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容许某些人利用AI技术篡改历史、抹杀英烈功绩!

　　编者按：近来，有人利用AI技术炮制“党史、军史秘闻”、伪造“历史影像”，将严肃史实异化为博眼球的流量工具。更有甚者，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针对秋收起义的重要策源地修水县，提出“不能以现有名录数字大小、在册烈士多少，来简单评判一地革命贡献的大小”的论调。这种说法看似客观，实则偷换概念、居心叵测。烈士名录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家庭的血泪与荣光。一万余名修水英烈，不是冰冷的统计，而是十万修水儿女投身革命、五万余人参加红军的铁证。否定数字的意义，就是在消解牺牲的价值;贬低在册烈士的数量，就是在抹杀这片红土地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代价。技术绝非篡改历史的遮羞布，要警惕AI沦为某些人谋取流量换金钱的工具，更要警惕AI沦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帮凶”。党史是信仰铸就的丰碑，容不得半点“算法戏说”。我们必须筑牢思想防线，让AI助力红色文化传播，绝不容许其沦为解构崇高、虚无历史的打手。

　　累累忠骨垒丰碑

　　朱旭东

　　修水——军旗升起的红色沃土，秋收起义策源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主战场，江西六个、湘鄂赣苏区四个“万名烈士县”之一。

　　——题记

　　“受豪绅地主压迫生也痛苦，为工农群众解放死亦光荣。”这副曾镌立于修水三溪坳烈士墓前的石质对联，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为缅怀先烈所题。短短二十二字，字字千钧，凝练着革命年代修水等湘鄂赣苏区儿女在苦难中奋起、为信仰献身的铮铮铁骨与赤子情怀。

　　在赣西北修水这片浸透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上，5万青壮年毅然投身红军行列，10万英雄儿女为苏维埃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截至目前，全县登记在册的烈士达10338名。

　　坐落于竹坪乡南圳村的修水烈士纪念园庄严肃穆，松柏常青，一面雄伟的英烈墙巍然矗立。墙上按乡镇英烈数量排序，镌刻着10338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泣血的家国往事;每一笔镌刻，都是一座无声的精神丰碑。

　　大桥镇以1180名英烈居首，全丰镇1157名紧随其后，东港乡720名、水源乡690名、上衫乡643名、渣津镇626名、马坳镇555名、白岭镇535名、古市镇508名、大椿乡482名、黄龙乡465名、溪口镇396名、路口乡319名……前十位乡镇的英烈人数合计6614名，超过了九江全市其余县(市、区)的总数6298人。

　　这些名字背后，是10338条曾经鲜活的生命，是一万多个家庭的破碎与守望。他们来自修水的山山岭岭、村村落落，他们姓卢、樊、朱、吴、冷、周、胡、丁、刘、戴、陈、杨、张……其中卢姓1031人、樊姓990人、朱姓762人、吴姓577人、冷姓535人、周姓382人、胡姓352人、丁姓326人、刘姓325人、戴姓307人、陈姓275人、杨姓271人、张姓265人……仅前十三个姓氏的英烈人数就达6398名，同样超过了九江全市其余县(市、区)英烈总数。修水，这片被鲜血浸透的红土，以万余忠魂为基石，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一、群星闪耀

　　《修水英烈谱》收录了100位英烈的传记和简介、16位参加长征和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老红军传略以及18位虽未登记为烈士，但经证实确定为革命、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人员，其中著名英烈包括：

　　(一)早期党、团组织与革命运动领导人

　　丁健亚烈士：江西早期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之一

　　丁健亚革命烈士证明书

　　丁健亚(1900—1929)，修水县路口乡人。是中共党组织选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的江西首批学员，是江西早期党、团组织重要领导人之一，曾任社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南昌团地委书记、中共南昌特支代理书记、九江团地委书记。因积劳成疾，1929年9月病逝。

　　张如龙(1906—1927)，修水县征村乡人。曾任共青团九江地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国共合作九江市党部常委。1927年8月9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九江大校场。

　　丁省三(1905—1927)，修水县路口乡人。曾任共青团九江地委秘书、南浔铁路暴动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南浔铁路工人大罢工。1927年8月9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九江大校场。

