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一议“延安整风”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曾经流行，就是把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说成是毛泽东为“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的夺权之战。这种观点很快受到批驳。批驳文章指出：早在遵义会议之后，就在实际上建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权力斗争”;同时也指出这种“权力斗争”论是对党史的歪曲和对毛泽东个人的不当指责。

　　其实，自古以来，哪一场政治斗争不是围绕争夺领导权为中心来展开的呢?真正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去争领导权?

　　毛泽东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也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领导权问题上，他决不让步，决不妥协，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但不是为个人争地位，而是为正确思想，正确路线争得领导权——如他所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正是这一点，使他与历来的政客以及形形色色以个人权欲为动机的政治人物划清了界线。

　　他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而正确路线的领导权不是凭空就有的，也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是争来的”，“要力争”。为了这个“争”，毛泽东多少次深陷孤立却仍然据理力争，多少次拍案而起，争得面红耳赤。他决不在领导权问题上做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如他所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毛泽东的这种强悍的个性和在原则问题上不留情面的态度，在他的同事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使得一些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习气比较重的人很不适应。这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有所反映。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一开始就承诺“遵守第三国际的纲领和决议”。这就在党内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一切都需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否则就视为“离经叛道”。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批留苏学生被提拔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些熟读马列经典著作的留苏学生，以共产国际的背景为依托，在党内的能量和影响非常之大，尤其在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党员群众心目中享有相当高的权威性。

　　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中国革命的方针路线的人。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实际斗争中看到，违背中国实情，盲目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由此，他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决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这样，就形成了对立的两条路线：一条是“唯书”(唯马列著作中的条文)，“唯上”(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的路线，一条是扎根于中国最广大的被压迫群众，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路线。在建党初期的很长时期内，这后一条路线是抬不起头的，一句“山沟沟里哪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就剥夺了它的发言权。

　　(毛泽东在错误路线下受到的打击，据他说“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其中，在王明路线下受到打击最大：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撤销军队领导职位后的两年多，毛泽东不但失去发言权，而且被“搞得臭得很”，如他所说，“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在此期间，毛泽东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发奋读书，“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硬是读了两年书”，为回应“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的责难夯实理论基础。)

　　直到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湘江一战，8万余人的中央红军锐减为3万余人，中国革命濒临覆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才在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才有了遵义会议。

　　这是毛泽东走上中共领导地位的第一步，是中共领导权向正确路线转移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这一步，根本不是某些政治学专家所说的那种权力斗争的结果，而是全党的选择——在战火中正反两个方面的强烈对比下做出的事关存亡的选择。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经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已空前提高，但毛泽东一直不谋求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正式认可;一些中共领导人，包括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都推举毛泽东为党中央总书记，但都被毛泽东婉拒了。为什么呢?毛泽东很清醒，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问题，但思想路线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对毛泽东来说，个人的职位高低并不是他所在意的，他要力争的是——他所认定的正确路线真正赢得全党的领导地位。

　　事实正是如此，抗战开始前后，毛泽东已接连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理论文章，却没有得到中央理论宣传部门的重视(当时由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主管)，只当作一般的政策文件看待。《新华日报》竟然拒绝发表《论持久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毛泽东所主张的，在大力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的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方针。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和理论权威的面目出现，一时得到党内高层多人支持，毛泽东反而受到孤立。同时，王明把他所写的宣扬其教条主义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重新出版发行，并明确说明是为了让“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了解“党的历史发展”，摆出架势就是要争夺对中共党史的解释权。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当时苏联为了避免陷于东西两面作战的困境，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能有效拖滞日本的军事力量，但由于对中共力量的极度轻视，因而全力支持国民党而要求中共接受蒋介石的军事指挥。王明正是执行苏联的这个旨意。)

　　显然，一场政治思想路线的交锋已不可避免。

　　然而，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并不容易。由于党内对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浓重，对有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环的教条主义者盲目崇拜，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的号召一开始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尤其像党校这样的理论阵地，毛泽东被冷落到这个程度——据他自己所说，甚至有“不敢到党校去报告”的压力。(参阅：金冲及：“从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

　　毛泽东当然不是一个在困难前面低头的人。错误路线造成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的刻骨铭心的惨痛教训，促使他决心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正在此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总部遭蒋介石重兵袭击，近万人被歼。这是新四军领导项英等人受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影响所造成的恶果。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也更坚定了他清算错误路线的决心。

　　毛泽东采取什么办法呢?是利用他在党内的威望和实际控制力采用强制手段把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吗?斯大林在苏共党内对付反对派时就采用了从肉体上消灭的极端手段，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土地革命时期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也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但毛泽东不是这样。他的方法是：把中共从“六大”到1941年11月期间的500余篇重要文件收集起来，按时间顺序把当时的不同意见原原本本地刊载在一起，进行系统对比，让人们从中看出：究竟哪个对，哪个错;哪个符合实际情况，哪个不符合实际情况;哪个带来成功，哪个导致失败。他的这个做法真比从正面说上千言万语的作用大得多。只要是真心拥护革命的人，经过这一对比，无不对错误路线的危害看得清清楚楚，而对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心悦诚服。犯错误路线的同志，如博古、张闻天等人都真诚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即使态度最顽固的王明，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表示拥护毛泽东对错误路线的批判。直到这个时候，在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在职务上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在分清路线是非基础上的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此后，毛泽东进一步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最后形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到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了中共七大，正式形成了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整个延安整风的过程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要争的是正确路线的领导权，而不是追求个人的地位。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错误思想批判严厉，清算彻底，但组织处理极其慎重，力求适当的态度，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在多篇动员整风的讲话中，针对错误路线种种表现及其危害痛加批判。据胡乔木回忆，其“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但是，在那些犯错误的同志真诚检讨之后，在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又多方做工作，要大家把他们选上。这个品格，在多年后，被他列为革命事业领导人的基本条件之一：“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可见，毛泽东的斗争，是路线之争，是真理对错误的斗争，而不是个人恩怨之争。

　　经过时光的沉淀，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段历史，就更感觉延安整风这场争夺思想领导权的斗争实在是太重要了，不搞是不行的。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像皖南事变那样的灾难还会重演多少次，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辟的敌后根据地还能不能在日寇和蒋介石的夹击中坚持和发展，抗日战争会不会像百年来历次对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那样归于失败，这一切都会成为问题。如果没有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王明路线阴魂不散，那么在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倚仗强势挑起内战时，能不能顶住美苏两个大国——特别是斯大林——“划江而治”的压力，又能不能保证全党全军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下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从而以弱胜强，用短短四年多时间打败国民党反动统治，也会成为问题。邓小平说的“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非虚言。

　　晚年的毛泽东，再一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夺回思想战线领导权的号召，因为他洞察到，在文化思想乃至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代表资产阶级和特权阶层利益的人在悄然中已经或正在占据领导权。不解决这个领导权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将会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是一场比延安整风更为深刻，意义更为深远的夺取领导权的斗争。

　　我们懂得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