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从废墟到新生的国运史
一位哲人曾说过: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壹
1949年10月,当开国大典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响起时,32岁的时传祥也许正蹲在北京崇文门外的一条胡同里,用粪勺往粪桶里舀着人粪。他不知道的是,17年后,这个新生的国家,会让一个掏粪工人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会让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会让他受到伟大领袖的亲切接见,会让全国人民记住他的名字。
那年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全国工业总产值仅140亿元[1],钢产量15.8万吨[1],还不如比利时一个小国家;人均 GDP 23 美元、为印度 2/3[2];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平均寿命35岁,新生儿死亡率高达20%[2];农业和手工业人口占90%,工业人口只有10%[3],仅有工业还是以轻纺、食品等消费产业为主,整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更要命的是,这个刚刚站起来的国家,面对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包围:美国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咄咄逼人,时刻威胁着这个诞生的新中国;而苏联虽然是老大哥,但处处要价,每一颗螺丝钉都要用农产品和矿物资源来换。
1949年的新中国,就像一个刚从病床上爬起来的巨人,浑身是伤,一穷二白,但眼神里,有一种叫做不服的东西。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三十年,这个国家要经历怎样的蜕变,又会创造怎样的奇迹。
贰
1950年,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纺纱车间里,19岁的裔式娟正在学习操作纺纱机。她是苏北农村来的穷孩子,手上还有冻疮的疤痕,但她有一双灵巧的手,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旧社会,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命运无非是嫁人生子,在贫困中度过一生。但新中国给了她另一种可能。
1951年,裔式娟创造了皮辊纺单班看管900锭的全国纪录,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意味着一个女工可以顶三个人用,意味着中国纺织工业的效率提升了三倍。
1952年,她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2岁的她站上了全国劳模大会的主席台。
那年,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23岁的农村姑娘申纪兰正在试验互助组;在河南安阳,时任中共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杨贵,正在研究水利建设;在北京,时传祥加入了崇文区清洁队,开始用新式粪车代替粪桶——这些名字,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195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349亿元,是1949年的2.5倍[1],增长的速度令人喜出望外。
那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41岁的钱学森正在准备回国的行李,他不知道,美国移民局会扣留他整整五年。
叁
1953年1月,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
这是一个疯狂的计划:要在五年内,其中包括建设156个重点工程项目,涉及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等各个领域,总投资766.4亿元,其中基建投资427.4亿[4]——这几乎是当时国家一年财政收入的两倍。
钱从哪里来?
苏联的援助只是杯水车薪,更多的,只有靠自己。
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勒紧裤腰带搞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开始了。
1954年,是鞍钢工人们开始在探索先进管理方法上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的一年。正是这些伟大工人的实践积累,在六年后创造了享誉海内外的鞍钢宪法,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也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这个在后来被西方管理学界研究了几十年的管理模式,诞生在一个刚刚建国十一年的国家。
1955年,在北京,时传祥改进了团队协作的工作方式和设计了新式粪桶,从而解决了老城区居民倒粪难的问题,他的事迹被写进了小学课本。
一个掏粪工人,成为了全国的榜样。
这在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
1955年10月,被美国扣留了五年的钱学森,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轮船。他曾说: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
那年,钱学森44岁,他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主持的两弹一星工程,会让新中国在十年后,拥有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
肆
1956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份。
这一年,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中国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汽车;这一年,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飞成功,中国人终于飞上了蓝天。
但1956年,也是暗流涌动的一年。
苏联的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动乱,而西方世界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开始推行了和平演变的非暴力渗透战略。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由于身处一线领导们以官办运动的形式,造成扩大化,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中国的政治气氛开始变得紧张。
但在基层,建设的热情依旧高涨。
1956年,在大庆油田的勘探现场,33岁的王进喜还在玉门油田当工人,他不知道,三年后,他将要带领队伍,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用身体搅拌泥浆,打出大庆第一口油井。
1957年,在河南林县,杨贵在中共林县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口号。而两年后,他更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在太行山上修一条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林县来,解决全县人民的吃水问题。
这个计划在后来被称为红旗渠,被称为人工天河。但在1957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它仿佛就是一个疯狂的梦想。
1957年,中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04亿元,是1952年的2.28倍[1],这个增速超出预期。
同时,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这一年正是这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飞跃时刻。
让我用一位伟大哲人的思想来说明:质变是从量变开始的,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但是“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
而这些质变的因素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刻就孕育了。也就是说,那一切的蜕变,一切预示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早已在灿烂的阳光下进行中了。
但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这段过渡时期,我们伟大的人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伍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
这是一场充满激情和压抑的运动。
在北京,时传祥带领清洁队参加了除四害运动,在上海,裔式娟带领工人们创造了日班看管1200锭的新纪录,在农村,陈永贵带领大寨村的农民,开始了战天斗地的改造。
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
大跃进带来的,不是人们所期待的跃进,而是后退。
身处一线的领导们,不断煽风点火,让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成风,农村的粮食被大量征收,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无奈的时期。
但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些事情,依然在坚持。
1959年9月,大庆油田打出了第一口油井,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创造了一个月进尺达到了5009.74米的全国纪录,他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庆油田!”
