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迅速缩编北上奠定了 到达陕北至关重要的一步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率领下，经过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甩掉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跳出了包围圈，终于在1935年6月初实现了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的会师。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不仅使革命力量得以壮大和加强，而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略单位，使蒋介石妄图歼灭各路红军的计划成了泡影，为党中央战略目标的实现有了坚强的保证。根据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决定指出：“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这样就把北上的战略方向同抗日的战略目的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作出了两军共同北上的战略决策。

　　北上战略方针的能否实现，就要靠两军的合作与配合。合则强，分则弱。虽然一、四两个方面军都是党的军队，但由于在会师之前都在各自的根据地且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两军能否团结、合作得来，就成了一个未知数，尽管中央难免有些担心，但对四方面军还是有所了解的。对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秉性，中央曾经有过一些担心。然而张国焘从两军会合伊始，就暴露出了他的两面派本性和野心，这让中央始料未及。

　　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去苏联时曾受到过列宁的接见。尤其是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策划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使得王明等人在取得了中共领导权后，随之被派往了鄂豫皖苏区夺了根据地领导大权的张国焘，视乎让他觉得有了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两军会师之后，他俨然以一副唯我独尊的太上皇自居，在看到中央红军经过了五次反围剿，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损兵折将严重，所剩三万人马之后，开始了在四方面军内散布否定党中央政治、军事路线的言论，他在认为中央红军不仅丧失了打大仗的能力，其实力更不能与自己的八万人马相比后，个人野心随之膨胀，因而便凭借着自己人多势众拥兵自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阳奉阴违，并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耍起了两面派手法拖延不执行。迫于无奈，党中央不得不以各种方式作了最大的忍耐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说服和挽救他。党中央对张国焘采取了迁就、挽救、团结、争取的作法，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错误。中央对一个军队领导人采取的这些措施和办法在之前中共的历史上还是没有过的，但又不得不为之。中央从北上抗日和两军团结的大局出发，考虑到两个方面军的实际，只得采取退一步进一步的办法，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在组织上对张国焘作一些让步，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日，中央根据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方针，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利用胡宗南部初到松潘地区，兵力尚未集中，碉堡线尚未完成的时机，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但张国焘在得到了实权之后仍然不为所动，鉴于张国焘行动迟缓，为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议，在强调两军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又对张国焘作了让步，不仅将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让位于他，且任他为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同时增补了四方面军的二号人物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21日又决定以四方面军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由于张国焘以种种理由阻扰拖延，到7月底，致使胡宗南部乘机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文县、平武，形成互相策应之势，此时，懋功、绥靖也被敌人占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中，使得《松潘战役计划》已无法实现。7月31日，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于张国焘借口“真正问题”未解决，继续拖延，招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党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3日，中革军委为贯彻执行北上的战略方针，依据变化了的敌情，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人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敌之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及组织问题，强调了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北进、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后补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由陈昌浩任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沙窝会议之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加强两军合作，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决定对两个方面军进行混编，领导人交叉任职，分左、右两路北上。即将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区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央随右路军行动，鉴于张国焘仍迟迟不动，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改变了夏洮战役的作战计划，作出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

　　两个方面军合作，可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不仅在消灭敌人的同时，还能够迅速地北上。但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的战略目标已经难以实现了。

