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共产党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关键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与很多国家都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3日)。]遵义会议后一度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延安作出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是经过毛泽东之手的。”[刘益涛《激流勇进——毛泽东抗战理论与实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页。]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中流砥柱的关键。 毛泽东对于中国抗战胜利的重大贡献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多谋善断，很早就预见日本侵略，断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九一八事变”后，一直积极主张抗战;其二，认定团结才有力量，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党的高层纷纷追随王明及其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抗战路线时，坚持己见，坚持党和军队的独立自主;其三，在举国陷入或“亡国论”或“速胜论”纷乱之际，及时提出并充分论证了“持久战”，拨云见日，坚定国人抗战到底与中国必胜的信念信心;其四，认定兵民是胜利之本，主张积极动员、组织、武装亿万民众，开展人民战争，以全面抗战、全民族抗战，替代国民党倚重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其五，在军事将领纷纷要求配合国民党军打正规战与运动战时，独树一帜，主张将游击战由战术升级到战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壮大“时下弱小但未来看好”的人民抗战力量，以量变促质变，积小胜为大胜。此外，抗日战争期间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新中国的建立做了比较充分的精神与物质准备。毛泽东这些历史性战略性的重大贡献至今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多谋善断，预见日本侵略，断言“二十年内中日必有一战”，“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直积极主张抗战

　　《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同志说“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毛泽东博学多识，多谋善断，很早就警觉日本的狼子野心，很早就预见日本对华侵略，坚决而积极主张拒倭抗日。 日本人“强必盗寇，弱必卑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紧侵略中国;8月出兵山东，11月强占原被德国盘踞的青岛，武力控制胶济铁路;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而袁世凯政府在同年5月接受了“二十一条”修正案。当时只是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生编印《明耻篇》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批注。12月12日，在日本的怂恿与支持下，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毛泽东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反袁世凯复辟、反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激烈斗争。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好友萧子升，提出要认真对付日本的侵略，注意“东事”。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并就此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必有一战。“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国民党不战而败，将12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以及3000万同胞，拱手让与日本侵略者。在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危急情势下，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的宣言，并派杨靖宇、赵尚志等同志到东北领导各路游击队，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积极致力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统共一十四年，是全体中国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者，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懈奋斗、不惧牺牲。9月25日，毛泽东同朱德、贺龙等联名发表《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2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声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前夕，主张积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十多个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意义非凡。早在1920年初，毛泽东就得出如是鲜明的结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大纛[dào]一张，人们便知所趋赴。”[陈晋《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反抗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目标。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下，亡国灭种危机使得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远远高于国内阶级矛盾，也高于中国人民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抗日救国关乎民族生死存亡，求生救亡压倒一切。民族救亡，浩浩荡荡，抗日大旗一张，国人纷纷趋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执迷“攘外必先安内”，逆潮流，违民意，只会头破血流，自取其辱。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键在领导，在领导的预见。1945年，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毛泽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与克服盲目性的方法和重要性，指出“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参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能够预见才能做好决策，做决策不可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而应当多谋善断，当机立断。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指出，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见事迟，得计迟。所谓的见事迟，得计迟，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还不能作出判断，得出一个方针来，就处于被动。…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7页。]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多谋善断，每每总有科学预见，而令两次改变近代中国命运(“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的原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由衷钦佩，他曾直言不讳地感叹：“毛泽东也算是人物之一了，他能创造一番事业，毛泽东我们佩服得很。”“我的判断，他天生能领导。”[张学良口述;张之丙，张之宇访谈《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7页。]“蒋介石完全不是毛泽东的对手”。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曾经说过：“毛、刘、周、朱、陈、林、邓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李慎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

　　二、积极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王明路线”占压倒优势时，坚持己见，坚持党和军队独立自主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说：“政治是众人之事。”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3-534页。]大敌当前，民主革命的政治就是要动员组织民众，“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蕞尔小国日本胆敢一而再地侵略中国，就是恃强凌弱，中国弱在生产力落后，弱在一盘散沙。自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以及西方“文明”之侵略扩张道路。甲午战争从中国获得天量财富，以之积极促进工业化，发展军事工业，扩军备战搞霸权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页。]。“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九三八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日益强大而嚣张的日本帝国主义(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赢得了英美帝国主义帮凶)，不想亡国灭种的中国该如何是好?联合起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设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页。]毛泽东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512页。]

