而拿主席的话作借口去整汪家道同志。一个省委的一把手，事前不请示中央，就召开大会批斗二把手，省军区司令员，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也难怪省军区的同志有强烈不满情绪。现在看，主席说的对，是潘复生自己心里有鬼。”

　　陈锡联说：“请示总理，这次是不是可以查一下他那段历史?”

　　总理说：“我看可以。就由你负责，由沈阳军区成立潘复生专案组。”又对我说:"你去报告主席，看主席的意见。”

　　我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同意总理的意见，由陈锡联负责，沈阳军区成立潘复生专案组。主席从茶几上翻出一份内参材料，说:“你看看。”

　　我看了一下，是反映潘复生乘车去哈尔滨一个什么地方开会，大门口的哨兵不认识他，不许他的车进去，要查看证件。他跳下车大发雷霆，把哨兵臭骂了一通，还说要给值班人员记处分。

　　主席说：“我还曾看过一份材料，说XXX外出，因路狭窄，前面一辆地方运货卡车，没有及时给他的车让路，他居然掏出手枪把卡车司机硬拉下来，用枪指着人家鼻子大骂了一通，据说还要开枪打爆人家的车胎。

　　在延安，我一次外出回来晚了，城门关了，哨兵不让进。我身边警卫人员和哨兵争吵起来，差一点要动手打人了。我下车严厉批评了身边人员。我说这位哨兵同志是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仅没有错，还应该表扬，建议发个通报，叫大家都向他学习。现在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官作大了，架子也越来越大了，对群众，对战士，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把战争年代许多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

　　回到沈阳后，陈锡联成立了潘复生专案组，据说还派人去山东找到了三十年代看管监狱的人，查证了他的变节行为。中央撤消了潘复生一切职务，被监护审查。决定由刘光涛同志担任黑龙江省委的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