　　徐光华烈士：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

　　徐光华(1900—1928)，修水县渣津镇人。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国共合作修水县总工会委员长，修水县党部劳工部部长，江西省总工会候补执委。1929年5月被捕就义。1932年5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命名其故乡渣津为光华区。

　　甘特吾烈士：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

　　甘特吾(1898—1934)，修水县马坳镇人。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首任中共修水县委书记，曾任中共赣北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等职。1934年9月被捕就义。

　　樊策安(1900—1935)，修水县大桥镇人。毕业于江西省立第六师范，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奉中共九江特支之命，参加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第二任中共修水县委书记，修水县暴动委员会总指挥。1935年5月被捕就义。

　　(二)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与根据地建设骨干

　　陈秋光(1905—1934)，修水县东港乡人。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修水临时县委组织部部长，红五军第一大队党代表。1930年6月在湘鄂赣边境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湘鄂赣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1934年1月在铜鼓石鼓山牺牲。

　　樊废级(1902—1934)，修水县大桥镇人。修水早期中共党员之一，曾任中共赣西北特别第二区区委书记、修水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1934年9月被捕就义。

　　樊明德(1898—1934)，修水县大桥镇人。曾任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修水县委书记，修铜县委书记。1934年9月牺牲。

　　甘卓吾烈士：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修水中心县委书记

　　甘卓吾(1897—1940)，修水县马坳镇人。曾任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修水中心县委书记。1940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暗害。

　　王铁猛烈士：第一届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王铁猛(1900—1930)，修水县水源乡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支队长，第一届修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修水县游击大队党代表。1930年1月病逝。

　　樊生发(?—1934)，修水县大桥镇人。曾任修水县暴动委员会委员，1930年6月在修水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土地委员会主席。1934年7月被捕就义。

　　方幼梅(1892—1934)，曾任中共修水县四区区委书记、修水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鄂赣省委特派员、省苏维埃执委。1934年7月，国民党军五十师进剿铜鼓大梅洞，在作战中牺牲。

　　樊象日(1912—1933)，修水县大桥镇人。曾任修水一区少共区委书记、少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4月，当选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执委。1933年在作战中牺牲。

　　此外，还有中共宜丰县委书记杨佑，中共修通县委书记樊益升(化名余济穷)，中共通城县委书记杨达，修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修水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朱庆隆，宜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管仁义、中共修水县委副书记樊友桂，中共修水县委宣传部部长郑波平，中共修水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朱晃富，修水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戴和生，修通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朱世昌。他们全部在任上牺牲。

　　(三)红军高级将领与军事骨干

　　据不完全统计，仅红十六军(师)中牺牲的修水籍团职以上将领及军事、政治骨干就达23人。《修水英烈谱》收录了其中代表人物11位，他们是：红十六军首任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红十六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王希圣，湘鄂赣省兵工厂厂长、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樊满堂，红十六军第八师四团政委张仕昌、朱治平，红十六军第八师四团副团长杨柳春、四团政治部主任杨碧环，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政委王振国，修水独立团政委、平修铜中心县游击队长吴春满，湘鄂赣省军区中路指挥部副总指挥邓绍华，湘鄂赣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委吴平波。

　　吴天骥烈士：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

　　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吴天骥签发的布告

　　吴天骥(1900—1930)，原名余垂成，修水县全丰镇人。曾任修水县暴动委员会主任、修水县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1930年8月任红十六军政治部主任，主持制定《红十六军政治工作大纲》，在枪林弹雨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他不仅是红十六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是湘鄂赣苏区一位威震敌胆的指挥员，1933年10月被诬陷为“托陈取消派”错杀，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平反昭雪。

　　王希圣(1897—1930)，修水县何市镇人。他是中共修水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修水支部干事会宣传干事，是修水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1930年任红十六军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同年在湖南白沙作战时牺牲。

　　另有在长征途中牺牲的红六军团第十八师五十四团政委吴天贵。1934年12月，在湘江战役结束阶段的关键战斗——广西龙胜两河口阻击战中牺牲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四团政委毛国雄，是有记载红军过龙胜牺牲的最高指挥员。