　　为了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的主张下，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捐弃前嫌，搁置阶级仇恨，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再到“拥蒋抗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包括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和改编红军。通过“一拉二推三打”这个陕北“赶毛驴上坡”的办法，最终让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37年8月，红军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加入国民党第二战区(晋绥阎锡山)序列。为防止国民党借共同抗战之名而行“溶共”之实(如后来“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以达成“一统天下”)，同时不断壮大人民革命力量，1937年11月，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394页。]历史表明，当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统一战线问题时，革命就能顺利发展;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失误时，革命就会遭受挫折。事实上“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关键核心就是毛泽东。

　　就在中国共产党积极谋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搞得有声有色之时，1937年11月14日，作为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陈绍禹)，带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旨意，来到延安。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明离开斗争形势严峻的上海去了安稳的莫斯科，因为作为“米夫的门生”且积极主张“武装保卫苏联”而得到苏共的重视，被委任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以国民党政府为基础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6页。]王明被派遣回国，就是要推行落实共产国际的“新政策”。 王明来到延安，诸多党的领导人自觉地走到这个“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的周围。1937年12月9-14日，王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何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共13人，政治局成员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邓发在外工作没有参加会议。会上，王明批评洛川会议以来毛泽东提出的、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否定了毛泽东主张且经洛川会议确立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方针，提出“抗战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由于王明声言他的发言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讨论中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唯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28-529页。] 毛泽东在后来回忆时曾感叹：“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党史教科书上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这只是一个开端，独立自主“道路是曲折的”。共产国际光环、斯大林光辉迷了一众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我们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我说‘你讲对了’。”[《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为了独立自主，为了中国人中国共产党能自己决定解决中国的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党内就有了各种形式的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主要与留苏派、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者进行斗争;改革开放后，则与留美派、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进行斗争。

　　正是因为毛泽东一贯的坚持与努力，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政策，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奉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唱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与破坏统一战线的各种势力进行不依不饶、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击退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多次反共、破坏统一战线的企图和行径，维持了中国人民一致对外的抗战大局，直到取得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甫一胜利，毛泽东为了统一战线，为了和平民主，不顾个人安危，力排众议，毅然赴重庆与蒋介石“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页。]1947年12月，毛泽东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1257页。]

　　三、在举国张皇“亡国论”与“速胜论”之际，及时提出并充分论证了“持久战”，坚定国人抗战到底与中国必胜的信心

　　战争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480页。]。“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4页。]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0月23日)。] 早在1935年毛泽东就提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发动后，日本侵略者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一些人认为，中国武器落后，坚持抗战必将导致国家灭亡，因此不断散布“再战必亡”的失败主义亡国论。与此同时，在取得一些局部战争胜利之后，性急轻敌的速胜论，或称只要有国际援助就能很快取得胜利，也不时出现，如徐州会战就被宣传是“敌人的最后挣扎”。“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思潮此消彼长，此起彼伏，情势十分混乱。其实，这两种论调都极其有害，会导致要么妥协投降，要么盲目冒进。为廓清世局，1938年5月毛泽东阐述而后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在天时(集中于国际局势)、地利(集中于国内态势)与人和(集中在得道与失道)的基础上，广泛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中日力量结构性(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对比。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敌我力量对比的转化过程。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耗敌人、壮大自己，最终敌我力量会发生根本转变。敌强我弱是暂时的，中国地大人多，广土众民，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人民可以被动员组织起来，在统一战线与全面抗战的路线下，中国力量会不断增长，而日本力量会不断削弱。在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中国的抗日战争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2页。]持久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而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尤其是人和的过程，是动员组织武装人民、与敌人斗智斗勇拼消耗的过程，是日本侵略者的反动力量与中国人民的正义力量重组的过程，过程漫长，但是充满希望。在八年抗战中，不管战局如何复杂多变，如何扑朔迷离，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

