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58年3月）

　　3月1日(这封信的下款，毛泽东署的日期是“1958年2月29日”。经查核，1958年不是闰年，2月无29日，故订正为3月1日。)复信黄炎培：“惠书(黄炎培1958年2月23的来信中说，他在农历除夕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小组到北京市参观商业时，看到商场中没有过去出现的拥挤现象，许多商店的售货员春节加班应市。一些公私合营企业互送挑战书、保证书，提出开展比思想、比学习、比卫生、比朴素、比干劲、比钻劲活动，说明私方人员包括民建会员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了。)敬悉。目前形势，确实是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月前赐书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同日 阅邓小平二月二十八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稿，批示：“可用。”指示说：现在反浪费、反保守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国家机关、党群机关和军队等方面开展起来了。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中央决定以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国进一步普遍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

　　同日 晚上，同粟裕、罗瑞卿、刘亚楼、吴法宪(吴法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谈话。

　　3月2日 为转发共青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的简报，起草中共中央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指出：“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个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

　　同日 下午，同彭真、陈伯达、吴冷西谈话。晚上，同彭涛谈话。

　　3月3日 下午，同王鹤寿谈话。晚上，同陈云、邓小平、彭真、胡乔木谈话。

　　3月4日 阅陈毅三月二日关于请求批准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报告，批示：“退陈毅同志：同意辞去上海市长，因为现在兼任外交工作了。”

　　同日 阅中共福建省委、省人委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吴冷西同志：此件可发表，广播。退叶子龙。”报告说，我省自一九五七年十月以来，结合冬季生产运动，先后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开展运动的体会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二)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三)要有具体规划，并使突击运动与运动经常化结合起来。(四)培养先进典型，组织观摩，推动运动前进。

　　同日 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成都，住金牛坝招待所。

　　3月5日 上午，阅新华社二月二十六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二四期刊载的《山东省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批示：“小平同志：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同日 下午，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时说：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汽车沿城墙走了一段时间后，又说：这个城墙为什么还不拆除?既不好看又妨碍交通。毛泽东还问李劼人(李劼人，作家、文学翻译家。)现在怎么样?他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怎么样?陪同人告诉他，李劼人现在任成都市副市长。

　　同日 下午，视察成都量具刃具厂，强调要进行文明生产。

　　3月6日 下午，游览成都武侯祠。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

　　3月7日 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在杜诗版本展览室，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还仔细观看了杜诗的各种外文版本。

　　3月8日 阅彭德怀三月五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歼击机师进入福建的准备工作的意见，批示：“已阅。退彭德怀同志：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

　　同日 下午，同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谈话。晚上，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谈话。

　　3月9日26日 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主持召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通称成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罗荣桓、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廖鲁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汪锋，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

　　3月9日 下午，成都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二十几个问题。他说：关于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这个问题，这是少奇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关于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当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关于统一与分散(地方分权)问题，又统一又分散。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关于两种方法的比较问题，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我看应采取“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语言，好做工作，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关于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问题，在南宁会议上只提出技术革命，现在又有人提出文化革命，可以研究。关于开右派大会问题，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们一条出路。关于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种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也是生产关系。

　　3月10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作第二次讲话，主要讲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批评教条主义。他说：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二、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济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三、在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四、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毛泽东回顾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他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开了会，现在又在成都开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同日 晚上，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华北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地方工业有三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此外，还要为出口服务。苦战三年，自留地和社员个人养猪不要减少。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又不让多养猪，这样两头堵死不好。

　　3月11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东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有些虚，不要老加计划，要有措施。没有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还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会落空。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都要读一本威廉斯(威廉斯，苏联土壤学家和农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他提出了一套关于恢复和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法和理论，主张农、林、牧相结合，提倡草田轮作制。)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会增产。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搞农业机械化，小社势必要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可以联社搞。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才更明确地提出来的。辽宁以工业为主，八年来吃了这个亏。过去七八年来，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就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是在过去八年中逐步形成起来的，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完成。过去的八年，顾不上抽出手来抓建设。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科学、文教、商业还没有摸。我们一定要苦战三年，切实去摸，形成一条完整的我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同日 阅中共广东省委三月六日关于财政下放五年不变问题及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批示：“此件付讨论。”这个建议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2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北各省区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主义，我们要有上千万的知识分子。麦子穗太短，如能研究培育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下次会议要把工业问题当成中心，大家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准备一下。

　　3月13日 晚上，成都会议继续举行。

　　同日 阅中共浙江省委三月五日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可以一阅。水利、积肥不算突出，但有些经验值得注意。”报告除了水利、积肥外，还汇报了绿化造林、除四害讲卫生运动的开展情况，特别汇报了冬季生产运动中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和浙江省委的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4日 下午和晚上，主持成都会议，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主动了。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这次会议对一些项目完成的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三年到五年，粮、棉五年到七年，绿化三年到五年，两本账，有伸缩，好些。为了水利综合利用，使用大型机械，需要合并一些社，建立大社。过去主张搞小社，现在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可搞大型社。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逐渐并。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样子可搞好一点，因地制宜，搞些标准设计。苦战七年到十年，基本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