　　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拖延徘徊，致使红军失去了打开北上通道和歼敌的有利战机，而国民党军却利用了红军迟迟不动的时机争取了时间，使得其逐渐从南、北、东三个方向朝红军围拢了过来。这时尾追红军的川军已占据懋功，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已集结在雅安，胡宗南的四个师已在松潘、漳腊、包座一线布防，在巴西附近的山上也筑起了碉堡群。进到巴西的敌四十九师，被我右路军三十军消灭了两个团后，才进入到了巴西。尽管右路军面对的敌情十分严峻，但仍在巴西一带等着在阿坝附近的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然而张国焘不仅以种种借口拖延不来，还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打电报给在右路军中的陈昌浩，不但令其右路军停止北上反而令其全部南下，并称如若违令不南下，将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面对敌情和张国焘的威胁，中央作了如此大的让步，但张国焘的野心仍欲壑难填，其分裂行为不但不收敛，反而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迫不得已的危急情况下，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中央为贯彻自己北上的战略方针，避免红军的内斗和引起敌人的注意，党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境，决定10日凌晨立即出发脱离危险，单独北上。同时命令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先到俄界，会合一军团后，再继续北上。尽管左、右两路军已经分开，但如若右路军能全部北上，北进的通道也能较顺利的打开，然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却在陈昌浩、徐向前的率领下，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率部南下，造成了右路军的分裂。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所说的：“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在此再说之后的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之后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二万一千多人组成的西路军奋战河西走廊，终因敌强我弱，兵败祁连山，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其余残部由王树声、李先念率领继续坚持斗争。陈昌浩甚至说“要回去和中央斗争”，徐向前说“我迁就了陈昌浩的意见，犯了终身抱憾(离队)的错误，疚愧良深。”穿着羊皮袄的徐向前回到了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在问了西路军的情况后，没有责备他，并鼓励他说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使徐向前很受感动。陈昌浩、徐向前二人组合，尽管没有像张国焘那样，破坏党的组织纪律，但使红军的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党中央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却反污党中央“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现逃跑”。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完全打乱了党中央北上的战略部署，党中央与张国焘本来是上下级关系，但此时已闹到了冰火不相容的地步。9月12日，中央在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后，立即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党中央及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作出了红军要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又根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指出了张国焘的行为是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本着挽救张国焘，争取和教育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中央的这一决定没有下发。13日，张国焘却在阿坝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出了所谓的《阿坝会议决定》，攻击中央北上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美化自己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扬言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以纪律制裁。多年以后，张国焘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且在谁分裂了红军已是泾渭分明、大白天下的情况下，反而仍污蔑毛泽东等人。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他还煞有介事的写道：“历史如系事实的写道，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众所周知，张国焘在1938年借清明节祭黄帝陵之际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且死在了加拿大，不论他怎么狡辩和死咬来妄图洗涮自己的罪行，但事实胜于雄辩，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一席是永远也咬不下来的。

　　为了缩小目标，中央对各部队和各部门都进行了搜身，轻装上阵，更加主动灵活机动，也加强了保密工作，防止引起敌人的注意，便于能够迅速北上。中央随之决定将红一军、三军、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令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下辖一、二、三纵队。9月15和17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声称：“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军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根据地，首先赤化四川。”加之四、三十军南下，这样，四方面军不得不再次穿越草地。10月5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达到了顶点，公然在卓木碉成立第二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注意，他调集大军对四方面军进行围剿，这样反而使得陕甘支队能够得以迅速地北进。

　　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无疑将自己夹在了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之间，也就是在和蒋介石争时间。如果不迅速前进，等蒋介石发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后，那北进的困难就增大了。就在胡宗南部还料不到中央红军要去那里时，陕甘支队已经悄悄迅速的北上了，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发现红军的意图，以为是小股红军，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仍把四方面军作为围剿的重点，这无疑给了中央红军脱离危险尽快北上一个绝好时机，此时，党中央也已经完全顾及不到四方面军了，只要先到甘肃，再到陕北就一切都好办了，就有了落脚点了，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部队。如若中央红军的意图一旦被蒋介石发现，他重兵把守，中央红军的北进就非常困难了。

　　关于党中央与张国焘争论的实质性问题，1986年9月5日，长征中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的一次座谈会上讲到：“为了坚持北上，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企图危害中央的行为进行了斗争，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毛主席当时工作非常紧张。如果没有这一步，等到胡宗南、马步芳、朱绍良，把腊子口、西兰公路完全封锁起来，采用蒋介石在江西的办法，筑碉堡，那我们飞也飞不出来。毛主席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大会合。那是我们只有八千多人出来，并不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