　　持久战可以说是最能体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际运用。1936年11月-1937年4月，毛泽东读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哲学教材时，写了大量批注。在批驳布哈林的“均衡论”时写道：“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所谓补苴罅漏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办法”。[《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8页。]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353页。]持久战要经历三阶段的科学预见基于“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之辩证思想。中日之间力量的不平衡，依赖于其结构性矛盾，而这些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向相反方向实现优劣转化的，实现否定之否定，最终使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矛盾转化的条件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时、地理尤其是人和的改变。游击战(与不失时机的运动战)可以积小胜为大胜，量变引起质变，如此你来我往、互有胜负的拉锯战(即平衡)会被打破，中国就会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国人的多种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而很好地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传播。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对毛泽东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将《论持久战》当教科书随身携带。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素有“小诸葛”之誉白崇禧，读罢《论持久战》后深为赞赏，认为“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将《论持久战》精神归纳“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938年11月25日，领导全国抗战的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讨论联合抗战事宜，会上肯定了《持久战》一文的重要意义。会后《论持久战》与蒋介石的讲话一起，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发给各高级将领，包括那些未能参加会议的将领，每人一册，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指导思想。宋庆龄在得到《论持久战》一书后，约请毛泽东写了序言，一并翻译成英文出版，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战区的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看了《论持久战》后，称之为“绝妙的教科书”。历史告诉我们，当中国民众对抗日战争的前途陷入迷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分析使人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因为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与广泛的影响，《论持久战》成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其他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经说：“在20世纪30年代里，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显著特点是善于作敌我情况的对比，善于将列宁主义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两篇文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们能够说明今天世界上一位最有权威的人士的思想，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内战时期与朝鲜战争时期，一贯地坚持毛泽东所制定的这套战略。”[《毛泽东军事思想》，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页。]这就是说，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抗战理论不仅指导抗日战争赢得了胜利，而且指导此后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取得了胜利。足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其所包含的丰富军事思想，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划时代意义。1965年9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元帅重读《论持久战》回顾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满怀激情写下了“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一诗：

　　百万倭奴压海陬，

　　神州沉陆使人愁。

　　内行内战资强虏，

　　敌后敌前费运筹。

　　唱罢凯歌来灞上，

　　集中全力破石头。

　　一篇持久重新读，

　　眼底吴钩看不休。

　　四、积极动员、组织、武装民众，开展人民战争，坚持“全面抗战”代替国民党的“片面抗战”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2页。]“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蕴藏着巨大乃至无穷的力量，但是自由散漫的民众是没有力量的，必须动员、组织起来，更要通过军事装备与思想教育而武装起来。马列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知道民众的力量，而且积极并有效利用民众的力量。 马列主义有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一个国家的革命，一个国家的人民战争，是本国民众自己的事情，应该也只能主要依靠本国民众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组建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有三大任务，那就是打仗、筹款(生产)、做群众工作(宣传动员群众)。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本，第345页。]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敌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自由散漫的民众被动员起来，还必须组织起来，更要武装(军事装备与思想教育)起来，进行广泛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2卷，第578页。]兵民是胜利之本，军民团结如一人，便无敌于天下。“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2页。]“中国革命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抗日战争立足全面抗战、人民战争，人民战争则立足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贯思想。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努力，才能战胜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5页。] 从鸦片战争开始，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抗击外敌入侵，但都遭到了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亿万民众没有被动员组织起来，没有集中全民族力量，没有同仇敌忾、同心同德、举国御侮。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在中日力量对比悬殊，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任何一个党派都无力单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发动全国人民群众参加民族抗战，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6页。]毛泽东号召全党，“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奠定全民族抗战的坚实基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为争取民间会党、帮派加入到抗日阵营，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给包括哥老会、青洪帮等民间会党帮派在内的各党各派公开宣言，呼吁他们“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李佑新主编《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8页。] 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包括“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相结合。这就是说：一方面要组织起一支人民的军队，作为进行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和打击敌人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广泛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武装，把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人，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起来，拿起一切可以使用的武器，直接参加武装斗争，配合军队作战。”[《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1939年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讲话：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4-125页。]人民战争与全面抗战，除了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民兵相结合外，还要做到武装的群众和非武装的群众相结合。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除了从事援助军队的工作外，还要热烈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工作。特别重要的是，工人和农民要努力搞好生产，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以支持战争。每个人、每个集体都能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做出最大贡献。