　　3月15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继续听取西南各省党委负责人的汇报。

　　同日 阅中共陕西省委二月十六日关于组织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批示：“此件可阅。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同志们研究一下，出一批题目发给若干干部，同时寄中央书记处一份。”通知说：省委决定凡县级以上具有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条件的负责干部和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都要尽可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单独或组成小组，每年至少研究一个有关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大问题，写出专题论文或报告，要有理论、有实际、有情况、有分析。通知列出了五十个参考题目。毛泽东的批示和陕西省委的通知，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八期刊载的《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这个材料综合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一月八日、九日、十三日、十四日分别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批示：“此件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材料，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6日 下午，视察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走进一户农舍，同女主人交谈，询问口粮够不够吃?社长对你们好不好?知不知道除四害?随后，看了农田。当得知四川农村用一种野生毒草“打破碗花花”消灭蚊蝇时，饶有兴趣地问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能不能找来一枝看看?社长从田坎边拔了一枝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很好!带回去，明天开会给大家看看。

　　同日 阅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党委二月二十七日上报的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八年跃进规划，批示：“付讨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在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所附的10年内增加品种与逐年产量表中，品种名称栏列有“ДT-54型”、“ДT-75型”等。)。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提出，品种由原设计的一种增至七种基本产品和十一种变型产品。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可累计生产一百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标准台，如全部用于农业，可耕七亿亩。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跃进规划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二十七期刊载的《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报道。报道说：中共山西省委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毛泽东批示：“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并删去报道中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17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柯庆施汇报。毛泽东插话说：现在的整改工作，反保守、反浪费，目标鲜明。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有些过去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产阶级思想已破得差不多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什么大作品，而是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过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及的。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给他们工作。现在连我们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能了解他们呢?

　　3月18日 下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陶铸汇报。毛泽东插话说：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就是不大完备的。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二中全会决议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例如，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后来在陕北安塞发现一个完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蔽自己的观点，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全国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3月19日 上午，主持成都会议，听取王任重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例如一九五六年的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一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同日 为向成都会议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这一批按语，是毛泽东为以下35篇文章写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合作化模范邓家乡》，《勤俭办社》，《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谁说鸡毛不能上天》，《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个整社的好经验》，《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严重的教训》，《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沂涛乡的全面规划》，《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大社的优越性》，《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白盆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办成高级社的》，《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写说明，题为《一批按语》。全文如下：“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 下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三次讲话，共讲四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以车子代替肩挑，就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运动要同时进行。改良农具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第二，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第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急与缓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第四，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只有少数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还没有实现，全国工业化还没有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百五十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总路线由于两个原因已开始形成，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善，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

　　3月21日 下午，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称赞灌县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当了解到都江堰每年岁修要用很多人工时说：今后应改用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力了。在从灌县返回成都途中，看到公路旁的田里有社员还在劳动，停车走进苕菜地里，同社员一起摘苕菜，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同日 阅陈正人三月十四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8年3月13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报告中说：徐水县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八十六万亩耕地绝大多数都已有了一套、两套或三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互相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

　　3月22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四次讲话，主要讲领导作风问题。毛泽东说：那天我们谈《西厢记》的问题。惠明是一个和尚，他挺身而出去给白马将军送信。这个剧本把惠明写得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我想，我们中国现在出一点惠明才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出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水平，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情况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刊物搞起来，就逼得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不要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不要自惭形秽。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即抓住向老古董作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学问是抓来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当面不说，背后嘀嘀咕咕，这最不好。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再用两三天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讲讲心里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副书记以上约一万人的范围内，把沉闷的空气冲破一下。我们这次印了一些诗净是古董(指毛泽东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我想搞一点新的民歌，对立统一。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一点民歌。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

　　同日 上午，致信滕代远：“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信中所说的铁道文件，指铁道部党组三月十四日《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一九五八年——一九七二年)新线发展规划的说明》和滕代远三月二十日的报告《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报告中说：旧中国在七十三年内仅修筑过二万五千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分布也极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迅速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在恢复原有铁路的同时，于一九五○年就开始新建铁路，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国已经通车的铁路总长度增加到近三万公里。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三万公里铁路是太少了。为适应目前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铁道部党组反复研究了新建铁路的规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新线二万公里，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各约修建三万公里，十五年共修建八万公里新线。到一九七二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将达到十一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从第十一位跃至第三位。毛泽东的信和铁道部文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三月十三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的报道，批示：“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报道中说：目前上海化工学院学生正大张旗鼓揭发各班级中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现象，形成“兴无灭资”巨流，许多“自由王国”、“自由天地”、“自由集体”已被揭发出来。该校两个右派学生也写了一篇大字报，揭发三舍二○三室是化工学院的“自由王国”。毛泽东的批示和这篇报道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阅彭涛三月二十一日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报告，批示：“可用。付讨论。请作者回京后，将文内一切化学名词注上分子式。三月间写的四级办肥料厂文件(指彭涛1958年3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肥生产700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4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至2000万吨，再加上500至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10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不如此件生动和有说服力，如有时间，请重写一次。”报告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我国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日 批示田家英：“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