　　(四)农民运动与妇女运动先驱

　　包括有“修水农运之王”之称、修水县暴动委员会副主任朱积垣;修水农民运动领袖，“二打曹家”与“杨祠暴动”领导人余经邦;“西隐暴动”领导人、为修水农民暴动捐躯的第一位共产党员陈瑞仁;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中共修铜宜奉边工委筹委会主任朱志鹄。修水妇女运动先驱、县妇联主任曹碧荔;修水妇女运动领导人，县妇联主任胡荔枝。

　　(五)抗日英烈

　　革命烈士朱赤

　　朱赤(1900—1937)，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少将旅长(追赠中将)。1937年12月12日率部抗日，在南京雨花台保卫战中壮烈殉国，是全国64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

　　戴克信(1918—1941)，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巨南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在山东巨野对日作战中牺牲，其英名被《抗战英魂录——八路军为国捐躯的将领》收录。该书收录了抗战期间牺牲的八路军副旅职以上将领146位，戴克信是其中之一。

　　吴源德(1905—?)，1928年参加红五军，长征到达陕北，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迫击炮连连长，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革命烈士丁有华

　　丁有华(1921—1945)，1931年10岁参加红军，曾任新四军第十六旅干部教导大队中队长、新四军第十六旅四十六团三营营长，1945年6月在浙江孝丰地区反顽作战中牺牲。

　　二、血染征程

　　在修水县10338名英烈中，绝大部分牺牲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中红军英烈超过三分之一。

　　修水：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诞生地

　　1927年秋收起义爆发后，队长丁长盛、党代表余经邦带领修水县农民自卫军及报名参军的修水战士200多人加入秋收起义队伍。余经邦到达井冈山，后返乡组织杨祠暴动，暴动失败后，他打入湖南临湘白军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因组织士兵哗变被捕牺牲，年仅23岁;队长丁长盛则生死不明。老红军杨力文，曾任山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是修水子弟中参加秋收起义并历经长征到达陕北的硕果仅存者。

　　1985年7月，修水党史工作者走访在乡失散老红军吴寿山。吴老回忆道：“一九二七年八月中秋，我们大椿有吴炳章、吴良高、陈成才等八个人到余洒度的部队当兵，在渣津编队。队伍经平江龙门到铜鼓排埠，再过官舍，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后来在卢溪打了一仗，卢德铭牺牲了。到了垄市，部队编为三十一团，不久随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上了井冈山，驻在大井……一九三〇年在东鼓山打了一仗，我就在南昌的万寿宫与红军失散了。”与吴老一同上井冈山的其余七名同乡，此后下落不明。

　　1928年和1930年，红五军两次攻克修水县城，修水人民全力支援，配合攻城。红五军转战修水期间，修水人民踊跃参军。修水老红军胡承玉(曾任甘肃省公安总队副参谋长)、刘克之(曾任东北军政大学供给部副政委)便是这一时期加入红五军的。

　　1985年6月5日，张平凯将军接受党史工作者访谈时，回忆起在修水的革命岁月：“当时修水人民参加红军的有不少人，还有一些人在红军中担任干部。我记得有两个师、团职干部是修水人，后来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下落，也记不起姓名了。”张平凯将军提到的这两位战友，现已无从考证。

　　1928年中共修水县二区区委秘密发展党员使用的“CCP”旗帜(国家一级文物)

　　1930年7月21日，PY特委发出紧急通知第四号——《关于夺取长沙省政权，实现边境第二次总暴动的布置》，着令“各苏参加作战群众的决定——浏阳一万人、平江五千人、修水二千人、铜鼓一千人。动员群众，平江四十万人、浏阳四十万人、修水廿一万人、铜鼓一万人。”军令如山，修水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布全县总动员令，全民上阵配合红军攻打长沙：县委、县苏首先动员4000名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骨干组成第一梯队，于次日(7月22日)迅速赶至平江天岳书院，参加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暨攻打长沙誓师大会，会后集体加入红三军团。随后又组建“湘鄂赣第三路赤卫军”2.1万人开赴长沙前线。革命群众数十万人跟随部队，当向导、送给养、抬担架，络绎于途。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修水曾有万余名赤卫队、少年先锋队集体编入红军。同年8月红十六军成立，修水游击队80余人枪全部编入该军，吴天骥任该军政部主任，王希圣任第七师政治部主任，吴海贤任第七师一团政委。