　　共产党的人民战争、全面抗战与国民党的军阀战争、片面抗战形成鲜明对照。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在其利益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被迫抗战，但是采取了不要人民群众参加、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依靠正规军进行阵地战和运动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对广大民众的动员严重不足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动员。国民党虽在1937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提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口号，但实际执行中仍以控制民众为主，未形成全民抗战的动员机制，更谈不上组织与武装。‌白崇禧作为国民政府高级军事将领，曾公开质疑全民动员的可行性，即“不动员会散，动员会乱”。他奇特地认为武汉防御需要依赖长江天险，若强行动员民众参与抗战，可能导致士气崩溃和资源浪费。‌ 中国共产党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侧翼抗日力量越战越勇，声势越来越大。从抗战初期约4.6万人，到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欧洲战事结束)，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早在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就抗击着69%的侵华日军与几乎100%的伪军。这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形成鲜明对照。到1945年4月，国民党军队溃缩在西南一隅，最高司令官躲进峨眉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早已没有昔日披肝沥胆的锐气。日本人说，国民党是“降官如毛，降将如潮”。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将级军官67名，连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庞炳勋部也兵败投降，投降的国民党军人数超过50万，这与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一个成建制的连排降敌形成明显反差。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人民战争是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有效的法宝。全世界革命人民，都将学会用人民战争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将从没有武器到拿起武器，从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从不善于进行人民战争到善于进行人民战争。帝国主义这只到处乱闯的野牛，终将在它自己点燃起来的人民战争的烈火中被烧成灰烬。[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指挥和领导着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工作，其作用是任何人无法媲美的。他不愧为这一“奇观”的设计师、这一“壮举”的领路人、这一“伟业”的创立者。正因为毛泽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独特的贡献，所以我们从反抗民族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意义上说：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在伟大抗日战争中所创立的伟业，将与江河长存、与日月同辉![李佑新主编《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4页。]

　　五、反对弱小军队去打正规战与运动战，主张将游击战术升级到战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以量变促质变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懂得了这一点，就能更深刻地领会人民军队的“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从而把这些原理原则更好地贯彻在战争和训练的实际行动中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实现广泛的军民团结，积极动员、组织、武装全中国人民，组成正义之师，发动人民战争。人民战争怎么打?战场在哪里?实行什么样的战术?毛泽东运筹帷幄，在战略策略上，不能按照敌人盘算且熟悉的套路出牌，而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拿“时下弱小但未来看好”的八路军与强大的日本侵略军硬杠，而是从长从宽计议，“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被教条主义者讥讽为“狭隘经验主义者”毛泽东的拿手好戏，就是游击战，与游击战相联系的建立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武装、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充分而灵活加以运用。关乎抗战的道术器用，毛泽东均成竹在胸，并自信地预言，胜利一定属于中国。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敌对势力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首创，“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它产生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大的发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少兵临大国，战线长而兵力分散，只能占领一些点(大中城市)线(交通要道)，敌占区内有很大空隙，这就造成了开辟敌后战场的客观条件。中国农村广阔，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敌人侵占的薄弱环节，这为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曾是毛泽东率先取得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有效经验。