1960年,在抚顺机械厂,22岁的雷锋入伍了,他在日记里写道: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两年后,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4岁,但他的名字,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符号。因为雷锋精神归根结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1962年,在河南兰考县,39岁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上任了。兰考是一个重灾区,风沙、盐碱、内涝,三害肆虐,全县36万人口,有一半在逃荒。
焦裕禄拖着病体,带领干部群众治理三害,他在日记里写道:
“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这里。”
两年后,焦裕禄因肝癌去世,年仅42岁。他去世时,肝部被顶出了一个窟窿,那是他用钢笔顶着疼痛工作留下的痕迹。
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上,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刻,全世界都震惊了。
一个刚刚经历了三年大饥荒的国家,一个被西方世界封锁了十五年的国家,居然造出了原子弹。
在北京,钱学森和他的团队相拥而泣,他们知道,这颗原子弹,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中国从此有了保命的资本,意味着,中国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真正地挺直腰杆说话,也验证了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说过那句令人振聋发聩的话:
“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句话,将永远激励着这个国家一代又一代的人。
从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五年时间,中国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了西方国家需要十几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吹响了中国人探索浩瀚星空的号角。
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端。
但这些辉煌的背后,是无数人的牺牲。
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有多少科学家和工人,在辐射中默默奉献;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有多少航天人,在戈壁滩上度过了青春年华。
他们的名字,许多都不为人知,但他们的贡献,铸就了中国的脊梁。
柒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
这是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运动,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陈永贵是贫农出身,在60年代初,大寨闻名全国,随后在全国推广他的大寨经验,他从此被推上了政治舞台,直到成为了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从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到1975年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李素文从儿童团长做起,到人大副委员长,那时她每月工资62元,是高级干部中的“穷人”,却非常满足;邢燕子,立志要“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楷模,在1973年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这是一个大多数底层人民翻身、当家做主的年代。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中国的工业建设,依然在砥砺前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
1970年,成昆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穿越地震带,工程难度世界罕见。
1972年,屠呦呦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拿到了青蒿素单体结晶。从此,青蒿素正式被发现,拯救了亿万人的生命。43年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诺奖。
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杂交水稻,中国人的饭碗,终于可以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
这些成就,都是在文革时期取得的。
1975年,完成了宪法的修订,而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同时,人民享有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它们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而完成这部伟大宪法的修订,是靠什么呢?
是靠劳动人民团结的力量。
因为在第四届人大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比为67.95%,其中仅工农占比高达51.1%[5],成为历史之最。
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刻,而这一时刻,代表着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终结。
正如一位曾经长眠在朝鲜战场上的青年战士所言:
“翻身是广大群众的翻身,而不是几个特殊人物的翻身。”
同时,也是延安“窑洞对”中历史周期律答案的实践。
这是人民参与治国理政方面,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虽然在理论上形成了制度,但这个来之不易的制度需要人民不断去实践和升华。
但是,在七年之后,曾经这部被誉为劳动人民的75宪法,却又被全面修订,删除了人民所享有的四大自由,并取消罢工自由条款。游行示威虽未被宪法直接取消,但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法》进行规范管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制度是需要人去执行,参与其中的人变了,那些制度就随之而变。而劳动人民曾经以为宪法赋予了他们权利,就会一成不变;却不知这些权利,只有靠自己在现实性的社会中不断地斗争才能持续存在和发展。
捌
1976年,是令中国人民悲痛的一年。
因为三大伟人相继去世: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7月28日;9月9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同年,在中华大地发生了令世人惊骇的唐山大地震,造成了24.2万人遇难。
整个国家沉浸在悲痛之中。
但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中国终于迎来所谓“拨乱反正”的曙光。
1977年,高考恢复,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这又是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另外的一面。
那年,李素文已经淡出了政治舞台,早已回到了家乡沈阳,组织上安排她到市糖果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那年,裔式娟已经49岁了,她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但她知道,一个似曾相识的时代要来了;那年,钱学森已经67岁了,他主持的两弹一星工程,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三个能够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那年,陈永贵还在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上,但他知道,自己心意归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980年,他主动辞职,回到了大寨村。
玖
1979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又恢复了小生产者的身份,多了一个农民工的标签;这一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被设立为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大门,正式打开。
对于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一个私有化改造、饕餮盛宴的时代悄无声息地来了。
同时,这一年发生了中国知青的大返城,一场长达27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落下帷幕。此后,邢燕子的名字便在媒体上销声匿迹了。
从1949年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
这三十年,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步建立起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三十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5.8万吨增长到3448万吨[6],增长了218倍;这三十年,中国的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增长到2820亿千瓦时[1],增长了65倍;这三十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68岁,文盲率从80%下降到23%[2];这三十年,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有了自己的汽车、飞机、轮船,有了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红旗渠。
这三十年,也是中国打下工业基础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三十年,是中国真正开始站起来的三十年。
拾
回想起那个无数劳动人民翻身的年代,无数人的命运早已与国家的命运凝结在一起。
历史如同长河,滚滚向东而去。
这让我明白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意义。
而时传祥、裔式娟、王进喜、焦裕禄、雷锋、钱学森、陈永贵、吴桂贤、邢燕子和李素文等人,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英雄,他们代表着那个时代无数的、默默无名的劳动人民。
他们才是新中国国运昌盛的动力所在。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注释
[1] 明星.经济学家献礼新中国70华诞——《新中国70年经济学总结报告》发布[J].中关村,2019,(10):86-89.
[2] 郑有贵.新中国70年对既有发展趋势的突破和历史性演进的跨越发展[J].宁夏社会科学,2019,(06):5-11.
[3]郑有贵.新中国75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J].江西社会科学,2024,44(11):57-66+207.
[4] 高梁,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回顾(1952-1970)
[5] 王开锋.人大代表构成问题研究[D].中共山东省委党校,2017.
[6]《国内外钢铁统计(1949—1979)》,冶金工业部情报研究总所技术经济室编著,1981年经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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