　　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国民党便调集重兵进行围剿。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在《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一文中指出：“蒋介石于1935年7月下旬(或中旬)在成都行辕召集薛岳所部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并给予犒赏之后，令召集该部师长以上军官举行会议。蒋在会上指出：根据胡纵队情报，红军先头已抵毛儿盖，当前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行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条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古道再出文县、武都。当前在甘陕边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红25军)有进出甘南接应红军主力北上的企图。”在会上，蒋介石决定薛岳率部于8月上旬将第二路军前敌总部推进至文县，周浑元纵队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布置阻截，以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青川与胡宗南联防;以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集中松潘、漳腊、黄胜关，并以胡宗南部进出上下包座担任封锁，堵截红军主力北上。

　　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隘口就是腊子口。腊子口是中央红军北上的必经之道，攻不下腊子口，红军不仅不能北上，甚至还有可能被迫南返，无论如何红军必须拿下腊子口。如果腊子口打不开，红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红军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9月17日，红四团攻取了腊子口，不仅北上的道路被打开了，还穷追残敌九十里，占领了大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食盐两千斤，部分分给了回、汉群众，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由于急行军，部队都非常疲劳。18日，先头部队到达了哈达铺，其他部队陆续到达。20日，中革军委命令所有部队全部休息。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组织部工作问题并进行了干部任免。由于中央在长征前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虽然四渡赤水之后也派来陈云、潘汉年离开长征队伍去了苏联，但始终没有消息。为尽快建立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中央即将到达陕北之际，会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以便尽快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此，毛泽东又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到陕北还有刘志丹红军和苏区的信息。22日，毛泽东在召集的团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我们北上是正确的，陕甘宁有一支红军部队，有块根据地，到了那里我们就到家了，就有了立脚之地，就能发展、壮大。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要吃亏的。我们现在北上，就是要起火车头的作用。有我们带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一定会跟上来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人数还多哩……。”毛泽东的讲话鼓舞了士气，全军上下情绪高涨，群情激昂。

　　在哈达铺，肥美价廉的牛羊肉，改善了红军战士的生活，正如杨成武说的：“哈达铺是长征途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红军在此吃饱喝足恢复体力之后，立即开始了前往陕北的行程。

　　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做出的关于在接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28日，毛泽东在对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做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时指出：要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号召全支队要突破长征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同陕北的同志会合。

　　10月7日，部队到达乃家河。毛泽东在一个山头上直接指挥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的一、四、五大队，采取两侧迂回、正面突击的战法，歼灭何柱国两个骑兵连，缴获战马百余匹，这些战马成了红军由之后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后被彭德怀称为万岁军军长梁兴初为连长的第一个骑兵连。毛泽东率陕甘支队顺利地越过六盘山主峰，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他非常高兴，诗兴大发，在之前作了《七律· 长征》、《念奴娇·昆仑》之后，随后又作词《清平乐·六盘山》。18日，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19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到达吴起镇，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结束了。

　　1935年9月，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将到陕北，要和陕北红军会合，同时，为了阻止四方面军也到陕北，9月26日，蒋介石便发布了设立西北剿总的命令。他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晏道刚为参谋长，管辖陕甘宁青四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兰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的第三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青海马步芳部，均受西北剿总节制，山西孙楚来陕北之部也在西北剿总指挥之列。随之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布置了封锁线。此时要阻止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为时晚矣。

　　1935年10月间，蒋介石召见张学良、顾祝同、陈诚、薛岳、刘湘在四川开会时，曾决定集中主力作彻底消灭红军的部署。调薛岳的第二路军四个军南下，加入川鄂边归陈诚指挥的战斗序列，进攻红二方面军。因红四方面军在10月间从草地回师，重新占领宝兴、芦山、名山、荥经、汉源，并包围了雅安地区，蒋介石停止薛岳所部东调，改令该部西开，协助川军全力进攻川康边红军。由于没有追剿中央红军，使得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较顺利的抵达陕北。

　　中央红军以自己顽强勇敢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的结束了长征。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精神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试想如果一、四两个方面军让张国焘拖着，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甚至南下，远离抗日前线，不仅会被蒋介石消灭，也必将失去人民的支持，其最后必是另一番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