　　在敌后发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采取诱敌深入等战术，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毛泽东自幼饱读古书，熟读经典，传统智慧运用炉火纯青，接受马列主义后，更是如虎添翼，锻造出杰出的军事艺术才能。 游击战从战术升级为战略。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的单独作战，担负着整个战争战略外线的作战任务，是外线战场也即敌后战场的主要作战形式。抗日游击战争是对正规战的配合，但不是一般的战役战术性质而是战略性质的配合，即从战略全局上去对抗日游击战争进行筹划和指导。 1937年8月22-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即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游击战由昔日的战术一跃成为而今的战略。当时的共产党军事将领普遍地难以理解战略方针的转变，普遍希望打运动战，以“树立声威，提高党与红军的地位”。彭德怀等同志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就明确表示异议，提出要以运动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多打大仗，打正规战争。“钦差大臣”王明回到延安后，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等一系列战略策略进行了批判，党内军内的重要领导纷纷附和甚或追随王明，毛泽东实际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自信真理在握，一方面坚持己见，耐心细致地做相关人士的说服工作，“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另一方面，在党中央企图与国民党合建根据地失败后[如我党于1938年6月曾与国民党第十军团军团长石友三议定过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但是蒋介石根据自己的需要将石友三从山东调往河北，以后石友三竟然投降了日军。在鲁南，我党也曾有过与张里元共同建立鲁南根据地的设想，同样失败。]，积极支持罗荣桓在山东、聂荣臻在晋察冀“单独”建立根据地，建立边区政府(被王明等人视为“破坏统一战线”)。不同于和平时期，真理可以被无休止地争论与论证，而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检验真理往往来得直接而迅速。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为配合友军作战，在平型关对日寇实施伏击战，史称“平型关大捷”。蒋介石异常兴奋，通电嘉奖，昭告全国全世界。“平型关大战打出了八路军的成风。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但是，毛泽东好像没有那么高兴，仅仅称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古人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叫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伤二千，叫损兵折将。“平型关战斗打得很艰苦，我军在和日军交手中犯了兵家之大忌：知己不知彼，低估了日军的战斗力。我军歼敌1500余人，自己也有千余人的伤亡。”[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38页。]伤亡很多是经过枪林弹雨、走过万里长征的经验丰富的指战员，只要条件许可(如在敌后实施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都能独当一面(拉起有规模的抗日队伍，成为一个方面或一个纵队的司令员)。林彪打仗很会算计，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照这样打下去，那1.5万人(115师全员)的老本要不了多久就会拼光。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军队实力以及战略策略的较量。在敌强我弱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被动防御的情况下，我军即使集中兵力再打几个胜仗，仍不可能阻止日军凌厉攻势，甚至可能会把力量微薄的八路军葬送掉。 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林彪总结说：“发展游击战在敌人后方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方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林彪《平型关战斗的经验》(1937年11月)]“毛泽东同志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上来，这是因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革命的武装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应当同敌人硬拼，否则必将使自己遭受严重的损失，使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只有实行游击战争，才能充分动员和高度发挥全民的力量，去同敌人进行斗争，才能在战争中壮大发展自己，消耗和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最后完全战胜敌人。”[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页。]领导115师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罗荣桓对于类似取得“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战斗胜利的指挥员说：“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作为一个指挥员，不能光靠一股猛劲，要学会掌握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你光知道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拼，把我们红军的老底子都拼光了，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啊!”[李维民，潘天嘉著《罗荣桓在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平型关战役后，共产党军队前线指挥员与中央军委、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趋于统一，即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通过建立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以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目的。[阎明《往事不忍成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并坚持到底，游击战由量变引起质变，积小胜为大胜。在晋察冀根据地，通过“县县歼敌”战术实现战略拓展，聂荣臻提出“每县每日歼敌一人”的消耗战策略，这个要求显然不高，数目不多，但是200个县日均消灭200名日军，月均歼敌约6000人，由此达成消灭相当于日军一个旅团的辉煌战果。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物资。‌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建立了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优异而显著的战绩，清楚地证明“空间换时间”战略的科学性，最终促成抗战胜利的全局性质变。

　　“我们党所建立的根据地，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依托这些根据地，我们党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坚持了长期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也是为准备全国胜利而进行的伟大演习的过程。在根据地里，我们办党，办政权，办人民武装，办群众组织，办工农业生产，办文化教育，办一切为一个地区独立生存所必需的事业。我们的根据地，实际上就是国家的雏形。”[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20页。]由小到大、由点及面成片的抗日根据地，是歼灭日本法西斯的战略基地、持久抗战的坚强阵地，也是与国统区独裁统治截然相反的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为全国人民树立了抗日、民主和建设的榜样;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政策、干部和思想等方面准备了条件。“抗日战争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奏。”“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这也是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政治主张的客观依据。

　　结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战场长期牵制日军94%的陆军兵力及60%的航空力量，日军在二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由中国战场造成，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中国抗战的正确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亿万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毛泽东为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多谋善断，很早就预见日本侵略，积极主张抗战，并要求做好物质与精神准备。试想，如果没有毛泽东积极推进并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唯共产国际与苏共指令是从的王明会将中国共产党以及统一战线引向何方?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及其所确立中国必胜信心，廓清迷雾，指点方向，中国抗战与中国人民走向何方?如果没有毛泽东主张积极动员、组织、武装中国人民，开展全面、全民族的人民战争，仅仅只有国民党所倚重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那会给中国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如果放弃毛泽东主张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没有将游击战从战术上升到战略高度，建立并拓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那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如何能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力量?凡此种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解放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8页。]没有毛泽东的卓越智慧与英明领导，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