　　“两打长沙”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505位有名有姓的修水籍红军战士、31位支前苏维埃干部与赤卫队员壮烈牺牲，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年逾半百的赤卫队员车加仁;年龄最小的是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王方烈。路口乡有名有姓的烈士共319人、余塅乡共175人，其中分别有25人与16人牺牲于这次战役。老红军樊道余(曾任上海防空司令部干部部副部长)、吴翠梧(曾任江西省盐务局副局长)参加了“两打长沙”战斗。

　　1931年初，修水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组成赣北警卫营，于同年8月编入红十六军第九师七团三营。1933年6月，红十六军缩编为红十六师，修水苏区始终是这支部队的后备兵源，源源不断为其补充兵力。红十六军(师)转战湘鄂赣边，修水子弟兵的鲜血洒满了二十余县的山山岭岭：仅在鄂东南阳新县，就有168名修水籍有名有姓的红军战士牺牲。1935年7月至9月，红十六师从白沙桥突围到兵败永修云山，短短三个月，牺牲的修水籍红军官兵就达500余人。

　　其他红军序列中亦有修水子弟的身影。1932年4月，湘鄂赣边红独立第二师在修水渣津成立，修水赤色警卫第一营、第二营合计400余人全部编入该师，后来又随师编入红六军团参加长征。修水子弟所在的红十八师，在贵州石阡大部牺牲，即将上映的电影《浴血困牛山》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再现。

　　1933年7月，湘鄂赣省苏副主席刘建中率省军区政治部工作组来修水扩充红军。县委从台庄中心区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模范排中精选800人到万载高村集结，编入红十六师四十八团和红十八师五十四团。加入红十八师五十四团的数百修水籍红军战士几乎无一生还，永远成为湘赣苏区反“围剿”和长征路上的无名烈士

　　1930年12月，修水地方武装配合红十六军第九师攻占修水县城，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1931年4至5月，配合红十六军第七师取得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雅洋坪战斗”“塘城坳战斗”的胜利;同年11月，配合红十六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斗争“黄坊大捷”;1933年2月，修水独立团与红三师并肩作战，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朱家坳战斗”的胜利，以及上衫来源岭、黄沙港木马岭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但由于敌强我弱，加之“左”倾错误的影响，苏区对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缺乏足够认识，应对失当，形势日益恶化。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修水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如黄坊战斗胜利后，修九区游击队奉命随红三师一道行动。敌河北(溪口)保安团为配合国民党正规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突袭陈坊苏区。九区四乡先锋队班长黄保昌、赤卫队长叶向春率领赤卫队与敌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掩护百余名群众退守汽洞。敌人软硬兼施，喊话劝降，均无济于事，遂放火熏洞——这便是震惊赣西北的“汽洞惨案”。据事后统计，此次惨案共熏绝48户，其中最多的一户熏死15人，总计熏死133人，黄保昌、叶向春等多名赤卫队员亦壮烈牺牲。

　　红军标语：为修水贫苦群众之要求而打修水

　　1934年“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提前进入三年游击战争。作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的修水画坪首当其冲。6月9日，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在全丰脚鱼潭殉难。不久画坪苏区全面沦陷，国民党叫嚣“石头要过火，人要换种”，仅在画坪一地就有1500多名红军战士、苏区干部及革命群众惨遭屠杀。

　　这年10月31日，国民党塘城反动民团团总胡楷群等人，将修水县苏维埃政府秘书胡慎行等37名区、乡干部施以酷刑后，捆绑拖至和冲一处薯窖旁逐一行凶，再将尸体踢入窖中，用木板封死窖口。三天后，家属需缴纳5块银圆，才被允许收殓亲人尸骨。