　　3月25日 上午，在成都会议上作第五次讲话，主要讲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说：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做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老老实实地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方面的意见的，这是对立的斗争。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作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地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冶金部党组八人吸收了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一起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杆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得多，提出来的东西大概比较有把握，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论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至少还要看五年。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一些过高的指标不要那么太高，要能办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东西不要去登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写剧本有这么一个原则，要为观众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点想头，如果一切动作、一切语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讲完了，并不见得好。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如果看不到，那就不可能解决问题，当然也有能看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一种能力。所谓抓得起者，无非是加以分析研究，想办法解决。

　　同日 阅《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写批语：“可以一阅。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电话消息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3月26日 晚上，在成都会议上作第六次讲话。毛泽东说：这次会议的一些决议、意见，都是给政治局的建议。我们这次会议始终没有声明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文件还是要等中央政治局发。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以致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不过现在我就希望多一点虚更好，因为过去我们太实了。要逐步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就是南宁会议提出的红与专相结合。还是一年抓四次，特别是今年，要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我看现在还是工、农、商、学、兵这五业，在这五业后面再加一个“思想”，成为工、农、商、学、兵、思。这里的“思”，是指比较概括地讲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就是地、富、反、坏没有改造好的那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或者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比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最后，毛泽东提出他要坐船看看三峡。成都会议于本日结束。

　　同日 审阅修改刘少奇准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工作报告的草稿(这个报告草稿是1958年3月起草的，后来又重新起草。)，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3月下旬 审阅王鹤寿的《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更快一些》文稿(三月二十日)，加写一段话：“这个教条主义是我们自己的。由于我们硬搬苏联经验中一部分不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由此产生了教条主义，不应把责任归于苏联专家。这些专家同志是忠心耿耿地帮助我们工作的。”还修改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正如主席所说的，我们永远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的经验，因此，反对教条主义，绝不是否定苏联先进而又适合我国情况的经验的作用，绝不是不要尊重苏联专家，绝不是不要继续学习苏联的一切好的经验。”

　　3月 阅四川《农民日报》编辑部三月十九日写的介绍“打破碗花花”的一份材料，写批语：“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曰‘打破碗花花’。”“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材料中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作“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能杀蛆灭孑孓，还能毒杀土蚕等，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

　　同月 审阅修改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为发言稿拟题《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在发言稿的“关于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中的几个问题”部分中，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这个发言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印发。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拟题为《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马克思的这段话是：“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一般的最早的自由的存在方式。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同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另拟题为《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

　　同月 选出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若干首，和明代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若干首，印发成都会议，分别题为《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三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造农村落后居住条件的指示(草案)》，批示：“已阅。退胡乔木办。”指示草案说：各县和城市郊区可以先搞一两个试点，就房屋、厕所、人畜分居、绿化、公共场所等方面，拟出又适用、又卫生、又安全、又经济、又美观的几种标准设计，然后在适当的条件下，分期分批推广。由农业合作社统一安排，就地取材，自搞土木工程。不论试点、拟定标准设计、在乡社推广和实行修建新住宅的时候，都必须经过群众充分的、反复的讨论，不要违反群众自愿的原则。

　　同月 审阅成都会议三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毛泽东在意见中的“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之后，加写：“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同月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草案)》，批示：“退乔木。”指示草案提出，全国森林面积应该在十年内翻一番，即由一亿公顷(十五亿市亩)以上增加到二亿公顷(三十亿市亩)以上，使全国平均的森林覆盖率由百分之十以上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月27日 下午，乘专列从成都到达内江。下车参观盘龙坝工人宿舍，后在专列上同中共内江地委书记谈话。五时半，到达隆昌。下车冒雨视察我国第一个利用天然气生产炭黑(橡胶原料)的隆昌气矿，参观炭黑的生产过程。参观后，乘专列继续前行。

　　3月28日 晨，到达重庆。下午，参观重庆钢铁厂。在平炉车间，走近炉口，用蓝色眼镜观看炉火，问年产量是多少。后又参观二九六军工厂。晚上，在市委礼堂看川剧。

　　3月29日 晨，乘“江峡”轮离开重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等同行。在船上，同中共涪陵地委书记谈话。晚上，船行至白帝城。

　　3月30日 乘船过三峡。晨，在船上同万县地委书记谈话。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观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到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泽东问船长：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毛泽东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在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毛泽东用望远镜，从几个侧面观看神女峰。他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泽东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邹容，近代民主革命家。)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太炎，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士钊等人，进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命的壮士。

　　3月31日 乘船过荆江，在船上向宜昌、沙市的负责人了解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