　　三、满门忠烈

　　在修水，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集体赴死。

　　首任中共修水县委书记甘特吾，其家族及亲属中共有29人为革命献出生命。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不畏敌人凶，怕死不革命。献出全家血，换取全国红。”——甘氏一门五烈士，直系旁系二十余人被杀害。

　　第一届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铁猛所在的王家大屋家族，包括他本人在内，王师雄、王炳升、王文林、王师圣、王方辉、王爱华、王方烈等20多位至亲投身革命并壮烈牺牲。王铁猛弟弟王师雄参加北伐军，牺牲于北伐战场;堂弟王炳升担任修水独立团副政委，在通城滚子岭战斗中牺牲;堂弟王文林担任游击队侦察员，被敌人逮捕后斩成四块，头颅挂在城墙上示众。

　　修通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朱世昌一家7人，修水县苏维埃政府执委常委卢月恒父子5人，先后担任修通县游击队长的杨慰春和杨柳春兄弟5人，修水县暴动委员会副主任朱积垣一家5人，平修铜中心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开国大校傅彪一家5人……满门忠烈的家庭，在这片土地上不胜枚举。

　　仅台庄区邰家岭、孙家源一带，就有一区七乡党支部书记邰秋江等7户人家惨遭灭门。东港村徐骆驼屋，13人参加红军，仅1人生还，红三军团某部连长徐在南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敌机炸成两截，尸骨无存。东港乡东源村与岭下村曾是修水毛姓的聚居地。清康熙年间，毛姓族人从湖北通城迁入，至民国初年已繁衍至第十代，发展为数十户人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多位毛姓子弟投身红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修水英烈谱》中登记在册的毛姓英烈共有四位：毛方寿、毛益山、毛寿山、毛广进，均来自这两个村落。长期战乱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东港毛姓家族几乎绝嗣。

　　水源乡是个总面积仅43平方公里的典型山乡。在这片红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涌现出16名英烈，如此之高的英烈密度，令人动容。画坪苏区陷落后，中共光华区委书记朱北球、修水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朱玉阶、五区苏维埃政府秘书朱象阶、县政治保卫局秘书朱倣虞、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子昌、三区游击队长朱世祖等被敌逮捕，在梨树坳遭集体屠杀。新中国成立后迁葬烈士遗骨时，发现烈士遗体上捆绑的麻绳尚未腐烂，仍清晰可见，匍匐于坑中，就义场景触目惊心。

　　仁乡大桥地区更涌现出中共修水县委书记樊策安、中共赣西北特别第二区书记樊废级，中共湘鄂赣省委委员、修水县委、修铜县委书记樊明德，中共修通县委书记樊益升，中共铜鼓县委书记樊玉生、中共修水县委副书记樊友桂、少共修水中心县委书记樊象日、一区区委书记樊能求、三区区委书记樊凡、五区区委书记樊化龙、十区区委书记樊生发、朱溪区委书记樊孝龙、山口区委书记樊水荣等13位樊姓“英烈书记”，全部为革命捐躯——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担任书记就意味着站在牺牲的最前沿。

　　四、青春与巾帼

　　大革命时期，在外地求学的修水学生积极投身当地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其中不少人壮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省立第一师范与江西省立第六师范两校英烈众多，其中仅毕业于省立第六师范的修水英烈就达13人。在南昌、九江的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中牺牲的有曹靖华、丁省三、张如龙、丁藩、卢勤楼、卢镜华、冷先甲等10余人。他们用短暂的生命践行了以青春之热血浇灌信仰之花，铸就革命之魂的誓言。

　　女英烈是修水县英烈群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曹碧荔、胡荔枝、雷小霞、李训贤四位县妇联主任(副主任)，周二姑、方醒等数十位区乡妇联干部，以及三百多名女红军、女赤卫队员、女少先队员、女交通员和女革命群众，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仅全丰镇就有53名妇女烈士，其中20名因侦探而牺牲。

　　她们中年龄最大的孙神秀已有80岁，因坚决不肯交出为党组织保存的秘密文件，被敌人残酷割断十根手指后杀害。年龄最小的戴金华年仅14岁，为游击队刺探情报被敌人抓住，活活摔死在巨石上。1932年，修水县委派一姓曹的女同志，扮乞丐装哑巴到崇阳的回头岭侦察敌人的火力配备及武器存放地点，不幸被捕。敌人将她的十指钉入竹签，烧红铁丝穿她的肩胛骨，用尽酷刑，她多次昏死，始终不说一句话，最后敌人决定枪杀她。临刑前，她突然高呼：“死了我一个，你们也活不长了!”后来，群众在掩埋她时，发现衣角缝有一块小红布，写着“修水曹……”五字。当时的《江西民国日报》惊呼：“修水仁西两乡，民为匪化，妇女多为匪探。”

　　全县登记在册的18岁以下少年英烈超过600人，16岁以下的有105人，年龄最小的烈士年仅9岁——他是苏维埃二区二乡童子团员吴学会。14岁牺牲的有戴金花、甘传炉、卢树元、朱长英、余光萝、程凤林;13岁牺牲的有朱世修、卢任生、周祥贵、艾诞生、陈承义;12岁的张敦训与母亲胡爱英一同昂首赴刑场，同样年仅12岁的儿童团员余光垂，为红军传递情报时不幸被敌人抓获并杀害……1934年6月，敌进剿画坪苏区，古市乡少先队长黄国忠与13名队员被敌人围困在狮子岩半月之久，弹尽粮绝后被俘。敌人威逼利诱劝降，他们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英勇就义。他们本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革命的重担。

　　五、丰碑永存

　　修水最早的革命烈士墓可追溯到1934年春。当时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平修铜边界三溪坳的修水一侧修建了无名烈士公墓。这种红军时期修建的烈士公墓，在全国极为罕见。该墓建成后不久便遭敌人捣毁，烈士遗骨被抛散山野，参与建墓人员也大部分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三溪坳重修了烈士墓。

　　如今，修水全县现存革命烈士陵园(公墓)50余座。大桥镇就有9处;渣津烈士陵园安葬烈士1587名，是江西省安葬烈士最多的陵园之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修水县开展党史调查，访谈了仍健在的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苏区老干部以及“杨祠惨案”“和冲惨案”“汽洞惨案”等事件的亲历者。当受访者声泪俱下讲述革命者被屠杀的场景时，在场的记录者亦不禁一边伏案疾书，一边潸然泪下。老党史工作者朱正平先生在他的著述《吊根草》中，详细记述了樊生发、樊凡被挖心剖肝的惨绝人寰场景，读之令人不忍卒视。

　　一万余名英烈，一万多个名字，一万多段泣血的故事……他们中有二十出头便独当一面的县委书记，有新婚宴尔即上战场的红军战士，有白发苍苍仍坚守秘密的老母亲，有尚未长成便慷慨赴死的少年……他们用生命践行了“献出全家血，换取全国红”的誓言，用累累忠骨，为后人垒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今天，当我们走过修水的山山水水，看到那些散落在村庄与山间的烈士墓、纪念碑时，请记住：每一块墓碑下，都长眠着一个曾经炽热的灵魂;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英烈已逝，精神永存。这累累忠骨垒起的丰碑，将永远矗立在修水人民心中，也应当矗立在每一个后来者的记忆里。

　　近年来，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提出“不能以现有名录数字大小、在册烈士多少，来简单评判一地革命贡献的大小”的论调。这种说法看似客观，实则偷换概念、居心叵测。烈士名录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曾经鲜活的生命，都是一个家庭的血泪与荣光。一万余名修水英烈，不是冰冷的统计，而是十万修水儿女投身革命、五万余人参加红军的铁证。否定数字的意义，就是在消解牺牲的价值;贬低在册烈士的数量，就是在抹杀这片红土地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代价。诚然，革命贡献不能唯数字论，但数字从来不是空洞的符号——它是历史真实的刻度，是鲜血凝成的坐标。那些试图用“不能简单评判”来淡化、质疑甚至否定老区人民的牺牲，要么是罔顾史实的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修水的山山岭岭、无名烈士墓、英烈墙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对这些论调最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